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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凭“长官意志”订农业规划
辽宁省抚顺市计划委员会 林恒森
为了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要善于把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组织他们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里有好多工作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搞好农业规划。一个好的规划，能够展示远景，激发干劲；能够兼顾目前和长远的利益，统筹安排自己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打歼灭战，不断改变农业的面貌。
这些年，我们并不是没有搞农业规划，问题是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搞规划往往不实事求是，问题很多：
一、高指标。搞规划，只想主观需要的一面，不顾现实可能的一面，按“长官意志”和“政治气候”行事，订什么“一年上纲要，二年跨黄河，三年过长江，四年达千斤”和什么“一年建成大寨县，三年普及大寨县”的指标，等等。主持计划工作的同志也知道办不到，但不这么搞，在“长官”面前交不了差。
二、单打一。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农林牧副渔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关系。单打一从根本上来说违反了自然规律，可是那些年荒唐地把粮食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把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富裕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胡批什么“重钱轻粮”、“重副轻农”，乱提什么“菜区、林区、牧区不吃商品粮”的口号，等等。粮食上去了有名有利，多种经营上去了挨批受气。因此，一搞规划，总是单打一搞粮食生产计划，不惜破坏历史形成的耕作习惯和作物区划，挤大豆，挤花生，挤其他经济作物，挤林业和畜牧业。结果，“吃返销粮”的帽子没摘掉，原来是口油自给户，又多戴上一顶“吃返销油”的帽子。
三、瞎指挥。搞规划，往往自上而下地、不加区别地规定播种时间，插秧时间，收割时间，农田基本建设时间和“会战”方式，不让生产队有半点自主权。对当地山、水、林、田、路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若明若暗，但在订规划时却好似“洞若观火”，一切规定得那么具体、那么细。这不是凭“长官意志”搞瞎指挥是什么？
拿我们抚顺这个工业基地来说，搞农业规划，应当要求城市郊区为城市服务；东部山区本是辽宁省的重点林区，应该坚持以林为主、全面发展的方针，为国家提供更多的木材和林业牧业副产品。这样做，粮食生产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全面发展的硕果，是可以大大抵偿的（当然，有条件种粮的社队，还是要千方百计把粮抓好）。可是，过去并没有因地制宜地搞规划，而是在高指标、单打一、瞎指挥等问题上乱折腾。这主要是极左思潮造成的恶果，也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关系。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值得认真总结。怎样搞出一个好的农业发展规划，以适应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我认为至少应注意两点：
首先，规划要实事求是。这就是既要鼓足干劲，又要留有充分的余地。建国近三十年的经验证明，高指标是脱离群众的，是规划工作的主要错误倾向。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充分讨论，把规划建立在积极可靠、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基础上。
其次，规划要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这些年上了不少农田水利工程，但不配套，发挥不了效益。因此，一定要按照需要与可能，搞好综合平衡，分期分批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及时配套。对已经定下来的项目，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不留缺口，一气呵成，切勿再搞那种多年不见实效的打消耗战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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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搞得好的大队核算单位为何要动？
编者按：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轻率地改变所有制，是当前集中力量尽快把农业搞上去的一个重要保证。条件不具备，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穷过渡”，是不对的。同样，已经实行了大队核算的单位，象市头大队那样，经过九年的实践，生产发展了，群众也满意，就应当稳定下来，把它办得更好，而不要轻率改变。目前已是春耕大忙，管理体制不稳定，人心就不安定，生产势必受到影响。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各级领导同志的注意，及时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公社和大队的一些干部为管理体制问题犯愁，拿不定主意。我们公社有六个大队，是一九六九年底转为大队核算单位的，至今已经有九年之久了。象这样的大队是否也要回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体制呢？干部、群众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争论不下。
