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巴黎公社时期报纸与读者来信
陈日浓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的无产阶级和群众以无比的勇敢和智慧，举行了震撼世界的革命起义，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这场伟大的创举中，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充分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和主动性，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
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反映在群众积极参加公社时期的各项活动中，包括他们通过报纸对巴黎公社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措施以及它的工作人员，积极提出热情的建议、批评和希望。
在巴黎公社时期，有十多家支持公社的进步报纸。与群众关系之密切，反映群众要求、呼声之迅速、广泛，是这些报纸的重要特色。许多报纸的编辑部平时收到很多封工人读者、国民自卫军战士等关于当前公众所注意的问题的来信。人们几乎在每一期报纸上，都能读到这类来信。
《杜歇老爹报》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这家报纸所用的语言比较浅近，文笔通俗易懂，因而享有很大的声誉，发行量多的时候达六万多份。它在第四十四号报纸上，曾对读者来信作了热情洋溢的报道：“每天早上和晚上，当杜歇老爹打开他设在索尔印刷厂门口让爱国者投稿的信箱时，他看到信箱里塞满了望不见底的大批信件。这种情况使他感到万分欣慰，因为它说明爱国者在读他的报纸，这家报纸在人民的协助下正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善良的公民向报纸报道了城市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并提出了应该替人民办的事项。”《杜歇老爹报》在自己发表的文章中广泛利用这些来信，通过这些信件使报纸与广大读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其他报纸也开辟了专门的读者来信栏，如《社会革命报》有“无产者论坛”，《自由巴黎报》有“劳动者论坛”。热烈献身于公社事业的巴黎群众，通过参加报纸的工作，来帮助这一伟大的革命斗争。他们在来信中，对公社提出了各种建议和批评，反映自己的要求，揭露敌人的罪行等等，内容十分广泛。
许多读者在来信中表示热爱和支持公社政权，坚信公社事业必胜。五月二十四日的《无产者报》刊登了木器镶金工人克·法佛尔的来信，他表示坚信公社将战胜凡尔赛敌人：“我们所进行的正义战争将在红旗挥舞下，把各族人民得到解放和团结的思想传播到最遥远的国度里。”三月三十一日的《新共和报》上，读者什塔佩尔在来信中写道：“现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工人阶级能不能比律师先生们更好地办事？对于这个问题，我毫不动摇地给予肯定的答复，因为同以往一切旧的政治包袱毫无瓜葛的、热望进步和幸福的工人阶级，将毫无偏见地实行社会舆论所提出的一切有益的改革”。
四月二十八日的《社会革命报》发表了一位名叫艾里叶兹的来信，表达了工人们的希望和信念：“腐朽透顶和分崩离析的旧社会的末日已经来到了。……劳动应当成为主人！我们一定要获得胜利，并且向全世界宣布，谁不劳动，谁就不该消费。……公社万岁！世界共和国万岁！”
群众本着爱护自己的革命政权出发，也对公社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批评。如读者儒·勃四月九日给《杜歇老爹报》编辑部去信说：“我对您今天能够不经公社允许就诸如逮捕、征收和搜查私人的问题提出建议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类现象是有害的。……因此您全力抨击这个薄弱环节是正确的；现在已经是应该使这个贫穷的公社那怕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现在已经是使它成为一个真正政府的时候了，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埋怨，说情况并不好。”
在公社与凡尔赛反动派进行紧张的军事斗争时，巴黎的劳动者非常关心加强首都的防御能力，在四月十二日的《复仇者报》上，公民辛尧朗和普兰南来信指出：奥泰伊尔车站附近的哨兵有时偶然地把隐蔽在地下的六门大炮暴露出来，建议军事当局检查一下巴黎的整个防御工事地带。
劳动者也常常把自己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和困难反映给报纸。五月初，《杜歇老爹报》收到铁路工人的来信，他们控诉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公司经理对他们无休无止的剥削。许多读者还来信控告经常违反公社关于缓缴房租法令的情况，并具体揭发了违法的房主等。
