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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念我们的父亲王尽美烈士
王乃征 王乃恩
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一重要的时刻，我们无限怀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的父亲——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同志就是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一个。
父亲原名王瑞俊，一八九八年六月十四日出生在山东省莒县北杏村（现属诸城县）一个佃农家里。他二十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从此逐步接受革命思想，并和邓恩铭、鲁伯峻等同志一起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他和邓恩铭同志代表山东省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到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同志。从此，父亲和毛泽东、董必武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后来，父亲除了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处工作一段时间外，一直主持山东省党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一月，父亲和邓恩铭同志代表中共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聆听了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指示。这些指示对党的“二大”制定自己的纲领和任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底，父亲不幸得了肺结核病。在他刚刚度过二十七岁生日的时候，就结束了他那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苦难的童年，强烈的革命愿望
听祖母讲：父亲的童年是在困苦中度过的。在他很小时，祖父就去世了，扔下了曾祖母、祖母和他这个刚刚懂事的孩子。一家三口孤苦伶仃，种地主的地，住地主的房，打下的粮食被地主拿去大半还不算，祖母还要去给地主白帮工，冻馁相间是他们的唯一报酬，只有父亲才是这两个可怜的老人的唯一安慰。富人的花天酒地和穷人的牛马生活深深刺痛了父亲那颗幼小的心灵。他常常向祖母提出一个问题：这个世道为什么这么不平等？祖母总是含着泪回答：这是我们“命”不好哇！是“命”在作怪吗？为什么不把“命”换一换？从此父亲就痛下决心，一定要改一改自己的“命”。
父亲自幼聪慧，对啥都要问个为什么，而得到的回答往往不能使他满意。他多么想读书啊，也许读书可以改变“命”吧！但，祖母对于这个可怜的孩子的请求，只能是痛哭之后摇摇头。难道她们不希望父亲成个人、换个“命”吗？父亲是她们唯一的希望呀！可是，这个家活“命”已属不易，哪里还有钱读书呢！可事情也有偶然，在父亲八岁的时候，地主“见山堂”家有个叫祥孩的九岁孩子想找一个孩子陪他念书，祖母听说了，真是喜从天降，马上把父亲送去了。父亲深知学习之不易，因而刻苦攻读，学业经常比地主的孩子优异得多。后来地主家的孩子病死了，地主就说是父亲的穷“命”给“妨”死的。这给幼年的父亲以极大的羞辱和刺激，更激发了他的阶级仇恨。因此，他下决心一边劳动一边自学。他劳动是很卖力的，只要是力所能及的活，不管家里、田里的都尽力去干，成了祖母的得力助手。父亲劳动之余，就挤时间读书。他很赞赏古人“铺沙练字”和“凿壁偷光”的精神，暗地效法。他读完了当时他可能读到的书。拚命的劳动，也只能减轻一些祖母的负担，却丝毫改变不了这个“穷”命。他给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富人不干活还是富，穷人读了书还是穷，这是为什么？
父亲二十岁那年已经和母亲结婚了。由于有母亲到田里劳动和照顾二位老人，他就决定外出求学，寻求真理。
把全部精力献给革命事业
一九一八年秋，父亲带着家里给他凑集的一元钱路费，到济南考入了有官费津贴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然而，在省府的学堂里，他只能成为一个成绩突出的优秀生和以“爱众”出名的好学生，却不能找到改变命运的真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北洋军阀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唤醒了有识之士，中国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父亲做为一师北园分校的代表，拍案而起，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特别是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这就使父亲的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他认识到穷人所以“穷”，是阶级压迫造成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革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命”，革掉统治阶级的“命”，才能把穷人从悲惨的命运中解放出来。父亲逐渐变成了一个异常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宣传群众，父亲发挥了自己的全部才智，成为一个卓越的宣传家。他学会了画宣传画。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父亲在济南组织了一次大型马克思诞辰纪念会。他除了写传单做演说外，还画了一张一米多高的马克思炭画像。有人回忆说画得很象。父亲还是个富有风趣的人，在演戏上表现了特殊的才能。有一次，他在一出反映盲人悲惨遭遇的戏中扮演盲人，简直和真盲人无二，观众无不拍手叫绝。父亲对一些乐器也很精通，在莫斯科开会时，有一天他到公园玩，吹起随身带来的横笛，悠扬的乐曲吸引了热心的游客，大家把他围在中间翩翩起舞。他还经常教群众唱自己编写的歌曲。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一首他“五四”时写的歌：“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到身边，日本强盗似狼贪，硬立民政官，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嗟我祖国，攘我主权，破我好河山”。
父亲讲起话来很幽默，是个演说家。一九二四年春，他在济南趵突泉外遇到了几个宣传基督教的男女，便立即召集几个同志在不远的地方进行针锋相对的宣传。他雄辩的口才，深入浅出的道理，使听众大受教益。大家激奋异常，奔走相告，第二天听的人更多了。最后一天，父亲登上岳王庙对面的戏台上讲演，打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的长幅标语，台下听众水泄不通，达五千多人。甘心充当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的传教士们，竟无耻地用吹吹打打来扰乱听众，然而，父亲的讲话还是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父亲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群众觉悟，把很大精力投到办报上。他先后主办过《励新》、《山东劳动周刊》、《现代青年》、《晨钟报》、《十日》等。父亲是这些报刊的主编，很多重要文章和社论都是他亲自写的。这些报刊有的风行全山东，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是全省政坛上最有权威的报刊。
