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信
宋庆龄
一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祝工作胜利！
宋庆龄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
二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
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
此致
敬礼
宋庆龄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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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
——对参加“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的青年作者的谈话
茅盾
儿童文学最难写。试看自古至今，全世界有名的作家有多少，其中儿童文学作家却只寥寥可数的几个。
儿童文学又最重要。现在感到适合于儿童的文学性读物还是很少。七十年前，商务印书馆编译的童话如《无猫国》之类，大概有百种之多，这中间五花八门，难道都不适合于我们这时代的儿童么？何不审核一下，也许还有可以翻印的材料。
介绍科学知识的儿童读物也很重要，可是也最少。高士其同志是我国的科学知识儿童读物的创始人，现在他老了，有病，写作的困难更大了。希望后继有人。
十分需要象法布尔的《昆虫记》那样的作品。关于动物（如益虫、益鸟、害虫、害鸟之类）的儿童读物是一个广阔天地，值得儿童文学工作者去探讨；我相信儿童们也十分欢喜看这方面的书。
解放以后，从事儿童文学者都特别注重于作品的教育意义，而又把所谓“教育意义”者看得太狭太窄，把政治性和教育意义等同起来，于是就觉得可写的东西不多了，这真是作茧自缚。
我以为繁荣儿童文学之道，首先还是解放思想，这才能使儿童文学园地来个百花齐放。
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要来个百家争鸣。过去对于“童心论”的批评也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要看看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心理学是否还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
你们是新生力量，是儿童文学的生力军，我希望你们好好努力。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我预祝你们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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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点希望
张天翼
看到了你们——参加“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的几十位青年儿童文学创作者，我非常高兴，无限欣慰！你们朝气蓬勃、精力旺盛，是儿童文学创作可靠的新生力量，从你们身上，我感到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充满希望！
正是你们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的时候，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十分关怀青少年一代的成长，支持、关心儿童文学创作，有关单位也在尽量为你们提供学习、创作的条件。现在要求于你们的，是要摆脱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精神枷锁，勇敢地拿起笔来，多多给孩子们创作出好作品。
根据我的写作体会，要创作出为孩子们喜爱的作品，重要的一环是要熟悉、了解孩子们。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在成长中的各种问题，他们的思想感情、内心世界、生活情趣、爱好，以及语言、动作的特点等等。
为熟悉、了解孩子，就要深入生活。不要以为写大人才需要深入生活，搞儿童文学就可以不必，其实同样需要！在生活中，作者和孩子们的关系，不应当是创作者和材料的关系、工作者和工作对象的关系。而应当一方面是老师，一方面象母亲，还要是朋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们，真心实意地关心孩子们。这样，儿童的本色才可能在你面前表露出来——对孩子、对大人，作者都不要直接询问他们的思想、感情，这种做法是很笨的。你要观察到他们自己还感觉不到的、还不了解的东西。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丰富的创作源泉，才能解决在开始创作时往往遇到的一些苦恼和问题。一般作者在开始创作时，容易注意事件和故事，以为只要故事有头有尾就行了。从故事、事件出发，容易落套，一写就会感到干巴。有时，在写作中开始注意思想、注意问题了，但又容易从思想、从问题出发，找事件、找人物。这样一写就容易概念化。只有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注意观察、了解人物，从人物出发（注意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心理活动、做某一件事的动机等等），这样，故事和事件就出来了。事件是跟人物走的，即使故事落套也不要紧，比如同样是写拾金不昧，为别人做好事，如果重点在写人物，那么，这个孩子和那个孩子做这件事的思想、动机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因此，同样的主题写出来也会有所不同。
也只有熟悉、了解孩子们——你的读者、服务对象，把你写的东西拿给他们看，直接听取他们的反映，你才能真正了解孩子们的需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品在孩子们中起的实际作用，他们的好恶、取舍，也是检验儿童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希望你们全心全意投身到孩子们的世界中去，你们将大有作为，前程无量！
〔原载《儿童文学》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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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答青年关心的迫切问题
