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他
杜鹏程
一
《保卫延安》出版二十五年了。关于它，我从未为报刊写过一个字。倒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在侮辱和践踏中写了许多材料，“交代”自己因为写了它而犯下的“滔天罪行”。在那些年月里，我曾千百次在心里问自己：难道一个人少年投身革命，在艰苦环境中出生入死，为的是和广大群众一道来争取这样一种“命运”吗？
一九四七年夏初，敌人大举进攻延安之后不久，我到了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军，跟随部队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穿过沙漠、草原、戈壁，越过数不清的高山峻岭和大小河川，直到一九四九年末进军至帕米尔高原。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予我的教育是永世难忘的。因而，部队抵达祖国边陲，还在硝烟弥漫中继续追剿残敌时，我便着手来写这部作品了。
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在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然而要写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我们现有的描写战争作品的水平上有所提高、有所创造，又谈何容易！先不说我的阅历、学历、对文学的研究、对艺术的理解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养等等，单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就使人望而却步！那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没有任何图书资料可供参考；所依靠的是一本油印的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部队的油印小报，历次战役和战斗的总结；新华社在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及社论；再就是我在战争中所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还有在战争中所写的日记，近二百万字。衷心感谢新华社对我的培养和新闻工作使我得到的锻炼，因为新闻工作要求你努力学习；要求你不仅看到一些具体的战斗以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的事件，而且还要求瞩目于西北战场、瞩目于全国各战场，以至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钻在遥远边疆的刚刚从反动派手中夺取的简陋营房里，必然眼光狭小，因而也只能就事论事，要想写一部较有份量的长篇作品，那是不可能的。
在以往的岁月里，人们忙于打仗，顾不上写有关战争的规模较大的作品。当时，写农村生活和土地改革的长篇还有几部，写民兵和游击队斗争的长篇也有一两部，而写我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作品，除了个别长篇和中篇小说之外，只有一些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我反复读过这些作品，并且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和启示。但是，这些已有的成就和经验是不够的。这就是说，在描写革命战争方面，既要求助我们当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地是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以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革命初期的文学名著等。
当时，我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于是我决定先写一部长篇的报告文学作品，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一捆捆材料就堆在军营斗室的地上，要想进去，便必须跳来蹦去地“翻山越岭”。那时，我白天骑上马出去采访，或者发消息、写通讯，反映我军打仗和准备开展生产建设等情况；到晚上，就坐下来写这部作品。九个多月的时间，居然写起了近百万字。全是真人真事，按时间顺序把战争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稿子都是使用缴获的国民党的粗劣报纸和宣传品的背面来抄写的。因此初稿抄起来，足有十几斤。
一九五○年底，初稿刚完成，就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我搭乘当时在西北似乎是绝无仅有的一架军用飞机，赶到西安，又在严寒和风雪中步行数日，终于回到了家乡。但是，没有想到，在旧社会受尽了压迫、欺凌和饥饿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少小出门，现在万里归来，几乎和一个举目无亲、没有栖居之所的旅人差不多了。因此，埋葬了母亲，我便搬到县人民政府去住。接着，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把这部稿子修改了一遍。在写作的时候，母亲的面容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那血染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也经常出现在我眼前！这粗劣的稿纸上，每一页都浇洒着我的眼泪！从母亲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民悲惨的过去；从我所写的战士们身上，我又看到了被压迫、欺凌了千百年的人民奋起抗争的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于是，我觉得：眼前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稿子，虽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断，但它远不能满足我的内心愿望。又何况从整体来看，它又显得冗长、杂乱而枯燥。我，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终于下了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搞。是的，我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远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作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决心既定，我便背起这包稿子，在母亲的新坟之前默然站立了片刻，望了望这黄土覆盖的高原山川，然后又奔向万里迢迢的祖国边疆……
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更替，似乎和我无关。调我到大城市学习，我就把稿子带到大城市；让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驮到马背上。外出开会，或者去看非看不可的电影，便把稿子抱在怀里，生怕把它烧毁在经常失火的住宅区。
