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踏过深深的积雪
〔短篇小说〕玛拉沁夫
春节前,天气变得格外暖和,冰雪融化,野外大路上,象刚下过雨似的泥泞。空气中散发着湿润的气味和泥土的清香,使人心醉!在塞外大地上,这么早就听见春姑娘的脚步声,确是不多见的。
在战争年代的一位老首长,与我同住一个城市,但平时大家一年忙到头,很少有个闲暇时间,到一起说几句开心的话,抒发一番各自的情怀。特别是我那位老首长,过去一说打仗就拚命,建国以后,一提工作还是拚命,可以说为人民拚了一辈子命!然而,象这样的人,在前几年,也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关了数年监牢。那一年她刚被放出来,正赶上是春节,大年初一清早我就去给她拜年,实际上也是对她的出狱表示慰问,却没料到扑了个空,听她家人说,她到牧区跟牧民们一起过年去了。当时她已被重新任命为牧业局局长。一个老战士,数年离开了自己的人民,出狱后马上奔到群众之中,同人民共度新春佳节,那种真挚热切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
从那以后,我曾连续三个春节去给她拜年,但她都是到牧民当中去了。她的“老头”,是军区副司令员,每次都是向我摊开双手打趣地说:“我这个当将军的,年年春节还得给她当值班员,有什么办法!”
今年我想别再让老将军为难地重复他那句话了。索性在年三十,提前去给老首长拜年,总是会见到她的。
我踏着泥泞的大道,不由地想起老首长传奇般的历史。在那千里草原遍地泥泞、生灵涂炭的年月里,这位老首长,是赫赫有名的草原女英雄。当时她才二十七岁,身穿一件红蒙古袍,脚蹬一双红马靴,骑的是一匹枣红马,真是上上下下一色红,名副其实的红司令。她骁勇凶悍,双枪双马,指挥一个骑兵纵队,纵横驰骋于塞外沙场,屡建奇功……
红司令名叫洪戈尔,我呢,那时是个才十五岁的小鬼,个子还没有大盖儿枪高,就给她当通信员。
三十多年日月,转瞬逝去,如今我已年近半百,但在老首长面前,永远还是个小鬼。我依然怀着一个战士前去会见司令的激动心情,来到了洪戈尔同志的家门外。
正在这时,一辆北京吉普从院里开了出来。忽然我发现开车的正是洪戈尔同志,好象她也看见了我,很快把车刹住,跳下车来。
她身穿一件皮夹克,脚穿一双黑马靴,有点象飞行员的打扮,威武潇洒,不减当年,如果没有那满头苍苍白发,谁会想起日月的流逝呢?
我走过去同她握手,打趣地说:“你还是那么威严,可惜只缺那匹枣红马了,我的司令!”
她惨淡地笑了一下,说:“就是那匹枣红马活到今天,我也骑不了啦!现在我可娇气得不得了哇,别说骑马,就是坐吉普车还腰疼!活见鬼!”她的声音在微微发颤。
这时我想起,她不但在战争年代曾两次负伤,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几年前在监狱里腰椎又被打断了两处。我后悔不该提起枣红马而引起她痛苦的回忆,赶忙转过话题说:
“每年春节我来给你拜年都扑空,今年我是提前拜早年来了。”
痛苦的表情,从她脸上顿然消失,她仰起头发出军人的爽朗大笑,用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如果晚来一步,连这个早年也拜不成罗!”
“你又要外出?”我问。
“走吧,跟我一起到草原上过年去!要不要向你夫人替你请假?你们这些人哪,都得‘气管炎’(妻管严)啦!”
我回答说:“不,我没有气管炎,这几年城里肉食供应少,我得的是‘胃溃疡’(胃亏羊),这病吃两顿手扒羊肉,就能见好。”
我们又是一阵开怀的大笑,随后她说:“那好,上车吧,牧民专会治这种病。”
我们上了车。洪戈尔同志已经是六十岁的老太太了,但她从来都是自己开车,我反倒俨然象个首长似的坐在旁座上。
车的后座上放着一件褪了色的红蒙古袍,除此之外,她再没有带别的东西。我看不出她这次外出要去什么地方,多长时间。
“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我问她。
“没准,跑着看吧!”
“跟下面打电话招呼过没有?”
