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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幅珍贵的照片
袁华清
左边这幅照片在中国传遍千家万户。
翻开最近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幅照片。
照片上的周恩来总理，微侧身躯，表情严肃，面容刚毅；他瞩目前方，双眉微蹙，眉峰间凝聚着无穷的魄力、意志和信心。
我们望着这幅照片，耳际仿佛重新响起周总理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立即倍增。
这幅珍贵照片的摄影师，是意大利人焦尔焦·洛蒂。洛蒂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近再次来我国访问。我作为他的翻译，怀着激动的心情听他谈起拍摄这张照片的情景。他告诉我们，这幅照片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九日在人民大会堂拍的。
一九七三年一月六日，洛蒂先生作为意大利《时代》周刊的记者，随同意大利外长朱塞佩·梅迪奇访华，首次来到中国。
一九七三年一月九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外长梅迪奇率领的访华代表团及随行记者，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总理的豁达风度给洛蒂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为总理拍单人像。“我的决定是几秒钟内作出的”，洛蒂先生曾在几个不同场合这样介绍他的拍摄动机：“周总理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思想敏捷，平易近人，是世界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我觉得有责任拍一张能很好刻划周恩来性格的照片，义不容辞。”
洛蒂先生经常这样谈到自己的职业，“好的摄影师并不一定需要好的相机。”他曾经说过：“我几乎从来不用闪光灯，因为闪光灯发出的光无法达到日光和普通照明灯光的效果，难免使自然色调失真。”他认为，“给伟人拍照的秘诀，在于在极短的时间内，选择最合适的角度，抓住最佳的瞬间，发现最富于特征的姿态和表情，掌握光线，当机立断，集中、突出地揭示伟人的外部特征和内心世界。”周总理的这幅照片，是洛蒂先生在他的艺术生涯中，用普通相机摄下的杰作。
“那是下午四五点钟，人民大会堂的会见厅中灯光明亮”，“我随身带的是一架普通的德制莱卡小型相机，呶，就是这架相机。”我们看了看，这是五十年代的产品。就这样，洛蒂先生没用闪光灯，没用测光表，凭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在短短的三四分钟内，一连拍了两张。
显影处理时，洛蒂先生有意增加反差，突出主题。不久前，他参观中国图片社时，工作人员正在翻拍这幅照片。他看着样片，建议“反差可以强一些，背景要尽量黑，脸部和手部要增加红色，即使衣服因此泛红也没有关系。”他认为：“这样处理有助于更好地烘托主题，更忠实地表现周总理的性格特征。”
辛勤劳动的结果，一幅珍贵的照片终于问世。它首先刊登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占了中心页整整两页篇幅。这幅照片的艺术感染力和政治效果，很快为人们所注意；它广为流传，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这幅照片刚为我国读者所知，就有许多单位和个人，克服重重困难，精心翻印复制，以此表示对周总理的深切悼念和崇高敬意。
一九七四年，洛蒂先生拍的这幅照片，荣获美国最有名的新闻照片奖——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认识世界奖”。据说，授奖原因是：“这幅照片逼真地刻划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用光、构图都有独到之处，巧妙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在性格。”
今年再度来华时，洛蒂先生采访了不少城市。所到之处，人们一知道他就是这幅珍贵照片的作者时，立即对他表示由衷的感谢。在上海，一位被“四人帮”残酷迫害的男演员噙着热泪，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中国人民永远感谢你！”在北京，不少人拿出照片的复制品，请他签名。一月二十八日，邓颖超同志见到他时说：“你拍了一张很好的照片，这是周总理生前拍的姿势和神情最好的照片之一。”洛蒂先生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才喃喃说道：“不，这要感谢周总理。”
