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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基本建设投资的供给制办法需要改革
记者在甘肃采访，发现不少基本建设单位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相当严重。一种是投资多，工期长，收效慢。如兰州有一家维尼纶厂于一九七一年动工兴建，原定五年内建成投产，现在已建了八年，国家投资追加了一倍，工程仍不配套，竣工遥遥无期。人们批评这种工程是“用不完的冤枉钱，填不满的无底洞”。
其次是投资大，收效少。甘肃的新集氮肥厂由于违反基建程序，建成后才发现当地没有原料煤，致使工程全部报废。据有关部门统计，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国家用于甘肃的基建投资，只有百分之三十六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地方工业的情况更为严重，近年来甘肃地方工业每增加一百元固定资产，国家要花四百元基建投资。
第三种情况是企业建成后，不仅没有逐步收回投资，反而长期亏损，使国家背上了包袱。近八年来，甘肃兴建的十二个铁厂，投产后不仅一文钱未收回，反而倒贴了相当于原投资额八倍的资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浪费现象？首先在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基建战线长，物资缺口大，违反了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规律。其次，基本建设的程序被破坏，一些工程不是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而是缺乏调查资料就边设计边施工。第三，这种浪费现象和我国现行的基建资金管理制度有关。
在我国财政预算支出项目中，经济建设费用同文教事业费用、行政费用是不同性质的两种开支。经济建设费用，包括基本建设费用，是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投资是有代价的，不仅要求偿还，还要求创造更多的财富。文教事业费用和行政费用不是投资，这种费用支出是不要代价，也不要偿还的。可是我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一直将基建投资当作文教、行政费用一样看待，通过建设银行拨给基建单位使用，不要代价，不取利息，基建单位不承担经济责任，钱不够花还可以申请追加投资。有的同志称之为“四无政策”，即投资数量无限度，建设时间无期限，达到设计能力的时间无要求，收回投资年限无规定。统计部门只把完成投资额作为考核基建进度的标准，基建单位把预算中的钱花完了就算完成基建计划，用不完就是没有完成基建投资计划；至于使用的效果如何，形成多少新的生产能力，就不管了。这种考核方法实际上是鼓励一些基建单位多花钱。
这种基本建设投资的供给制办法，不利于发挥部门、地区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些同志把国家投资当作无偿使用的行政费用，伸手向国家要钱时多多益善，用钱时大手大脚，宽打宽用。有的只凭“长官意志”，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劳民伤财，毫不痛惜。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今后基本建设投资将大大增加，这种供给制如不改变，将造成更大的浪费。
财政金融部门和经济学界的同志认为，要改革这种用行政措施管理基建资金的办法，必须在加强综合平衡、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同时，将基建投资由无偿使用改为有偿使用，办法是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国家决定基建项目后，由财政拨款给建设银行，再由建设银行与基建单位签订贷款合同，规定贷款利息和回收期限，由建设银行监督实现。
这些同志认为，如果基建投资由银行贷款解决，可以一举数得：
首先，贷款必须按期归还，并收取利息，如果到期还不出或延期，就要多付利息或罚款，或受法律制裁。这就促使基建单位从基建项目的提出到设计、施工和投产，必须深思熟虑，精打细算，力求用最少的投资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盲目施工的现象就会减少。
其次，银行贷款需要支付利息，这可以推动基建单位加强计划性，少花钱多办事，避免物资积压，加速工程进度。
第三，可以发挥银行的纽带作用，带动基建单位与施工单位实行承包合同制，双方按合同规定的设计要求、施工质量和进度进行工作。同时，也可以带动基建单位与物资供应单位及其他配套工程单位建立合同。这些合同都要承担经济责任，任何一方违反合同，都要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这样，就可以将基建工程的各有关方面用经济合同组织起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保证工程按质按量按期完成，达到投资少收效快的目的。
目前，已经有不少小水电站和一些有出口任务的工矿企业，利用人民币贷款和外汇贷款购置机器设备，进行基本建设，收到良好的效果。总结并逐步推广这方面的经验，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新华社记者 王作言 蔡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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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理论研究要解放思想面向实际