她把头一歪,两条浓眉猛然向上挑了一下。我知道老首长的脾气,这是对我说的话不满意的表示。
我赶忙解释说:
“我是说大年过节的,不先打个招呼,怕对人家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随便你走进哪一户牧民家里,当他们知道你是从城里特地赶来跟他们一同过年时,他们都会把你当作亲人看待。”
这时越野车开始在大阴山公路上缓缓向上爬行。山高风紧,雪海茫茫,与山前判然不同,毫无春意,然而那北国群山的严冬景色,倒也另有一番壮阔气势。
我望着车窗外披着雪衣的起伏山峦,暗自思忖:洪戈尔同志每年到牧民当中过春节,看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根据我对她的了解,凡是她认定要坚持做的事情,常常带有几分哲理方面的探讨。我想了解一下她的意图,便说:
“到牧民中过春节,看来你是把它制度化了。”
她没有马上回答,看去象是在观察前面急转弯处有无对面开来的车辆,其实,她可能是在斟酌对我的回答。过了那个急转弯的地方,她反问我:
“小鬼,我们搞社会主义三十年了,我们走过的道路,就象这条盘山公路一样曲折艰险,我们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我们的党,我们这些老党员,应该得到一条什么教训呢?……”
我希望她说下去,没有插话,也没有提问。
“那就是:时刻要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
“老百姓在想什么?……”我不由地重复了一遍。
“是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在八亿人口的国家执政的党,对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这个要求不算过苛吧?”她接着说,“过去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时,我们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搞土改,民主改革和建国后的一些年,也比较了解,但是后来,我们的有些干部对人民群众在想什么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越来越忽视……”
她沉默着、沉默着,显然,历史的回忆在袭扰着她。突然,她提高音量,以带有几分激动的声调说:
“过去的事毕竟已经过去了。可是今天,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还念那本老皇历,老百姓能答应吗?在我们面前有多少新事物、新问题啊,蹲在家里你能解决?活见鬼!”
“你就是为了这个到牧民中去过年?”
“是啊,在瑞雪飘飘的除夕之夜,或在阳光明媚的初一清晨,我们同牧民共饮一杯酒,同唱一首歌,在酒热茶香之余,欢声笑语之中,他们不再把你当成
‘达日嘎’①,你的心同他们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己的欢乐与苦恼,追求与理想,这比开什么会议都更能直接地体察民心。”
我颇有同感地说:“只有体察民心,才能听取民意,获得民力。”
“说得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的担子重啊,它关乎四分之一人类的命运,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随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马克思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会不那么喜欢了!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我的心海被她的话搅得顿然翻腾起来。
“想过!不只我想过,我相信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哺育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想过!多少老干部把头发都想白了!”
她不言语了。
她的心海在翻腾!……
我也再说不下去了。
我的心海在翻腾!……
越野车已经爬上了大阴山的高峰。狂风掀起雪的烟雾,打在车窗上,遮住了我们的视线。洪戈尔同志把雨刷开动起来,我从雨刷擦开的扇形透明处,向下眺望,除附近几个山头以外,全被风雪所吞没,迷迷茫茫……
这里是冰雪世界,寒气逼人,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这被洪戈尔同志察觉了。她忽然停住车,转过身从后座上拿过那件红蒙古袍,叫我披在身上。我推让着请她自己穿上,她还是把红蒙古袍强令我披上,之后,她毫不在乎那漫天风雪,顶风冒雪,开动车,继续赶起路来。
起初,这件蒙古袍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在一个急转弯处,车身突然摇晃,我身子一斜,那件袍子从我肩上滑落下去,我用双手将它拿起来,刚要重新披在身上时,那件蒙古袍磁石似地吸住了我的目光。
多少年的往事,一齐涌现在我的眼前……
三十多年前,我给洪戈尔同志当通信员的时候,她就是穿着这件红蒙古袍,象一朵花,不,象一团火似的驰骋于漠北战场上。当时部队生活很困难,我们白天穿晚上盖的都是那身棉军装。洪戈尔同志怕我冷着,每天晚上临睡时把红蒙古袍脱下来,给我当被子盖。
每当我盖着蒙古袍蒙头大睡时,总可以闻到一股布棉烧焦的气味。天长日久,我发现那股烧焦的气味,是从蒙古袍左肩上一个补钉处发出的。我抠开补钉一看,里面有一个子弹穿过的洞眼,周围是一片血痕!……
于是,有一天当司令醒来,我把蒙古袍递给她时,睁大眼睛察看她的左肩,啊!她的左肩上,有一块紫的伤痕!我幼稚的心灵被刺得痛极了,猛地扑在她的怀里,哭了!