就以市头大队为例，双方的争论很激烈。坚持稳定大队核算的同志，归纳了一九六九年过渡以来的十大变化：一，粮食总产量由五十五万斤，上升到去年的一百五十三万斤；二，粮食平均亩产由三百多斤，增加到去年的一千二百三十斤；三，并队前各生产队向银行贷款一万六千余元，去年大队存款三万元；四，并队前集体财产不多，仓库只有一幢，如今有了九幢，还有畜牧场两个、拖拉机五台、动力机五台，固定资产达到三十余万元；五，林业方面，杉木林从三百五十亩增加到一千亩，毛竹从二十亩增加到一百二十亩，茶叶年产量从三千斤增长到二万五千余斤；六，社员每人平均纯收入由七十五元增长到一百二十八元；七，集体养猪由十余头发展到一百三十五头，去年平均每户卖给国家一头肥猪；八，队办企业从无到有，去年收入达十三万元，占总收入百分之四十；九，并队前大队没有搞过农田基本建设，近几年来，除了治山外，建设了二百五十多亩高产稳产田；十，一九七○年卖给国家二十二万斤商品粮，去年卖了四十四万斤。社员人均口粮每年六百斤，集体储粮二十三万斤。根据这十大变化，这些同志认为实行大队核算以后，各项生产、集体积累、社员收入、对国家贡献都有增长，说明搞得较好，应当继续坚持办下去，不应当改变。
可是，主张改为生产队核算的同志说，搞生产队核算，更有自主权，便于实行“四定一奖”，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可以防止家大业大、浪费窝工的现象，还可以促使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等。
这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希望讨论一下，统一认识。
福建省建阳县水吉公社
李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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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瞎指挥是怎么来的？
中共湖北省黄梅县委员会
为了实现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我们县委最近回顾了过去的工作，深切感到过去工作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习惯于凭“长官意志”办事，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障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们县地形复杂，有湖区、平原、丘陵、山区，海拔高低相差一千二百多米，气温、日照、风向都有较大的差异。过去，我们组织农业生产的时候，往往不注意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而是主观主义地搞“一刀切”。比如，在全县普遍要求发展双季稻生产，要求改旱地为水田。有些社队干部反对，我们就指责他们是“右倾保守”、“懒汉懦夫”，强迫他们照办。结果，山区种双季稻产量很低，丘陵岗地改旱地为水地也没有好收成。山区有个大庙公社，原来一季中稻可以收八九百斤，改成早、晚两季稻，总产不过七八百斤，还顶不上一季中稻。群众说，岗地土质瘠薄，水利条件差，山区气温低，日照差，无霜期短，种旱粮或一季中稻，反而比种双季稻产量高。他们讽刺说：“领导想多打粮，可惜天老爷不帮忙！”
社员天天同土地打交道，摸透了土地的脾气，那块田适合种什么，怎么种，用什么办法增产，都有个谱。而我们许多干部对此常常是一知半解，手上的经验也多是从别人那里来的。如果不能很好地向群众学习，科学地总结和运用群众的经验，就难免犯瞎指挥的错误。
过去，我们对水稻高秆和矮秆品种的处理，也犯过凭“长官意志”搞瞎指挥的错误。一般说，矮秆品种抗倒伏性强，增产潜力大。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高秆也可以高产。可是，我们有的同志片面地提出：
“打倒高秆，实现矮秆化”。结果，有的地方种矮秆稻比种高秆稻每亩减产几十斤。密植也是这样。有的同志不注意因地制宜，合理密植，而把密植强调到不合理的程度。社员不肯这样干，他们就给群众算帐：一亩地种棉花八千到一万株，每株结十个桃，单产能达到二百到二百五十斤。社员们只好勉强照办。结果因为通风、光照等条件差，加上科学管理跟不上，蕾铃大量脱落，棉桃小，亩产只有百把斤。
我们县委多数同志在农村工作多年，一般说谁也不愿搞瞎指挥。但是为什么不能自觉地防止呢？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鼓吹“精神万能”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加上多年来习惯于单纯靠行政命令办事，民主生活不健全，不少同志政策观念、群众观念越来越淡薄，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因此，要摒弃“长官意志”，杜绝瞎指挥，必须肃清极左路线流毒，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最近，为了落实今年国民经济计划，我县召开了三级干部会，事先不设框框，不作规定，让大家充分讨论，结果下面报上来的计划，比我们设想的具体、全面、先进，增产措施也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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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城市噪声污染严重
声学专家建议迅速订出改善办法
新华社广州三月十八日电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所长马大猷说，目前，北京的汽车辆数只有日本东京的十五分之一左右。工厂也不如东京多。可是，以交通噪声和工业噪声为主造成的城市噪声，北京却高于东京。这种现象极应引起重视，急待订出改善的办法。
马大猷的这番话，是早些时候他出席我国首次举行的全国环境声学学术交流会期间对新华社记者说的。
环境声学是国际上在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它是一门把过去孤立进行的噪声控制、心理声学、生理声学研究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研究噪声污染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噪声的产生、传播与控制的学科。这次在广州召开的学术交流会共收到我国各方面提供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一百五十七篇。代表们认为，有的研究工作，如微穿孔板吸声结构的理论与设计应用，阻塞喷注湍流噪声理论与小孔、纱网消声器设计等，我国已达到国际水平，但从整个环境声学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还很大。随着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环境声学的科研任务愈来愈重，必须迎头赶上。