有个女工罗斯·普兰斯在给《杜歇老爹报》的来信中，痛切地诉说她在德国人围困巴黎时期的情况：“我一贫如洗，既没有钱，也没有工作……衣服褴褛不堪，把一切仅有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我知道，我们光荣的公社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是不容延缓……请您让我们来张贴共和国的传单吧！我们不怕炮弹击毙”。这位妇女还要求把穷人典押在当铺中的东西，无偿地归还穷人。以后公社听取了这批失业的劳动者的呼声，果然在五月六日通过了相应的措施，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上面叙述的只是巴黎公社时期的报纸刊登大量读者来信的几个例子。今天，在纪念巴黎公社诞生一百零八周年之际，我们再读这些来信，仍然深为感动。巴黎公社的战士们和群众对公社革命事业的拥护和支持，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巴黎公社时期的报纸与人民的密切联系、息息相关的特色，正是今天我们无产阶级报纸应该好好继承的宝贵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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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孱头现本相
池北偶诗 华君武画
小霸王，大流氓，
得志便猖狂。
“老子天下数第三”，
尾巴直翘到天上。
倚仗主子撑腰，
张牙舞爪，
横冲直撞，
干尽那无赖勾当。
挨了一顿好打，
弃甲丢盔，
损兵折将，
现出那孱头本相。
夸什么世上全无敌，
原是个镴枪头银样。
奉劝河内诸狂徒：
牢记教训莫遗忘，
休再脑袋发胀手发痒，
自讨苦头尝。（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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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美国大地的伟大女儿（下）
——追忆艾·史沫特莱女士
李洛
在新四军的生活片断
一九四○年，蒋介石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大别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迫害，地下党领导的《大别山日报》被迫解散。二月的一个夜晚，我们撤离大别山，通过一道道封锁线，到达长江边上的安徽无为县，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陆续听到许多有关史沫特莱在新四军部队里生活的片断。
史沫特莱离开延安后，重跨滔滔的黄河和天堑扬子江，冒了不知多少危险，穿过不知多少道敌人的封锁线，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南包村。在后来被命名为“叶挺桥”的桥畔，常常有她的足迹。她留着短发，穿着新四军战士的灰军装。她为创建第一流军医院而尽心竭力工作。同时，她还写文章、发出呼吁，要求把一切支援用于资助每人每月平均只有二角五分军饷的新四军战士。
部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执行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的方针。在准备渡江北上的那天，部队在离江四十里的一个树林里隐蔽休息。史沫特莱这时象出征前的战士一样，沉着、振奋。她不时从山上的树林里眺望远处的长江。渡江时，她靠着桅杆贪婪地饱览长江两岸的景色。在越过封锁线的时候，她非常激动。她和战士一起低声唱着强渡长江的新歌：“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她既是一名伟大的国际民主战士，也是新四军的普通一兵！
一九四一年，史沫特莱因病离华，她依依不舍地辞别了新四军五师的战友和同志，转道香港回美国就医。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史沫特莱不仅长期在中国生活、工作，给美中人民友谊史上增添了动人的篇章，而且在她返回美国治病期间，仍始终不渝地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好战分子进行勇敢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夏，史沫特莱在耶德庄的废墟上修理了几间旧屋。她把朱总司令寄给她的毛主席像放在壁炉架上。在花瓶里插着美国南方友人寄来的楠木枝，那是为着纪念朱总司令，因为朱老总的童年生活是在楠木林中度过的。就在这样一种充满浓厚中国气息的环境中，她开始写作《伟大的道路》（朱德传）。她不仅忠实地叙述了朱总司令六十年的革命生涯，同时也生动描绘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其中有一节描写朱总司令在欧洲与敬爱的周总理首次见面的彻夜长谈。周恩来同志介绍朱德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三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蒋家反动王朝，即将取得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时，史沫特莱为中国人民的胜利欢欣鼓舞。她当时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文化科学界世界和平大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特别对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赞扬。