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反悔着，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了中国人民苦难的过去，想起了我们脚下的土地；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的遗物，便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钢笔把手指磨起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上块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落在稿纸上……这样，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六十多万字变成十七万字，又把十七万字变成四十万字，再把四十万字变为三十多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百次！那些被我涂抹过的稿纸，可以拉一车。才气横溢的人，洋洋数十万言，也许挥洒自如，视若等闲。而我却是十足的笨人，除了拚命的学习和劳动，别无所长啊！
这部作品，离我自己想象的样子，差得很远；离时代的要求，差得更远。但是，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灌注着我的心血与汗水；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结着我的热爱与憎恨，悲痛与欢乐，思考与追求，憧憬与理想……
我的经历，使我很容易与部队的指挥员、战士们生活在一起，容易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也就是说，只要老老实实和他们一道前进，全心全意地跟他们学习，是很容易理解他们的。从而在写作中刻画指战员的形象时，困难也就少些。但是，由于我在部队工作的几年，时常在基层，对高级指挥员所知有限。因此，我要塑造彭德怀将军的形象，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然而，我当时认定：除了千方百计从各个方面表现党中央、毛主席的统帅全局、亲自指挥西北战场军民对敌斗争的决定性地位外，还要写出彭德怀将军这个形象，这对体现党的军事路线，对表现战争的规模，特别是对作品思想和艺术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写《保卫延安》以前，在行军途中或群众、部队举行的会上，当然不止一次见过彭总，但是坐到一块儿谈话，却只有一次。一九四八年秋末，在黄龙山的一个窑洞里，彭总给全体前线记者谈话，谈了三四个小时，参加的有一二十人，这些人现在活着的还有十几个。当时，彭总根本认不得我这个普通干部，怎么能授意我为他写什么书——“树碑立传”呢？这是活着的人可以作证的。只是在战争年代，我作为部队的一员，深深地感到：在那与人民群众生死攸关的严重的历史关头，他临危不惧，按照党的意志，忠诚地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带领我们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以少胜多，连打胜仗，最后解放了全西北。而且，他忠心耿耿，时时把人民群众和战士们放在心上，哪怕是比群众和战士多吃一口青菜，也是深为惭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的写照。这一切，在我心里产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动人心的巨大的形象。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巨人——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包括彭总在内的为人民所敬佩、所爱戴的老帅们，……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私无畏、舍身奋斗，同人民息息相关，和群众生死与共。这种崇高品格，使我深深感动。我是带着广大指战员强烈的崇敬心情来描绘彭德怀将军的形象的。他是来自现实斗争生活，也是来自广大指战员的心里。
我想，塑造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辉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正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起码的职责吗？作者在这方面作各种尝试和探索，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象“四人帮”之流那样把战士们流的血当作污水来看待，是公平的吗？难道把中国人民精神上优美的东西摧残殆尽，才甘心吗？
《保卫延安》只不过如实地把那场伟大的斗争点滴的记录下来罢了。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还非得从中国的大地上扫除出去不可！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大家创造的；创作经验，是大家辛勤劳动而积累起来的。如果连这样一部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也要铲除消灭，那中国文学还有什么希望呢？《保卫延安》是最先尝试着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小说之一，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过去了，在长篇小说领域里的这个方面，似乎还是停滞不前，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百思莫解的文学状况啊！后代的人也许会责问我们：追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过的可以执笔为文的人，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份贫乏的文学遗产么？
林彪、“四人帮”的逻辑是：我说你写的是毒草，就是毒草；我说你是“黑帮”，你就是“黑帮”。但是，历史和客观现实，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违犯这铁的法则，谁就碰得头破血流，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势多大。二
在解放初期，一本书印近百万册，比较少见。由此可知，群众并不厌弃它。可是一九五九年以后，这本书不叫印了。不叫印就通知一下作者吧，不。作者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到了一九六三年后半年，我在乡村搞“社教”，听说有人下令叫烧毁这本书。要烧毁，通知一下作者好不好？不通知。不仅当时不通知，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通知我一声！最近，为了写这篇“后记”，我才费了一番功夫，请别的同志查出命令“就地销毁”《保卫延安》这部小说的两份“密令”。
当时，书是悄悄“烧毁”了，可是并没有找什么麻烦。这也算是“宽大”吧！可是，一九六六年以后，那就大祸临头了！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专政方式，名目繁多。早年，戴过“八路”和“解放”的臂章的胳膊上，现在换了一块白布，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我因为写此书而“发了财”，其实《保卫延安》的稿费的百分之九十交了党费和捐献给国家。
