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人类最高尚的灵魂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
王定国
三月五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诞辰。我们的好总理，您是人民的亲人，是我们干部的亲人。我能幸运地生存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不是多亏总理您的保护吗？
林彪、“四人帮”伙同他们那个总顾问，干尽了坏事，害苦了忠良，有多少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在他们手中重者冤死，轻者致残。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的一次会议中间，我被宣布为“叛徒”，关进私设的“监四号”囚牢里，既不能打电话通知家里，也不准家里人来看望，从此便与世隔绝了！
四十二天后的傍晚，突然把我放了出来，并宣布了三条戒律：第一，每天八点钟来“上班”，晚上再回去；第二，不准与任何人接触；第三，不准把审讯内容告诉别人，也不准告诉谢老（觉哉）。于是，我便怀着这三块千斤大石，背着随身行李，穿街过巷，往家走着，沉思着……
当我走进家门的那一刹那，眼前模糊不清了。昏暗中，只见谢老躺在长沙发上呻吟……。房间里，一个人显得那么孤单、寂寞和凄惨！我扑到谢老跟前，用力扶起他那瘫痪的身体，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我——回——来——啦……”谢老咬着颤抖的嘴唇想说什么，然而眼泪已经哽住了本来就难发出声音的喉咙……。
谢老的面容，那么消瘦、苍白，我几乎不敢认了！一九六三年谢老因病引起半身瘫痪，经长期治疗之后，已有好转。在我被关之前，他还能扶着别人在院子里散步，而现在却连站也站不起来了！——我强抑着满胸的辛酸，想立即解开这出狱的疑团，我便用力向谢老耳边喊着：“——我到底是怎么释放的啊？！——是——谁……”我的气力用尽了，声音嘶哑了……
此时，我的手突然触摸到谢老身下的沙发，想起了这里面的“秘密”……。我向沙发的四边摸着，好象还是我亲手装钉的原样。谢老会意地点了点头：“在——在……”此刻，我从他那痛苦的表情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丝微笑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就在谢老日夜躺在上面守护着的这个长沙发里，藏着一批珍贵的东西，这就是我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一堆纸本，它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白麻纸；它记载有毛主席的话语，周总理的嘱咐，还有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论与行踪，——这就是谢老自一九一九年以来所写的几十本日记！
为了免于被抄走，我想再次转移。正在忙乱中，电话铃响了！……我颤抖着不敢去接，但也只得强作镇静地拿起话筒：“你是那里？”“你们谁在家？”我不敢回答，但又只得硬着头皮说：“我——我——是……”“王定国回来没有？”“啊——”我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我的眼泪和我的微弱的声音一起落进送话器：“总理啊！是您……我——回——来——啦……”我的咽喉里，一个字也再发不出来了！“谢老的病情怎么样？——你要在心照顾……”总理的声音，也变得沉重而缓慢了！我久久不想放下话筒，好象还有听不尽的声音……
刚才的电话和我的突然被释放回家，使谢老增添了活下去的力量，也使我变得更为坚强……然而，这个突然被释放的疑团却还没有解开。
原来，我被监禁的期间，有一天下午，谢老一个人坐在我的房间里的沙发上，默默不语地低着头。
跟随谢老几十年的警卫秘书高世文同志，不知道沙发里藏有本子，怕加重病情，劝谢老说：“这个屋子好久不住人了，太凉了，——王定国同志——又——不——在……”“正因为王定国不在，我才要坐在这里……”谢老的答话，使得这间屋子里的气氛更加沉重……
我被关起一个多月了！谢老除了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也没有人照顾了，炊事员也撤走了，不能按时吃饭，即便送来一点也吃不到嘴里，又没有合适人给他喂，就连喝水也困难……
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了！这天，谢老咬着牙，拚着命，艰难地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又怕别人送信会出事，他自己拖着半瘫痪的身子，亲自将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
三天后，那些人被迫将我释放了！谢老流着眼泪，最后对我说：“……要不是总理呵，——你——你永远也见——见不到我了！——我不行了……”
