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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决定
宽大处理参加西藏叛乱的全部服刑人员
宽大释放三百七十六名罪犯；刑满就业后继续戴帽和在社会上戴帽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掉帽子
新华社拉萨三月十九日电 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决定宽大释放一九五九年参加原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的三百七十六名罪犯；同时宣布，刑满就业后继续戴叛乱分子帽子和在社会上戴叛乱分子帽子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掉帽子，发给摘帽通知书。至此，一九五九年在西藏服刑的参叛人员全部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三月十七日，拉萨市举行宽大处理一九五九年参叛人员大会。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井玉章在会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并当场将印有藏汉两种文字的释放证发给在拉萨地区服刑的一百四十九人。这一天，昌都、日喀则和山南行政专署也召开大会，各行政专署中级人民法院也宣布宽大释放一九五九年参叛人员。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决定对宽大释放的罪犯和摘帽人员一律给予公民权，安置就业，并发给每个释放的罪犯一套新衣服、必要的生活用品和一些零用钱，还组织他们参观农村、牧区、工厂和文物古迹。二十年来西藏的巨大变化，使这些人深受感动。他们纷纷表示，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痛改前非，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一九五九年三月，原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不顾党中央、毛主席长期对他们耐心的教育和等待，背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勾结国际反动势力，公然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次宽大释放的原西藏上层集团的僧俗官员中，都是参加过武装叛乱，罪行严重的人，其中有原西藏地方政府七品以上官员十六名，原西藏各大寺庙活佛、堪布九名。比较著名的有，原西藏地方政府林芝地区总管彭绕·次仁甘登，原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官呷玛西珠，原西藏地方政府隆子宗宗本角白·次旦觉杰，原哲蚌寺措钦活佛察瓦普多·赤列朗杰，原噶丹寺扎仓活佛嘎丹玉鲁·达瓦次仁，原热振寺堪布加央加措，原拉萨五品跳神嘎玛夏曲吉·强巴曲旺，拉萨哲蚌寺铁棒喇嘛多吉门巴等。
西藏民主改革以来，我司法机关依法对他们治罪，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认罪服法，从反祖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逐步转变为爱祖国、爱人民、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原来在社会上就业和被监督改造的叛乱分子，经过二十年来的教育和改造，绝大多数人也已成为遵守政府法令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事实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绝大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成为新人的。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洛桑慈诚主持了三月十七日的大会，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热地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西藏司法机关宽大处理参叛人员，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罪犯实行改造政策的胜利，也显示了社会主义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定团结。
热地副主任说，在欢庆西藏民主改革二十周年前夕，我们在这里召开大会时，十分怀念在国外的藏族同胞。他们离开祖国已经二十年了，在国外受尽了流离之苦。我们希望在国外的藏族同胞，也希望达赖喇嘛，认清形势，消除疑虑，丢掉幻想，迷途知返。要相信党的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等政策是一贯的，共产党向来是说到做到的。我们坚信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在国外的藏族同胞，一定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同国内亲人团聚，参加祖国的建设。
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党政军负责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出席了大会。（附图片）
三月十七日，拉萨市举行宽大处理一九五九年参叛人员大会。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井玉章将印有藏汉两种文字的释放证发给在拉萨地区服刑的一百四十九人。 新华社记者 康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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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布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京签字