“司令,你受过伤!……”
她好象被我这突然的举动和问话所感动,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光头,安慰我说:
“你看,伤痕不是已经好了吗!”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干什么?哪一个战士身上没有几处伤痕?在我们身上有敌人留下的伤痕,很有好处,它叫我们永远记住对敌人的仇和恨,以及这种仇与恨所转化成的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但是,我们不会因创伤而消沉,不会抚摸伤痕而怯步不前,我们医治创伤是为了战斗,为了重返前线,为了更加勇猛地向敌人冲锋!”说到这里,她顿了顿,平静了一下沸腾了的心潮,用手轻轻替我擦着泪痕,语重心长地说:“小鬼,你一生中也许会受到创伤,但是要记住我的一句话: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会把眼光停留在伤痕上,他的眼光要永远直射前方——去实现人民的理想!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此。”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着老首长这番话。正是这番话,在我后来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候,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没有颓萎、消沉、倒下去……
越野车勇猛地穿过高山上的风墙、雪幕、冰坡、云雾,风驰电掣般向北坡驶去。
突然,山坡上出现了几十个人,数面红旗在他们头顶飞扬。
“他们是干什么的?”洪戈尔同志翻身下车,向那群人走去。
片刻,洪戈尔同志带来了一群手持大镐,肩扛铁锤的牧民,向我介绍:“他们是开山英雄!”
“开山?”一想到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仍感莫明其妙。
“是啊,据说有一位旗委副书记,在他们大队蹲点,要让老百姓过‘革命化春节’,在大年初一,冰天雪地,开山取石!活见鬼!”
“他还搞前些年那一套……”
洪戈尔同志一摆手,打断我的话:
“哎?!你别说,这位书记还真辛苦,听说他提前在昨天就搬到山上住了。我们就有这么一些既可敬又可悲的同志,有什么办法!”
我向牧民们寒暄之后,问他们:
“你们开山取石做什么哪?”
“垒草库伦。”一位青年回答说。
所谓草库伦,就是在草原上圈起大片牧场,作为打秋草或轮流放牧的地方。据我所知,现在牧业发达的国家,都用更为先进的方法进行草场改良和轮流放牧,可我们这里还在开山取石往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垒“石头长城”!
我跟那些牧民讲,暂且不讲我们这种劳动与生产方式今后应否改进,今天只问: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年初一开山取石?
没等群众回答,洪戈尔同志插言道:
“大年初一采下的石头,必是格外值钱!”
群众哄然大笑起来。
洪戈尔却严肃地说:
“乡亲们,你们大家应该马上下山回家过年去!”
顿时,群众沉寂下来,好象都摸不透这是真话,还是开开玩笑?其中有一个人可能是作业组长,跨前几步说:
“我们这个突击队由旗委副书记亲自挂帅,明天——大年初一还要开门红呢!”
一位飘着银须的长者喊了起来:
“洪戈尔‘达日嘎’发话了,你怕啥?咱们下山去吧!我三个小孙子还等我回去过团圆年呢!”
“那……旗委副书记……”作业组长有些为难。
洪戈尔同志说:“乡亲们辛苦了一年,应当回家过个团圆年。旗委副书记嘛,我去找他。修草库伦是不是一定要垒‘石头长城’,过完年再跟大家商量,反正山上的石头也跑不了,你们还是先回去跟家人过个欢乐的春节吧!”
一听这话,群众高兴得都跳了起来!有的青年捷足先登,喊着“回家过年去罗”往山下跑,找自己的乘马去了。我看见那位作业组长,走在紧后头,但他毕竟还是跟大家一同下山去了。
洪戈尔望着他们走远了的背影,对我说:
“这一瓢冷水我是泼出去了,走吧,咱们找那位旗委副书记‘请罪’去!”
旗委副书记的开山取石指挥部,设在附近一个山坡上。我们开着车,坑坑洼洼,拐弯抹角,好不容易才赶到那里。
旗委副书记原来是我在部队时的老战友,换句话说,也就是洪戈尔同志的老部下。他叫哈吐②,听这名字你就会知道当年他在战场上是一位勇士。我这位老战友,棉衣外面套着一身沾满油污的工作服,正在跟一个小电工拉线安装高音喇叭,显然是在为大年初一开门红的鼓动工作作准备。我看见他两鬓霜白,风尘仆仆的模样,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自然多是敬佩,但此外仿佛还有点别的感情,那或许是怜悯吧!
当他转过身来,忽然发现洪戈尔和我站在他面前时,他惊奇得连句问候的话,都忘记说了。
“我还以为哪一个‘革命小将’会出新点子,叫老百姓大年初一上山取石闹开门红,没想到原来是你呀!”
乍一听,洪戈尔的话褒贬难分,旗委副书记只是憨厚地笑了笑,没作声。
洪戈尔同志走过去,把右手搭在他的肩上,既亲切又直截了当地说:
“哈吐啊!你这个高音喇叭就不要安了,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能会生我的气……”
“哪能呢!”
