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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记者来信
领导干部要学会算帐
——党委领导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把党委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各级领导干部就要学会算帐，学会算经济帐。这是记者近来在采访中听到的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声。人们语重心长地批评了某些地方党委在领导经济建设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会算帐，不仅不会“赚钱”，而且经常“赔本”。人们认为，领导经济建设却不算或不会算经济帐，这是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管理上留下的严重恶果。
不久前，记者访问了四川省西南部的一个偏僻山区——原西昌地区，现在已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我这封信就是从在原西昌地区访问中的点滴见闻谈起。
在原西昌地区，记者到处听到人们慷慨激昂地争论所谓“粮糖矛盾”的问题。据说，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至今没有解决的“老大难”。
原来，西昌境内有几条河谷地带属于亚热带气候，日照、气温和雨量都特别适宜于种植甘蔗。几十年来有据可查的记录表明，在这里种植甘蔗，单产比别处高一倍到几倍。甘蔗亩产一万多斤的公社，亩产两万多斤的生产队，在这一带并不罕见。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七年，原西昌全区甘蔗平均亩产量连续四年都在八千斤以上，最高的一年平均亩产达到八千五百多斤。而且，这里甘蔗的出糖率也比别处高，一般的在百分之十三左右，最高达到百分之十七。这就是说，即使以最低出糖率计算，这里一亩甘蔗可以产糖一千一百斤到一千三百斤，最高的可以产糖两千六百斤。据不太精确的统计，原西昌全区象上述适宜于种植甘蔗的耕地有四十多万亩，另外还有可供开垦利用的宜蔗荒地八万多亩，共计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许多人认为，如果把这一部分耕地全部用于发展甘蔗生产，可以建成一个相当可观的蔗糖基地，从而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山区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方针不太明确，原西昌地区的甘蔗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九四九年，原西昌全区的甘蔗面积是一万零一百三十四亩，到一九七七年，全区甘蔗面积上升为六万零一百五十一亩。尽管在二十八年时间中，甘蔗种植面积扩大了四点九倍，但在全区适宜种植甘蔗的耕地总面积中只占百分之十五。这就是说，全区还有百分之八十五即三十四万多亩适宜种植甘蔗的耕地被用来种了粮食。
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笔经济帐。三十四万亩耕地用来种粮，平均亩产都以跨《纲要》——即八百斤计算，每年共生产粮食二亿七千二百万斤。即使以国家粮食部门超购后的加价出售，扣除生产成本，全部经济收入只有三千五百三十多万元。如果三十四万亩耕地全种甘蔗，每亩甘蔗产糖以一千斤计算，每年共产糖三亿四千万斤，按国家商业部门收购的糖价，也扣除生产成本，经济收入可达一亿六千万元以上。两者相比，种粮比种甘蔗每年要少收入现金一亿三千多万元。
由于重粮轻糖每年损失的这笔收入，对于原西昌地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九七七年，全区财政收入是三千五百九十万元，这笔损失相当于全地区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倍多。如果用于购买农机，可以买手扶拖拉机四万多台，全地区每个生产队每年可以增加手扶拖拉机四台。如果把这笔钱用来发展喷灌，每亩地以投资五十元计算，全区二百七十多万亩集体耕地一年就可以基本实现喷灌化了。
当然，也有人会反驳说，种甘蔗固然可以多赚一笔钱，但是却少收了两亿七千多万斤粮食。因此，我们还需要在粮食生产上再算一笔帐。
根据一九七七年末的统计，原西昌地区全年粮食总产量为十二亿八千多万斤，每个农村人口平均口粮仅有四百三十斤。在一万零二百二十一个生产队中，口粮水平在三百六十斤以下的达二千九百九十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充分说明，对于原西昌地区来说，粮食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告诉记者说，原西昌地区粮食偏紧的原因并不是耕地面积少，而是单产低。一九七七年，原西昌地区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耕地三点九亩，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四百九十七斤。足见原西昌地区粮食增产的潜力很大，只要开动脑筋，通盘计划，是可以妥善地解决粮糖矛盾的。
且以玉米生产为例。原西昌全区每年种植玉米的面积在八十万亩左右。但其中除十万亩左右是采用高产的杂交玉米新品种以外，其余种的仍然是产量很低的当地土种玉米。根据当地农业科研部门的对比试验，在有充足的水肥条件下，杂交玉米的亩产量最高可达九百斤到一千一百斤，而在同样条件下的当地土种玉米，最高亩产量却只有四百斤到五百斤。每亩地产量相差五百斤到六百斤左右。从许多社队大面积种植的实际情况看，只要有适量的肥料，杂交玉米一般亩产都可保持在五六百斤，而当地土种玉米亩产只有二三百斤，每亩地相差三百斤左右。这就是说，由于还有六十九万亩耕地种植当地土种玉米，每年仅此一项就要少收粮食二亿零七百多万斤。如果把这笔粮食分给全区农业人口，每人每年可多吃口粮一百一十多斤。
