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可使寸寸折 不作绕指柔
——高崇民同志光辉的一生
李延禄 栗又文 孙汉超
高崇民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含恨逝世，于今已有七年多了。我们简直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可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的硬汉子，这样一个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人，是怎样含冤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更加激起我们对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的满腔仇恨，对永远离开我们的崇民同志的无尽怀念！
崇民同志是辽宁省开原县人，一九一一年秘密加入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开始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一九一四年，他公费留学日本。他在讲述这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我出一弱国（中国），经一亡国（朝鲜），入一强国（日本）”，强烈的对照，切身的感受，更激发了他奋发图强，“整理旧山河”的爱国主义思想。
从那时起，他就立志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不作个人的所谓“功名富贵”之想。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称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留日的中国学生群情激愤，决定推举代表回国，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卖国行为，崇民同志就是被推举的代表之一。一九一九年，他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新闻界、教育界、工商界任职，本着为国为民的宗旨，积极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一九二三年，日本续租旅顺口、大连湾事件发生，奉天省长亲日派王永江通令各机关学校，不准发表反对意见。崇民同志对这一丧权辱国的事件极为愤慨，以个人名义写了文章，公开散发，义正词严地反对日本续租旅大。为此，崇民同志被王永江驱逐出奉天省境。以后，他在哈尔滨市教育界做事。他对旧官场争权夺利、贪污腐化等现象极度不满，仍然经常发表反对言论。为此，市政当局以“高崇民掩护过共产党人，他也可能是共产党员”的罪名把他关押起来；最后，以“借端滋事”的莫须有罪名，将崇民同志押解回籍。
五年之内，崇民同志遭到两次押解出境，人生道路就是这样坎坷不平。但是，他为国家为民族的初衷毫无动摇，他的宁折不弯的性格，磨练得更强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而撤到关内，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崇民同志毅然辞去张学良的秘书职务，全力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崇民同志是东北各界代表请愿队伍的指挥。在戒备森严、机枪林立的中央军校礼堂前，崇民同志站在大队的最前列，在蒋介石面前慷慨陈词：“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做的努力，自问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一卒，不作明确抗日表态，一味依赖国联，使敌人得寸进尺，侵略无有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这番义正词严、激切沉痛的斥责，使蒋介石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崇民同志入关以后，到处奔走呼号，积极组织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开始，他和阎宝航、卢广绩等人在北平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策应东北抗日义勇军，后被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下令解散。一九三三年，他们又秘密组织了“复东会”，继续宣传抗日。“复东会”很快成为关内东北人从事救亡活动的中坚力量，第二年又被国民党取消。西安事变之后，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参与了组织东北救亡总会，先后在济南、太原、郑州、武汉、西安、成都、重庆设立了分会。这些分会，除了由于日寇侵占而无法存在的以外，都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间被蒋介石查封。
一九三五年，日寇侵占热河后又进攻华北，蒋介石仍抱不抵抗主义，继续“剿共”。在汉口的一次座谈会上，特务头子贺衷寒叫嚣：“我们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个人不能有所主张，我们服从领袖应象迷信神一样，否则怎么算拥护领袖呢？主张抗日简直是狗屁！”崇民同志忍无可忍，立即反驳：“我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我们的口号是拥护‘中央’收复东北，因为他有抗日的力量……”未等崇民说完，贺衷寒质问说：“那么领袖无力量，你就不拥护吗？”崇民说：“那是当然的，否则我怎么不拥护当街的警察呢？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活混蛋才迷信神！”贺衷寒气得说不出话来，崇民同志愤然退出会场。国民党以“辱骂领袖”的罪名，下令通缉他。于是，崇民同志潜往上海。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当着戴笠的面说：“东北青年到延安去的，并不都是抱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去的，很多人是抱着抗日的决心去的。任何省的人不主张联共抗日可以听便，惟独东北人不能不主张联共抗日！”
崇民同志一面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同时写了不少宣传抗日的文章，并且创办、出版反映东北人民爱国心声的救亡刊物。一九三三年，他写了《三民主义的真谛》和《东北魂》两本小册子。一九三六年他在党的领导下，秘密主办出版了《活路》刊物，指出东北人民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号召东北军和西北军团结联共抗日。这个刊物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散发后，影响很大，蒋介石特务发现了，又一次下令通缉高崇民。由于张学良的保护，崇民同志免遭逮捕。
一九四一年春，崇民同志为了营救挚友杜重远，被特务头子戴笠骗至重庆软禁起来。次年，设在重庆的“东总”被查封，崇民同志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抗日救亡活动。他一面秘密筹备、组织东北民主政治协会，一面在自己的宅门上挂了《反攻》半月刊社的牌子，坚持出版救亡刊物。经费发生困难，他曾变卖了爱人的首饰来竭力维持。为了联系印刷事宜和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他经常横渡嘉陵江或长江，爬山涉水，一日往返三、四十里，不以为苦。特务对他进行监视、盯梢，他写信向戴笠提出抗议，信中轻蔑地说：
“余一寒士，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戴笠作贼心虚，矢口否认。崇民同志曾写了一首题为《咏秋》的五言绝句，抒写在恶劣环境下的战斗情怀：
满目青山在，烽烟渡碧流。
阴寒酷于冷，人立大江头。
