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使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成为路线斗争的新典范
岳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今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使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善始善终，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分清是非、教育干部、团结同志、争取胜利的新典范，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历史的经验
我们的党，五十八年来经历了多次路线斗争。这些路线斗争，其性质、情形和结果是很不相同的，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清算，是我们党历史上路线斗争成功的典范。为了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战胜王明路线，彻底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党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保证了长征的胜利。但是，对于王明那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彻底的清算。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央才开始领导全党对王明路线逐步进行系统的批判。毛泽东同志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著作，接着领导了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间里，曾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路线斗争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时间里，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了同样的讨论。大家面对面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严肃认真，摆事实，讲道理，系统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清了路线是非，教育了干部，团结了同志，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延安整风为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作了重要的准备，使这次大会达到了全党前所未有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团结一致，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虽然王明路线使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它仍然属于党内问题。因此，七大、八大，毛泽东同志都劝代表们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至于王明后来卖身投靠苏修，使问题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党反对张国焘的斗争，是党史上路线斗争又一个成功的范例。一九三七年四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这次斗争的矛头，只集中于张国焘一个人，及时制止了扩大化的倾向。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7页）在中央正确方针的感召下，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很快地提高觉悟，辨明是非，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划清了界限，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一致，并在后来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至于张国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仍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当特务，党中央才于四月十八日作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反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路线斗争一个不成功的例子。一九三○年九月，党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揭发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立三路线的统治。但当时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等人认为中央反立三路线不彻底，却又不去反对立三路线的“左”，而错误地反对立三路线的“右”，认为“右倾仍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这样，通过一九三一年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把持了中央的领导权，并以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为政治纲领，提出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了历时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我党同林彪路线的斗争，也有深刻的反面经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陈伯达推行一条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党揭发批判林彪的反革命政变和投敌叛国的阴谋，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本来就和林彪是一伙的“四人帮”，为了包庇林彪，同时也为了掩盖自己的反革命面目，把林彪的“左”说成右，不准批“左”，只准批右，把批林斗争引向了邪路。结果，使得在实际生活中造成极大危害的林彪极左路线，不但没有得到清算，而且经过“四人帮”之手，变本加厉，恶性发展，继续祸国殃民。
纵观我们党路线斗争的历史，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这就是，党内路线斗争，必须达到分清是非、教育干部、团结同志、争取胜利的目的。凡是这样做了的，就是正确的、成功的，就会使错误路线真正得到纠正。凡是违背这个要求的，就是错误的、失败的，不但错误路线得不到纠正，而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还会重犯，甚至恶性发展。
今天，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关键时刻，我们务必牢牢记取这个历史经验。这对于善始善终地搞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团结全党，统一意志，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辩证的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八百多天，是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扭转乾坤的八百多天，拨乱反正的八百多天。最近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恢复发扬了延安时期的优良传统，总结经验，分清是非，解决了许多关系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具备了这样良好的条件，才使党的工作重心，有可能实现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能够实现的伟大转移。我们要坚定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一定要安定团结，一定要搞四个现代化。绝不能离开国家的富强，离开社会主义建设，去搞其他什么东西。三中全会的这个战略思想，全党必须牢固地树立起来。如果不紧紧抓住国内国外的有利时机，及时、果断地实行这个战略转移，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同时，还必须看到，虽然全国范围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同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斗争已经结束。过去，我们同王明路线的斗争，经历了整整十年时间，才达到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使我们遭受了一次党的历史上罕见的、为时最久、损失最重、危害最烈的大灾难。在这种情形下，要把是非分清，在全党全民族中完全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谈何容易！我们正在扭转乾坤。但是，现在还只是乾坤始转，乾坤初转。我们还要在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等方面继续作战，要下很大功夫，作极大努力。
实行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同善始善终地解决好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问题，是不是矛盾的呢？正确的回答应当是：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这是因为：
首先，把过去妨碍工作重点转移的因素消除得越彻底，我们的转移就会实行得越好。在过去，妨碍转移的阻力，既然主要是来自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那么，这次要真正转移得好，就必须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搞到底。两年多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在扫除转移的障碍，消除不利于转移的因素。当前，要使转移能够顺利实现，就要在集中主要精力抓好四个现代化的同时，继续干净利落而不是拖泥带水地解决好运动中的遗留问题。要善始善终。