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的信念和预见，由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实现了。
史沫特莱的正义行为和斗争，遭到麦卡锡主义者的仇视和痛恨，他们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所谓“索洛间谍案”，诬陷史沫特莱是间谍、特务、共产党奸细。一九四九年秋天，在一个秋风萧瑟的阴暗黄昏，史沫特莱被迫抱病离开美国，前往英国。
本来，她还想再度来华，把她已写了三十八万字的巨著《伟大的道路》未完稿，带到解放了的新中国来最后完成。可是，长期的贫困和郁结，使她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她开了刀，因为乏人照料，一九五○年五月六日留下遗嘱、病逝牛津。
中国人民知道她的死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卡锡主义迫害所致。当时，郭沫若、茅盾、周扬同志，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致电吊唁：“深切地哀悼失去了一位民主战士、进步作家，同时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好友。”
史沫特莱自二十年代开始了解中国后，就以惊人的毅力和卓见，致力于介绍中国。她写有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短篇小说和杂文集多册：《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九三三年）、《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九三四年）、《中国在反攻》（一九三八年）、《中国的战歌》（一九四三年）等。可以说，关于中央苏区、中国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很少有中外记者和作家比她写得更早、写得更多。一九七六年，由简·麦金农和史蒂夫·麦金农汇编的史沫特莱的又一著作《中国革命妇女素描》，由纽约州“韦斯特伯尼争取女权运动出版社”出版。
“大地的女儿”安息在中国大地上
出于对中国的无比热爱，史沫特莱在遗嘱中希望把她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根据她的遗愿，为她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立了墓碑，并由朱德委员长亲笔题字。她在遗嘱里还有这样一段话：“我的唯一信念和唯一誓愿，就是那些贫困、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中国的成就，已经是这个解放事业的一个中心骨干。”她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为了这个信念和誓愿努力奋斗。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史沫特莱毕生为民主事业献身的奋斗精神；她积极关注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满腔热忱；她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的尊敬和爱戴；她在白色恐怖时期与中国文化主将鲁迅先生的战斗友谊；她在抗战期间足迹遍于黄河长江，出生入死于硝烟弥漫的战场，等等，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志不忘的深挚友谊。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忆史沫特莱，这对加强和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史沫特莱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中美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一个象征。史沫特莱无愧为美国人民的伟大女儿。她的英名将铭刻在人们心中，永世留芳！
（完）（附图片）
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访问的史沫特莱。
黎雪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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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涯到处是友人
明远
隆冬的一天，我们迎着飞雪驱车出了斯德哥尔摩城，到一个名叫玛利埃弗莱德的小乡镇，去拜访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名誉主席、瑞典名作家扬·米尔达先生。
汽车在欧洲三十三号公路上奔驰了约一个小时后，又沿着大雪覆盖的山路颠簸前进。路越走越窄，我们对道路不熟，看看表，已大大超过了走这段路程所需要的时间。是走了过头路了，我们决定掉转车头。汽车刚刚转了半个弯子，右边的前后车轮滑到大雪埋没了的路边水沟里，“搁浅”了。我们想尽办法，汽车还是开不出来。怎么办呢？这里是山乡僻壤，人烟稀少，大地呈现着惊人的寂静，到那儿去找人帮忙呢？
