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
邓副委员长阐述我内外政策
新华社东京四月十一日电 邓颖超副委员长今天下午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为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讲话，受到八十多名日本记者以及其他国家驻东京记者的热烈欢迎。
邓副委员长首先对日本新闻界的朋友们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做了大量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她说：“中日两国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友好交往中，互相学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去年八月，我们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十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贵国，两国政府互换了条约批准书，宣布了条约正式生效。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条约的缔结不仅为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使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而且正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让我们继续为维护这一条约，认真执行条约的各项原则而共同努力。”邓副委员长在谈到台湾归回祖国问题时说：“今年一月，中美两国又发表了建交公报，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不少日本、美国的朋友关心台湾的前途。台湾问题曾经是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障碍，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从而为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当然，至于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方式，那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就我们的愿望来说，我们完全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有利。但是，这不能由我们单方面决定，因此，我们不能只讲和平方式，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那样做，只能使和平解决更为困难。我们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一再申明：在解决我国统一问题的时候，将尊重台湾的现状和现行制度，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方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也不影响外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为了增进同台湾同胞之间的相互了解，我们还提出了祖国大陆和台湾的同胞自由来往，直接接触，通商、通航、通邮等各种建议。这些政策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我们深信，它一定会为台湾人民所欢迎，也一定会得到各国人民和一切关心这一问题的朋友们的同情和支持。”
邓副委员长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也有一些朋友担心是否会影响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我愿在此真诚地告诉大家，我国已经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现在我国局势稳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正积极努力，为此而奋斗。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同各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政策也是不会改变的。中日之间有着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有利条件，中日经济交流与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尽管一时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诸位可以放心，请勿疑虑。”
她强调说：“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各种友好交往成倍增加。年初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回国途经日本，又一次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最近两国的首都北京和东京结成了友好城市，为首都人民的友好合作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五月份廖承志同志将乘坐中国第一艘友好之船访问贵国各地。我们热烈地期待着欢迎大平首相尽早访华，华国锋总理也已决定应邀访日。两国政府还就交换留学生达成了协议，并且正在酝酿签订科技和文化协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前景！”
她说：“中日两国人民都热爱和平。中国人民过去饱受战争的祸害，我们不希望打仗。我们也充分理解日本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我们坚决支持日本全民族团结起来，把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努力延缓世界战争的爆发。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霸权主义者总是到处伸手，企图把战争强加在人们头上，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我们必须充分看到这种危险，经常向世界人民说清楚存在这种危险性，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打乱霸权主义者的战略部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殷切希望日本舆论界的朋友们，将此引为己任，多做工作。中日两国都有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但我们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不少共同点。我们深信，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不断获得新的发展，中日两国一定会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第4版()
专栏：
边防英雄战士的心声