其次，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必然会反过来进一步逼迫我们采取措施，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加速处理好运动中的遗留问题。林彪、“四人帮”对我们的破坏是多方面的，是发展生产力的最大障碍。四个现代化事业的逐步前进，必然促使我们进一步恢复和发扬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分清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思想、理论、政策是非，进一步昭雪、纠正、平反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错案、假案，进一步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进一步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现代化建设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因此，对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单位来说，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虽然已经不再是中心工作，不再是第一位的工作了，但是，仍然应该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继续抓紧抓好，夺取全胜。至于少数运动没有搞好，走了过场，或者开展得比较晚、比较慢的地区和单位，一定要下定决心，加强领导，抓紧时间，坚决搞彻底，尽快为工作中心的转移准备好条件。
路线斗争的新典范
衡量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不是我党历史上路线斗争的新典范，应当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第一，要看路线是非分清了没有。
路线是非分明，这是造成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必要前提。
两年多来，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纠正了被林彪、“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是非和政策是非。无论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深度来说，都是延安整风以来一场最出色、最伟大的思想教育运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被长期压抑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他们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用实践去检验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所获得的丰硕成果，正是两年多的伟大斗争的科学总结和群众愿望的集中体现。
但是，必须看到，我们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还有许多具体路线是非没有分清。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总结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积累了三十年的经验。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在经历了林彪、“四人帮”长达十年的浩劫之后，我们应当认真地把这些经验总结一下。正确的东西应当肯定，并且加以发扬；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改正。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是非分明了，才能使全党统一认识，齐心协力，去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第二，要看干部的思想水平提高了没有。
这里，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不对头，政治路线也不可能对头。要象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两年多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理论是非，思想获得了大解放。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同志的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他们不敢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三中全会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全党带了头，树立了榜样。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要把这种好风气扩大到全党全民族中去。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这样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要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我们要想一想，议一议，在思想上还有哪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应当继续破？还有哪些禁区？还有哪些精神枷锁？思想理论问题不清，就会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束缚，成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绊脚石。
另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四个现代化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认识、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林彪、“四人帮”破坏这种结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幌子，糟踏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朝着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方向前进。
第三，要看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加强了没有。
团结，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所要求的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依靠什么？当然是依靠全党、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依靠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过去这些年，林彪、“四人帮”把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生活破坏了，把党的团结和人民的团结破坏了。两年多来，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扭转，但要根本扭转，还要费很大的劲，做大量的工作。
这里的关键，是要发扬民主。必须肯定，我们这个党，是讲民主的，搞民主的，是有民主传统的。正是我们的党，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起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打倒了蒋介石，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又战胜了封建法西斯的林彪、“四人帮”。问题是，多年来我们党的民主传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少干部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压制民主，搞“一言堂”，败坏了党的名声。为了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生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首先，要对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党的传统的教育，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要破除封建主义和家长制思想的影响，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同时，要教育我们的人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必须看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人民遭受各种迫害，冤案遍于国中。“四人帮”垮台之后，人民有权申诉自己的遭遇，有权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有权提出合理的要求。如果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见死不救，见冤不平，那就是缺乏起码的共产主义觉悟，没有起码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是，我们也要从大局出发，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注意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使我们的民主生活得到健康的发展，长期保持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对人的处理，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第二，近些年来，干部所犯的错误，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他们犯错误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根源，作出正确的分析。不但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而且要争取团结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以上，最后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全党的目的。