洛蒂先生一九三七年生于米兰。一九六四年起担任意大利《时代》周刊的摄影记者。十几年来，他跋山涉水，飘洋过海，足迹遍及意大利各地和世界许多国家，拍摄过无数风景、人像和场面，他的作品获得国内外的一致赞赏。我们亲眼看到，洛蒂先生为了争时间、抢镜头，往往废寝忘食、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清晨六点出门，晚上七点带着辘辘饥肠、拖着疲劳的步子回到住处，草草用过晚餐，又背着相机出去拍照，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洛蒂先生一九七三年访华期间，忘我工作，拍了大量照片，配合《与周恩来交谈》、《北京的古迹》、《中国行程两千里》、《在中国的心脏》等专题采访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他的许多照片对增进意大利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对加强中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起了良好作用。
今年访华时，洛蒂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这次来华主要是想拍摄反映中国人民如何奔向二○○○年，朝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照片。（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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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美国大地的伟大女儿（一）
——追忆艾·史沫特莱女士
李洛
一九三九年春天，当杜鹃花开遍大别山麓的时候，千峰万壑，一片火红。在那曾是中国工农红军老根据地的山城——金家寨，到处洋溢着蓬蓬勃勃的抗战气氛。救亡歌声，激昂嘹亮，在山谷中引起阵阵回响。
在被破坏了的公路一侧的小道上，缓缓地走来一支五六个人组成的小队人马。头一匹马，驮着行李、包裹和旅行袋。还有一匹马，由一位戴眼镜的青年译员牵引着。与他并肩走着一位身材高大、留着银灰色短发的外国妇女，她和译员边走边谈，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她，这位肩挎照相机的外国妇女，就是专程到大别山访问的美国进步作家兼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
工人家庭出身的作家和记者
史沫特莱（一八九三——一九五○年），是美国西部密苏里州人，出身于工人家庭。为了生活，幼时曾当过报童。后由亲友资助，才有机会在一家慈善机构主办的学校免费读书。以后，迫于生活，先后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等。由于她勤奋好学，经常接触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有着丰富的生活实践，她在青年时代就显露出写作才能。对劳动人民深厚的阶级感情，使她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于向黑暗、反动的社会挑战。她曾写下不少揭露黑暗社会、同情劳动人民的好作品，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欢迎和赞扬。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就是她青少年时代贫穷而顽强的斗争生活的写照。以后，她长期从事记者工作，拿起笔当刀枪，不断与反动势力战斗。
具有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史沫特莱，从二十年代起就关注着中国。她对旧中国内忧外患、疮痍满目、黑暗腐败的种种状况深为忧虑；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革命斗争深表同情。她对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事实真相，坚持顽固、反动的立场极其愤慨。为了把中国革命真相向全世界传播，她曾越过重重阻挠和障碍，渡过白浪滔天、茫茫浩瀚的海洋，先后以《佛兰克福日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长期在中国深入生活，进行采访和报道。
和鲁迅的战斗友谊
一九三○年九月，正在上海的史沫特莱，出面帮助热爱鲁迅的青年，租用法租界荷兰菜馆的一个大房间，秘密地为祝贺鲁迅五十寿辰而举行集会。出席纪念会的有作家、演员、记者和教师。
那天，鲁迅先生穿着乳白色长衫和一双黑胶鞋，和许广平一起，抱着刚满周岁的海婴出席了集会。就在这一天，史沫特莱为鲁迅的一番话而深受教育，非常激动。鲁迅说：“我是根植在农村和农民中的一个人。我不相信，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经验过工人和农民们的生活、希望和痛苦，便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学。”鲁迅深情地说：“我希望大家能够和工人农民生活在一起，从他们生活中提取养料！”鲁迅还高瞻远瞩地预见：“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
鲁迅的讲话，象轰然的雷鸣，象战斗的号角，使这位来自北美大陆的女记者、作家，对这位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先驱和中国革命文学的主将，更加由衷尊敬和爱戴。