总理啊，总理！是您把我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又是您亲自打电话问我回来没有……是您救了我，救了谢老啊！也因为这些，谢老才多活了两年零三个月啊！
想到这些，一桩桩往事浮在眼前，一宗宗怀念涌在心头……
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北的达维、懋功，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了。我们四方面军文工团演节目，庆祝胜利。就在庆祝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周副主席，他留着长长的胡子。八月，我们部队和周副主席都住在毛儿盖周围，部队要休整，还要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但由于过度紧张和疲劳，周副主席病倒了！一天下午，易政委和指导员带着我们去看望周副主席。他虽然发着高烧，但还要勉强起来接待我们，并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么大的女孩子（十几岁到二十来岁），都能爬山打仗，还能做宣传工作，真不容易呵！——要坚持下去……”
一九三九年夏天，周副主席要去苏联治右臂骨伤，邓大姐和孙维世同志陪同一起去，跟随的还有刘九洲同志。路过兰州时，驻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这时谢老是办事处负责人，正在陇东处理“磨擦”问题。
周副主席虽然又忙又累，还要抽空给办事处人员讲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这些不在延安工作的同志，能亲耳听到周副主席讲延安根据地抗日的情况，都很兴奋。这时，我已有了第一个孩子，周副主席勉励我说：“你的任务最重，要工作，要学习，还要带好孩子。”
第二年三月，他们从苏联回来时，又在办事处住了几天。这时谢老已回延安，周副主席要带我和孩子一起回延安。可是我的第二个孩子才几个月，怕路上连累大家，恩来同志却说，有他和大家照管，不会有什么困难。于是大家同坐在一个大轿子车里，回到了延安。同路的还有蔡大姐、邓大姐、任弼时、陈宗英、陈郁等同志。一路上，周副主席和几位大姐不时地逗孩子玩。这时第二个孩子刚会笑，爱咬大人的手，恩来同志便叫他“小狗”。从此以后，“小狗”当名字叫开了。“小狗”奶不够吃，路过西安时，恩来同志特地安排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给我找下奶的东西吃。在这漫漫的旅程中，周副主席白天在车上打盹，晚上却很少睡觉，不时地到停车的周围查看情况，以防敌人破坏，确保全车人员和所带物资的安全。汽车行至哭泉一带，路泥泞不能走了，只好借了群众的牛拉着，总理便要负责路上事务工作的同志给群众合理的报酬。到延安后，总理亲自把我和两个孩子送到中央党校（谢老是副校长），亲切风趣地对谢老说：“把你的老婆孩子都交给你了，我的任务完成啦……”
延安的大生产，是世人皆知的创举。周副主席也不放过一切劳动的机会。一天，孙维世同志的母亲任锐老妈妈和董老爱人何连芝同志请周副主席吃饺子，我和高世文、陈道银同志正在边区政府大礼堂门口开荒种地，谢老抱上孩子给我们送水。周副主席走到我们跟前时，见我们在劳动，边鼓掌边跃上地畔，拿起地头担粪的扁担，弯着腰，使劲地拍打地里的土块，边打边对我们说：“你们搞生产真了不起。有了饭吃就能打胜仗，就能解放全中国……”
秋天，我们小组获得大丰收。当我们收庄稼的时候，我便想着：就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些粮食里，也有我们周副主席的汗水！
一九四八年五月，周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住在河北省西柏坡，我和谢老住在李家沟口。谢老几次骑着马去看周副主席，每次都谈很长时间，谈的最多的是法制问题（这时谢老是中央法委会主任），周副主席多次对谢老说：要抓紧起草宪法，要研究法律，要为进城作法律上的准备……。
进城了。有一天我们去中南海参加晚会，在怀仁堂的后坪上，周总理和我们聊天，他问：“‘小狗’来了吗？”他看着被称为“小狗”的娃儿已长大成小伙子了，不禁大笑起来，那笑声，至今还回旋在我们的心坎上。
一九六三年元旦那天，政协全国委员会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举办了一个集体祝寿宴会。周总理也来参加了。他和我们坐在一个桌上，总理关切地问谢老：“最近身体怎么样？还吃药吗？”我说：“还吃。总理身体好，您能活百岁。”总理说：“我还没有发现什么病，但活不到百岁的。谢老是能活百岁的，你是做工作的人，我是跑腿的……”谢老说：“活动多的人才更能长寿呵！”总理的谈笑，使这天参加祝寿会的七旬以上的老人，都变得年轻了！