记者问过当地许多干部，为什么杂交玉米不能全面推广？他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制种工作跟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种子供应不足。制种工作的问题又在哪里？除了技术力量以外，还有一个政策问题没有落实。因为杂交玉米在制种过程中，部分自交系的产量很低，一亩地一般只有几十斤，最高一百多斤。这样，制种的面积愈大，粮食亏损愈多，而亏损部分的补贴问题解决不了，于是影响了社队制种的积极性。其实，全区八十万亩玉米全部杂交化，也只要制种四百万斤，制种过程中的亏损以一比一折算，每年充其量也不过亏损四百万斤。而且上级种子站还要根据制种面积给予一定数量的粮食补助，如一九七八年就给原西昌地区补助了十五万斤，不足的部分完全可以在本地区机动粮、财政中解决。但原西昌地区的有关领导由于舍不得拿出粮食四百万斤，结果丢掉了粮食两亿多斤。
此外，在经济建设上，还有许多问题都值得算算帐。例如，现有数量不多的化肥究竟往什么地里施更有利？是向高产地里施效果大，还是向低产地里施效果大？据一些农业专家说，这里面也大有学问。他们认为，一些高产田块，象亩产已过千斤的田块，为了保持和创造高产纪录，每年投放的化肥数量不少，土壤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板结现象，如不采取其他措施，光施化肥几十斤，不一定能增产一百斤粮食。相反，许多低产田块，象亩产在二三百斤的田块，长期难得见到化肥，一旦投放二、三十斤或四、五十斤化肥，往往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亩产量一下从二三百斤上升到六七百斤。这就是说，把同等数量的化肥投进低产田有时比投进高产田的收益高两三倍。原西昌全区一九七七年化肥施用量共计三万一千多吨，平均每亩地施化肥二十一斤。如何使这为数不多的化肥发挥更大的效果，确实是值得精打细算的。
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上述的那种不算或不会算经济帐的问题，并不是由于不懂数学上的演算，而是一种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式的表现。因此，让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学会算帐，使自己的思想方式来一次深刻的革命，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郭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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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业公司和总厂要办成经济组织
北京玻璃总厂的实践说明，专业公司和总厂办成经济组织，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而搞成一个行政单位，只会给工厂增加“婆婆”，束缚生产力发展
新华社北京电 本社记者何卓新报道：当前，各地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成立了许多专业公司或者总厂。这些专业公司和总厂是办成经济组织好呢，还是办成行政机关好？记者最近请北京玻璃总厂的同志结合他们的实践作了个对比。从对比中可以看出，专业公司和总厂办成经济组织好处甚多，目前还是行政机关的应该向这个方向过渡。
北京玻璃总厂是一九六四年四月成立的。当时，北京市玻璃行业共有十七个工厂，八千四百多人，产品的品种很杂，不少工厂的产品重复。全行业九百二十七个品种中，重复生产的有一百九十三种，有九十六种市场需要的品种却没有安排生产。而且，各厂领导的事务很杂，不能集中精力去研究生产，产品质量次，成本高，企业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一九六四年八月，北京玻璃总厂按专业化协作原则，对全行业进行了调整，总厂由行政机关变成经济组织，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总厂把所属各厂的生产规划、生产安排、主要物资的供应、产品销售、资金运用、经济核算、产品价格的管理、主要设备的大修、各项技术标准的拟定、科学研究和新产品试制，以及干部管理和工人调配等工作都管起来，实行五个统一。即：统一核算，统一安排生产，统一组织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统一组织设备大修，统一组织技术协作。这样，总厂成为了统一的经济核算单位，和各厂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机体。各厂减轻了许多行政、业务工作的负担，避免了产品的重复生产和盲目生产，可以集中精力带好队伍，发动群众，完成总厂下达的生产计划。
总厂实行精兵简政，改革管理机构。在总厂厂长领导下，设立了生产指挥室、经济管理室、人事生活室，由副厂长分别兼任这些室的主任，分别负责这几方面的工作。
玻璃总厂由行政单位改为经济组织仅仅一年多，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一九六五年同一九六三年相比，管理干部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一，每百元产值占用的资金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九，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三点四，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利润总额增加了二点九倍，产品品种增加，质量大大提高。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北京玻璃总厂这一成功的经验，被当作修正主义遭到了批判，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被否定。总厂不再实行统一的经济核算，也不保证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实际上变成了下达计划、指示的行政管理机关。总厂下面的各厂就自成体系，各自建立一套行政机构，结果，行政层次增多，机构重叠，工作效率降低，非生产人员增加，物资设备积压增多。一九七七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增加了百分之二点四。十多年来，尽管玻璃行业花费了六千多万元投资，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是许多经济技术指标增长速度却不大，不少应该降低的指标反而升高了。如百元产值占用的资金升高了百分之三十，百元产值所需成本增加了百分之二点四。特别是一些难度大、劳动强度大而产值少的产品安排不下去，造成市场短缺的产品无人生产，而库存过多的产品仍然继续生产。