一九三一年二月，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实行野蛮残暴的大屠杀的时候，一个个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团体的骨干遭到残杀。柔石、李伟森、殷夫、胡也频、冯铿等五位革命青年作家也惨遭杀害。鲁迅的心情是很悲愤的。
在鲁迅的支持下，上海曾出版一个专门纪念革命烈士的秘密刊物《前哨》。当史沫特莱在探望鲁迅的病况时，鲁迅要求她把自己与反动派战斗的一篇新作译为外文，送到国外发表。史沫特莱一口气读完了鲁迅的这篇战斗檄文，兴奋而激动。但她为鲁迅的健康与处境担心，就委婉地说：“先生这篇文章如果发表出去，你的生命就有危险啊！”鲁迅坚定地回答：“这些话是必须说的。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史沫特莱被鲁迅这些大义凛然的话深深感动了。她终于把这篇战斗檄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鲁迅的这篇文章，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国民党反动统治腐败透顶的五脏六腑，并公诸世界。这把“锋利的匕首”，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主将鲁迅锻造的，而传送这一战斗武器的，却是英勇的国际主义民主战士、美国人民的伟大女儿——史沫特莱！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史沫特莱和鲁迅，为了庆祝十月革命十八周年，在江水滔滔的黄浦江畔的一幢楼房里，又一次聚会了。
史沫特莱关切地对鲁迅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应该出国好好休养一下。”鲁迅微笑着，一面对她的好意表示感谢，一面却坚定地说：“局势瞬息万变，我怎能独自远行？”他婉谢了史沫特莱劝他出国疗养的建议。史沫特莱更深地被鲁迅这种崇高的革命品质感动了。
一九三六年，在鲁迅先生病情恶化时，史沫特莱一接到茅盾先生的电话通知，立即把一位美国肺科专家请到鲁迅当时在“大陆新村”的寓所。当她知道鲁迅的肺已烂掉五分之四时，竟抑制不住痛苦的心情而掩面啜泣起来。
本来，茅盾先生事先曾和她约定，“不使病人知道病情严重的事”，然而，此时此刻，鲁迅的安危深深震撼着她的心，使她滚滚泪潮冲眶而出，不能自已，竟顾不得先前的约言了！
十月十八日，伟大的鲁迅与世长辞。噩耗传遍了中国和全世界。史沫特莱和千百万革命人民一样，为失去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悲痛、而哀悼。她深深缅怀鲁迅的革命精神，她牢牢铭记鲁迅的战斗遗言：“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史沫特莱，正是记取鲁迅的遗言，并把它贯彻在自己毕生的革命生涯之中。
在八路军队伍中
一九三七年一月，史沫特莱不辞辛劳，渡长江，跨黄河，辗转南北，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千里迢迢向陕北进发。她怀着空前喜悦而兴奋的心情，终于来到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看到巍巍的宝塔山，尝到清清的延河水，凝视着毛泽东同志的窑洞中彻夜不灭的灯光，她是何等兴奋呵！她喜爱这气候爽朗、充溢着革命气氛的陕北高原。她爱听那高亢激越、优美动人的陕北民歌。
是的，她尤其喜欢朴实憨厚、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和生龙活虎、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战士。
当她认识到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时，她下决心要为贫农出身的朱德同志写传记小说。她的这一美好设想，在到达延安后，果然实现了。她对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进行了专门采访，为她后来创作《伟大的道路》（朱德传），搜集了丰富的素材和大量感人的资料。在她的恳切要求下，朱总司令在百忙中，每周抽出两三个晚上与她交谈。当她和八路军战士熟悉后，经常毫无拘束地与战士们一起聊天、晒太阳、喝茶、吃花生、唱歌、讲故事。有时，她还教战士们跳美国的土风舞。在亲如家人、情同手足的革命大家庭里，她沉浸在无产阶级深厚的革命情谊的温暖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总司令上了前线。史沫特莱也提出去五台山前线的要求。不久，史沫特莱也来到了前方。她继续在战斗中，同时也在工作中和球场上，仔细观察朱总司令达一年之久。这期间，她还会见了不少红军著名将领，为她以后写的传记增添了光辉的英雄群像。紧张的战争生活，在她眼前展现了英勇壮烈的时代背景并赋予浓郁的战地生活气息。一个外国人，怀着崇高的革命思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同甘共苦，过着硝烟弥漫、艰苦卓绝的战争生活。这种高尚的品格和革命的精神，怎能不使人深受感动啊！