巴加扎总统和李副总理出席签字仪式
巴加扎总统访问中央民族学院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布隆迪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布隆迪总统让—巴蒂斯特·巴加扎上校和我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我国外交部长黄华和布隆迪外交和合作部长爱德华·恩赞比马纳中校，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了字。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九日电 布隆迪总统让—巴蒂斯特·巴加扎上校等贵宾，今天上午在中央民族学院受到正在那里工作和学习的五十个民族的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当巴加扎总统等贵宾由我国外交部长黄华陪同来到学院访问时，身穿民族服装的各族师生，挥舞花束，热情高呼欢迎口号。学院负责人宗群向巴加扎总统介绍学院的情况。他说，中央民族学院担负着培养和提高我国民族干部的任务。学院成立以来已为国家输送了一万三千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巴加扎总统等参观民族语言的现场教学和学院图书馆的报刊资料阅览室。艺术系的师生还为贵宾们表演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节目。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今天还特地赶到民族学院为巴加扎总统演出了他们在访问布隆迪时学来的布隆迪舞蹈，受到贵宾们的热烈鼓掌欢迎。
巴加扎总统在向学院师生告别时，衷心祝贺他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
巴加扎总统一行今天还游览了颐和园。总统夫人今天游览了长城、定陵。（附图片）
中布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三月十九日在北京签字。巴加扎总统和李先念副总理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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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情谊今更浓
在滇南山区，在红河北岸，经过这次对越南侵略军的自卫还击作战，边境各族人民和边防部队指战员之间的情谊更加浓厚了。
前一时期在越南侵略军的骚扰挑衅下被迫到内地投亲靠友的瑶、苗、汉等族群众，已经回到家园安居乐业。他们从亲友那里带回各种特产——蒙自的糖果，川滇边界的广柑，建水的陶瓷，大理的石雕花瓶，来到部队慰问保家卫国的英雄子弟兵。一位瑶族老大爷捧着一尊“陶瓷虎”，到部队查访到一个杀敌立功的英雄战士，硬要他“收下瑶家人的心意吧！愿你们永做人民的猛虎，威镇边疆！”在红河北岸公路上，天天有各族人民日夜守候，“拦路”慰劳子弟兵。一天，在自卫还击战斗中英勇战斗过的某炮兵分队，路过个旧市大屯公社，正在田里砍甘蔗的彝族社员到公路上拦住部队，把一捆捆又长又壮的甘蔗一个劲地往车上搬。战士们说啥也不收。一位大娘流着泪说：“彝家人的家乡是你们在日夜站岗放哨，丰收的果实是你们在保卫。亲人过家门，啥也没招待，叫我们怎安心呀！”最后，每个战士只好吃了一节，这才“放行”。
边防部队来到驻守的村镇，各族人民就象迎接多年不见的骨肉至亲一样，把绿油油的韭菜，嫩生生的豆角，水灵灵的菠菜，肥实的香蕉，新鲜的西红柿，一担担送到连队。孩子们把一包包松子、核桃、瓜子悄悄压在战士的枕头下。
这些天，从城镇到乡村，到处活跃着各民族的“拥军服务队”。印染工人来到街头，为战士在衬衫、背心上印染“自卫还击作战留念”字样。售货员、理发员来到机关、连队，为战士服务上门。弥勒县汽车站浴室专门为过往部队昼夜服务，让数以千计的凯旋战士洗去疆场的尘土。参加还击作战归来的边防某部回到蒙自、建水地区后，从机关到连队的一个个伙房里，每天都可看到身穿各色民族服装的许多小炊事员。他们是附近中小学的学生，每当课余时间，他们就来到部队伙房挑水、洗菜，帮助部队烧火做饭。在清清的甸溪河边，每天从早到晚，都有苗、撒尼、阿细等民族的青年妇女，抢着为战士们洗衣服。有些巧手姑娘还悄悄在刚洗过的战士们的枕套、背心上绣上了青松、雄鹰、猛虎等图样，表达各族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和祝愿。
“鱼儿离不开水，军队打胜仗离不开人民。”边防部队回顾自卫还击战，更加热爱边疆各族人民。连日来，边防部队和群众一起祝捷联欢，派代表热情慰问支前民兵，有的部队刚洗去身上的硝烟，又在帮助社员们春耕了。他们决心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建设钢铁边防，时刻准备严惩一切胆敢来犯之敌。
新华社通讯员 杨吉昌
新华社记者 蒋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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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英雄李成文父母又送子参军
新华社昆明三月十九日电 云南边防部队“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李成文烈士的父亲李兴和母亲李木保，最近又将十九岁的儿子李成全送往部队，接他哥哥李成文的班。
李成文是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三连四班副班长。二月十七日在越南坝洒县新良寨作战中，为了摧毁一个炮火不易击中、又难于安放炸药包的敌堡，他毅然手托炸药包，紧靠在碉堡上，拉燃导火索，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云南边防部队领导机关为了表彰李成文同志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授予他“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光荣称号，并号召广大指战员向他学习。