但是，这还只是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省的范围里闹腾。紧接着，当时由“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不惜花费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那篇大作——《〈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一支毒箭便是号令，接着就万箭齐发。对这部作品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残酷围剿开始了。
从那时起，我的处境空前恶劣起来了，加在我身上的各种折磨手段也升级了。在长时期的摧残下，我的身心几乎到了被摧毁的程度……。
更可悲的是，当年我在的部队的首长和战友，特别是在边疆工作的同志，有许多人为此受到冲击、审查、拷打，没完没了。他们流血牺牲为创建这个国家作出了贡献，因此就“罪该万死”吗？有的读者和我素不相识，只是由于曾经赞扬过这本书，也受到迫害或者被投入监狱。株连之广，为害之烈，比起封建社会的残酷的“文字狱”来，毫不逊色！
围剿的黑文，用的全是林彪、“四人帮”帽子工厂的破烂货和法西斯棍棒，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你明明是在歌颂毛主席，他却硬说你“恶毒攻击毛主席”；你明明是要表现彭德怀将军如何忠实执行党的军事路线，他却硬说你“为彭德怀篡党夺权作吹鼓手”；你明明是在歌颂人民和人民战士，他却硬说你“宣扬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丑化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你明明是歌颂伟大的人民战争，他硬要说你“宣扬战争恐怖”论，等等。这些颠倒是非的污蔑，用不着一一批驳，有这部书在，读者自有明断。
在林彪、“四人帮”一手遮天的时候，我曾痛苦地想过一个问题：一本书，几年前，报纸上说它如何如何好，几年后，还是同样的报纸，却又说它如何如何十恶不赦。那么，后代人看到这些互相矛盾的文字记载，将作何感想呢？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林彪、“四人帮”用强权歪曲历史，用欺诈混淆美丑，而且用“革命”的名义强迫人们接受他们那套东西。但是，人民总是厌弃这类东西的。在人民心里不容抹煞地存在着另一本书——在那里历史和生活保持着它本来面目……这甚至只是一本无文字可考的书，然而，我们要阅读的正是这本印在人民心上的书。无数激动人心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对真理与谎言、正义与邪恶、以及对是非功过的分辨，最有力、最公平、最不可抗拒。人们该怎么想、还怎么想；该怎么说、还怎么说；该看什么书，还是照看不误。因为人民不可能永远被蒙蔽，而从根本上说，这恰恰使他们的分辨力得到了锻炼，得到了加强，这也是时代给我们的伟大赐予！也正因为看到了这种“赐予”，我们的心才没有被摧毁呵！
《保卫延安》的遭遇说明：不能象林彪、“四人帮”那样因为一时的政治需要而任意修改历史，从而株连反映有关历史的作品和作家。作家应当对什么负责？他只能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历史负责；他对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负责；对共产主义理想负责。这难道不是普通的常识吗？可是，“四人帮”之流，把普通常识竟搞得如此混乱不堪，使人哭笑不得。
十多年来，我们看到林彪、“四人帮”从头至尾的一场大表演。我虽然遭受了迫害，但也受到很大的锻炼：经验丰富得多了，头脑清醒得多了。我还活着，还在执笔为文，然而许多贡献很大、被人民所尊重的作家，却满怀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现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正带领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我们老老少少，都应该奋发起来，努力向前！
我始终忘不了彭德怀将军在战争年代说过的一句话：“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照我的理解，这个“本”，就是革命事业，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的，如果忘了这个本，我们活到世界上干什么？如果忘了这个本，地位再高，权势再大，与人民何益？与粪土何异？三
这本书，一九五四年夏季出版，这是第一个本子。到了一九五六年，我进行过一次较大的修改，删去数千字，增添了两三万字。这算是第二个本子。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又在这个基础上把这本书作了一些修改，以大三十二开的横排本出版，可惜最后这个本子，出版不久即被“烧毁”，因此看到过这个本子的读者比较少。
现在出的是第四个本子。出版前，我虽然以一九五八年第三个本子为基础作了校订，但是按照许多读者的意见，基本上没有动，为的是让没有阅读过此书的读者看一看，被林彪、“四人帮”泼了那么多污水的书，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初，这本书从看初稿、定稿、审查、出版，全是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的。没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这本书根本不可能和读者见面。战争中，我在部队上得到锻炼，写作中又得到部队领导机关的帮助。时至今日，如果说我还能作一点工作的话，那完全是党、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培养的结果呵！而且不管怎样折腾，总是活下来，总是不让那些祸国殃民的恶魔把自己的信念摧毁，那力量也是从这儿来的。
在这第四个本子印行的时候，我把冯雪峰同志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年的第十四、十五两期发表的《论〈保卫延安〉》（发表时的题名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卷首，以表达对这位文艺界的老前辈的深切悼念。冯雪峰同志的文章，高屋建瓴，很有气魄，他的论断是独特的，他的眼光是犀利的，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激动和敬佩。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关怀这部书的情景：一九五三年底，总政文化部把《保卫延安》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定稿后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兼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看到了这部作品的打字稿。他和我素不相识，只是阅读中发现此稿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于是约我谈过数次，爽直，精辟而恳切地指出这作品的长处与不足。想想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对我们的文学事业的关怀和热爱，再看看近二十年来他和许多同志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保卫延安》的遭遇，使人心里充满了无法排解的寂寞和悲哀！如今，这位忠诚、倔强而耿直的老前辈，与世长辞了，我的悲痛是无法表达的！然而，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呕心沥血的人，为我国人民革命的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他们的名字和业绩是永存的。