崇民同志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志富国强民，但是，只有当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真正找到了正确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于不懂阶级分析的道理，只能盲目地进行政治活动，自一九三五年接触到共产党和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方悔恨自己过去是瞎子摸黑。”
一九三五年五、六月，经杜重远同志介绍，崇民同志认识了我党地下党员宋介农同志，开始研读马列主义，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国革命应该走的道路。一个长时期在黑夜里摸索走路的人，突然见到了东方的曙光，他欣喜若狂，精神振奋，毅然将国民党党证焚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同年十一月，他受北平地下党之托，去西安说服张学良不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他对张学良直言不讳地说：“你不要用旧眼光看红军，须知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的，所以百姓欢迎。红军到任何地方，都和老百姓成一家人，如鱼得水。因此，按道理是不应该‘剿’的，按力量也是‘剿’不了的，因为你不能把老百姓消灭净尽。蒋介石用尽全力‘剿共’八年，也未如愿，今红军北上抗日，却让东北军来西北‘围剿’，这是阴谋。因为两败俱伤是蒋的愿望，伤哪一边也是蒋的胜利。你是保存东北军实力，收复东北老家呢，还是随蒋内战同归于尽？”崇民同志的这一番话，深得张学良的赞同。后来张又要他去杨虎城处，以沟通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的关系。崇民同志遂来往于张、杨之间，消除误会，解决矛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崇民同志是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参议机构
“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参与起草了八项主张，通电全国。张学良把蒋介石扣起来后，说：“要起个名称表明我们今天的举动。”崇民同志向他讲了古代鬻拳兵谏的故事，张听后非常满意，决定以后在文字上对于扣蒋一事即称兵谏。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崇民同志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在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利用他自己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影响，作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叶剑英同志曾经说：“崇民同志对西安事变是有功的啊！”
在重庆期间，崇民同志经常出入于新华日报社和曾家岩五十号，有事就向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请示。有一段时间，《反攻》半月刊停了，董必武同志把他找去，拿出敌后出版的油印刊物，说：“在那样的环境下尚能克服困难，《反攻》刊物一定要继续出版才好。”在党的领导下，崇民同志继续努力，《反攻》半月刊很快又出版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崇民同志得知毛泽东同志来重庆举行国共谈判的消息后，情不自禁地拍手称赞：“来得好，来得好极了。”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他精神焕发地到机场参加了欢迎行列，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为此他兴奋得好几夜没睡好觉。在此期间，他也常常为毛泽东同志的安全担心，直到谈判结束，毛泽东同志平安地返回延安，他才如释重负地说：“这回可放心了。”
崇民同志经党的周密安排，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间化装离开重庆。蒋介石发现他逃走之后，又发了第三次通缉令。
崇民同志很早就为我党的情报工作服务。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崇民同志此时途经北平，他和杜超杰通过上层关系，搞到了蒋介石部署向全国各解放区进攻的阴谋计划，这对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挫败敌人的某些进攻起了积极作用。崇民同志进入东北解放区后，仍然积极进行对敌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他派胡圣一打入沈阳市敌伪警察分局任局长，掩护沈阳市地下党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开展对敌斗争。还通过王化一为我党搜集了一些军事、政治情报，对国民党的军队进行策反工作，直接配合了解放东北的斗争。
崇民同志在东北先后担任安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和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当时，有些群众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是国民党打败日本、救了中国。崇民同志积极写文章、作讲演，以他亲身的所见所闻，无情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行径，以及蒋管区的种种黑暗现状。由于他的地位和经历，他讲的话很容易为东北的一般群众所接受。他那时还兼任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审理案件时，严肃认真，办事公正，决不徇私。他曾给哈尔滨市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写过这样一封信：“哈埠有我的亲戚故旧，难免有人假借我的名义或口气唬事，倘遇此种人，不论男妇，你们不但不应为他们所唬，而且要严格处治。因为我们是革命者，事无大小，均不能离开政治原则。”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有一个侄子曾当过伪保长，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崇民同志毫不犹豫地在判其死刑的判决书上签了字。当时很多人对崇民同志这种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的高尚品质，极为钦佩。
一九五四年，崇民同志调中央工作。他经常到各地进行视察访问，先后去过四川、新疆、福建、广东、西藏、甘肃、宁夏以及东北各地，将他视察所见，在报刊上发表了十余万字的文章，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了热情洋溢的歌颂。一九六五年八月，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央决定派政府代表团赴藏祝贺，当时崇民同志已是七十四岁的高龄，欣然欲往。中央领导同志劝他不要去，经他再三请求，最后还是被批准了。后来周恩来总理说：“崇民同志七十四岁进西藏是开了先例，我们应学习他这种精神！”