消息很快传到了烈士的家乡云南省施甸县。烈士的父母为有这样一个英雄儿子感到光荣和自豪。他们对前来慰问的县委和县人民武装部的领导同志说：成文杀敌立功成为英雄，这是党和部队教育的结果。成文牺牲了，家里还有他的两个兄弟，我们请求领导批准，让十九岁的成全到部队去接他哥哥的班，保卫边疆，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有关领导部门批准了两位革命老人的要求。现在年轻的李成全已经穿上军装。他在群众欢送大会上表示：要象哥哥李成文那样，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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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刊》复刊
深受有关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喜爱的《故宫博物院院刊》，已于最近复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国内版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国外版由国际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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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近发现四种热带鸟
我国一支野生动物考察队，前不久在云南西南部边沿地区，首次发现四种热带鸟。
这四种热带鸟是：红腿小隼、黑冠椋鸟、红嘴椋鸟和棕腹树鹊。国外动物学者曾经发现过这些鸟，但在我国这还是第一次发现。
这四种热带鸟都是益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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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陶瓷展览在京展出
唐山陶瓷展览从三月二十日起在北京中山公园展出。这次展出的各种瓷器，共有三千五百多件，反映了唐山陶瓷工业在地震以后恢复发展的新成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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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成了人民的朋友
——记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叛军司令拉鲁·才旺多吉的自述
“在西藏民主改革二十周年的时候，回顾一下我所走过的道路，是十分有益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叛军司令拉鲁·才旺多吉这样对记者开始了他的自述。他说：“民主改革，不仅使百万农奴获得了翻身解放，做了西藏的主人，使西藏走上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大道，也使我们这些罪恶深重的领主获得了新生，改造成了人民的真正朋友。这一点，我是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才认识到的。”
拉鲁是西藏四大农奴主之一，拥有二十多个大、小庄园，十多个牧场和数千名奴隶。在上层集团中，他是主张依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深得达赖等人赏识的重要官员之一。
他说：“西藏和平解放后，我同其他上层人士一样，迫于大势所趋，接受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但我们想的是如何维护三大领主的利益，而共产党想的却是百万农奴和整个西藏民族的利益，斗争的焦点是进行不进行民主改革。尽管共产党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进行教育，耐心等待我们的觉悟。为了消除我们对民主改革的恐惧心理，党和政府还特地安排我到上海，专门访问了荣毅仁先生。可是我们背信弃义，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武装叛乱，走上了叛国的罪恶道路，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讲到这里，拉鲁显得心情有些沉重。他沉默了一会说：“我被捕后以为共产党要处决我，态度很顽固，拒不交待罪行。尽管如此，党还是非常耐心地向我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给我指出重新做人的光明道路。但我还是怀疑。这年藏历六月的一天，看守所通知我参加群众斗争大会。我被押进会场一看，上万怒不可遏的群众抡起拳头，高呼打倒我的口号，向我涌来。我想今天即使不被处决，也会被群众打死。不料，斗争会开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我始终在解放军的保护下，连一拳也没挨着。这时，我才真正相信党的政策，确确实实是在挽救我。我想，难道群众仅仅是对我个人有私仇吗？不是，这是广大农奴反对三大领主，是对整个封建农奴制度的强烈仇恨。自此以后，我在党和人民的感召下，彻底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一九六五年八月，我获得了宽大释放。
