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推倒诬陷罪名 团结向前迈进
——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炮制《五一二命令》的阴谋
洪健
党中央批准撤销《五一二命令》，彻底推翻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国家体委系统“独立王国”的罪名，这是体育战线的一件大喜事，对调动广大体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一二命令》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那个顾问策划炮制出来的，是他们陷害贺龙同志，破坏体育事业，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早在《五一二命令》出笼以前，林彪、陈伯达、江青和那个顾问就采取卑劣的手法诬陷贺龙同志是“反党篡军”的“野心家”、“大土匪”，诬蔑国家体委系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盗用中央名义，对全国体育系统发布了一道命令，即所谓《五一二命令》，把国家体委系统定为“独立王国”，诬陷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同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诬蔑国家体委系统是什么“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这个“命令”给体育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使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五一二命令》出笼后，那个顾问作了充分的“发挥”，说什么“体委问题以贺龙案为主，体委坏人很多”，“体委和刘仁、青年团以及全国都有联系”，“体委在北京有两千多人，七、八千条枪，有各种俱乐部”，国防体育活动是“学习苏联时就搞起来了”，等等。这就清楚地说明，他们一伙蓄意捏造罪名，借以达到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
《五一二命令》的罪恶目的
是陷害贺龙同志，破坏体育事业
贺龙同志从一九五二年起就兼任国家体委主任。他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受到体育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爱戴。然而，《五一二命令》竟毫无根据地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给贺龙、刘仁和荣高棠同志定了罪。在此以前，尽管林彪、江青一伙千方百计地阴谋陷害贺龙同志，但我们的贺老总仍然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他住在周总理的家里，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周总理的工作那样繁忙，有时还把饭菜拿到贺龙同志住的地方，利用吃饭时间同贺龙同志及其家人谈话，问寒问暖。在那些日子里，周总理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贺龙同志被迫迁到北京西郊山区的一座平房，过着与世隔绝的监禁生活。在那里，他和爱人薛明同志每天听到的就是凄厉的风声和孤独的鸟鸣，接触的是面无表情的武装警卫。南征北战几十年的贺老总，此时此刻，活动的全部范围只是一间破旧的平房。窗帘被拉得严严的，人人都能享受的阳光，我们的贺老总却享受不到。床上的被褥、枕头被收走了，贺龙同志只好睡在硬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炎热的夏天，两人每天只给一小壶水，脸不能洗，口不能漱，七十一岁高龄、又患糖尿病的贺龙同志，就靠这一点水来延续生命。严寒的冬天，北风呼啸，室内的温度只有六度，贺龙同志冻得直打哆嗦。碰上下雨天，贺龙同志还得迈着艰辛的步履，端着脸盆、水杯到门前接雨水来喝。伙食糟到了极点，每顿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盛着饭，另一格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者是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医药更是谈不上，贺龙同志自备的常用药品被没收了，极普通的降糖药也得不到保证。林彪、“四人帮”一伙明确“指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请主治军医主宰”。这就明白地告诉人们：只要是他们反革命阴谋需要的，他们想怎么迫害就怎么迫害。就这样，从监禁生活开始，到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仅仅一年多些的时间，由于受到非人的折磨和残酷的迫害，贺老总终于含冤死去。他在逝世的前一天，神志还非常清醒，对身边的薛明同志说：“小心，他们要害死我”。为此，他本来不愿去医院，但来人声称“这是组织上的决定”，硬把贺龙同志送进医院，却又不许薛明同志陪同。结果，只有六小时零九分钟，贺龙同志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他既不是老死，也不是病死，而是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的！在战争年代，贺龙同志叱咤风云，身经百战，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曾死于敌人的枪弹；在全国胜利以后，却被钻进革命营垒里最阴险最凶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用诬蔑诽谤、阴谋迫害而夺去生命。这是多大的冤愤，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刘仁同志解放后长期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在国家体委没有任何职务。但《五一二命令》却无端地把他也算成这个所谓“独立王国”的罪魁祸首之一，一并打击迫害。对此，体委系统的群众气愤地表示：“我们在这里工作了许多年，从没见过刘仁一次面，没有听过他一次报告，他也从来不管我们的事情，怎么突然把他也拉进国家体委‘独立王国’中来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以使出来。他们非法把刘仁同志投进监狱，实行法西斯式的摧残和折磨。
因“命令”被株连的干部
和群众为数甚多，给体育战线
带来空前浩劫
因为《五一二命令》而遭受打击和株连的各级干部和群众，更是不计其数。一九六八年五月，那是体育系统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当“命令”传达到国家体委的时候，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受到比过去更加残酷的揪斗和折磨，老知识分子、老教练、技术尖子，不是被诬为“坏人”，就是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的罪名。一些归国华侨也成了“特嫌”。有人甚至胡说国家体委“叛徒成堆，特务成网”；仅一个“特务集团”的黑材料，就牵连全国体育系统的干部达一百一十余人。总共一千二百多名工作人员的国家体委系统，受到审查的竟达四百多人。有的人把国家体委比作《红楼梦》里的荣国府，说：“荣国府除了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没有一个干净的，国家体委这个荣国府，能有什么好人？”副主任荣高棠同志，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协助贺龙同志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做了许多工作，也被当做“坏人”揪斗，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被关进黑屋子，严刑拷打，后来又被抓进监狱。