根据许多国家的调查研究结果，交通噪声是城市环境噪声的主要来源，约占百分之七十。我国各个有关科研单位，近年来对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交通噪声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的噪声污染，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些城市的车辆数量、飞机来往数量都远低于纽约、伦敦、罗马、东京等城市，可是交通噪声却普遍高于这些外国城市。代表们反映，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环境保护单位收到的群众投诉信件当中，有关噪声污染的告状信件占了首位。北京有关部门一九七八年收到的群众有关噪声投诉信件，比一九七七年增加了一倍。同时，我国纺织、机械、冶金、造船、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工业噪声也普遍偏高，都应加以重视，设法解决。
代表们在讨论中认为，只要各方面重视，噪声是可以较快地受到控制的。他们说，要清除林彪、“四人帮”施行“愚民政策”的流毒，使噪声污染的危害普遍为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在现代化建设中，共同为创造一个比较安静、美好、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努力。
代表们指出，我国器声降低的潜力很大。例如各城市把交通秩序管理好了，汽车不乱按喇叭，交通噪声的水平就可以下降六至七分贝。这在交通噪声控制上是很可观的。此外，随着社队企业的发展，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将有愈来愈多的人依三班制的时间作息。不言而喻，这就不允许各单位随便安置高音喇叭，以利降低某些地方的环境噪声污染，保证夜班工人白天睡好觉。
代表们建议政府健全各级环境保护机构，制定环境保护法，颁布有关环境噪声各项标准和噪声控制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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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认真执行国家政策
积极协助个人调回失落在港澳和海外的资产
新华社杭州三月十八日电 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认真执行国家政策，积极协助归侨、侨眷和持有股票、债券或其他资产的人，调回失落在港澳和海外的资产，去年以来调回的资产总额达二十四万四千美元。
杭州市一位居民的妹妹在香港去世，这位居民根据死者生前友人来信的嘱托，请求银行协助调回她在港的财产，在有关方面配合下，银行终于帮助调回她的全部遗产共港币十四万五千元。银行还为定海县一位海员家属领得抚恤费和保险金港币十万余元。杭州市有位干部持有国外股票，多年藏在箱子底下，去年他委托银行代为出售，当他收到部分售出的股票款后，激动地说：“国家的政策兑现了！”现在，他又委托银行代为提取在国外的十万美元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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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立足现有基础 抓好当前工作
纺织工业部门一些干部谈如何创造条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八日电 全国纺织工业局长会议在研究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时强调指出，我们既要放眼未来，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前进，又要立足现有基础，把当前各项工作做好。
在最近举行的全国纺织工业局长会议上，各地纺织工业部门的同志畅谈了对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看法。他们反映，当前纺织部门的广大干部精神振奋，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等、看、要”的思想。他们有的在等上级拿出成套的转移措施，有的在看兄弟行业或企业怎么转，自己按兵不动。还有的同志认为，要搞现代化建设，就要铺新摊子，就要求上新的建设项目，增加大笔投资，引进国外设备。围绕这些思想，代表们展开了讨论。
江苏省纺织部门的同志说，在转移中，有些事是牵动全局的，如管理体制，分配制度的改革等等，需要大家一起“公转”，这些转移措施需要全局考虑，由国家统筹安排，逐步实施。但是，有许多转移的措施在行业或企业内部就能办到，是属于“自转”的工作。我们既要积极准备“公转”，又要抓紧进行“自转”。还有些同志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我们国家确是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这条极左路线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国家底子薄，我们不能“百废俱兴”，搞建设，搞引进，都要分别轻重缓急安排，不能一哄而上。大家认为，当前的确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但是，我们不能等所有问题都解决好后再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一定要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转移中逐步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会议经过务虚，进一步提出了在当前形势下，纺织工业部门搞好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项措施。他们认为，当前，摆在全国纺织工业部门职工面前的重要任务，是集中主要精力、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纺织品花色品种为重点的增产节约运动。所有纺织工厂都要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来组织生产。各类纺织品，特别是化纤纺织品一定要质量好、花色新、品种多，适销对路。纺织部已决定：要采取一系列经济的和鼓励先进的办法把质量品种搞上去。要把今年的技术措施费主要用于提高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要对纺织品实行优质优价，要奖励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花色品种有突出成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要给被评为全国名牌产品的企业颁发证书，要恢复纺织品使用商标，要让企业做商品广告和自行试销新产品，鼓励大家创名牌。