我们相信，经过全党同志的努力，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一定能够成为党的历史上路线斗争的新典范，成功地达到分清是非、教育干部、团结同志、争取胜利的伟大目标。
第3版()
专栏：
列宁反对突出个人的言行
林基洲
列宁不论在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方面，不论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和建立的功勋方面，不论在党和国家中的威望和地位方面，也不论在人民群众中受到的崇敬和爱戴方面，都超出苏维埃俄国领袖集团的其他成员。但是，列宁从来不把自己放在党和群众之上。列宁任何时候都不利用个人的权威决定任何重大问题，而是把一切应当由集体决定的事情提到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或人民委员会议决。列宁尊重并执行集体的决定，绝不逾越党章和法令给他的职位规定的权限。列宁说：“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列宁选集》第 4 卷第635页）列宁常常教导全党，应当倾听群众的意见，研究群众的斗争实践，并根据这些来检查自己的政策，所以党首先应当向群众学习。党尚且应当这样，领导人物就更应当这样。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集体领导的智慧，是列宁领导活动的一个特点。列宁历来不赞成突出他个人的作用，反对颂扬他个人的功绩。列宁总是把群众和党摆在第一位。有两件反对突出个人的事例，很能说明列宁的这个特点。
第一个事例：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列宁遇刺，伤势十分严重。这件事震惊了全国，人民群众纷纷集会，声讨阶级敌人，祝愿列宁早日恢复健康。人民委员会办公室收到来自各方面询问列宁病势的电话、电报和信件不计其数。到人民委员会来慰问列宁的工农兵群众的代表团络绎不绝，各报每天发表列宁病情公报，刊载一些报道人民反应的通讯、机关团体做出的决议和谈论列宁的文章，其中自然有不少人们出自内心歌颂列宁的言辞。
列宁在医生们的抢救和治疗下脱离了生命危险，健康状况逐渐好转，于九月十六日开始工作。列宁走进办公室后，先翻阅半个多月来没看的各种报纸。不到半小时，列宁就连续按铃召唤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地跑进列宁的房间，只见列宁满脸怒色。列宁指着在列宁名字前面加上种种尊崇辞句的大字标题，怒气冲冲地说：“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能容许他们这样做呢？你看一看，报纸上写了些什么？写我，我这样啦，我那样啦，全是夸张，说我是天才，是什么特殊的人。我们一辈子都从思想上反对夸大个人，我们早已同英雄问题决裂，可是这里忽然又推崇起个人！这是极端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你看看，到处都是我的图片，躲都躲不开。这是不可容许的，毫无必要。我是同大家一样的人。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还要怎样呢？群众享受不着这样的护理和治疗。我们还做不到使人们都能得到这一切。”办公室主任担心列宁这样激动会伤害身体，在列宁稍微平静下来时，便把列宁被刺在全国引起的焦虑不安的情形、人民群众真诚关怀和热爱列宁的动人情景告诉列宁。列宁听后轻轻地说：“这一切是令人感动的。我不知道我使大家那样焦虑不安。但是，现在应当停止这样做了。不应当引导群众过分注意只涉及到一个人的事情上。这是不必要的，是有害的。这违反我们对个人的观点。你们替我办办这件事情，立即到各报编辑部去，不要责备他们，委婉地转告我对你们说的话：他们是有头脑的，从明天起，停止做这种突出个人的事情，让报纸的版面登载更需要的、更有意义的东西。”第二天，各报只发表了列宁康复并已开始工作的简短消息，整个宣传调子降低下来了。
第二个事例：一九二○年四月五日，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那一天，一些代表建议在闭幕会上庆贺将要到来的列宁五十寿辰。这个建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列宁反对这样做，提议谈党和苏维埃的迫切问题。代表们不同意，便开始致祝辞。列宁听不下去，离开了会场，从会场外一再打电话催促大会主席阻止这些颂扬他的祝贺讲话。四月二十三日，俄共莫斯科委员会举行了庆祝列宁五十寿辰的大会，邀请列宁参加。列宁直到大会快要结束时才去，在会上发表了一篇给全党敲警钟的讲话。列宁首先感谢大家对他的祝贺，更感谢大家使他没有听那些祝寿的话语。列宁拿出一幅著名画家讽刺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庆寿的漫画给大家看，希望今后根本免去这种祝贺仪式。接着，列宁谈论布尔什维克党的现状。列宁念了考茨基在十八年前预言革命中心移向俄国的一段言论，随后说：“这段话使我想起我们党目前可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即陷于骄傲自大的境地。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列宁要求全体布尔什维克，不论是个人或整个政党，都应当加倍地估计到这种危险。列宁最后语重心长地说：
“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党的地步。”
（这篇讲话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4—486页）
这两个事例是发人深思的。领导人物对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才能摆正个人的位置，才能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才能自觉地抵制突出个人。列宁是一位质朴谦虚的人。不要说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就是对列宁业绩的公正称颂，列宁也是不准许的。在列宁的办公室和人民委员会的各房间里，不挂列宁的照片；列宁只要看见哪个房间里有他的画像和照片，就会生气地责令收起来。列宁不准报刊上刊登宣传他个人的文章。一九二○年，高尔基给《共产国际》杂志第十二期写了一篇评价列宁的文章。高尔基用夸张的语言赞颂列宁的睿智，对列宁在历史中的作用写了一些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过头话。列宁看过以后，立即要求撤下这篇文章。可是这期杂志已经印发出去，无法收回。列宁建议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今后不允许报刊发表这一类文章。在此以后，列宁多次谈起这件事情。
俄国人民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是同列宁坚持反对突出个人、不脱离群众、不脱离集体领导的优良作风分不开的。领导人物能不能摆正个人和群众、个人和集体的位置，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再次阐述这个道理：“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列宁选集》第4卷第651页）
第3版()
专栏：
《历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介绍
本期发表的丁伟志的《“四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林彪、“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几乎无一不是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估计联系在一起的。不认真清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弄不清“四五”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文学组的《平江起义》，是一篇记述彭德怀同志和滕代远、黄公略同志，一九二八年七月领导著名的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光辉事迹的文章。
童怀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陈毅同志》，回顾了陈毅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无私无畏，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的情景。
刘泽华、王连升的《秦始皇的是非功过》，认为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功大过亦大的人物；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个进步，但统一之后，由于他凭借集权强行搞了那么多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超越当时人民负担能力的活动，反而窒息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金景芳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就“关于井田制”，“人牺人殉不能证明殷代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等八个问题，对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说提出了不同意见。
本期还发表了黄逸峰、姜铎的《重评洋务运动》、章伯锋的《〈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李元明的《论拿破仑法典》、苏双碧的《关于石达开参与诛杨密议质疑》、陈铁健的《章太炎与〈高桥杜氏祠堂记〉》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