——话剧《爱情之歌》、《让青春更美丽》和柳琴戏《小燕和大燕》观后
武培真
青年正处在蓬勃向上的成长时期，各方面都需要加强引导。对青年进行无产阶级恋爱观、幸福观、人生观的教育，就是应该引导的重要内容之一。最近首都舞台上演出的话剧《爱情之歌》、《让青春更美丽》和柳琴戏《小燕和大燕》，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提出并回答了青年应该如何对待恋爱婚姻的问题。这是引导青年的生动的形象的教材。
《爱情之歌》（中央实验话剧院编演）围绕着残废军人杜伟力该不该得到爱情，能不能获得爱情，展开了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让青春更美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编演）真实地描绘了三对青年在劳动和爱情生活中悲欢离合的历程。《小燕和大燕》（江苏柳琴剧团编演）则讽刺和鞭挞了大燕和张金来之间变相买卖婚姻的陈规陋习，赞扬了小燕在对待婚姻问题上的高尚品格。这些作品展示的生活画面都是当前青年人耳闻目睹以至亲身经历的现实。作品对于各种青年在处理恋爱婚姻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或褒或贬，这对帮助青年认清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幸福，以及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婚姻恋爱问题，是十分有益的。
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幸福？怎样处理婚姻恋爱问题？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在思想领域制造了一系列混乱，不少青年对于爱情与幸福的真正含义并不了解，也不懂得怎样正确地对待婚姻恋爱问题。譬如：有人看财取人，把对方工资多少、送礼薄厚当作谈情说爱的先决条件；有人单纯追求对方的荣誉和外貌，华而不实的虚荣心在思想上占据着统治地位；还有人自恃父母地位高，以为这是谈情说爱的“资本”，以此作钓饵，力图引诱对方迎合自己的不切实际的要求……。诸如此类的恋爱观究竟对不对？是应该提倡，还是应该加以纠正？《爱情之歌》、《让青春更美丽》和《小燕和大燕》，通过失恋青年的沉痛教训和婚姻破裂的不幸遭遇，为我们作出了明确的答案。
《小燕和大燕》里塑造的大燕，是一个看财取人的典型。她不以劳动为荣，而以享受为乐。她的享乐主义的幸福观、人生观，促使她在选择配偶时作出了错误的决断。本来，她和忠厚、老实、劳动表现突出的社员秦大海订了婚，由于秦大海父亲住院治病而凑不齐彩礼钱，她便以为若再和秦大海结婚，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价，于是背信弃约，断然拒绝了和秦大海的婚姻。在这同时，坏人张金来钻了空子。大燕迷恋张金来那份令人眼花缭乱的彩礼，结果受骗上当、追悔莫及。大燕的遭遇，是对婚姻恋爱中财迷的有力讽刺、嘲笑和警告。
在《爱情之歌》里，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受害者郑淑芳。她找对象，不看对方的德与才如何，而只是追慕和满足于配偶的
“荣誉”、外貌；津津乐道的是男朋友“出国”、“参加过宴会”，被对方的自吹自擂和虚情假意所迷惑。他们相识十天就结婚，婚后不出十天，她的丈夫就暴露了骗子、恶棍和流氓的原形，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
那么，有着相当地位或财力的长辈作后盾，是否就能得到真的爱情呢？我们通过《让青春更美丽》和《爱情之歌》这两出话剧对何超和黄少白各自恋爱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出单凭这一点也是行不通的。何超是局长的儿子，他害怕艰苦，不安心工作，只知追求个人安乐。黄少白是部里某主任的后辈，他胸无大志，贪图安逸，狭隘自私。而被何超追求的周援，却是个正直、纯洁、热爱本职工作的好青年。被黄少白纠缠的周凌云，是个有着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的姑娘。这两对男女青年在思想境界、心理状态上的巨大差距，造成了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消除的隔阂。何超对于周援，黄少白对于周凌云，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显然是不相称的。因此，周援对何超的追求无动于衷，周凌云对黄少白的纠缠感到反感，是合乎情理的。从何超与黄少白的碰壁，不难看出：一个青年，如果不把自己的命运和革命事业连结在一起，如果不积极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而置身于火热的斗争之外，企图悠然自得地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以为毋需严格要求和造就自己，美丽的爱情之花自然会开放在自己的心田里，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这种行为，与时代的脚步不合拍，与前进中的人们的思想感情相背离，所以，即令有着前辈创造的再好条件作保证，也难免不受到鄙视、谴责，乃至被人们所唾弃。
什么样的爱情才算是真正的爱情？怎样才能获得这种爱情呢？作者通过对周凌云与杜伟力、小燕与秦大海等几对青年产生和培育纯真爱情的刻画，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爱情必须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为基础这个道理。以《爱情之歌》里的周凌云和杜伟力的恋爱来说：杜伟力在抢险中负了重伤可能遭致终身残废的时候，他的对象胡苹因为“不想拖着一个不能走路、不能做事的人过一辈子”，结束了和他的恋爱关系。这一举动，对于正在经受痛苦的伤残折磨的人来说，该是多大的精神压力！就在杜伟力最需要安慰、鼓励和帮助的时候，聪明、秀丽、具有大学学历和作为高干独生女的周凌云，毅然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下定决心帮他“重新站起来”。周凌云用英雄的事迹鼓励他，送给他双拐，帮他走路，给他提供学习和科研急用的工具书，等等。周凌云多方照顾杜伟力，向他倾吐衷情，并不单是出于对同志的同情和怜悯，更主要的，是她看到了杜伟力有着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有着跟困难、疾病作斗争的顽强毅力，有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胸怀和理想，有着百折不挠地为国防现代化而奋斗的精神。周凌云不怕艰苦，关心同志，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优秀品质，时时鞭策着杜伟力，使他在同疾病斗争和向科学进军的征途上，不断地从周凌云那里获得勇气和力量。因此，他产生了对周凌云的强烈的爱。他们之间的爱情，完全是建立在爱对方的思想，爱对方的行动，爱对方的感情，爱对方的为人，爱对方的毅力——这种情投意合的基础之上的，是在为着实现崇高的目标并肩战斗中逐步凝结成的。作品深刻的寓意，栩栩如生的艺术描写，把上述看起来浅显，但常常被一些幼稚的青年或是带有偏见的人们所忽视的道理，明明白白地倾注到每个观众的心灵之中。这对于能够正确处理婚姻恋爱问题的青年来说，自然是肯定，是鞭策，是鼓励；对于陷入迷途的青年来说，则等于在他们耳边大呼一声，使他们为之一惊，从混沌迷离的精神状态中清醒过来。