在同八路军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她常对人说：“我一直忘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是的，她虽不是一个中国人，但也不完全是一个外国人；应该说：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伟大女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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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科技漫谈
赖特兄弟和飞机
尤天然
一九○三年底，一名美国记者写了一篇热情的报道，叙述两个青年人制造的动力飞机飞行成功。收到这篇报道的二十一家报纸中，只有三家予以刊载。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两个傻小子能抗拒永恒的自然规律。
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千百年来，为了实现人类翱翔天空的理想，曾有多少人摔得粉身碎骨。特别是一九○三年十二月八日，兰利教授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建造的一架耗资甚巨、结构精致的飞机，在波托马克河岸的试飞中当众坠毁，这使人们得出“最后的结论”——重于空气的动力飞机是不可能飞行的。
然而，事实却是，几乎在兰利失败的同时，赖特兄弟的飞行成功了。
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二日，德国滑翔机专家奥托·利连撒尔，在经过二千多次滑翔之后失事殒命，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代顿城，引起两名年轻的自行车修理匠的注意。他们是威尔伯·赖特（一八六七——一九一二年）和奥维尔·赖特（一八七一——一九四八年）兄弟。
这两位青年工人，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金钱，有的只是火样的热情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们得到了利连撒尔的著作，在短期中学会了德文，就啃读了德文版的《飞行问题》和《滑翔实践》。利连撒尔的话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只鸟都是一名奇技表演师”，“谁要飞行，谁就得模仿鸟”。
赖特兄弟经常仰躺着，连续几小时仔细观察老鹰的飞行，看它们怎样起飞，怎样升降，怎样盘旋。他们认真地学习数学，钻研空气动力学，总结前人的经验，进行反复的计算和无数次的模型试验。他们发觉，利连撒尔尽管滑翔了二千多次，但在空中的时间总共只有五小时左右，这说明空中实践的经验仍然很不够。他们决心亲身实践，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创造性的研究使他们揭开了航空的秘密，即保持飞行器同空气间的适度平衡。他们试制了翼端卷曲、装有活动方向舵的滑翔机。从一九○○年到一九○二年三次进行试验，测量了风压和气流，记录了详细的数据，一再改进机翼和方向舵的形状结构，大体取得了成功。
一九○三年秋天，简陋的动力飞机“飞行者”号制成了。它是一架以轻质木料为骨架、帆布为基本材料的双翼飞机。平行安置的双层机翼提供了升力；活动方向舵可以操纵升降和左右盘旋；十二匹马力的汽油内燃机推动螺旋桨，能使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三十英里。
一个阴沉的冬日，“飞行者”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沙丘上试飞。从大西洋上袭来寒冷的东北风。一群海鸥掠空而过，发出聒耳的鸣叫，仿佛在嘲弄地面上妄图征服“鸟之王国”的人们。到场的观众只有五名。其中一人失望地说：“这种烂鸡笼也想飞上天？”另一人讽刺地回答：“当然罗，起了大旋风就能飞哩。”
马达开动了。奥维尔沉着地爬上飞机，坚定地喊：“起飞！”“飞行者”号飞行了一百二十英尺，在空中的时间为十二秒。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动力载人飞行，发生在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十时三十五分。威尔伯·赖特说：“飞行机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赖特兄弟既不广事宣传，也没有保密，因为人们根本不相信。他们回到代顿城后，不断改进飞机结构，连续进行了一百六十次飞行，其中最长的一次持续三十八分钟，飞行二十四英里。直到一九○八年九月十二日，奥维尔·赖特在弗吉尼亚州迈尔堡作了表演，持续飞行一小时零七分钟，消息才广泛传播开来。同年，威尔伯·赖特在巴黎作了持续二小时二十分二十三秒的飞行表演，赢得了世界声誉。
荣誉接踵而来。勋章，绶带，国王的召见，群众的欢迎盛会……，赖特兄弟都淡然处之。当人们请他们发表公开演说时，威尔伯·赖特答道：“我知道只有一种鸟——鹦鹉能说会道，但它却不能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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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收藏的《大地的女儿》德文译本的封面和史沫特莱在扉页上的题词。题词译文是：“赠给鲁迅，对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下面署名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九三○年二月二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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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科技漫谈