一九三○年参加宁都暴动的老红军李达同志，被拘留、监护审查达四年之久。优秀乒乓球教练员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被迫害致死。北京市体委两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及其他科、处级干部共五人，一夜之间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戴上手铐，在监狱里关了七年多。上海市业余体校有位领导同志，十三岁到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后表现一直很好，经常与工人一起推粪车。这样一位从小投奔革命、深受群众赞扬的好干部，硬是被打成“叛徒”，遭到残酷迫害。天津市体工队在《五一二命令》下达后，几天之内就揪出一百一十多个“坏人”，审查结果，一个也不是。类似的事例，在全国各地各级体委系统中几乎处处可见。体育战线有多少党的好干部在政治上受到诬陷打击，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到无情的摧残；有多少人含冤而死，弄得家破人亡！真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各级体育机构、体育设备和器材，也遭到空前的破坏。依据《五一二命令》的“规定”，全国体育系统被“彻底砸烂”了，各级体委机构、各项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几乎全部被撤销，房屋被占用，器材被销毁，人员被赶走。国家体委系统除留下不到十分之一的干部外，其余全部下放劳动。运动场地被毁坏，改成仓库、菜地和猪圈，游泳池改成了化粪池、积肥坑。有个市原有十一个田径场，被毁了十个；一个可容四千名观众的灯光球场，被用炸药炸成废墟。大量体育资料和书籍，被下令烧毁……《五一二命令》给体育战线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由于《五一二命令》诬蔑不实之词，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体育系统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文化大革命前，战斗在体育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刻苦训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党为人民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然而，一夜之间，他们统统成了“独立王国的公民”，沉重的精神枷锁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广大忠心耿耿、热心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好党员，被打成
“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祖国争了光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被打成“修正主义的苗子”、“反动技术权威”，“成绩越大，罪恶也越大”；标志着祖国荣誉的优胜奖杯、奖章，被说成了耻辱的象征；刻苦钻研技术、大干社会主义，被说成“白专道路”……总之，按照《五一二命令》的谬论，一切是非、功罪、革命和反革命都要颠倒了，真是奇冤！许多同志原先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操碎了心，后来被《五一二命令》搞得伤透了心，纷纷要求“出国”（调出“独立王国”），永远与体育告别。有的同志痛心地表示：
“体育工作搞了许多年，如今是：人散了，场地毁了，器材没了，心也凉了，体育事业完了！”
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盼望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冤案翻过来。今天，他们的愿望实现了。铁的事实无情地批驳了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反革命诬陷。
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主席从建国初期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等指示，到文化大革命中畅游长江，十七年中，所作指示有数十次之多。敬爱的周总理对体育事业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从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到运动员的训练、比赛、生活以至营养，都有极明确具体的指示；国际体育活动和斗争，总理更是一一过问，有的文件和电稿，还由他亲自起草。朱德委员长、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十分关怀体育事业，多次给予亲切指示。贺龙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主管体育工作，忠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作出了卓著的成绩。可以说，我国体育工作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浇灌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都是党的灿烂阳光照耀的结果。
真理的光辉是磨灭不了
的，团结起来，努力促进体育
事业大干快上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不容抹煞的。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就指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全盘否定体育工作成绩的阴谋，不止一次地明确指出：体育工作中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事实正是如此，成亿人经常参加各种的体育活动，做操、打球、跑步、游泳、打太极拳等蔚然成风，人民体质有了显著的增强。一支又红又专的运动队伍正在成长，广大运动员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了祖国的荣誉，不畏艰险，刻苦训练，勇攀世界体育高峰。他们先后打破一百多次世界纪录，获得十三项世界冠军；旧中国体育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许多事情，在新中国都出现了。事实证明，如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我国体育队伍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无论林彪、“四人帮”一伙怎样肆意捏造，诬陷攻击，真理的光辉是磨灭不了的。
今天，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砸烂了精神枷锁，清除了积压在心头的怨愤，广大体育工作者感到极大的欢欣和鼓舞。正当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体育工作者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发挥更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努力促进体育事业大干快上，为实现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一定会在世界上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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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委领导同志接见上访青年