青年朋友，每当你读到自卫还击战的英雄事迹的时候，你一定是浪涌心潮，深怀敬意，思念着我们正义之师是些怎样的英雄组成的。我带着这种无限崇敬之情，来到广西前线边防部队某团二十连。这是个五战五捷的英雄连队。十四天的战斗，他们连续攻克敌人六个高地，赶走了入侵我广西宁明县板兰地区一个营的越南侵略军，歼敌八十九名，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全连荣立集体二等功。
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为了保卫边疆，我们有的战友英勇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些可亲可敬的英烈，除了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胜利的捷报，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可贵的东西呢？在烈士们出征的地点，我翻看着他们的遗物。在许多烈士的背包里，都留下了一封以不同形式给不同对象写的遗书。这一封封遗书啊，就是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党的赤胆忠心。请你们记住这倾注青春热血的一字字一句句：
一封未发出的家信
七班战士刘安荣，是湖南汉寿县人。攻打那行地区四号高地时，他在敌人密集火力封锁下，奋不顾身抢救负伤的战友唐明朗，不幸胸部中弹牺牲。在他出征的背包里，我们发现了他一封未发出的家信——双亲大人：
我们马上就要出征了。同志们正忙着打点行装。因为从来信知道，你们有点为我担心，所以我要抓紧时间写这封信。
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战争是要流血的。我在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就教我读过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战斗胜利的时候，如果你们万一接到我的烈士证明书，望你们千万不要难过，不要悲伤；要为你们的儿子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因为你们的儿子能和胜利站在一起，为祖国人民出了一口气，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光荣。
现在，祖国南疆的稻田已经灌满田水，边境地区的社员正使牛下田了。正是为了保卫他们和平地生活，不，也是为了保卫你们，保卫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祖国，我们要迎着枪弹去出征。在班务会上，我们都表示了决心：出发的时候，要昂着头，挺起胸，大步奔向战场……
亲爱的爸爸妈妈：孩儿相信你们是坚强的。不坚强，去年就不会送我来当兵。战士是宁可流血不流泪的，战士的父母更不要流泪……
出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儿有很多话要对你们讲。……请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你们的儿子 安荣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
最后一份入党申请
共青团员、一班副梁同养，在攻打板兰二号高地时，冲在最前头，为部队开辟通路，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在他留下的日记本上，我们看到他最后的入党申请——敬爱的党支部：
战斗中牺牲常常是很突然的。我担心在我牺牲的时候，不能留下我的遗愿，就写这封信作为最后一份入党申请。
由于我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当兵四年还不是个党员，我辜负了党对自己的培养……现在，战斗就要打响，我终生遗恨就是不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奔向战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
我知道，如果我不幸牺牲，就再不能接受党的考验。我恳切地请求党支部能根据我在这次自卫还击战中的表现审查我。够条件的话，就在我的墓碑上用红笔写下六个字：中国共产党员……
您的战士 梁同养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两块一毛钱党费
三班烈士莫纪朋，在自己经常学习的党章里，夹着一个洁白的信封，里面装了两块一毛崭新的人民币。在党章的最末一页白纸上，他留下了一段给战友的遗嘱——不知名的好战友：
当你打开这本党章，发现这两块一毛钱的时候，请代我把它交给党吧。一毛钱是我三月份的党费，剩下的两块钱是我以后二十个月的党费。因为我相信，为革命而死，我的政治生命是不会停止的。所以我要继续交纳党费。
在战斗中，只要胜利需要，我是什么都舍得的。流血，我舍得；牺牲，我也舍得。唯一舍不得的就是我的政治生命。我请求党组织在我牺牲以后，永远也不要把我的名字从党员队伍中抹去。
好战友：一定要代我告诉党啊！向你致以最后的敬礼！
中共预备党员 莫纪朋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读者们，读着这一封封真挚赤诚的革命遗书，你想到些什么呢？！哪一个战士没有父母兄妹？没有家庭幸福？可他们在出征前没有一个是嘱咐办自己的私事，他们想到的只是党、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战士啊，思想是那样的纯洁无瑕，胸襟是那样的宽阔无垠，青春是那样的壮丽夺目。我们伟大的军队就是由这样千千万万的钢铁战士组成的。革命烈士的血，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胜利向前；他们的崇高思想，是我们新一代青年最美好的品质。
广西军区宣传部文化处 肖允康
第4版()
专栏：
党中央批准中组部、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决定
为白银公司错案彻底平反
据新华社兰州四月四日电 新华社记者郗永年报道：在“四清”运动中曾经通报全国的所谓“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事件，现已查明是个错案。
最近党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为这个错案彻底平反。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在一九六○年部分建成投产的大型联合企业。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个公司在组织生产和干部生活特殊化等方面出现过一些缺点。一九六三年开展“四清”运动时，“四清”工作团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抓住这些缺点无限上纲，把这个公司定为“被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原甘肃省委常委、甘肃省副省长黄罗斌同志在公司筹建之初任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一九五八年就已调离白银公司。工作团在向党中央写报告时，为了找一个所谓的代理人，就硬把黄罗斌同志说成是这个
“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祸首”。后来，这个事件被通报到全国，从此，白银公司成了闻名全国的“和平演变”的典型。这件错案影响到白银公司上上下下几百名干部、群众遭到打击和迫害。
最近，白银公司召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大会，公开宣布平反，推倒加在黄罗斌、李子奇、常耀华、崔国权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撤销对他们原来所作的处分，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厂籍和原工资级别，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