赵紫阳同志同成都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就当前经济领域里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时说，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分析回答现实经济方面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新华社成都三月九日电 最近，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同成都地区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举行座谈，就当前经济领域里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赵紫阳同志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能不能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允许有一定限度的市场经济？大家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结合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在，是必须坚持的。但是，经验证明，搞包罗万象的计划根本做不到。弄得不好，还容易把整个经济搞死了，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在计划经济指导下，有一定范围的市场经济作为补充，是很必要的。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生产和销售脱节，企业生产不能与市场需要结合，不能随着市场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出现一些产品质量差，花色品种少；有些产品一方面库存积压，一方面市场脱销。因此，解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解决企业权利问题更为重要。
大家指出，要搞好这个结合，就必须自觉地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使它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起一定的调节作用。订计划时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一定要在坚持计划经济条件下，把经济搞活。大的、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列入计划，其他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办法把它纳入间接计划。
总之，要把经济工作搞活，不能限制过死。
二、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发扬经济民主。许多与会的理论工作者说，现在我们是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拨，消费资料也由国家统购包销，不管产品好坏，反正有人要。这种情况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我们现在搞的“保护地方产品”，实际上是保护落后。办地方工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有些地方产品质量低劣，在政策“保护”下，还以独此一家自居，不认真改进。应该提倡由产品质量高的先进厂到那些地方设分厂或分公司，对那些落后企业进行改造。企业经营本来是有差别的，但是我们不承认这种差别，经营好坏一个样，实际上打击了先进企业的积极性，压制了经济民主。
大家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扬经济民主，使企业生产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企业之间不搞点“竞争”不行。现在我们是太怕“竞争”，太怕“盲目性”，因而用许多绳索，许多规章制度加以限制。什么都由国家包，这个办法弊病很多。如果在国内企业之间都没有“竞争”，又怎么进入国际市场，参加竞争呢？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扬经济民主，需要作很好的研究。
三、怎样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家指出，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必须走专业化、区域化和农、工、商一条龙的道路。农业不搞专业化，就不能广泛地使用机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大幅度地提高，现代化的大农业也就发展不起来。在农业现代化中，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改革是不可分割的。农业和工业一样，也要搞专业化协作，搞农工商互相渗透。
但是，在我国人口多，土地少，又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农业专业化，农工商一条龙，究竟应该怎么搞，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现在要通过试点，摸索经验。这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必须充分重视银行的作用。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应该“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
可是，我们现在的银行，没有起到这种“骨干”作用，实际上只起了“金库”的作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有些国家经济发展快，资金的经济效益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充分重视发挥银行的作用。通过银行贷款来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国家要发展什么，限制什么，也都通过银行信贷来影响。
