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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葛县委引导干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
狠批极左 消除余悸 落实政策
据新华社郑州三月十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金嘉声、刘忻欣报道：中共河南省长葛县委积极引导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进一步促进了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
长葛县一九六八年各级革委会成立后，县、公社、大队三级领导班子保持了相对稳定。他们带领干部、群众，因地制宜，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逐步扩大了灌溉面积。同时，全县许多社队抵制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暗地里实行了定额管理等劳动管理方法。因而，全县的农业生产，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九年间，除了一年因自然灾害比上年减产外，年年增产。
象长葛县这样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所抵制，农业生产发展较快的县，有没有极左的流毒和影响？还要不要花大气力去批极左路线呢？长葛县委领导成员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对长葛县是有影响的，而且问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扩大化。十多年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大运动套小运动，伤害了不少好干部、好同志。不少干部和社员还有一种谈“富”色变的恐惧心理。谁家磨了一千斤甘薯的粉面，就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谁家盖了好一点的房子就被指责治“安乐窝”。二是侵犯生产队的自主权。特别是在种植计划上搞“一刀切”、“一律化”，实行单一种植，强迫群众拔烟苗、铲甘蔗、毁西瓜，提出什么“跟高粱离婚，跟甘薯断亲，叫豆子断子绝孙”的错误口号。对生产队的一平二调也比较严重。据初步统计：全县平调的物资价值和平调的现金总计达一千多万元。三是在分配政策上，有的社队把平均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混为一谈，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县委认为，不能只看到长葛县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有所抵制的一面，看不到遭受极左路线严重破坏的一面，更不能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成绩，来掩盖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此，县委提出，当前，在全县范围内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极左路线，进一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县委还采取了以下几种措施：
引导大家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思想武器，明辨是非，划清界限。明确地提出，凡是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管它是来自上面还是来自下面，都要坚决加以反对和纠正；凡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加以恢复，并坚持下去。
运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大墙周公社罗庄大队适宜于种花生。文化大革命前，全大队每年种花生八百多亩，年收入可达三万多元。后来被当作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结果花生面积锐减到一百多亩，全大队七千六百斤的食油征购任务不仅年年完不成，而且社员吃油也成了问题。全大队经济收入大大减少，每年贷款一万多元。去年，这个大队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又把老办法拿出来，种了五百二十亩花生。收获后，全大队向国家交售花生七万多斤，折合食油一万六千斤，不仅增加了集体的收入，而且基本上解决了社员的吃油问题。运用典型事例，批判极左，说服力强，教育深刻。
领导带头，身体力行，做出样子。这些年来，许多基层干部被棍子打怕了，遇事常常谨小慎微。基层干部心有余悸的状况使长葛县委感到，只有领导把自己摆进去，带头批判极左，才能打破这种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在最近召开的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一位县委副书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列举了大量事实，剖析了多年来极左路线给长葛县带来的严重危害，说出了许多干部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激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坡胡公社坡东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文彦说：过去林彪、“四人帮”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乱割“尾巴”，弄得咱晕头转向，思想不解放。现在，塞在心里多年的“坯”抽掉了，有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咱撑腰，咱啥也不怕了，可该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了。
深入批判极左路线，使长葛县各条战线出现了新的气象，党的各项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前不久，县委已经为在“四清”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在全县影响较大的十二名基层干部平反昭雪。其余的冤案、错案、假案，县、社、队三级都有专人负责，正在抓紧复查。目前，全县已有百分之九十的生产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麦田管理和备耕、春耕活动搞得扎扎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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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工业企业可否搞点关、停、并、转？