勉励青年胸怀全局坚守岗位大干四化
本报讯 最近，上海市委、市革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接见上访青年，做了大量工作。二月十二日、十三日晚上和十五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市委书记严佑民、韩哲一同志，又分批接见已在外地分配工作的回沪上访青年代表，认真、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勉励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正确运用民主权利，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胸怀全局，献身四化。
接见在甘肃工作的青年代表时，彭冲同志说：你们当时到大西北去，是响应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光荣的。你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不能把原来的那股革命热情，那种理想和志愿都丢掉，自己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
青年代表们向市委领导汇报了他们这几年在当地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反映了一些实际困难。彭冲同志说：你们的一些实际困难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是同情的。接着，彭冲同志给他们介绍了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以后，上海市委正积极采取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知青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有些人借口解决知青问题刮起一股“回城风”，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有困难，完全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向有关方面反映和提出。彭冲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请同志们多想想我们的国家。只有把生产搞好，把国家搞好，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才有可能逐步提高。他还说，我们应该建立这样的信念：我们国家是大有希望的，四个现代化一定会实现的。关键是要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去奋斗，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大家一定要想得宽一点。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目前还有不少困难。有困难不怕嘛，何况这些困难比起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遇到的困难，要小得多。那时，多少革命先辈为了我们的今天，转战南北，流血牺牲在所不惜，根本不考虑什么工资、待遇。他们从来不会说在这里不行，在那里不行，一定要回家才能革命。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个光荣革命传统。希望同志们即使有困难的话，也要坚持下去，相信经过艰苦奋斗，我们的国家就会有个大变化。
市委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语重心长的交谈，使许多被接见的代表受到教育。他们表示，决不做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要顾全大局，早日返回工作岗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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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四方和腾飞世界
杨柳榭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的时候，不禁想到他在东渡日本时给母校沈阳东关模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写的临别赠言：“志在四方”，“愿相会中华腾飞世界时”。寥寥数语，铿锵有力，敬爱的恩来同志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具有的那种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跃然纸上。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团结和引导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阻，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革命胜利以后，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初步改变了我们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距离“腾飞世界”还远。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就是要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富强起来，真正“腾飞世界”。搞四个现代化，不是那么容易的，仍然有千辛万苦，千难万阻。所有革命者，特别是青年一代，仍然要象周恩来同志当年勉励他的伙伴那样：“志在四方”。不怕到艰苦的地方去，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只有我们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改造，整个国家的面貌才能焕然一新。
现在有极少数在边疆工作的青年提出“回到母亲身旁”的口号，这不是一个有志青年的口号。志在四方，才是革命青年应有的高尚情操。无产阶级革命征途上的所有志士仁人，有哪一个是限于在自己家门口闹革命的？为了寻求真理，为了翻身解放，他们告别父母，离开家庭，奔走异国他乡。马克思就曾说过：“我是世界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在欧洲的许多土地上，都留下过马克思的足迹。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转战南北，踏遍祖国大地，他一家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周恩来同志为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组织有志青年远渡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被毛主席赞誉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的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年迈的母亲，从加拿大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辛勤工作，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也有父母，但他们胸中装的是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民，眼睛看的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伟大抱负和志向。