谢老回来后，在这天的日记上写着：帅、钱大姐、曾三同志见过。中午政协召宴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据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中央各机关副部长以上，共有七十岁以上的二百二十八人，其中八十以上的十二人，九十以上的三人（沈衡老整九十）。
黄炎培老题诗：
千山万水共何曾，建国箴言认渐真。
八十知非况逾半，大家改造作新人。
拟和：
神州子弟尽颜曾，战斗风云见假真。
百岁期颐才算老，古人那得及今人。
晚上在怀仁堂看戏，董老也和了一首：
此事从来有未曾，古稀三百聚餐真。
去年花甲今升格，介寿期为百岁人。
周总理即席致词说：“不久前，六十岁算老人，去年升格为七十岁，以后可能升到八十、九十。要争取百岁为老……”今天，又翻开这些日记，好象还能听见总理的声音，似乎也能看见总理的身影……。他虽然忘却了自己的存在，但总激励人们活到百岁！
然而，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总顾问，却是千方百计地要使老一辈死早点，死快点……。而且，任何人又逃脱不了自然的法则。因此，总理想把寿期升格为百岁的愿望，他们几个人都没有能实现啊！就在五个月以后的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谢老突然瘫痪了！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稍有恢复后，一天又去政协开会。周总理一见谢老来了，好象多年没见似地紧握着谢老瘫痪的右手问：“能走路吗？——可要注意，不能跌倒，有些场合不要去了……”谢老说：“我在吃补阳还五汤，还有效。”总理说：“这是祖国医学宝库的名方，要在心坚持着吃……。”总理的话，谢老直到逝世前还常常念着……
一天，周总理到北京医院去看李宗仁先生，谢老也在隔壁房间住院。他从李宗仁先生房间出来，虽然时间已晚了，还是要看看谢老，而且坐在床头上还谈了好些事情。当谈到延安时期陕北人民的负担问题时，总理说：“你那些建议是好的，有人说这是‘右倾’是不对的……”
那时，谢老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因为陕北人民的负担问题，曾经写过几次书面建议。在今天还保存在我手中的日记和给毛主席的信件里，都详细地记载着这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谢老去延安视察回来后，又向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叙述了陕北人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可是，那个号称“理论权威”的大人物，当年就说谢老这些意见是“右倾”，而且进了北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给谢老戴上这顶“右倾”帽子，要算这笔账……
可是，我们的周总理，胸怀是最透明的。他最爱护人民，也最了解老同志。这天在病床上和谢老最后一次的相谈，使谢老得到无尽的安慰。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谢老突然病危。侯春怀同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立即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虽立即亲自打电话给侯春怀同志，要他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谢老脱险！但由于谢老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太重了，任何抢救措施都是无效的。第二天，即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谢老与世长辞了！
对于死人，他们也是不肯轻饶的。这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法”！他们先是封锁消息，继而阻拦吊唁，还不准向遗体告别，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说这些都是“四旧”！
然而，战友的情谊是封锁不住的，同志的感怀也是阻拦不了的！自发前来吊唁和告别的人流，涌满了北京医院的后院。董老知道了，也从病床上爬起来，拿起一支大笔，墨泪俱下地写了一幅挽词：“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董老来到谢老遗体跟前，看着挂满冰珠的遗容，一串串热泪，滴落到谢老遗体的冰珠上，融化在一起……。董老亲自将挽词放在遗体上。
噩耗传到周总理那里了！总理毫不犹豫地取消了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总顾问的无理禁令，明确、坚定地下达指示说：要写悼词，要发消息，要登照片！
总理的语言，象寒冬的暖流一般，送进了北京医院，传到同志们的心间，使冰珠满面的谢老，也感到亲切、温暖……