北京玻璃总厂的实践说明，专业公司和总厂办成经济组织，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好处很多；而搞成一个行政单位，只会给工厂增加一个“婆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目前，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没有在行动上迈开步来。一些原来曾经办成经济组织的单位，还没有恢复过去许多正确的做法；许多新成立的专业公司和总厂也还没有真正向专业化方面前进。究其原因，有些同志心有余悸，不敢搞；有些同志喜欢“小而全”方便，不愿搞；有些同志不大懂经济，不会搞。另外，也有许多具体问题，例如税收、领导体制等需要解决。北京市工业战线上的许多同志认为，首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只要大家认识一致了，一些具体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把专业公司和总厂办成经济组织，也就很快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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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锅炉厂改进企业管理
选拔业务内行担任领导职务
据新华社哈尔滨二月四日电 哈尔滨锅炉厂选拔了一批熟悉技术业务的内行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有力地加强了生产指挥，改进了企业管理。
一九七八年，这个厂先后选拔了九名熟悉工业生产技术的干部到厂和车间的领导岗位上任职。同时，二十二个生产车间也都配备了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车间主任或副主任，负责车间的生产技术工作。这批内行干部从事专业工作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他们懂技术、懂管理、懂业务、干劲大，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副总工程师兼总设计师吴一权多年从事电站锅炉的设计工作，对发展我国电站设备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前些年在“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下，他却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白专道路的典型”，下放农村插队劳动。粉碎“四人帮”后，厂党委任命他为副总工程师兼研究所所长，他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对电站锅炉的发展远景和高温高压锅炉的炉型选型等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今后大力发展电站设备打下了良好基础。
哈尔滨锅炉厂在提拔内行干部担任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从基层选拔一批有专业知识、熟悉生产管理的工人和干部，充实到车间和科室担任经济计划员、统计员、定额管理员、财会人员，加强了全厂的经济管理。
这个厂由于依靠内行管理企业，使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逐步加强。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的考核工作越做越细。厂区和车间清洁整齐，原材料和各种半成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去年全厂月月、季季超额完成生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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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大豆生产的钟友彰
山东省定陶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钟友彰，因为特别热心大豆生产，人们都叫他“大豆迷”。文化大革命以前，定陶县的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最高时接近半数。可是，前些年有些单位给大豆戴上了一顶“低产作物”的帽子，提出“粮食要上纲，大豆得砍掉”的错误口号。定陶县大豆种植面积由最高时的三十八万亩减少到八万多亩，总产量也大大下降。
钟友彰认为，发展大豆生产不仅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还可以收到以豆促粮的效果。
为了用事实说明种大豆的好处，一九七三年钟友彰选择了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低产后进单位王庙大队，经常和社员苦心经营大豆，结果证明大豆是“促进豆”，不是“坠脚豆”。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个大队大豆种植面积每年都占总耕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由于大豆面积较大，全大队每亩施化肥量低于全县平均数的三分之一，但粮食产量仍能稳步增长。一九七六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六百六十六斤，比全县高五十一斤；大豆平均亩产量达到二百四十三斤，比全县高七十八斤。平均每年向国家交售大豆十多万斤，在社员口粮中大豆的比重也远远高于全县的平均数。
粉碎“四人帮”以后，钟友彰搞大豆生产的劲头更高了。一九七七年，钟友彰同陈集公社八一大队农科队的同志们一块作了一次以豆促粮的试验。一九七八年，钟友彰和几个同志在县农场又进行了一次以豆促粮的试验，结果再一次证明，种大豆能够促进粮食增产。钟友彰对种大豆的好处作了如下的形象描绘：“克己让肥风格高，高产作物吃得‘饱’，埋头苦干不争荣，增加总产有功劳。”（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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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能手胡小弟