父亲为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献出了他短暂的一生。一九二二年八月，他被派往北方铁路工运重点地区山海关做工运工作。他以冶铁徒工为掩护，组织起“山海关京奉路工友俱乐部”，继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之后，领导了北方路矿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贯彻党的“三大”所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父亲和毛泽东、李大钊等同志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十月，由于工作过度繁忙，加上生活条件低劣、营养不良，父亲感染了肺结核病。但坚强的革命意志使他没有倒下，在大口吐着鲜血之后，用清水漱一漱口，又奔波在济南、青岛之间。冬天，他的身体已经极端虚弱了。这时孙中山先生委派他做特派员。他为党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以孙中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机会而万分高兴，挣扎着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一九二五年一月，他在出席了党的“四大”之后不久就病倒了。他怕给组织上添麻烦，就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回家养病了。
尽管祖母和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也难挽救病入膏肓的父亲。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是：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战友！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战场！我们清楚地记得，当时父亲用两只无力的手拚命握着我们兄弟俩的小手摇了摇，在祖母和母亲的哽噎声中离开了家……。哪里想到，那一次竟成了生离死别！
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因忧困交迫，也与世长辞了。家里剩下了曾祖母、祖母和我们兄弟俩，生活之凄苦是可以想见的。若不是党对烈士家属的关怀，我们不敢设想怎能度过那漫漫的长夜！
党和毛主席对烈士的关怀
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全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刻，为怀念革命烈士，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作出建立英雄纪念碑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同志专门把参加会议的山东代表马保三同志找去，语重心长地讲，革命胜利了，不要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应当把王尽美和邓恩铭同志的情况搞清楚，应当收集烈士的遗物。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山东省委把祖母接到了济南。这位在旧社会历尽了千辛万苦的老人，在党的关怀下，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同志去山东视察工作，曾经向省委领导同志提到：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老母亲现在还活着，要好好养起来。如果你们养活有困难，就送到中央组织部。后来，省委的同志把毛泽东同志深情的嘱咐告知祖母和我们全家，大家都十分感动。
一九五八年，山东省委将父亲的坟从老家迁到济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毛泽东同志亲笔为纪念塔题写了“革命英雄纪念塔”七个大字。
一九六一年，董必武同志去武汉途经济南，曾经做了一首《忆王尽美同志》的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可见毛泽东同志、董必武同志和王尽美同志的革命情谊是深厚永存的。
我们家乡的党组织为了纪念王尽美，在烈士诞生地建起了“王尽美烈士纪念馆”，还派人向我们弟兄俩收集资料，并邀请我们参加开馆典礼。没想到这也触犯了“四人帮”的帮规，他们一不准参加纪念活动，二不准提供遗物资料，特别令人气愤的是竟然给纪念烈士的活动定性为“树碑立传”，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诬蔑。
一九七六年十月，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驱散了祖国上空的乌云。我们深感：胜利来之不易，未来的战斗也将是艰苦的。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承先烈的遗志，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德，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征中，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献给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壮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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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要认真做好统计工作
董太
建国以来，我国统计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十几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统计工作严重削弱了。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下，必须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统计无用”论的流毒，坚决反对弄虚作假的坏作风，认真做好统计工作，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充分认识统计工作在
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深刻地指出：社会经济统计是“社会认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列宁全集》第16卷第431页）十月革命后，列宁对统计工作从理论上又作过许多重要论述，强调“为了从事实际工作，我们必须掌握数字”，并要求把统计部门建设成为苏维埃国家日常工作的“分析机关”和“实际助手”。毛泽东同志也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和统计工作。他把“胸中有‘数’”规定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一，要求“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并一再告诫我们，如果不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一切都胸中无数，而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就不能不犯错误。