大家在座谈中，还谈到了商业、财政和物价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最后，赵紫阳说，经济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分析回答现实经济方面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他认为，为了把经济理论的研究活跃起来，最要紧的是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套套，克服“恐‘右’病”。他要求有关领导部门把各方面的理论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按照统一规划，出题目，定任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论文，拿出研究成果来。同时，要加强国内外经济理论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努力办好理论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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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取消这种接待站编辑同志：
报纸上关于制止参观之风的报道好得很。你报今年一月十二日关于制止参观之风的报道和评论，讲得好，讲得对，这股风早该刹了。
目前，参观风还很盛。每天到我县华西大队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时车水马龙，热闹异常。参观者千里迢迢赶来，只是听接待站介绍一下，走一圈，看一看。这样能学到什么东西？
为了应付参观，县里不得不成立华西接待站，专门抽调四五个人配一套班子。还专门搞个接待站食堂。华西大队的干部也不得不花费时间搞接待。这种做法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极不相适应的。
因此，我建议今后取消这种接待站，把精力用在扎扎实实的工作上。
江苏江阴县广播站 徐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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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制止参观风要从领导干部做起编辑同志：
报纸上关于制止参观之风的报道，说出了我们财会人员想说的话。
去年七月，我们地级机关六个单位派人到北京参观科技展览。他们乘火车去完全来得及，但有人却提出种种理由要坐飞机。财会人员不同意，领导同志说：他们没有坐过飞机，想坐坐飞机，是可以理解的。非要我们同意不可。这样就增加了财政支出。
机关应节省开支，为生产建设积累资金。可是部分机关的领导同志缺乏厉行节约的思想，认为参观花钱，是一只手国家支出，一只手国家收入，不严格按规定办事，带头破坏国家财政制度。
要制止参观风，首先应从机关领导干部做起。
浙江省绍兴地区
邵伦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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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覆天翻二十年
——记西藏一个封建农奴主庄园的变化
海拔三千六百米的西藏乃东县克松人民公社，二十年前是一个大农奴主的庄园。那时，地租、差役、高利贷和几十种苛捐杂税，象条条毒蛇，紧紧地缠在农奴们的脖子上。大批农奴被打死、饿死、冻死，到民主改革前夕，只剩下五十九户，三百零三人。
一九五九年三月，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反革命叛乱，挣脱了身上的枷锁，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沿着绿树成荫的乡村公路来到克松公社时，几乎看不到旧庄园的痕迹了。零碎瘦薄的地块，已改造成地平土厚的高产田。渠道纵横交错，麦芽正冲破冻土，茁壮生长。田野里，人欢马叫，送肥车辆往来不断。新建的两排高大楼房和经过培修的庭院，使全社贫下中农都搬进了新居。平地建起的小学校、公社礼堂、文娱室以及社办厂房、农机站等建筑，衬托着果圃、林园，使整个村庄显得生气勃勃。
“白痴”变成带头人
公社党支部书记尼玛次仁说，“两个社会两重天，解放后，党的阳光明灿灿，照亮了我们向农业现代化前进的道路”。
他沉着、憨厚，脸膛黑中透红，目光炯炯有神。这个八岁就被迫当了奴隶的中年人，受尽奴隶主的残酷折磨，在痛苦中挣扎，在沉默中反抗，农奴主骂他是“白痴”。
民主改革砸烂了沉重的枷锁，奴隶翻身作了主人。尼玛次仁变得爱说爱笑、聪明能干。大家选举他当农会主席和乡长。一九六五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尼玛次仁又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公社领导成员和老农察看了全社的山山水水，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制订出彻底改造旧庄园的规划，把山、水、林、田、路、电和房屋重新作出了安排。
从那时起，接连几个冬春，克松公社的田野上人欢马叫，热气腾腾。他们坚持按劳分配、合理负担、等价互利的原则，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群策群力，凭着土筐、铁镐、十字镐和小推车，把一千多克（一克相当于一亩）土块小、高低不平的瘦地改造成四十一块平平展展的园田。修建了十二条纵贯公社南北的干渠和总长达五万多米的支渠，使生产条件大为改善。
