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奋斗到最后一刻
——悼念我的启蒙老师崔嵬同志
张瑞芳
崔嵬同志逝世了，我们从此再也见不着他了！这是真的吗？多少天来，我总不相信这是真事。春节以前，我就听说他住了医院。我因为正在拍《大河奔流》和《怒吼吧，黄河！》忙得很，没有来得及去看他。我总想，他身体好，病会很快好的。他任何时候都是那么热情奔放，我不相信有什么病魔能够缠得住他。谁能想到，他的病情竟恶化得如此之快。当他逝世前半小时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已失去了知觉。我拉着他的手，禁不住眼泪直流。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不愿相信和不敢相信的事情，竟变成了事实！崔嵬同志，我的战友，我的启蒙老师，你去世得太早了呀！现在正是全国电影工作者决心把电影搞上去的时候，我们多么需要你呀！
崔嵬同志是我们电影界的老前辈，也是我国话剧界的老前辈。他对我国文艺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逝世，对我国文艺事业，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他生前有许多抱负没有实现，有许多计划没有完成，有许多经验没有来得及总结。我为他的去世而难过，也为他还有许多遗愿没有实现而惋惜。他计划拍规模巨大的《李自成》，拍惊心动魄的《西安事变》，还打算在空档中间套拍《白蛇传》之类的戏曲片……他还希望（也是我的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找一个戏，我们再次合作，或者我们一起演，或者他导我演。我们几次见面，都谈到这个计划。但是，这些年来，偏偏没有这个机会，而现在却永远失去这个机会了。
我第一次同崔嵬同志合作，已经是四十三年前的事情了。一九三六年春天，即“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他作为上海左联组织的慰问团成员，到北方慰问抗日战士。在北平，他们要为群众演出几个戏，其中有一个叫《黎明》，是陈荒煤同志写的。他们要为这个戏物色演员。我当时是北平艺专的学生，他们通过学联找到学校，学校推荐了我。就在学校的会客室里，我认识了崔嵬同志。当时没有剧本，他给我介绍这个戏的内容，讲戏中我国女工在上海日本纱厂里的悲惨遭遇。说着说着，我们就排起戏来，他告诉我，他说什么，我该说什么，怎样表演。就这样排了一次，后来又排了一次，就上演了。他当时跟我说的许多话，至今我还记得。如我在排演中哭的时候，他告诉我，嘴不要张得太大，那样看起来象在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合演《放下你的鞭子》。也是一九三六年春天，当时进步的学联影响很大，很多青年学生被吸引到它的周围。借着北平各学校放春假的机会，学联组织大家到香山、小汤山等地集体旅行，每次有数千人。崔嵬同志就在郊游的学生中间教唱进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我们合演《放下你的鞭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天，我们到了香山，看见村头有个耍把戏的，就向他借了担子，在一家老百姓家里化了装，然后走进大家事先围起来的圈子里演了起来。演出很成功，场内场外都感动得哭了。最初，警察还以为我们真是耍把戏的，当他们发觉我们是在演戏时，大家就给那些国民党军警做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一致对外，团结抗日，不做亡国奴。当时有一个警察，看了《放下你的鞭子》以后，还买了两瓶石榴水，送给崔嵬和我喝，还说他也是东北人，流亡到关内后，没有办法才干这差事的。这次演出以后，崔嵬同志总是提着一个藤箱子，装着一些化装品，到处演出。我们每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中间，许多观众把钱一把一把地扔进来，连洋钱也扔进来，给我们这东北流亡来的“卖艺的父女”。一场戏演完后，崔嵬的藤箱总是塞得满满的，提都提不动。演出后，我们马上把捐款交给学联。崔嵬自己生活却非常艰苦，后来他离开北平回上海，连路费都没有，还是我们在前门楼演了一场戏，为他买了车票送他走的。从这次分手以后，我和崔嵬同志就没有机会在一起演戏了。我去了重庆，他在根据地。一九五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上海青年举行纪念活动，那时崔嵬同志正在上海拍电影《宋景诗》。电台的同志要我们重排《放下你的鞭子》，准备在电台播放。录音时，他还是那样激动，说着说着就痛哭得蹲了下去，我把他搀扶起来对着扩音器才继续录下去。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在一起演过戏。虽然我们一直盼望再次合作排一个新戏，但是现在竟成了一件终生憾事。
崔嵬同志是我的一位很好的启蒙老师。正是他，启发我走上了革命文艺工作的道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革命文艺的巨大力量。认识他之前，我也演过戏，都是在学校和剧场的舞台上演出，真正走上街头，面向群众，演出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的戏，还是同他合演《黎明》和《放下你的鞭子》时才开始的。同他一起演戏和在以后同他的接触中，我感到他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他热爱党的文艺事业，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这一伟大事业。而且，他自己就象一团火，走到哪里就能把哪里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心点燃起来，一起为党的文艺事业而奋斗。不仅我自己，后来我接触的很多青年同志，他们也都有这一感受。他学过京戏，从事过话剧工作，后来才搞电影。他很博学，也肯钻研，对我国古典艺术很有研究。他很重视民族形式，又很富于创新精神。他是我国把戏曲搬上银幕而又最有创造性的导演之一。他拍的戏数量多，质量也多是很好的。他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在我国，就是在国际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影响的无产阶级艺术家和革命的电影工作者。他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精神，不仅对青年文艺工作者，而且对全国文艺战士，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