丧事完毕了，周总理还惦着眷属。我们家里连电话都不给装了，冬天也没有煤取暖……。总理知道了这般情景，便嘱邓大姐打电话托朱端绶同志转告我说，总理已经要有关的同志作了安排……
总理啊，人民的好总理！您对每一个角落的人民，您对多年相随的老战友，您对没有一个是您亲生的亿万下一代，总是那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而对于您自己，却那么淡泊，那么不以为意，以至完全忘却，为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不禁要问：在我们的生活里，什么是最高尚、最纯洁的？难道我们不可以大声呼喊：它就是周恩来精神？是的，它就是周恩来精神！（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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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记教诲 建设边疆
——周总理生前勉励侄女周秉建的故事
“万里草原映着金色的阳光，
珍珠玛瑙撒遍牧场，
果园飘彩云，
清泉喷乳浆，
牧民毡房电灯闪闪亮，
幸福歌儿传四方。
啊哈嗬，
欣欣向荣的金色边疆，
这就是我的家乡。”
在锡林郭勒盟的一些旗、县召开的传达共青团十大精神的大会上，一位身穿天蓝色蒙古袍、腰束橙黄色绸带的姑娘，怀着对草原的无限深情，用蒙古语唱起了这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歌。
这位姑娘并不是蒙古族歌手，她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为了和草原人民一起建设边疆，她响应党的号召，牢记伯伯生前的教诲，从北京来到草原，已经在草原上度过了整整十个年头了。最近，我们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采访，听到了很多关于周总理生前勉励周秉建在草原上生活和工作的故事。这些故事永远激励着后代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
一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在中南海的林荫路上，连蹦带跳地跑过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她稚气的圆脸上洋溢着喜悦，汗珠在面颊上淌着。天气热，她心里更热，她就是周秉建。秉建从小就受到伯伯和伯母的亲切关怀，象一株可爱的幼苗，在阳光的沐浴下伸枝展叶。在她戴上红领巾的时候，伯伯就曾教育她，要热爱劳动人民，长大后到农村去当新农民，做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今天，秉建是来向伯伯和伯母辞行的，明天她就要到内蒙古大草原去了。
秉建一进屋，伯伯那温暖的手一把握住了她的手，用力握了握。周恩来同志高兴地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去，希望你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设好边疆！”秉建连声说：“伯伯，您放心。”周恩来同志关切地问：“你到牧区去，做好思想准备了吗？要多想些困难，想得太简单了遇到困难，就容易动摇。”
周恩来同志和秉建一起吃了晚饭，算是给孩子送行。他笑着说：“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招待你，请你吃毛主席的家乡菜——苦瓜。最好的支持是精神上的，对吗？”接着，周恩来同志又询问了秉建要去的盟、旗的名称，走到墙上挂的地图前，找出它的位置，指点着向秉建详细介绍了那里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等情况。然后，他边吃边说：“你去的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你在家不吃牛羊肉，到牧区要锻炼吃。首先要过好生活关，这很重要。”
在一旁的邓颖超同志把话接过来，给秉建讲了红军长征时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红军长征的故事，秉建从小不知听过多少遍了，这次却感到分外亲切、新鲜。邓颖超同志还送给秉建两句毛主席的话，对她说，这是你伯伯最喜欢的两句话：“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秉建把伯伯、伯母的话都记到心里去。一顿饭时间很快过去了。周恩来同志要去办公了，临走，又再次握住秉建的手，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她说：“你到内蒙古牧区去，一定要和蒙古族同志搞好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做贫下中牧的好女儿。”看着秉建频频点头，周恩来同志满意地笑了。