崇民同志长期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做工作，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满腔热情地鼓励知识分子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不断进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他深入高等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对加强知识分子的政治和业务领导，不断提出积极建议甚至直率的批评。一九五四年他写信给林枫同志，提出了党在团结老教师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在看来，他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对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大业，崇民同志也是抱着殷切的期望，并为之奋斗不懈的。他经常通过对台广播，给在台湾的故人写信，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促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为国家的统一事业作出贡献。
这样一位襟怀坦白、刚直不阿、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革命老人，终于遭到了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毒手！他们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炮制了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集团”的假案。崇民同志和吕正操等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于一九四六年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这一革命行动，竟被林彪、“四人帮”荒谬地作为迫害崇民同志的主要罪状。他们给许多东北老干部扣上“反对林彪”的帽子，并且株连了成百上千的东北军地下党、东北救亡总会的干部，以及在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学习过的学生。他们捕风捉影，颠倒黑白，大肆诬陷，但假的终归是假的。“东北反革命集团”假案破产之后，他们又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歪曲历史，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没有查出”的手法，继续进行诬陷和迫害。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崇民同志没有接到上天安门的邀请，预感到自己有被陷害的可能，就把爱人、子女找到身边，严肃地说：“你们要有精神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你们要记住这样三条：第一，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你们可以放心；第二，我这一生最敬佩两个人，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的信仰我是不会变的，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第三，我个人什么时候死都行，怎么死都行，死在哪里都行，但决不自杀。”崇民同志这番落地有声的话，表明他面对着林彪、“四人帮”砍来的屠刀，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决心要和他们作一场生死的斗争！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高崇民同志是东北人的榜样。”这是对崇民同志的高度评价。今天，崇民同志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新长征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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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赵汉同志
安子文
赵汉同志含冤逝世已经十二年了。当时，他才四十七岁。
他是河北定县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晋察冀边区三分区一带从事革命活动。
他在对敌斗争中是坚强不屈的。一九四一年他担任定北县委书记时，敌人抓走了他的九个亲人，威胁他，逼他投降。他不为所动，坚持斗争。
一九四二年初，他担任望定县委书记。三分区的领导机关和所属其他各县都在京汉路西，只有望定县在路东。京汉路是敌人的封锁线，火力密集，铁路两侧经常处于被分割状态，难以取得经常的联系。在望定县主持工作，担子是比较重的。他到望定县不久，敌人发动了“三一八大合击”，接着又发动了“五一大扫荡”，望定县两次都处在敌人重点包围圈中。赵汉同志很注意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在艰苦的条件下，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我是一九四四年在中央党校认识赵汉同志的。他到延安来参加党的七大。开会以前，在党校参加整风学习。讨论两条路线时，他热烈拥护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拥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项主张，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假马克思主义。在战争环境中，做地方工作的同志是难得有机会到延安来参加学习的。他抓紧学习理论，认真总结经验，进步很快。
一九四六年秋，党派他回到晋察冀边区。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担任雁北地委书记时，根据党的指示，多次赴大同和国民党驻军谈判，对大同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大同解放后，他担任市委书记、市长，认真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努力恢复矿区生产。
一九五一年以后的十五年间，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先后担任办公厅主任、秘书长、副部长。他党性很强，忘我工作，刻苦学习，坚持原则，维护大局，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善于团结同志。他很注意调查研究，经常针对党的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根有据的建议。
他所维护的，是我们党在延安整风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搞好党风，搞好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团结，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管好干部，管好党员，建立党组织的正常的工作秩序，建立党和非党组织之间的正常关系等等。
他所反对的，是党的生活中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东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政策，违反纪律，说假话，瞎指挥，搞特权，压制民主，侵犯党员权利，不公道不正派的干部政策，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以及削弱党的经常工作，把党的组织降低到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水平等等。