从这些作品艺术表现来说，当然还难说都已臻于完美，但其所以引人注目，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在于作品反映了当前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所关心和需要回答的迫切问题，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无论是谁，都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明对婚姻恋爱的态度。极少数青年婚姻恋爱处理不当，尚无关大局；但如果有相当多青年人在婚姻恋爱上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就要影响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关系到广大青年乃至相当数量的家长能否全神贯注，心情愉快地投身到革命和建设中，在一定程度上要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林彪、“四人帮”以极左面目出现，禁止了一切涉及爱情生活的作品，取消了革命文艺对青年一代进行无产阶级恋爱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的教育，给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和庸俗风气的泛滥，造成了可乘之机，其教训的惨痛，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当前把婚姻恋爱问题作为文艺题材之一加以反映，努力提倡无产阶级的恋爱观、幸福观、人生观，对于迅速医治人们精神的内伤，促进青年一代的思想革命化，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爱情之歌》、《让青春更美丽》和《小燕和大燕》的公演是适时的，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心愿。它是对广大青年进行正确引导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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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与文艺民主
余斌
实行文艺民主，被作为一个新问题提出来了。本来，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就是这么提倡、这么实行的。且说列宁吧。
大家知道，列宁十分熟悉俄罗斯及欧洲的文学艺术，知识渊博，兴趣广泛。他十分热爱民间文学，十分热爱象高尔基那样的无产阶级作家，也极为推崇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但是，正如杰出的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所指出的，列宁从不把个人审美上的爱憎作为指导思想。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杰出的革命诗人，他的长诗《列宁》和《好！》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典范。列宁在世时，诗人写过《左翼进行曲》和《一亿五千万》等出色的政治鼓动诗，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不过，列宁不大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认为作者用词离奇古怪，不连贯，很难读，尤其不喜欢《一亿五千万》。有一次，列宁去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参观，他问学生们：“你们读些什么书？普希金读不读？”有个学生急着回答说：“他不是资产阶级么？我们读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列宁笑了笑说：“依我看，普希金更好一点。”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在这次与学生的交谈之后，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看法有了改变。他听到这位诗人的名字就会联想起高等工艺美术学校的青年，他们愉快活泼，充满着生命，准备随时为苏维埃政权献出自己，他们从现代的语言里找不到话来表现自己，就到马雅可夫斯基的难懂的诗里去找这一表现。可以说，这些革命青年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崇拜，影响了列宁对这位诗人的看法。后来，诗人写了一首讽刺苏维埃官僚主义的诗《开会迷》，就受到了列宁的称赞。
列宁之所以不把个人审美上的爱憎作为指导思想，是因为列宁认为，“我们应该经常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前”。他曾经对克拉拉·蔡特金说，“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见是不重要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因此，在艺术问题上，列宁不轻易点头、摇头，而是讲群众路线。
据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在一次为马克思设计纪念碑的竞赛中，一位雕塑家设计的“脚踏四匹巨象的卡尔·马克思”使评判委员会感到奇怪，列宁也不例外。评委会选中了艺术家阿列辛的设计，否定了那位雕塑家奇怪的设计。后者向列宁提出了申诉。虽然列宁内心不喜欢这个设计，但还是认真地对待了他的申诉，要卢那察尔斯基重新组织一个评委会，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看这两个不同的设计。列宁果然去了，经过认真研究，最后才否定了那个奇怪的设计。