会议指出，出口纺织品的外汇收入在国家外贸总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扩大纺织品出口，为四个现代化积累更多的资金，是国家交给纺织工业部门的光荣任务。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好纺织品的出口生产。会议交流了各地近年来组织纺织品出口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改进措施。会议要求纺织工业较发达的地区要加紧建成各具特色的纺织品出口基地。其他地区也都要根据本地资源情况和技术特长发展出口纺织品生产。今后对出口专厂工作的考核，主要根据交货量、合格率、履约率和换汇总额等指标，八项经济技术指标作为参考。
会议指出，在集中主要精力把生产搞上去的同时，要采取积极措施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许多与会同志认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我国工业生产发展的干扰是严重的。他们大搞“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精神万能”，把一切生产业务工作都贴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标签，搞得谁也不敢抓生产建设。计划缺口大，产值层层加码，材料层层克扣，弄得企业疲于奔命，无法搞好生产。许多同志还认为，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农轻重方针得不到贯彻，使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纺织工业象其他工业一样，在企业管理上热衷于搞大轰大嗡，不讲科学管理，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采取压制打击科技人员，等等。现在应当彻底肃清这些极左路线的流毒，否则，搞好转移是不可能的。
纺织工业部决定从今年四月起举办厂长学习班，分批轮训全国纺织系统大中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使他们尽快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会议认为，当前还应当十分重视纺织工业内部生产计划的调整工作。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纺织加工生产能力的发展落后于生产的增长，造成印染后整理和化纤、针织、毛纺织加工能力严重不足。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形势迫切要求在经济计划上来个调整。最近，纺织工业部正在研究调整方案，准备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确保各项重点外，暂不上新的项目，主要通过现有企业的革新、挖潜、改造和利用外贸贷款建设引进项目等途径，增加纺织加工能力。会议要求各地纺织部门也要采取有力措施，促使纺织工业因地制宜地发展，为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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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祖国新风新貌
鱼儿又游回了乌梁素海
在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平原的东端，有一个很大的淡水湖泊——乌梁素海。这里蒲草丛生，碧水连天，鸟飞鱼跃，白帆点点。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看到这样一幅水乡泽国的景色，真是别具一番风味。
乌梁素海是内蒙古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它是由河套平原引黄灌溉的退水积聚形成的，湖内杂草繁茂，水生昆虫很多，是发展水产事业十分理想的地方。这儿盛产鲤、鲫、草、鲢等十几种鱼，其中肉嫩脂肥、清香味美的金翅红鳞黄河鲤鱼尤其闻名，远销北京、天津等地和国外。人们把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亲切地称为“塞外明珠”。
然而，这颗内蒙古人民的掌上明珠，在“四害”横行的时候，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与摧残。渔民打鱼被诬为“以钱为纲”，“搞资本主义”，渔场被强令改成农场，渔民被强迫开荒种地。乌梁素海无人管理，附近生产队的农民涌来围湖造田，使原来九十万亩的水面只剩下三十三万亩。由于水源被截断，水面越来越小，湖水矿化度不断增高，污染日益严重，鱼儿大量死亡，苇草成片枯萎，二百多种各式各样的水鸟也大都迁居。乌梁素海向国家提供的鲜鱼由每年的四、五百万斤下降到四、五十万斤，芦苇产量也由过去的每年四、五千万斤，下降到三、四百万斤。不少老渔民担心乌梁素海的鱼要绝种。
粉碎了“四人帮”，乌梁素海获得了新生。广大渔民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认真贯彻执行“以水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退田还湖，上级有关部门也积极提供方便，保证水源，使乌梁素海水面迅速扩大。
两年来，投放了大批鱼苗，新添了七十八艘渔船和六百多条渔网。渔场还建立了养殖场，培养科技人才，开展科学养鱼，坚持养捕并重。去年，整个湖区产鲜鱼二百多万斤，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鲜鱼产量最高的一年。今天，在渔村街头、湖中苇滩，到处可以听到渔民欢乐而动听的歌声。
新华社记者 田聪明 刘云山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