据新华社北京电 北京市冶金局在本系统的技术革新能手表彰大会上宣布，二十四岁的革新能手、轧钢工、共青团员胡小弟破格晋升为四级工。胡小弟初中毕业后于一九七一年分配到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他一贯劳动积极，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平均每年干四百五十个工作日，连续六年被评为厂的先进生产者。他一贯刻苦钻研技术，在技术理论和实际操作水平方面提高得很快。他在其他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先后实现六轮自动喂钢机、晶体管逻辑控制自动打号机等八项技术革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根据他的劳动态度和业务技能，去年年初他由二级工晋升为三级工，不久前被评为北京市技术革新能手，这次又破格晋升为四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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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汽车运输公司五站司机李冬生，担任司机二十二年来，坚持汽车保养，严格操作规程，安全行驶百万公里。武汉市革委会授予他“特级司机”称号。
新华社记者 于澄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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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建设海南 为“四化”增产橡胶
有关方面如果充分利用当地自然条件，通盘筹划橡胶基地和海南的建设，妥善解决胶粮矛盾、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等问题，橡胶就能更快发展
地处热带的海南岛，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我国最适宜发展热带作物的宝岛。对橡胶来说，这里更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由爱国华侨把橡胶树引进海南以来，到解放初期种植面积约为三万亩，现已发展到几百万亩。橡胶树不仅已在海南安家落户，而且发展潜力很大。我国除云南、福建、广西和广东湛江种有少量橡胶，主要集中在海南。全岛干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橡胶与钢铁、煤炭、石油统被称为四大工业原料，人们形象地比喻说：“钢铁是骨头，石油是血，橡胶是脚”。在现代工业中，橡胶与钢铁的比例是一点五比一百。
我国种植橡胶的面积虽然不少，但同国外比起来，单株产量很低，还满足不了工业生产的需要，每年都要花费大量外汇进口。我们有海南岛这样一个适于橡胶生长的宝岛，为什么不让它多献宝，尽快实现橡胶基本自给？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广东省、海南区、通什自治州以及海南区部分国营农场和县、社、队的有关负责人，访问了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科技人员和教职员。他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是有些问题必须解决。
一、胶粮矛盾。过去，海南以胶为主的国营农场职工的口粮，全部由国家供应。后来改为包干制，不足部分，由农场自己解决。这样就发生了胶粮矛盾，出现农业与橡胶争劳力争肥现象。为了解决职工的主副食供应，许多农场不得不用大批劳力去搞农业。尽管如此，吃的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从干部到群众，每年要花很大精力去解决吃的问题，影响了对橡胶林的管理，胶树投产年限延长，出胶量降低。省、区农垦局的同志对记者说，胶粮双管齐下，要加速发展橡胶是不可能的。
二、土地资源利用不够合理。海南宜胶地占全国宜胶地总面积的一半，一等宜胶地大部在海南。但现在已开垦的宜胶地并没有全部用来种植橡胶，有的种上了其它地方都可种植的经济作物，有的变成了农田。通什自治州大部是宜于橡胶生长的丘陵山地，为了解决口粮问题，他们不得不将其中部分宜胶地开成农田，投入一千个劳力，一个月仅造田四十多亩，平均每亩成本高达二千元，而产量却很低，得不偿失。而另一方面，岛上又有大片宜粮土地未能开发。海南的西南地区东方、昌江一带有大片宜粮、宜牧的荒地、草原，尤其是东方县，可垦荒地为广东全省之冠。这里日照长、气温高，地势平坦，宜于机耕，而且不受台风危害。海南第二大河昌化江，常年平均有四十六亿立米的水量穿过这块宝地的腹地流进大海，可以建设成一个灌溉发电的水电综合工程。这样，既可为海南提供大量电力，又可为一百八十多万亩左右的土地提供水源，发展粮食生产。
三、要国营同县社队营并举，两条腿走路。海南县社队营橡胶面积占有很大比例，目前还在逐年扩大。由于县社队营橡胶没有列入国家计划，没有一个统一机构把产供销管起来，使县社队营橡胶生产遇到不少困难，单株产量比国营农场低一半还多。
四、物资供应未作重点保证。现在国营胶林的化肥供应每亩只有五公斤左右。干胶加工所需要的化工原料和内燃机组，以及润滑油等的供应也远不能满足需要。
五、奖励问题。热带经济作物胡椒、腰果、香茅油等都有奖售化肥或奖售粮，橡胶超产则没有任何奖售。一位国营农场的领导同志说，如果我们超产干胶能够给予适当奖励，产量马上可以上去。
根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精神，海南有良好的条件建成以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基地。如果国营农场职工的全部口粮由国家供应，并且妥善解决其它有关问题，把进一步建设橡胶基地和建设海南予以通盘筹划，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这块宝地就可以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天铎 韩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