环绕地球落户的香蕉
香蕉，是一种在全球各地都受欢迎的水果，营养丰富，不含脂肪（每磅含二百六十二卡路里）。它有一个不同于别的水果的特点，就是它可当作充饥的主食，也可以制成各式各样的点心。法国菜谱中，有好几味菜肴都是用香蕉做成的。居住在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札罗山周围的土著人，以香蕉酒作为主要饮料。埃塞俄比亚人把香蕉树的树心也当作食品。
世界上几乎热带地方都有香蕉，但至今还不能确定香蕉最早起源何处。有人根据香蕉的英文名称（Banana)，推断它源出西非洲。又有人认为香蕉原产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后来向西传到南亚、西南亚、非洲，向南传入大洋洲的热带地区。说法各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香蕉在东南亚生长已有几千年之久，曾被叫做“长腰黄果”。大约在十六世纪初叶，随着航海事业的发达，香蕉才开始移植到美洲新大陆，不久，几乎遍栽于中南美各国。现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都盛产香蕉，有“香蕉之国”的称号。其实，以香蕉著称的地方，并不限于中南美洲，还有大洋洲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就被称为“香蕉州”。
香蕉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大宗商品，主要因为它易于生长和运输。把根茎斲成楔形，插入土中，即可成活。香蕉叶大，用处很多，可以作为铝箔的代用品，在野餐时用来作为临时台布，可充当牲口的饲料，也能当作伞用，可用作舀水的漏斗，代替盖屋的茅草，还能用来制造绳索。所以，香蕉说得上“浑身是宝”。（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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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一角
圣赫勒拿
“有些地方的名声同它的面积大小完全不成比例，圣赫勒拿岛就是一例”。
这是巴黎《青年非洲》杂志介绍位于大西洋南部、离非洲西岸一千八百多公里的火山岛——圣赫勒拿所作的开场白。圣赫勒拿之所以名闻全球，因为这里曾是一八一五年拿破仑被放逐以后囚禁的地方。一八二一年拿破仑在这里病故，他的衣冠塚就在岛上。这使该岛成为世人凭吊这位在欧洲历史上占有光辉一页的英雄人物的圣地。拿破仑在岛上的住处“隆武德”，现在已辟为博物馆，里面陈列有拿破仑当时用过的各种器具和他的书籍等，它是圣赫勒拿岛上富有历史意义的古迹。
早在一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葡萄牙人占领了这个火山岛。由于那一天是古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赫勒拿的纪念日，葡萄牙人就给它取名为圣赫勒拿。一六三三年以后，圣赫勒拿一度为荷兰人占领，一六五九年又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以后就变成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圣赫勒拿面积只有一百二十二平方公里。人口约六千多。首府詹姆斯顿的居民约一千六百人。圣赫勒拿虽然位于热带地区，但是因为受到东南贸易风和南大西洋寒流的影响，气候宜人。詹姆斯顿每年平均温度为摄氏二十一度左右。居民主要从事农、牧业。主要农产品有麻类、土豆、红薯和蔬菜，牧业以牛、羊为主。
圣赫勒拿由于它的重要战略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英国的海军基地。六十年代以后，它成了一个电视、广播转播系统中心。
圣赫勒拿有两个属岛，其中一个是亚森松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亚森松岛是美国空军的加油基地，后来美国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弹道导弹长距离试验的追踪站。
近年来，圣赫勒拿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有了发展。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32410号决议重申了“圣赫勒拿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的权利”。
（林晖）
拿破仑在岛上的故址“隆武德”。（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