统计工作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经济越发达、越是现代化，统计工作越重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统计，就是了解客观实际情况，研究客观经济规律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统计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统计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依据。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家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来制定计划，并通过计划对国民经济实行管理和指导。而计划的制定离不开准确的统计。统计要为制定计划提供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准确地、及时地、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比例关系和人力物力财力情况，使计划建立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如果没有准确的统计资料，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计划，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第二，统计是对国民经济实行科学管理的重要工具。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必须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实行经济核算制，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衡量经济效果，需要运用各种指标，取得各种数据，把生产的实际成果和各种消耗统计清楚。这就是要把产量、品种、质量、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资金占用率等等，统计清楚。弄不清这些数据，就无法实行经济核算和检验经济效果，对国民经济的科学管理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统计是对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的重要手段。在计划执行过程中，统计部门要准确地、及时地提供统计资料，坚持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反对弄虚作假；一分为二地反映情况和分析问题，肯定成绩，揭露矛盾；对生产、流通、分配、积累、消费等情况实行严格的统计监督，保证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利益的统一；维护财经纪律，同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列宁特别重视监督的作用，指出：只有做好计算和监督，只有建立极严密的组织和加强劳动纪律，我们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上述这一切说明，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对统计工作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越是现代化，越要求提供大量的统计数据；越是现代化，越要求把数字搞得准确及时。因此，统计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紧紧围绕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供必要的、质量比较高的统计资料，并做好经济的分析研究工作。
坚决维护统计数字的真实性
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是统计工作的生命。当前，许多统计数字不实，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大障碍。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的统计工作比较正常，统计数字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统计数字也随着出现严重浮夸。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对统计数字真实性的破坏更为严重。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逐步得到恢复，多数地区、部门和单位注意了维护统计数字的真实性，但有些地方，在统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现象还继续存在。
统计数字不实，突出的有两种情况：一是为骗取荣誉而虚报；一是因本位主义而瞒报。例如，农业数字，有些地方为搞假“大寨县”，用各种手法搞浮夸，搞假“过河”、假“过江”。有的瞒报耕地面积，搞“帮忙田”、“压亩上纲”；有的下边报的产量不符合自己的要求，就“拔大葱”，甚至有意篡改统计数字；有的自上而下摊数字，派产量。有的知名的先进县，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也弄虚作假，一连几年谎报产量。关于工业数字，有些单位为搞假“大庆式企业”，用各种手法谎报产值产量。有的企业搞假“开门红”、假“双过半”（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有的企业把不配套产品算作配套，把不合格产品算作合格；有的企业产品亏了吨不扣除；有的企业任意提高产品计算价格。有的部门任意改低历史最好水平，降低产品质量标准，夸大成绩，虚报完成国家计划。关于物资数字，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少报短线产品的产量，瞒报紧张物资的库存量。关于职工人数，不少地区、部门和单位超计划用工不如实上报，造成全国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劳动生产率等严重不实。有的地方甚至搞两本账，对上一套，对下一套。
有些人还制造种种借口，为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辩护。
一曰：“统计要为政治服务”。社会主义统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保证统计数字的真实性。离开了对客观情况的正确反映和统计数字的真实性，统计资料就会给人以假象，甚至掩盖违法乱纪的行为，哪里还谈得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二曰：“不按我的意见报，就是不服从党委领导”。统计工作应当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党委要教育统计人员深入调查，尊重客观，实事求是。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凭个别领导人的意见，说什么数，算什么数，不准如实反映情况，这就违反了党的原则，根本不是什么党委的领导。
三曰：“不报完成计划，就是否定先进单位的成绩”。有无成绩是客观存在，有成绩否定不了，无成绩而“制造”成绩也经不起检验。以假作真，冒充先进，不仅不会给自己增添光彩，而且会给自己造成被动，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三害国家。