编者按 对产销矛盾突出，产品质量低劣，消耗高，亏损大的企业，应不应当进行调整？可不可以适当地搞一点关、停、并、转？吉林省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以及进行调整的原则。这种面对现实，揭露矛盾，对现有工业企业进行适当调整的办法是可行的。
吉林省提出的“关、停、并、转”，是根据他们的实际规定的调整工业企业的原则和办法。其他地方怎么办，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当的办法。我们国家很大，情况千差万别，“一刀切”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在中共吉林省委不久前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一位主管工业的省委负责同志强调指出，吉林省工业发展慢，盈利水平低，主要问题是多数地方企业都在打“消耗战”。因此，对于那些加工能力大于原材料供应，产销有矛盾，生产重复，技术不过关，产品质量低，消耗高，亏损大的企业，要坚决进行调整。他说，在这方面，通化县的经验值得学习。
通化县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对那些产品质量不好、经济上不合算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把燃料、电力和原材料节约下来，集中用到国民经济急需、经济效果又好的企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增加积累。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吉林省工业部门许多同志早就有这个呼声了。他们痛切地感到，由于林彪、“四人帮”左倾路线的干扰，十多年来办工业不讲经济效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以长官意志和行政手段代替经济规律，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不对工业进行一番调整，不搞一点关、停、并、转，就不能解决比例失调、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就不能加快工业发展的步伐。
拿“小钢铁”来说，吉林省自一九七○年以来搞“以钢为纲”，大办“小钢铁”，共办起了小矿山六处，小高炉二十二座，小炼钢炉十六座，小型轧钢机三十三套，有三个地区还形成了从炼铁、炼钢到轧钢的“小钢联”。办“小钢铁”，对于促进地方工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在“大办”中没有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不顾实际条件，缺乏统一规划，乱铺摊子，盲目建厂，以致不少厂成了搞“无米之炊”的厂。
全省现有小高炉容积为五百四十一立方米，设计能力为年产二十五万吨生铁，实际上最高年产量才十二、三万吨，主要原因就是缺少原料材料。全省十四个炼铁厂，原料基本上可以自给的只有四个。一九七八年，全省小高炉共生产十二万八千吨生铁，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原料是靠从外地购进。焦炭的生产能力也有限。几个地区办的“小钢联”，炼钢和轧钢设备多半处于停产状态。这样，多数“小钢铁”企业常年“吃不饱”，加上经营管理不善，技术不过关，结果普遍消耗高，质量低，亏损严重。一九七七年，全省小高炉焦比平均为一千一百公斤，转炉炼钢平均每吨钢消耗铁料为一千五百六十一公斤，生铁合格率只达到百分之八十五，都远远落后于国内的先进水平。亏损之大更是惊人。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全省“小钢铁”共亏损一亿八千多万元。
再看看农机工业。积极发展农机工业，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前几年，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凭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强调农机工业遍地开花，各个地区自成体系。结果，工厂办了不少，带来的问题很大。
一是挤了维修配件的生产，严重影响了农机维修。“自成体系”一声令下，各地区纷纷上马，大搞柴油机、手扶拖拉机会战，把机械工业系统许多原来生产农机配件的工厂，改为制造主机或为主机配套，使许多维修农机用的关键配件无法安排生产。如延边农机配件厂改为制造柴油机后，就把原来担负的五十四马力拖拉机缸体的生产任务挤掉了。农机配件供应不足，特别是缺少关键配件，使全省农业机具的维修受到严重影响。以去冬以来开展的农机“冬检”为例，全省应修农机具共八千九百多台，到一月末仅完成百分之二十五。
二是领导多头，管理分散，设备和技术力量不集中，生产重复又没有统一标准，产品不定型。全省各地共办起十三个柴油机厂、七个手扶拖拉机厂，还有一大批为柴油机、手扶拖拉机配套的工厂，生产的农机产品品种杂，不配套，零部件互不通用，而且质量低，价格高，造成了大量积压。通化地区在辉南县农机厂搞手扶拖拉机会战，生产了三百台，只卖出去了几十台，至今还有二百五十台积压在厂里。到去年年底，全省积压的农机产品，价值达二亿五千万元。
轻工业存在的问题也不小。烟厂，本来长春有一个，前几年延边、四平又办起了两个；酒厂，全省列入计划的有七十六个，不在计划之内办起的竟上千个。结果，小厂向大厂争原料，生产上无政府状态严重，导致优质产品不足，劣质产品积压。一些地方这样乱上项目，随意办厂，不仅没有为国家增加积累，反而“吃掉”了许多利润。
记者看到，诸如此类打“消耗战”的问题，在吉林省其它工业部门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正是由于这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吉林省工业企业连年亏损，一年比一年严重。一九七一年，全省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亏损额为一亿一千五百万元。一九七七年，亏损企业增加到将近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亏损额达到三亿一千五百万元。一九七八年，扭亏增盈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有二亿七千多万元的亏损。
为了扭转长期打“消耗战”的局面，吉林省有关部门提出了对工业进行调整的几条原则：一、根据择优安排的原则，对经营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低劣、消耗大、成本高、亏损严重的企业要停产整顿，限期改变；二、按以销定产的精神，凡是品种不对路、质量又不好、确实没有销路的，不给安排生产任务，由主管部门通过改组企业，帮助转产，改产其它需要的产品；三、资源条件不好，技术、设备条件差，产品质次价高，亏损严重，近期内又难以改造的企业，要关闭；四、个别产大于销，但从长远看还有需要的企业，暂不安排或者少安排生产任务。
这几条原则得到了吉林省工业部门许多同志的赞同，认为这是当前纠正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加强企业管理，促进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必要措施。但是，也有些人表示异议。他们忧心忡忡地说：“这不是又刮下马风吗？关、停、并、转不是批判了吗？再搞关、停、并、转，岂不是要重犯一九六二年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吗？”