平反这一错案，深得人心。白银公司的广大干部、群众高兴地说：党中央搬掉了压在我们心上多年的大石头，现在我们能够安心搞生产了。
第4版()
专栏：
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成立
新华社北京四月十一日电 为了加强外汇管理工作，经国务院批准，最近成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直属国务院领导，负责制订外汇管理法令，统一管理国家外汇，对一切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支进行检查监督，并做好外汇收支的计划平衡工作。
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将在工作量大的省、市、自治区重要口岸设立外汇管理分局。未设分局的地方，外汇管理由中国银行负责。
第4版()
专栏：
中国银行总行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新华社北京四月十一日电 为了充分发挥中国银行的职能作用，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更好地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国务院最近批准中国银行总行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银行是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统一经营全国的外汇买卖业务；办理一切贸易和非贸易外汇的国际结算；有计划地组织外汇资金，办理进出口信贷工作；贯彻执行侨务、侨汇政策，增加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汇收入，为国家积累外汇资金。
中国银行总行在外汇业务工作量大的口岸和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除已在伦敦、新加坡和香港设有分行外，将在卢森堡及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建立机构。
第4版()
专栏：
延安各界为“四·八”烈士扫墓
新华社延安四月十一日电 延安地区、延安市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群众、青少年，四月八日前往“四·八”烈士陵园献花圈，纪念“四·八”烈士殉难三十三周年。
“四·八”烈士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的。他们当中有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以及贵州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等。
全国解放以后，党的组织部门用全国共产党员的八十万元党费，修建了“四·八”烈士陵园。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陵园遭到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王若飞等同志恢复了名誉，重新修建了“四·八”烈士陵园。从去年起，延安各界恢复了每年四月八日的纪念活动。
今年，前往扫墓的各界群众在烈士墓前默哀、献花圈，并且在烈士长眠的山上栽种了松柏树。延安市一些中小学的青少年，也在“四·八”烈士陵园举行了团日队日活动。他们在烈士墓前听取了“四·八”烈士生前革命事迹的介绍，决心当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第4版()
专栏：
实事求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衡阳地区大批被开除和劝退的中小学教师重返教育工作岗位
编者按：衡阳地委分析了前一时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展缓慢的原因，排除障碍，迅速解决了拖延多年不得解决的问题，使大批教师归队，充实了教师队伍，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这种实事求是、雷厉风行的作风，是大有利于安定团结、大有利于加快实现四化的。
湖南衡阳地委和有关部门大刀阔斧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大批中小学教师重返教育工作岗位。到去年年底为止，全区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开除和“劝退”的二千一百五十四名中小学教师，经过认真复查，已决定收回一千七百五十二人，其中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重返教育工作岗位。其他因各种原因不能继续任教的人也作了妥善安排；本人已去世的，对其家属进行了抚恤。
粉碎“四人帮”以后，衡阳地区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但是，由于存在着一些障碍和阻力，一段时期内工作进展迟缓。
阻力往往来自过去的办案人。他们中有些人私心杂念严重，怕否定了自己，有不少顾虑和成见。针对这种情况，衡阳各级党组织注意加强对老办案人员的思想教育，同时采取新老办案干部相结合的办法，实事求是地处理积案。衡山县祝融完小原校长李培植，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家庭，文化大革命中说他“隐瞒富农成份”，被开除回家。复查时发现，李培植的成份是根据解放初期的“农业税分户册”定性的。但是经过新老办案人员合作进一步调查，证实所谓“富农”成份系当时造册誊写之误，从而使李培植的成份问题得到澄清。
对于少数过去参加办案，现在阻碍落实政策的人，也采取了必要措施。衡南县一中原副校长王成，仅因为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加上所谓“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这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曾参与王成问题的处理，现在又迟迟不肯恢复王成的党籍，主管部门负责人多次做工作，他都顶牛。为了排除落实政策的阻力，县委果断地把他调离，使这个学校的积案得到顺利解决。
落实政策的速度缓慢，还在于层次、关卡太多。过去有的县解决一个人的问题，要经过学校、公社、区委、县文教局、法院、宣传部、组织部、县委常委等七、八道关，
“卡壳”、“踢皮球”的现象很严重。为此，地委发出文件规定，中小学教师的政策落实问题，由市、县文教局负责审查，由市、县委常委分管的同志会同市、县委宣传部审批，把原来的八道手续简化为两道手续，大大加快了复查进度。
地委有关部门还直接到各县去处理一些长期不决的“老大难”案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常宁县官岭区鹅院小学一名女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爱人的历史问题被“劝退”，本人多次要求复职，但是县文教局两次复议，都因她曾经“逃到外地”，不予解决。去年八月，地区和县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深入到大队、生产队找有关人员座谈，发现她之所以逃到外地，是迫于某些人违反政策造成生活困难，应该实事求是地解决她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刘诗训 陈雅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