前行者，一个个倒下了，放下了他们的工作担子。我们活着的人，不管怎样渺小，还是要挑起这担子，奋然前行。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四个现代化，在向我们召唤。我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继续用血汗和生命来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这是杜鹏程同志为《保卫延安》
重印写的后记，本报略有删节〕
第3版()
专栏：
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 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我国科教电影事业将大幅度发展
文化部、教育部、全国科协联合召开科教电影事业规划会议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五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德润报道：最近，由文化部、教育部、全国科协联合召开的科教电影事业规划会议指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对科教电影事业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科教电影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应当重视和加强对科教电影事业的领导，使科教电影事业大幅度地发展，大踏步地前进，大力提高质量，增加产量，真正成为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进行科学教育的有力工具。
会议认为，发展科教电影事业，应当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要充实加强现有专业科教片厂，使其成为骨干力量，其中包括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农业电影制片厂；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把长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现有的科教片室分出来，建立四个独立的科教片专业厂；加快教育部所属中央教育电影制片厂的建设，力争早出片，多出片。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方拍摄科教片的积极性，多方面地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步伐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今后，还要进一步开展外国各类科教片的引进、译制工作，以增进我国人民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情况的了解。
会议认为，科教电影要贯彻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提高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服务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要解放思想，扩大题材，包括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花鸟鱼虫等等。但是，要有重点，要有先后。如古和今，以今为主；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以应用科学为主；各行各业，以农业为主；高精尖的和普及的，以普及为主。会议强调科教片要提高质量，既要有严格的科学性，又要注意形式上的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科教电影的发行放映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反映比较强烈。许多同志指出，由于拷贝供应和发行没有很好解决，使目前有限的科教片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有些甚至长期睡在仓库里。代表们总结了二十多年来科教电影发行放映的经验指出，今后随着科教片的大幅度发展，更需要加强发行工作的领导，充实发行力量，广开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对口对路进行发行放映。会议提出，要继续做好电影院加片放映，积极主动地开展专场放映，利用放映队深入农村、工矿普及放映；要积极发展各级科协系统的专业放映队和管理站，大力进行科教片的宣传、放映工作；要发挥各级工会的作用，通过科教电影向广大工人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要充分利用电视播送科教片。会议要求中国电影公司和各省、市、自治区电影公司，以及各级电影管理站，要同各方面紧密协作，积极主动地向需要单位介绍、提供科教片。会上特地组织介绍了湖北省黄石市电影公司、山东省章丘县电影管理站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对口对路开展科教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先进经验。
关于科教电影领导体制，实行专业化协作，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教电影队伍等问题，会上也展开了热烈讨论。
文化部、全国科协还在会议上作出一项决定，授予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导叶永烈以“先进科学普及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并发给他奖状和奖金。
叶永烈是一位热心科教电影事业，积极从事科普创作，并作出优异成绩，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欢迎的科学普及工作者。一九五八年还在学生时代，他便开始写作科普文章。二十多年来，他刻苦钻研，博览群书，坚持业余科普创作，成为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之一，并先后编写了四十多本科普读物，为报刊撰写了各类科普小品、科学文章和科学幻想小说等五百多篇。担任科教电影编导以来，他还参加拍摄了一些深受观众欢迎的科教片。
会议号召广大科教电影工作者向叶永烈同志学习，积极向上，勤学苦练、锲而不舍，为普及科学知识，繁荣我国科教电影事业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