究竟关、停、并、转是不是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二年搞关、停、并、转是对还是错？人们认为，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是非问题是不难分辨清楚的。关、停、并、转，是党中央针对当时面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为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而采取的措施。正是坚决采取了这个正确而有力的措施，压缩了一批盲目发展的工厂企业，确保了一批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工厂企业，改变了比例失调的状况，逐步搞好了综合平衡，整个工业才回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才在一九六三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显著的好转和迅速的上升。
事实胜于雄辩。实事求是地实行关、停、并、转是正确的，决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路线。必须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蔑之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工业战线目前面临的问题比一九六二年那时面临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不采取坚决有力的调整措施，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有的人害怕搞了关、停、并、转，将来要负什么“历史责任”。其实，不搞关、停、并、转，放任混乱现象发展下去，妨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倒是真要负历史责任的。总之，关、停、并、转，势在必行。我们主张一面调整，一面前进；只有调整，才能前进。
新华社记者 牛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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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严重亏损的工厂企业实行关、停、并、转
通化县一年变亏为盈
据新华社长春三月十二日电 吉林省通化县纠正办企业不讲经济效果的作法，对亏损严重、质量低劣的工厂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一年就变亏为盈，改变了靠国家补贴过日子的被动局面。
通化县共有十八个工业企业，多年来亏损严重，一九七七年亏损一百多万元。
去年，通化县委和县革委会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一些工业企业长期亏损的根本原因，是前几年受林彪、“四人帮”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影响，不顾客观实际，乱上一些项目，有的简易投产，有的搞“无米之炊”，只求产值，不计成本，只顾产量、不问质量。结果，造成产品无销路，浪费极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对那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粗制滥造，坐吃山空的企业坚决实行关、停、并、转的办法，以节约燃料、动力和原材料，支持那些经济效果好的企业。
县磷矿厂和水泥厂都属于半截子工程，勉强投产，没有真正形成生产能力，生产一点产品，质量又很低，销不出去。水泥厂生产的水泥，标号低而不稳定、成本又很高。一九七七年这两个企业亏损三十多万元。因此，县里决定这两个企业暂时停产。全县有三个制药厂，产品重复，浪费很大。县里决定将这三个厂合并成为一个厂，各生产不同品种。
由于采取了以上这些措施，去年下半年通化县共节省原煤七千五百吨，节省电力一百三十八万度，节省劳动力四百多人。
通化县在调整部分企业的同时，对现有工业企业进行了认真整顿，充实企业的领导班子，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经济核算，促进了工业企业的扭亏增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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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适地适树造林 加速建设用材林基地
为了加速林业的发展，我国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陆续在南方一些省、区进行以杉木林为主的用材林基地建设。开始这项工作较早的省、区，栽植的林木已部分成材，并间伐利用，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国南方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发展林业生产。但是，当前的造林保存率和成活率很低，杉木生长状况参差不齐，有相当部分生长较差，不能成林成材。四川省林业局去年对宜宾地区的用材林进行检查，发现生长较好的只占百分之六十二，而难望成材的高达百分之三十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抚育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外，没有坚持因地制宜的方针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湖南省林业局的同志曾告诉记者一些典型事例和材料：
湖南隆回县国营白马山林场，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在海拔一千三百至一千五百米处造杉木三万三千亩，可望成材的只有三千亩。
零陵县接里桥公社林场，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在石灰岩山地造杉三千三百亩，能成材的仅仅三十亩。该县江圩区在紫色页岩地上成片造的杉木林，“头年造，二年青，三年黄，四年以后不死不活老模样”。
在不适宜栽杉的土壤和山地造杉，归根结底是凭“长官意志”办事的结果。建设以杉木为主的用材林基地，有些地方不搞规划设计，不尊重林业技术人员的意见，而是由某些当权人物“坐在家里想一想，站到山上看一看，发动群众就大干”。有的地方不顾客观实际，片面地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单唱杉木戏”，导致乱干、蛮干。