“实在对不起,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把你开山突击队的人马,全放他们下山过年去了。”
哈吐擦着手笑着说:“您还是跟从前一样喜欢跟战士开开玩笑。”
“不,这不是开玩笑。”我把话接了过来,“洪戈尔同志确实让牧民都回家过年去了。”
哈吐半信半疑,看看我又看看洪戈尔……
洪戈尔同志轻轻挽起哈吐的手臂,同他一起走出帐篷,从这里还能隐约望见山底下大雪原上有一帮人马远去的黑影。洪戈尔指着山下说:“你看,那就是你的人马。……哈吐啊,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别再这样折腾老百姓了!我这不是责备你,不,你比他们还辛苦,听说你昨天就上山来了。……”
哈吐诚恳地说:“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您应该批评。”
“这不是批评谁的问题,我们都一样,这些年来形而上学猖獗,什么大年初一掏大粪才是‘革命化’呀,如果不搞这一套,反而会被说成是右倾,这些无形的精神枷锁,至今还在禁锢着我们!……我这样说,不知道能不能跟你的思想对上号?”
哈吐没有回答,他在沉思,这是一个诚实的战士,在自己所信赖的老首长语重心长的劝导下的沉思……
风在呼啸,雪在飞舞,整个山野在我们脚下仿佛在移动、旋转、翻腾……
“说得对!……无形的精神枷锁!”
旗委副书记经过长时间沉默之后,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哈吐是个直性子人,什么事情,想不通,就是十头牛也拉不过来;想通了,一个指头也能捅透。他立刻通知小电工,收拾东西,下山过年。
我们七手八脚帮助他们把东西装上拖拉机,小电工开上走了。
我们三个人,向吉普车走去。
路上,洪戈尔随便问起哈吐是怎么想起搞这么个“开门红”的?哈吐回答得虽很爽快,但从他的声音中,我感觉到他的苦衷:
“我也知道应当叫群众愉快地过个春节,但是……”他的话卡住了。
“文章常常就出在‘但是’的后头,你说下去,说下去。”洪戈尔的语调是那样和蔼而亲切,这使对方消除疑虑,愿意把心里话全掏给她。
“我们旗委第一把手到自治区去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还没有回来,在家的四个副书记,都在下面蹲点。听说那几位副书记在点上都搞出了名堂,我心里就着了火!不瞒您说,这些年来办事,不比从前打仗的时候,就在一班人中间,也有踩你脚后跟的,不得不互相提防,各留一手……”
“噢!我明白了,为了防备别人抓你辫子,你就来了个大年初一开山取石开门红。”
“就是这么回事!”
“我的好同志,谢谢你没有跟我说假话!”
或许是由于内心激动吧,洪戈尔同志停住了脚步,右手扶着一棵高高的白桦树,站在深雪中,眺望着风雪弥漫的崇山峻岭,舒缓而沉重地说:
“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你一个人有这种心理状态,这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产物。我们搞了三十来年的社会主义,可是打倒“四人帮”以前,中国成了什么样子!面对为创建人民共和国而牺牲的无数先烈的英灵,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生活吗?……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人要集体负责:今后绝不让那惨痛的历史,在中国重演!”
我忽然看见白发苍苍的洪戈尔同志的面颊上淌着两条泪流,刹时我的两眼也被泪花模糊了。
洪戈尔同志不愿让我们看见她的眼泪,她急速向前走去。坡陡路滑,我担心这位满身伤痕的老首长会滑倒,赶忙上前搀扶她,但她把我的手轻轻推开了。
我知道在这位饱经沧桑的老战士身上,共有四处伤痕:两处是敌人留下的,另外两处则令人痛心的是自己人给留下的。
然而,她确实象三十多年前教导我时所说的那样,她没有把眼光停留在伤痕上,没有抚摸伤痕而怯步不前。你看她现在迎着狂暴的风雪,两眼依然闪射着军人的威光,一件皮夹克,一双黑马靴,多么英武潇洒,充满青春的活力!这样的人,在新的长征中,依然会是策马挥刀、一往无前的英雄——因为在他们血管中流着的,只有,只有鲜红的党的血液!
黄昏时分,我们赶到了草原牧村。那里一片灯火通明,从每一座蒙古包里都传出欢宴的酒歌和悠扬的琴声。我们下了车,踏过深深的积雪向前走去;我们将在那里溶化在牧民除夕喧闹的欢乐之中……
注①达日嘎:蒙语:首长或领导
②哈吐:蒙语:硬汉子之意


第6版()
专栏:

树老雄风在〔木刻〕 刘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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