我们正在焦急的时候，远处公路上出现了隐约的灯光，不一会来了一辆小汽车，里边有一对中年男女和两个大约十岁以下的孩子。那位先生停下车，了解出了什么事。还问道：“你们是中国人吧？”夫妇俩下了汽车，从备品箱里拿出钢丝绳，毫不犹豫地伏倒雪地，用钢丝绳把两部汽车联接好。接着，那位先生便开动他的汽车，想将陷进雪里的汽车牵引上来。马达发出阵阵刺耳的响声，突然啪的一响，钢丝绳断了。于是那位女士又卧倒雪地上，用断掉的一半钢丝绳，再把两部车子拴结好。就这样，二次，三次，直到最后那钢丝绳断的已经不能再拴结了。
这时我们虽然满身是雪，但是瑞典朋友们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使我们完全忘记了寒冷。
我们正感到为难的时候，后面又来了一辆小汽车，车里有一位青年人。那对中年夫妇告诉他，是中国朋友的汽车陷在雪里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取出自己的钢丝绳，卧在雪地上把车子拴结好，然后用自己的汽车来牵引。可是情况还是和刚才一样，没有把车拖出来。这位青年朋友弄得双手油泥，手也冻裂了。我们劝他进车里暖一会，不料他说：“中国有句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天冷冻裂了手又算什么！”我们实在没想到，此时此地，竟有这样一位外国人说出我们这么熟悉的话，说得又这么亲切，真象是在这冰冷的天气里涌出了一股温暖的甘泉，一下子注入我们的心房。
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黑。这几位瑞典朋友得知我们是要到住在这一带的扬·米尔达先生的家时，都异口同声地说：“啊，扬·米尔达，我们知道”。中年夫妇高兴地说，他们都是瑞中友好联合会的会员。这一下，我们心里更豁亮了。朋友们决定用他们的车子，把我们送到扬·米尔达先生的家。
在去扬·米尔达家的路上，经过一栋紧靠山路的小楼。室内亮着灯光，有一位少女正隔着玻璃窗向外张望。当她发现为我们开车的青年朋友时，微笑着向他招手，但马上又以怅惘的神情把手缩了回去，因为我们的朋友没有停车。我们都为此纳闷。他们把我们带到一座平房式的建筑物前停下了车。扬·米尔达夫妇等瑞典朋友从屋里迎了出来。我们赶忙上前向朋友们一一道谢，希望知道他们的姓名，并让他们进屋休息。他们都满面春风，连连摆手说：“不要了，不要了。”这时那位青年朋友才向我们解释，刚才路上向他招手的少女是他的未婚妻。现在早已过了他们约会的时间，他需要马上赶回去见她。
扬·米尔达先生在晚餐后，请附近一位农民开上拖拉机，把我们深陷雪里的汽车拖了出来。我们在向扬·米尔达谈起我们当天的经历时，都说瑞典朋友们是“雪里送炭”，他们在中瑞两国人民的友谊之锦上，又增添了新的鲜艳的花朵。
从那以后，我们每当望见那些四季常青的松林，每当在严冬踏上皑皑白雪的时候，就油然想到那对诚朴的中年夫妇，那位为帮助我们而失约的年轻人，还有那位驾驶拖拉机的年轻农民。他们善良、友好的面容时常浮现在我们眼前，他们助人为乐的美德，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附图片）
苗地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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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咖啡馆到保险垄断组织
唐雄俊
伦敦劳埃德保险社是目前世界上经营保险业的最大垄断组织之一。但是你可知道，它却是胚胎于一座咖啡馆，而且至今还保持其独特的经营方式。
劳埃德保险社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早在一六八九年，有一个名叫爱德华·劳埃德的人，在伦敦高楼街开设了一家咖啡馆。那时候，伦敦已成为英国商业中心，航运业务很发达，但是当时邮递制度还在初期阶段，报纸也少，商人们主要依靠个人谈话来获得有关业务的消息。爱德华·劳埃德看到这种情况，为了招徕顾客，就在一六九六年创办了一份小报——《劳埃德新闻》，每周出版三次，登载政闻、商情，着重报导海事消息。自此以后，劳埃德咖啡馆成了海事消息的传播中心。经营船舶业务的船东、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人以及银行家，都是咖啡馆的座上常客。他们到这里来交流消息，兼做买卖。劳埃德咖啡馆的业务从此蒸蒸日上。
劳埃德咖啡馆商贾云集，就为保险人开展保险业务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在英国，保险业是由私人经营的，这些人既分散，资力又不雄厚，商人遇到巨额业务需要保险，就要分头找许多人投保，十分不便。劳埃德咖啡馆既是商人集中的地点，巨额保险业务在那里就能全部解决，不必再到伦敦市场上东奔西跑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埃德咖啡馆的规模不断扩大。它几经迁移，逐渐脱离咖啡馆业务而转为一个全部经营保险的机构。
商人们当时在劳埃德保险社投保海上保险时，都是先在一张纸条上把详细项目如船名、货名、航程起迄、投保金额、投保条件等一一填明，于是由保险人签名，注明愿承保的金额。如果数额很大，一个保险人无法全部承保时，则由其余保险人一一签名予以承保。劳埃德保险社这种比较独特的经营方式，有利于动员分散在社会上的人力财力，把它汇集成一支雄厚的力量。