崔嵬同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为党的文艺事业奋斗着。他在病中，还找了许多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为拍电影《西安事变》作准备。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他的手连拿资料的力气都没有了，还要他爱人给他念，他是决心战斗到一息尚存的时候呀！他没有想到死，也不愿听到死。他最后没有为他身后留下一句遗言！但是他的行动已经告诉我们，他想说的最后一句话一定是：“为把电影搞上去，奋斗到最后一刻！”
崔嵬同志，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加倍的努力，去实现你生前的愿望；我们也一定会象你那样，为了发展人民的电影事业，贡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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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美术新作
从油画《追念战友》说起
叶浅予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美展大厅里，挂着胡悌麟同志画的油画《追念战友》，我为毛主席的一脸愁容所吸引，于是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在“四人帮”垮台以前，这种对革命领袖形象的实写，一定被认为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因为长久以来，画家塑造这类形象时，思想上似乎有一种压力，驱使他尽量画得威严些、神圣些，不怕概念化、偶像化，好象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对领袖的崇敬。当然也有一些题材反映领袖和群众接近的场面，可总是把领袖放在最突出的地位，让群众簇拥着他，好象非如此不足以显示领袖的伟大。这些套套已成为十几年来处理这类题材的通用规格，而《追念战友》却是破了格的。
题材是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昏暗背景中挂着一幅陈毅同志遗像，毛主席含悲肃立，身旁两行花圈，笔墨不多，形象简朴，含蓄的思想内容却极为丰富，耐人寻味。画家刻画毛主席面容，带几分模糊，好象是透过观众含泪的眼睛看着他似的。这种“迁想妙得”的处理方法，反映了画家在构思过程中运用形象思维的深刻程度。
陈毅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周总理陪他上过批斗台，要不是总理力保，可能遭到象贺龙、陶铸同志同样悲惨的命运。可是陈老总毕竟也是由于遭受强烈的精神创伤得病而死的。站在这幅画前面，人们也许会想起曾经有人劝阻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而毛主席决然拒绝了劝阻，来到陈毅同志像前致哀。这一情节也可以使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政治上的反常现象，许多革命老战友受到迫害。毛主席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是不是也反映了他对其他战友的缅怀和哀悼之情呢？因此，这个悲哀的形象，不仅传达了阶级友情，也体现了人之常情。
在这幅画前，不禁又想起林彪、
“四人帮”鼓吹的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见过那幅画的内行人都说其构思、构图、甚至用色，无不脱胎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四人帮”把那幅画钦定为美术作品的样板，命令大量复制，凡楼堂馆所、公私房舍统统悬挂，并且大量印刷，广为分发。据说，某单位有个略具美术常识的人，私下议论该画背景太低，毛主席形象孤单，立刻遭到开大会批斗。这和中世纪宗教法庭借上帝之名惩罚“渎神”罪犯有什么两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这种封建压迫的狂暴行为，简直令人吃惊。
我们对革命领袖的崇敬，是由于他们对革命的献身精神和他们的丰功伟绩，决不意味着象宗教徒那样把个人当做“神”，当做“救世主”来礼拜。毛主席从来就反对用他的名字命名任何东西，而林彪、“四人帮”却故意要把毛主席说成全知全能的“神”，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了愚弄人民，便于他们篡党夺权。
我们一定要打破这种偶像崇拜的中世纪神权思想，从神化革命领袖的愚昧思想中解放出来，《追念战友》这幅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冲破了封建迷信的禁区，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可敬可亲的领袖形象。（附图片）
追念战友〔油画〕 胡悌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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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车轮“会”应该改变
周光荣