不轻易点头、摇头，是从领导人作决定的角度说的，但这并不妨碍列宁从个人角度就某些问题和群众作同志式的讨论。还拿列宁对美术学校的访问作例子吧。那些青年学生热心于艺术的革新，但对艺术发展的方向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他们崇拜未来派的绘画和诗歌。在和学生们的讨论中，列宁坚持文艺的现实主义，和他们争辩，要说服一大群学生是不容易的，那些激动的青年你争我抢地发表意见，往往不等别人说完就插进来。最后，列宁争论得疲倦了，他开玩笑地宣布说，他要专门研究一下诗歌和绘画中的未来派的问题，还要再读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然后还要到学校来，那时一定要驳倒他们所有的人。
这是多么民主的艺术群言堂啊！
列宁既尊重群众，也很尊重专家。
我们知道，列宁对文艺不但有广泛的兴趣，也作过深入的研究。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思想，关于两种文化的学说，关于古典文艺的批判继承问题和关于创作方法问题的思想，以及对托尔斯泰的研究和对高尔基的评价，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宝库。但是，列宁十分谦虚，他曾对卢那察尔斯基讲：“艺术史真是一个迷人的领域。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里有多少工作要做啊。……我很惋惜，因为我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没有时间来研究艺术。”他十分讨厌在文艺工作上按“长官意志”办事，十分厌恶凡事不求甚解的态度，所以他不爱表示自己对艺术的见解。在审查纪念碑设计草案展览时，评委会征求他的意见，他谦虚地说：“在这里我完全是外行，请你们去问卢那察尔斯基好了。”又有一次，负责文艺领导工作的卢那察尔斯基，针对形左实右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亚历山德拉剧院的攻击，向列宁请示如何保护旧艺术的优秀传统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艺术。列宁同意卢那察尔斯基对问题的分析，并指示他要向群众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卢那察尔斯基问：“在这方面，我能不能用您的名义？”列宁回答说：“这又何必？我在艺术问题上不能冒充专家。既然您是人民委员——您自己应当有足够的威信。”
看来，列宁还搞“专家路线”呢。
列宁讲文艺民主，但正是他指出，文艺民主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的。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列宁强调指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还指出，各种文化艺术单位“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请示汇报”，党的组织“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活水，注入这一切工作中”。列宁认为，“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才会成为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文艺的党性原则，文艺民主才能实现。那种鼓吹摆脱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调，被列宁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在对克拉拉·蔡特金等人的谈话中，列宁以更加辩证的方式发挥了“党的文学”的思想。他指出，十月革命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定购者。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自己想做艺术家的人，都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独立自主地来自由创作”。然而列宁强调：“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袖手旁观，听任混乱的局面随意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完全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发展过程，去形成它的后果。”
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文艺民主，要划清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列宁是这样做的。在艺术问题上，他不爱表示个人见解，表示了也不一定坚持。但是，如果涉及文艺中的政治倾向问题，列宁则锋芒毕露，坚持原则，毫不退让。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上就是这样。
据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列宁“显然不无根据地耽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会变成某种带有政治倾向的巢穴。”他说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和他有相当尖锐的分歧，“有一次甚至狠狠地骂了我一顿。”在一九二○年十月该团体举行代表大会时，列宁要卢那察尔斯基在代表大会上明白指出，这个团体必须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把它自己看成是后者的一个机构。列宁还采取种种措施使这个团体靠近党。但卢那察尔斯基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没有明确表达列宁指示的精神，措词相当含混，甚至软弱无力。为此，“他（列宁）把我叫去申斥了一顿，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就根据他的指示改组了。”
文艺民主是个重要问题。从列宁的有关言论和实践中，我们应该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