随着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保险业日益发达，劳埃德保险社的业务不断发展。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劳埃德新厦奠基时，英皇乔治五世夫妇曾亲临现场行奠石之礼。一九五八年劳埃德保险社又在莱默街奠基建造了一座新大楼，规模比以往更大。
今天的劳埃德保险社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保险垄断组织，进入七十年代，它的保险业务日益扩大。但在其内部还保留着从前咖啡馆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做法，同我们一般了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保险公司相比，劳埃德保险社可以说是别具一格。比如，一般保险公司所签发的保险单是代表整个公司，而且是有限责任，即其责任以该公司所有财产为限度，不涉及公司股东的私人财产。而劳埃德保险社是个别保险人经营保险，保险人的人数到一九七一年已超过了一万个，他们组成约三百个小组，由懂得保险业务的工作人员驻在劳埃德，代表他们经营保险。小组内的每个保险人都是各自负责，而且责任是无限的，即如发生责任，以其向劳埃德所缴保证金抵付尚不够时，则要以其私人财产作抵，直至其破产。如果这笔保险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几个人承保的，则劳埃德在理算赔款时即请承保的几个保险人负责；没有参与承保的当然没有责任。劳埃德签单处签发的保单，并不代表整个劳埃德的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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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
美国的“牛仔”
邓蜀生
编者按：邓小平副总理今年访问美国的时候，二月二日在休斯敦观看了美国马术竞技表演。许多读者来信，希望了解表演这种竞技的“牛仔”的情况。为此，我们特刊登这一篇短文。
在美国西部开拓时期，在今天的得克萨斯州一带，有许多开辟牧场、放牧菜牛的骑马牧人，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同马牛打交道，练就了一身好骑术。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许多拓荒者深入西部，驯养大批生息在得克萨斯和西部大平原上的野马和长角牛。开始，这些牧人不论服装和放牧技术，都是向当地的墨西哥骑马牧人学习的。但是他们很快形成了从牧歌到服装，从放牧方式到骑术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活方式，这些牧人统称“牛仔”。“牛仔”的牧歌在美国音乐史上占有它的地位，现在保留下来的牧歌约有二百首，象《牧场上的家》这首歌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广泛流传，深为美国人民喜爱。
一八六六年后美国北部印第安人被圈禁在保留地中，因此西部大平原很快遍布“牛仔”足迹。由于对菜牛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高，“牛仔”的人数也剧增。他们是来自得克萨斯和东部的农庄、城市以及英属岛屿上的有冒险精神的年青人。他们要控制和驯服那些性情暴烈的野马和牛群，就需要有健壮的身体、勇敢的精神和高超的技术，特别是骑术和使用套索的本领。他们还要全面掌握牲畜的习性并能在白天和黑夜准确无误地寻找路径；能在暴风雨中掌握住牛群，不使奔散；能带着牛群过流沙，涉恶水，穿越几百英里无人烟的地区。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一般牛仔的马上生活，平均只有七年。
“牛仔”身上体现的粗犷、进取、冒险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在美国文艺作品中反映得很多。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牛仔”的打扮很别致：宽边帽、高跟皮靴、皮马裤。其实，他们这样的穿着不是为了吸引人，而是适应放牧生活的需要。他们戴的宽边帽是为了防止荒野中强烈阳光的曝晒。他们穿的皮马裤，是为了保护脚腿不被荆棘刺伤，也是预防牛角顶刺和坠马受伤。高跟皮靴是为了预防脚套在马镫中抽不出来，而且在扔套索时可以用高跟作为依托。遮住嘴鼻的颈巾是为了能在风沙中进行呼吸。
由于“牛仔”人数众多，而且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又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因此在一八九○年以前的大约七十年中，在西部大平原地带，“牛仔”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可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他们的牧场逐渐让位给大农场。直到一九三九年，在西部比较偏僻的地方，还有少数“牛仔”过着与十九世纪“牛仔”相同的马背生活，这实际上只是牧歌时代的微弱余音而已。
今天，“牛仔”只存在于竞技场、电影和通俗画报上了。（附图片）
美国“牛仔”在驾驭烈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