文化大革命中，那个专以摧残党的力量为能事的阴谋家，一再咒骂赵汉同志是“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实，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实践已经一再证明，赵汉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所坚持的，同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所坚持的一样，是我们七大党章和八大党章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赵汉同志所反对的，也同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所反对的一样，是那些对党起破坏作用，因而必须坚决抛弃的东西。践踏党的原则会给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这一点，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诸如此类的帽子，应该统统还给那个阴谋家自己去戴。
不久以前，中央组织部为赵汉同志恢复名誉，举行了追悼会。我们大家都为赵汉同志的非时之死深感痛惜。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话：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能这样做。确实，对待冤案、假案、错案的态度，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志之一。错误路线是靠颠倒是非吃饭的。要错误路线来纠正错误，等于要它宣布自己破产。正确路线则依靠真理，不需要颠倒是非，也不允许颠倒是非。是非界限越分明，正确路线就越深入人心。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并且坚决实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证明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一个有能力纠正自己所犯错误的党，才是有能力领导人民取得胜利的党。我们党的自我批评的传统正在迅速地恢复起来。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我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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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座谈会
加强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四电 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最近在昆明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来自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十五个省、区的代表和其他有关单位的代表。
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一个恢复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工作的规划会议。会上总结了自一九六一年三月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以来，各地组织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工作的情况、经验和问题，重新修订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出版计划》（草案）、《〈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汇编〉编辑计划》（草案），并且落实了今后的工作计划，对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工作做了进一步的分工。
会议代表列举了大量事实，愤怒控诉林彪、“四人帮”践踏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破坏少数民族文化的罪行。
为了推动包括编写文学史、文学概况在内的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各地代表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希望各级领导对民间歌手、艺人、少数民族作家和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同志，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作品，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建议各地尽快把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机构恢复并健全起来，让散失在各处的有关人员及早归队，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方面的人才，重新组织起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队伍；各省、区的有关部门应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化工具，全面进行搜集各民族民间文学和有关的社会、历史、宗教、风俗等资料的工作，对于那些重要的作品以及年纪很大的民间歌手、艺人掌握的材料，要及早组织人力进行抢救；希望早日创办一个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更多地提供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论文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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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氏族社会末期文化遗址——王因遗址
新华社济南三月二十六日电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省兖州县发掘出一处距今六千年左右的早期大汶口文化遗址——王因遗址。
大汶口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王因遗址位于兖州县王因村东南，总面积达四万平方米，包括有居住遗迹和为数可观的墓葬。考古工作者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在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工作，共揭露面积约七千平方米。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八百余座，房址十余座，窖穴和灰坑近百个，获得了一批重要资料，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由来与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特别是对研究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社会性质，提供了新的材料。
王因遗址的氏族公共墓地比较集中，墓地以单人葬为主，合葬与集体迁葬占有一定比例，而多数为同性合葬。
王因遗址出土的文物有陶器、骨器、石器、牙器，角器、玉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陶器常见器物有鼎、觚形杯以及钵、盆、罐、碗等；骨器有骨锥、骨针等；石器有石铲、石斧、石锛、石凿、石球、石纺轮等。
从王因遗址发掘出的穿孔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只见于男性墓葬中，在女性墓葬中发掘有石（陶）纺轮等。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情况表明，当时氏族成员共同从事生产活动，不仅进行农业生产，而且要依赖渔猎和采集活动予以补充，过着较为低下的经济生活。当时大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