四曰：“上报的统计数字达不到各项经济指标，就会得不到奖金，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靠谎报统计材料获得奖金，这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行为。它违背事实，掩盖企业管理中的问题，不仅不会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会助长歪风邪气，挫伤群众扎扎实实搞增产节约的积极性。
有些单位领导人利用上述种种借口，谎报成绩，不仅扛上了“红旗”，在报纸上受到表扬，还得到了提拔重用。更有甚者，有些单位领导人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这种歪风邪气不坚决刹住，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就不能恢复，广大统计人员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统计工作就搞不好。
统计数字要真实，这是对统计工作最起码的要求。而维护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是各级党委、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和广大统计工作者的共同职责。列宁强调：经济部门的职责就是“经常而及时地提出真实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0页）斯大林说过：“中央统计局应该提供不受任何偏见影响的客观材料，因为使数字适合于某种偏见的企图是一种带有刑事性质的犯罪行为。”）（《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2页）毛泽东同志也一再指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我们共产党不能靠说假话吃饭，而是靠科学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近三十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统计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为了做好统计工作，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一定要把搞准统计数字当作一个突出任务来抓。要继续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坚决纠正弄虚作假的现象。要扎扎实实地搞好统计的基础工作。企业和农村社队，要建立健全计量工作、原始记录、基层台账、班组核算等项制度，使统计数字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基础上。各级党委要加强思想教育，认真审核统计数字，不能搞上下两本账。对于虚报的、瞒报的行为，统计人员要坚决抵制，并有权向上级反映、揭发，任何人不得阻挠，更不准打击报复。打击报复的要受处分以至法律制裁。对于维护统计数字真实性作出贡献的人员，要给予表扬和奖励。对由于坚持如实上报统计数字而遭受迫害的同志，要落实政策，彻底平反。今后，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严肃统计纪律，切实保障统计人员的工作职权。
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客观性，必须建立在统计工作的科学性、统一性的基础上。要把大量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用数字反映出来，就必须有一套科学的制度和方法，按照全国统一的指标、统一的计算方法、统一的口径范围、统一的报送时间来进行。如果破坏这种统一性，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每一个人各行其是，这样汇总出来的统计数字，就不可能准确地反映客观经济现象，因而也是没有用处的。有些统计数字不准确，与我们没有一套统一的、科学适用的统计制度和方法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加强统计工作，还必须维护统计制度的统一性，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统计理论，研究外国的先进经验和科学统计方法，提高统计工作的科学性。
在统计工作中要反对烦琐哲学，防止滥发报表。考虑到我们的具体情况，目前统计报表可以采取简单一点、准一点、快一点的原则。搞简、准、快，不要搞繁、难、慢。因为繁了就很难，难了就很慢，而且不容易做到准，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各种现代化的统计条件具备了，再搞细一些，从简到繁，较为妥当。
统计工作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离开党的领导就寸步难行。因此，各级党委要从思想上重视统计工作，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目前迫切需要加强统计机构，充实和培训统计人员，尽快建立起一支又红又专的稳定的统计队伍，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相信，只要各级党委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发挥广大统计人员的积极性，统计工作一定能搞好，一定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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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报刊论文介绍
《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作者志纯、学盛。本文论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概括地指一切文明民族在其历史初期都曾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即原始社会。这一生产方式决不因有“亚细亚”之名而为亚洲所特有，而是一切文明民族在其历史初期所共有。（载《世界历史》第二期）
《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 作者朱寰。文章对《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一期上严中平对哥伦布评价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对哥伦布不应持全盘否定态度。哥伦布的远航和发现美洲大陆，不应简单地看作是个人“黄金狂”所驱使的行为，而根本上应看作是历史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促使世界经济关系向前发展。（载《世界历史》第二期）
《试论我党“八大”的伟大历史意义》 作者黎洪。文章分析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论证了这次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批驳了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对“八大”的全面攻击和恶毒诋毁。 （载《历史研究》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