那时，未满十六岁的秉建也许还不能完全懂得伯伯这番话的深刻含义，但她从伯伯的目光和话语中，懂得自己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感受到了老一辈人对后代的殷切期望。她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信心。
二
八月的内蒙古草原，正是绿草如茵、野花盛开的时节。大草原热烈地拥抱了来自北京的年轻人。周秉建来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生产队。
新的生活就从这里起步了。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喝奶茶，吃羊肉，住蒙古包，坐勒勒车；那雪浪翻涌般的羊群，滚雷般驰过的马队，撒欢玩耍的牛犊，毛色光亮的猎狗……年轻人的心完全被吸引住了。可是，时间一长，草原也向年轻人显示出它的另外一面：古老，空旷，甚至寂寞。冬天，风雪交加，气温常常下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加上语言不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不同，对于在大城市生活惯了的青年，实在是个严峻的考验。秉建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她是抱定了吃苦的决心来的。羊肉吃不惯，她硬着头皮吃；不会蒙古语，她象咿呀学语的孩子那样，虚心向牧民学习，把刚学会的单词记在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在牧民的热情帮助下，她很快学会了骑马、放牧、接羔、挤奶……。生活虽然艰苦，但也伴随着欢乐。寂寞被赶跑了，代之而来的是歌声。她深深地爱上了草原，爱上了草原人民。秉建怀着激动的心情，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草原上空气那样新鲜，天地那样广阔，牧民待我们很好，我立志把一生献给草原。她还穿上牧民给她缝制的蒙古袍，骑在马上，照了张像片，给伯伯、伯母寄去了。
可是不久，秉建的心又被另一个美好的愿望吸引了。一九七○年冬天，草原上开始征兵。参军，是她从小就有的愿望，尤其是看到那些英姿飒爽的女兵，真是打心底里羡慕。她报名应征，获得了批准，便急忙写了封家信，告诉伯伯、伯母，她参军了。
一九七一年元旦那天，秉建穿着新军装，兴致勃勃地去见伯伯和伯母。不料，一进门，周恩来同志就冲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原来，周恩来同志知道秉建参军的事情之后，曾派秘书到部队去了解秉建是怎样参的军，是否有正常的手续？他见孩子有些思想不通，就亲切而严肃地对她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应该让贫下中农、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是一样的嘛！”秉建刚刚到部队，现在却要回去，心里又难过，又有点不好意思，可是觉得伯伯说得对，没有不服从的理由，就答应了。
回到部队后，秉建又接到伯伯、伯母寄来的《人民日报》，报上登载着张勇烈士的事迹的文章，伯母还代伯伯给秉建写了封语重心长的信，希望她向张勇烈士学习，为建设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秉建完全想通了，给部队领导写了封信，申请回到草原去。部队领导还是想把秉建留下来，以为拖几个月，周恩来同志也就不会再过问了。没想到，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很生气，他对有关部队领导同志说：“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样，部队领导同意让秉建回到草原。
一九七一年四月，秉建回草原前，高高兴兴地去见伯伯、伯母。周恩来同志和蔼而风趣地问她：“想通了吗？同志。”邓颖超同志在一旁亲切地说：“你听见了吗？你伯伯称你是同志啦！”秉建笑着说：“想通了。”周恩来同志说：“你回草原，对你的歧视会小，对你的照顾会大，要警惕。”秉建把伯伯的嘱咐牢牢地记在心中。
参军四个月的秉建，脱下军装，第二次来到草原。她被分配到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郭勒公社阿拉坦图生产队。牧民们听说要来个北京知识青年，都喜盈盈地站在队部门前欢迎。秉建下车一看，觉得自己这么一个普通知识青年，怎么还要那么多人欢迎，特别不习惯，机灵地一扭身，从人群后面溜进了队部。当牧民们还在问哪个是北京姑娘时，她已经向队干部报了到。当晚，她就住进了牧民阿琵林娃的蒙古包。
为了尽快地同牧民们熟悉，她穿着从阿巴嘎旗带来的黑蒙古袍，走包串户，用蒙古话比划着跟牧民交谈。看看她这身装束，听着她那可笑但又亲切的蒙古话，牧民们从感情上和她亲近了。