一九七五年，这里遇到空前未有的大旱，有五百多克地无法浇灌。怎么办？尼玛次仁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讨论。大伙说，没有抽水机，先搞土设施，我们心齐力量大，短腿兔子翻高山。他们决心修渠引水，抗大旱，夺丰收。一百八十多个强劳力立即在公社搭起帐篷，日夜大干。没有测量器，过去被农奴主骂为“木头人”的洛桑制出了土水平仪；没有吊车起运水泥渡槽，几个社员用木料架起吊杆解决了难题；没有石工，一批年轻人边学边干。尼玛次仁白天一身泥，夜晚一身霜，那里艰苦就往那里奔。就这样，他们大战两个冬春，一个深水池和一座长六百多米，高十八米，宽三米的渠道就建成了。去年又遇到大旱，全社百分之九十八的耕地都有水浇灌，大旱之年获得了丰收。
不信天命信科学
过去，这里是神山不能动，神水不能用，神虫不能捉。遇着冰雹，只能请冰雹喇嘛来念经；干旱严重，就祭酒求神。结果是：旱虫雹灾轮番袭击，土地日益瘦薄，粮食产量很低。成立人民公社后，党支部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唯物论，讲解雷电霜雹形成的科学原理和防御措施，人们再也不相信念经求神那一套了。他们积极学习科学常识，参加科研活动。一批过去受苦受难，一字不识的奴隶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科学种田小组的成员。
去年的一天，在一座藏式楼房的屋顶上，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巴珠，手搭凉篷，观察着片片浮云，观测着风向和风力。他看准了当天下半夜有霜冻，就急忙向气象测报站报告。测报站重新测定，发现确有严重雹霜，立即通知公社。社员们紧急动员起来，半夜三更到处燃起熏烟，爆响土炸弹。浓浓的雹云被驱散了，霜冻减轻了，保证了冬小麦正常生长。
巴珠当了大半辈子奴隶，受尽了农奴主的压榨和欺骗。过去，他听到响雷，就认定是天神发怒，看到雹、霜，就说是神鬼显灵，慌忙跪拜祈求。他看到害虫也不敢扑杀，担心“杀生”会大祸临头。人民公社化后，他热心学习科学常识，又到外地去参观。从此，他不再相信鬼神了。他说：“我们再不受鬼神摆布了，科学使农奴们变聪明了，我们不仅能管地，还要管天。”
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上播种冬小麦，过去人们做梦也未曾想过。一九六三年，副乡长阿旺从地区农科所要来了一些冬小麦良种。有人说，种子埋在雪地里，存心烂掉吗？阿旺也无把握。他想，搞科学试验，是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成功了就普遍推广，失败了也能总结经验、教训。他在三克地里撒下冬小麦种子。第二年春，当别人播种春麦时，他的冬小麦已长出茁壮的嫩苗。收割后过秤一量，平均克产达四百七十多斤，比春麦单产高一倍以上。全村都轰动了，人们纷纷来学经验，要种子，当年就搞了许多小块试验。一九七二年，公社副社长阿旺带领科学种田小组虚心向外地学习，总结本地战胜无霜期短、灾害频繁等困难的成功经验，摸索小麦高产稳产规律，全社冬小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单产逐年提高。现全社已种植冬小麦一千多克，占粮食作物面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他们还采用了深耕条播、施足底肥、改良品种等措施，大大提高了产量。
从木犁到拖拉机
过去，这里翻地靠人挖和二牛抬杠（在两头牦牛的角上捆一木杠，带动一架大犁），脱粒靠毛驴踩场（吆喝一群毛驴在麦秸上来回踩踏），运输靠双肩背抬，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合作化时，才有了新式步犁和马拉播种机。人民公社化以来，他们自筹资金先后购买了二十多台大中小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扬场机和柴油机。一批翻身农奴已成为操纵农业机具的多面手。
老贫农多吉老汉当了三十多年农奴，半辈子同木犁牦牛作伴。成立人民公社后，他的儿子嘎玛多吉从农业机械学校学习归来，多吉老汉兴奋得睡不好觉，白天要儿子手把手地教，半夜还起床细心摆弄，终于成为一个新式步犁的好把式。老汉还再三叮咛儿子要当个好拖拉机手。他的嘎玛多吉满怀信心地说：“阿爸扛着木犁迎接解放，扶着新式步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要开着拖拉机去夺取发展农业的高速度。”
在公社拖拉机站里，农机组组长白马云登算了一笔帐：使用农业机器后，全社每年可省出三万六千多个工，用于精耕细作和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他说：“驾着机器干农活，农业就象装了翅膀，高速度发展有希望了。”
二十年来，克松公社贫下中农逐步认识和改造大自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民主改革时，这里的粮食平均单产只有百多斤，一九七八年，全社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三十四万斤，平均单产八百六十六斤，总产比民主改革时期增长三倍，单产翻了两番半。一九七八年，全社平均每人生产粮食二千一百四十多斤，每人向国家贡献粮食一千多斤，社员口粮六百六十斤，还分得油、肉和羊毛等副产物。多种经营发展迅速，仅牲畜就达到二千三百五十多头，比公社成立前增长一倍半。过去不产水果，现在年产水果四百多万斤。生产发展，促进社员生活水平提高。现在，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有存款，不少社员购置了自行车、收音机和手表。过去无医无药，农奴患病后只有求神保佑，坐等死亡。现在，社有卫生员，队有赤脚医生，全是免费看病拿药。
随着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人口增加很快。适龄儿童全都进到社办小学读书。社员们生活改善，心情舒畅，放声歌唱自己的新生活：
“别忘了，今天我们放声高歌的地方，过去是农奴主的经堂，不准姐妹们到这儿来往。”
“别提了，提起往事伤心肠。岂止经堂是禁区，农奴主霸占了太阳能照到的地方。”
“过去这时在干啥？空着肚子耕地忙，腰痠背驼糌粑断，挖把野菜当干粮。不能挖哟姐妹们，被领主抓住命要丧。”
“今天大伙都欢畅，酥油美酒甜又香，幸福不忘共产党哟，人民公社闪金光，我们手拉手儿迈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本报记者 昴旺增丁 彭自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