另外，在经济政策上，国家有关部门过去对基地造林补助的树种范围偏窄，凡是种杉，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造，一律发给补助费；但造适合当地生长的杉以外的树种一律不给补助。这就促使一些地方为了单纯得点造林费，不宜栽杉也栽杉，甚至搞清一色的杉木林。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加速南方用材林基地建设，需要认真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对已造的杉木次林，要分别情况，采取措施，进行改造。
其次，今后在用材林基地建设中必须认真执行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选择好造林树种。凡是适宜杉木生长的地方都要大力种杉，不适宜的地方要种植其他树种，不要强求一律。
要提倡多造混交林。其好处是既能够充分发挥土地潜力，合理利用空间，实现速生丰产；又能预防和减少病虫危害。
本报记者 欧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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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究竟“堵”了什么路？
白玉生 李守智 苏高文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个口号在农业战线上曾经风靡一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许多地方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堵路”运动的实践之后，群众普遍提出疑问：究竟堵了哪条路呢？请看下面这两个例子：
山西省交城县的覃村和段村，相隔不远，都是村大、人多、劳力多。段村抽出部分劳力办了一个修配厂，以修配农具为主，同时与一个纺织厂订立合同，为他们生产纺织机零件，既支援了社会主义工业，又给集体增加了收入，用农民的话说，叫“两全其美”。覃村也是这样，他们把闲散的弱劳力组织起来，在祖传玻璃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起大队玻璃厂，这个厂每年的收入超过农业收入的好几倍，为高速发展农业提供了大量资金。在“堵资本主义的路”的高潮中，这两个大队都受到了批判。结果，段村修配厂对外加工零件的门路被堵住了，集体收入减少，社员很不满意。覃村的干部群众硬是顶着批判把玻璃厂坚持办下来，仅这项工副业每年的产值就有一百多万元，队里购置了各种农业机械一百七十余台（件），社员日工分值从一九七四年以来一直保持在一元六角，去年粮食总产比前年增加一百万斤，集体富了，社员也富了。大家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热爱集体。
为什么段村“堵了资本主义的路”，反而没有迈开脚步，集体收入减少；覃村没有“堵资本主义的路”，生产反而发展了呢？看一看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个口号下“堵”的究竟是什么，就一清二楚了。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这里的许多地方，不是今天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就是明天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矛头所指，正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集体工副业、正当集市贸易、自留地、家庭副业、按劳分配等等。他们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把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去批，把“资本主义”的帽子强加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社员的头上。“堵路”运动搞得最凶的地方，集体经济也受害最甚，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道路几乎都给堵死了。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所以风行一时，是有其历史环境和思想根源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在农业战线上，他们全盘否定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他们恶毒攻击《六十条》过时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旧事物、老一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把作为集体经济必要补充部分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当作“私有制尾巴”；把农村集市贸易诬蔑为是给资本主义“输氧供血”，等等。他们打着批资本主义的幌子，肆意破坏党的农村政策，诬蔑、打击、剥夺农民，把社会主义农村搞得一片混乱。“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问世的，是这条极左路线的产物，它一出现就带着浓厚的“左”的印记。
有些同志，他们主观上也是要搞社会主义的。但在林彪、“四人帮”这条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竟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因素来吹。他们堵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而这一切都是作为先进典型的先进经验，合法地推行的，因而它的危害就更大。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经济政策，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关系极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值得注意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后这段时间内，有些地方还在以学习先进单位经验为由，继续抵制党的政策的贯彻，不允许人们对“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个口号有半点怀疑，把它吹捧为“重要经验”，甚至戴上了“真理”的桂冠。
当然，资本主义是要批的，资本主义的路也是要堵的。问题在于首先要分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怎么个堵法。覃村和段村的实践说明，对“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个口号，很有必要认真分析一下它的实际内容，考察其客观效果，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才能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高速度发展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