一九七一年冬天，降了一场大风雪。为抗灾保畜，队干部分成两路去看畜群，派人去抗灾。支部书记考虑秉建来的时间不长，没有经验，让她守在蒙古包里。秉建怎么也不答应，她偏偏挑了又远、又顶风的一路。七十多里路，整整走了一天一夜。路上，书记怕秉建冻坏了，把自己的围腰解下来，缠在秉建的脸上。就这样，秉建的脸还是冻得发紫了。但畜群保住了，这是她最大的安慰。
第二年春天接羔的时候，蒙古包刚从山里搬了出来，没想到又来了一场大风雪，羊群被埋在厚厚的雪里。秉建和牧民们一起把羊一只只从雪里扒出来。雪边下边化，不多会儿，大家都成了湿淋淋的泥人了。他们忍着冻饿干了整整一天，使羊群免受损失。
时间一久，大家终于知道了这位纯朴、热情的汉族姑娘，是周总理的侄女。牧民们深情地说：周总理把自己的侄女送到草原来，这是对我们蒙古族人民的信任。秉建是总理的侄女，也是我们草原人民的好女儿。
三
一九七五年春天，自治区党委决定抽调秉建到自治区团委工作。秉建思忖着，自己还年轻，工作经验不多，应该在基层多锻炼锻炼。她向当地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公社党委和生产队党支部都支持她。
不久，秉建利用开会路过北京的机会回到家里。她多么想见见住在医院的伯伯啊！但是遵照组织的规定，周恩来同志没有和她见面，而是打来电话，关切地询问了她的身体、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秉建向伯伯汇报了这次抽调的事和自己坚持在基层锻炼的想法。周恩来同志鼓励她说：“你的决心我们支持。回去后一定要向领导讲清楚，我们是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请领导考虑，最后还是要服从组织的决定。”秉建又向伯伯谈了自己想学习蒙古语文的愿望。周恩来同志说：“不会这个本领怎么行呢？这对工作是有利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向群众学习。”听着伯伯亲切的话语，秉建兴奋得忘记了伯伯是在病中，她手握着话筒觉得还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这时，身旁的伯母提醒秉建把话说得精炼些，伯伯是躺在病床上的，话说多了，拿话筒的手就会抖得厉害。秉建这才猛然醒悟：伯伯是在忍着病痛谆谆教诲着自己啊，她含着热泪向伯伯表示：“请您放心，我一定记住您的话！”
秉建回到草原后，诚恳地向自治区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这时，公社党委、生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牧也联名给自治区党委写信，要求把秉建留在基层，自治区领导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这年秋天，秉建进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专业学习。开学前，她请了几天假回到北京，想看看病中的伯伯。可是，伯母说：“伯伯是最遵守纪律的，他不会同意你去医院。我去那里，你伯伯有什么话，我给你捎回来吧。”当时，周恩来同志病已很重，不能大声讲话，当邓大姐问他有什么话要告诉秉建时，总理说了三个字：“还要看。”这是秘书把耳朵贴在周恩来同志的嘴边才听清楚的。邓颖超同志回来对秉建说：“伯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过去的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伯伯对你是寄托了无限希望的。”
秉建上学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蒙古语学习上。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她突然接到一份北京发来的电报，电文是：“见报勿回。”她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早晨，她从广播里听到了噩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秉建悲痛至极，立时给伯母打电话，要求回北京。接电话的同志转达了邓颖超同志的意见，要她听伯伯生前的话，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学习和工作。后来，因为学校放了寒假，秉建才赶到了北京。
去年秋天，秉建大学毕业。她又回到了锡林郭勒大草原。十月份，秉建被选为代表，参加了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后，她担任了西乌珠穆沁旗团委书记。在传达团十大精神的大会上，她怀着激动的心情说：“‘还要看’，这是伯伯最后留给我的遗言。现在，伯伯虽然不在了，但是内蒙古广大人民在，同志们在，请大家看我吧，我一定不辜负伯伯的期望，做草原人民的好儿女！”
新华社通讯员 方小翔
新华社记者 徐心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