“一踏上相隔七年的拉萨街头，我看到的尽是喜气洋洋的群众，昔日的‘乞丐街’已经不见了。这说明民主改革以后百万农奴确实生活得很幸福。乃东县克松公社，原是大农奴主索康·旺清格莱的庄园。我们到那里参观时，群众控诉了农奴主对他们的残酷压榨。我亲眼看到社员丰衣足食，家家还有不少余粮，即使连遭三年灾荒，也不愁没吃的。克松的变化，对我触动很大。我深深感到，西藏的社会要前进，民族要繁荣，人民要幸福，就非民主改革不可，这是西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发动武装叛乱，反对民主改革，是不得人心的，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一九七七年秋，我到山南地区参观，受到教育更大。汽车一出拉萨，第一件事使我惊讶的是，过去‘驿马传书’的羊肠小道，变成了一条平坦宽阔的公路。原来西藏已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县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区都通了汽车。这在地域辽阔的西藏高原，是多么了不起！真是我们统治旧西藏时所不敢想象的。
“山南，解放前号称是西藏的‘粮仓’。我当过西藏地方政府的粮食总管，清楚这个‘粮仓’的底细。那时，这里的粮食产量很低，每年收获的粮食大部分被领主们夺走，剩在农奴手中的粮食很少了，不可能吃饱肚子。想不到这个虚假的‘粮仓’，已经变成了真正的西藏‘粮仓’。粮食总产比民主改革前增长了两倍，每年除留足社员口粮、种子粮、储备粮外，还有几千万斤余粮卖给国家。地是过去的地，人是过去的人，为什么产量差这么大呢？这说明民主改革把百万农奴被压抑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起来了。
“在山南参观后，我们又乘汽车前往林芝参观。林芝，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到过的地方。那时这里是一个荆棘丛生、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山沟。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座有毛纺、电力、印刷等一百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新兴工业城市。在林芝毛纺厂，当我看到一捆捆羊毛变成一条条毛毯以及毛线、呢制品时，我不禁想到：羊毛，本是西藏丰富的资源，可是过去我们就不知用来造福于人民，而是大批廉价卖给外国，中饱自己私囊。如今在党的领导下，这个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各种羊毛制品不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需要，还畅销国内外。
“一路上所见所闻，我的感想真说不完。回顾西藏的历史，有哪一代统治阶级能把西藏建设得这么繁荣昌盛，我们这一代旧西藏的统治者，更是没有做到。这充分说明，西藏民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统一于社会主义祖国之中，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光明前途。我深信，今后随着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西藏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我越看越觉得西藏是多么可爱，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是多么幸福。”
谈到这里，拉鲁心情十分激动。他感慨地说：“我对祖国、对人民犯了罪，但在释放后，人民并不因此唾弃我、歧视我。相反，每当我表示愿意改造的时候，他们欢迎我，支持我，使我深受鼓舞。在旧社会，我是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不但不关心奴隶，反而动不动就训斥鞭打，甚至使用惨无人道的刑罚。如今，这些翻身农奴对我不计前仇，主动关心我，热情帮助我，使我学会了种地。
“一九六八年，我因公受了点伤，在家休养。那时正值秋收大忙，我地里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居委会领导同志登门来安慰我，说：‘你因公受伤，受到了大家的表扬。好好安心养伤，地里的庄稼，我们已组织人帮你收割了。’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旧西藏，不知有多少奴隶为我受伤、患病，甚至有的为我丧了命，但我从未关心过。今天我负了一点小伤，群众表扬我，领导关怀我，主动帮助我解决困难，真是胜似亲人哪！
“一九七六年六月间，我在地里干活时不慎丢失了一块手表。我想我是个被改造的农奴主，这事不要张扬出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一个半月，公安派出所突然通知我，说找到了我的表。原来，这表是一位社员的孩子拾到的，他立即交给了派出所，派出所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我这个失主。我为孩子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所感动，这就是新西藏的一代新人啊！
“党和人民不但对我不歧视，对我的子女也是该工作的分配工作，该表扬的就表扬，不因父亲有问题而受歧视。现在我的五个儿子，除小儿子因残废在家外，其他都有了工作。大儿子在拉萨汽车大修厂，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四儿子几次被评为模范生产者，经常受到表扬。一九七七年八月，我和我的妻子都到政协工作，我担任政协宣传与翻译组副组长，不久我又被选为自治区第三届政协委员。现在，我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还积极参加西藏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我要在我的晚年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最后，拉鲁说：“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好，只是十分想念流亡国外的同事们、亲友们和其他藏族同胞们。我们藏族有句老话：‘鸟老思林，人老念乡’，我相信他们是不甘于长期过那种寄人篱下、靠人施舍的可怜生活，希望达赖喇嘛他们能以祖国利益为重，西藏民族利益为重，早日回归祖国，同我们一起参加祖国和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
新华社记者 群 桑 蒋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