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革命志士的奋斗，中国还会沉沦于黑暗之中，千百万父母还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或许有的青年会说：“现在条件好了，就应该让我们回到母亲身边来。”诚然，经过近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起旧社会来是好得多了。但是人人都会感到，现在我们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人人都不满足于现状，而要求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要争取外援，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设备和技术，但主要还是依靠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四化这一宏伟的大工程，并不比建立一个新中国来得容易。在我们面前，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有许多艰苦的环境要去改造。如果人人都要求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回到母亲身边来，那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岂不要变成一纸空文？想一想吧：如果大庆工人都不肯离开母亲的身边，荒原之下的石油绝不会自己喷射出来为人民造福，“中国贫油”的落后帽子也不会自己飞到太平洋里去；如果我们的勘探队员都不肯离开母亲身边，群山中的宝藏还会在那儿沉睡；如果我们的边防战士都要求回到母亲的身边，我国辽阔的海防、边防又靠谁来守卫？野心勃勃的大小霸权主义者岂不是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我们的国门，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吗？果真如此，山河破碎，家破人亡，还谈什么“回到母亲身边来！”有志青年，应该胸怀全局，献身四化，奋发图强，改造中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青年都要把自己的青春贡献在祖国最需要的战斗岗位上，贡献给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
青年一代是中国未来的希望。青年有志，中国方可有望。革命青年的志，就是崇高的革命理想。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必须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艰苦磨练陶冶。有句古语说得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革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对祖国的现代化有所作为，不经过风吹雨打，不在艰苦的环境里锻炼是不行的。因为过分讲究生活的舒适，就会被生活所累，消磨了斗志，无所用心，无所造就。古今中外成大事业者，有几个是追求生活舒适的人？杰出的科学家居里夫妇，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他们结婚时，谢绝了居里父母送给的家具，因为打扫它们是需要时间的。有人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后说：“看那景象，竟是一所既类似马厩，又宛若马铃薯的屋子。”一位美国女记者曾问居里夫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任你选择的话，你最愿意要什么？”居里夫人回答：“我很想能有一克镭来进行科学研究。”他们想的不是舒适的生活，而是如何攀登科学高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那些胸无理想，目光浅短的人，有的只是燕雀小志，他们不可能理解居里夫人的崇高志向。
青年立志，父母有责。青年在踏上人生的征途时，父母的脚印会深刻在自己的记忆里。“无情未必真豪杰”，无产阶级绝非林彪、“四人帮”似的，把母爱斥为“人性论”。母爱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力量。但母爱切不可变为溺爱。做父母的如果总是把子女放在摇篮里，不敢让他们到风浪里去闯，又怕烧着又怕烫着，子女的聪明才智就会被摧残。这样，子女终究对社会是个无用的人，对家庭也未必用处很大。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曾说：“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都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在全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的今天，父母应该积极帮助子女立现代化之志，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激流中去。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光荣传统，在今天更应当发扬光大。
当然，讲革命青年志在四方，也并非要青年们都抛弃父母。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是我们的宪法上都写明了的。事实上，我们党也是一直执行着这样的政策。譬如，服兵役就不要独生子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至少有一个孩子留在父母的身边；家庭生活确实有困难的，也允许把孩子调整到父母身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不使做父母的无人照顾。至于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党的政策不落实，或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产生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在采取种种措施进行纠正。要彻底解决大量的遗留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个早晨做完。不体谅国家的困难，把个人问题强调到不应有的程度，那就是目无大局。我们不能光讲小道理而不讲大道理，不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如果这些基本原则都不要了，我们的国家就会是一盘散沙，无法收拾。如果革命的利益、整体的利益都不存在了，还谈得上什么个人的利益？
我们这一代青年是有志气有抱负的。四五运动集中反映了广大青年对周恩来同志的热爱和对“四人帮”的痛恨，也集中反映了他们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让我们每一个青年都把前面提到的周恩来同志的两句话当作座右铭，立志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插上四个现代化的翅膀，让她骄傲地腾飞世界。到那时，各路青年英雄再欢聚一堂，举杯同庆，告慰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那样的相会该是多么有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