某县召开了一个公社农业书记会议，会期预定三天。谁知会议结束以后，组织部、宣传部先来人作了一天半的报告，第五天下午，征兵领导小组也来捎带安排任务。第六天吃了早饭，大家以为可以回去了，县委书记又作了“关于今后二个月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下午和晚上刚要进行小组讨论，县妇联和社队工业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又在那里等着布置任务。妇联的工作，到晚上十点多才布置完。第二天早晨，工业管理局也没有放弃作报告的权利。这样，三天的会议延长到第七天的早晨，听说还有煤铁指挥部也打算来作报告呢！
这个原定三天的一个会议，结果变成七个会议、七天时间。有关部门发通知、布置会场倒节省了不少精力，可难为了基层干部们。这种车轮“会”光是记笔记就够人发昏了，回去以后又怎么贯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哪个部门的任务重要？如何贯彻执行？看来各部门只管做报告，对这些是不管的。
“会议迷”还有一种办法是“轮番战斗”。一个会议上，副书记讲了任务，书记照例又是讲一番，称之曰“补充”。其实是如同卖鸡蛋的，先是一五一十的数给你看，再是一双一双的数，到后来还得一个一个的点，硬是怕你不相信，硬是要你不胜其烦。这种会风到了彻底改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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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等会和开会
刘宗坡
有一天，我按时去参加一个紧急重要会议。等了一个半小时了，还不说开会。有的同志就问：“会还开不开？”答复是：“请再耐心等一会，领导一到，马上开会。”又过了半个钟头，总算开会了，每人还发给一份统计表。书记讲话了：“今天这个紧急重要会议很重要，主要内容就是填填这份统计表，非常重要。一年一度嘛！……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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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做杂家
叶圣陶
咱们干动笔写东西的工作，总要尽可能有丰富的知识。鲁迅曾经写信给一位搞文学的青年说：“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鲁迅这个话，对于记者、编辑，都极其有用。鲁迅没有说下去，一味钻在文学里怎么样？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一味钻在文学里，文学也是搞不好的，创作也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要各方面都知道一些。我看，大家要干革命，总是多学一些东西、多懂一些东西好。当记者和编辑，当然不是搞文学的，但是你要报道，必须知道的东西，方面极广。
在当前这个新时期里，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早就提出来的。自然科学方面，最大的门类是六个字：数、理、化、天、地、生；社会科学一般地说是文、史、哲，其实还有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这么广泛，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人们日常要接触的，怎么跟上这个形势，恐怕跑步跟还不够呢。
我看了科学规划会议的简报，看不懂。往往常识性的东西都不懂，非要好好学一点常识才行。刚才说的科学六大门类，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各式各样，还有宏观微观的相互交叉，复杂得很。咱们不懂，怎么去报道？咱们不是专门搞科学的，但是起码的常识应该懂一点，不然就无法报道。如报道一个专家，他讲得很专门，咱们自己不懂，写下来登在报纸上，人家只看到一些字，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人家不懂。这起码是对读者不负责。如高能物理、遗传工程是什么东西，假如咱们不懂，就把这几个字写在稿纸上，登在报刊上，我看这就是对读者不负责任。
现在这个时代，和咱们小时候不同，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也不同。你不能说，时代变不变我不管，我还是搞三十年代、二十年代的，这是不行的。所以，记者和编辑没有比较广泛的知识，无论到工厂农村，都无法发现问题，挑重要的值得报道的东西来报道。没有常识，怎么能写出言之有物、准确鲜明的新闻！怎么能不使读者看了半天，结果只好叹一口气说：“我只看了纸上的字，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要给读者看到东西，这就要有知识，要有知识，就要随时随地吸收，随时随地搞清楚，不要含糊、笼统，以为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就算了。
杂家这个名词怎么来的呢？二十四史里有部《汉书》。《汉书》里有一篇叫做《艺文志》，把古来的诸子百家分为十家。还说，虽然是十家，其实是九家，其中杂家不成派别，不算一家，是不足道的。这是《汉书》的说法。我说，咱们要争取做个杂家，唯其杂，才能在各方面运用咱们的知识，做好报道，写好文章。
编者附记：去年初夏，作者在新华社国内记者训练班上作了一次讲话，题目是《谈谈有关文风的几个问题》，《要做杂家》是其中的一节。记录稿原载江苏省出版的《群众》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本报在发表前请作者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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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寄人民教师
董纯才红梅报春来，春来百花开。山荒造林木，不雨挑水栽。一片丹心献“四化”，沥血培植栋梁材。
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第一个春天，欢欣鼓舞，想到人民教师是为四个现代化培养人才的劳动者，任重道远，前进途中，困难不少，有待克服。特赋此诗，愿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