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戳穿一个假典型
——河南灵宝县精兵简政的调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曾以整版篇幅，吹捧灵宝县精兵简政的假经验，引起灵宝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最近本报记者重新作了调查，证实灵宝“经验”是假的，现在应该拨乱反正。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通栏标题、整版篇幅发表了《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接着又有一批“经验”介绍在报上出现。
最近，记者对灵宝“经验”作了重新调查。大量的事实说明：灵宝县所谓精兵简政的经验，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典型。
灵宝县精兵简政的假报道是怎么出笼的呢？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灵宝县革委会政工组一个干部在《河南日报》社听到准备宣传精兵简政的消息，他没有回县了解情况，就伙同当时在郑州学习的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炮制了一篇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经验”，于六月二十五日在《河南日报》上发表。当时，林彪、“四人帮”正千方百计地打击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干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灵宝的所谓“经验”，正迎合了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陈伯达、姚文元对此很欣赏，亲自批转给《人民日报》，让“登一版头条，并可通知新华社广播”，还指令《人民日报》加上编者按语，大肆宣扬这一“经验”。按语说什么：灵宝县革命委员会“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朝着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前进了一大步，树立了崭新的革命作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象灵宝县那样”，等等。那么，灵宝县的精兵简政到底怎么样呢？
报道中说，新组织机构的“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三十人（包括解放军代表十二人）”。事实上，在册发工资的人员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份一百五十四人，七月份一百五十人，八月份一百五十人。从精兵简政“经验”发表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灵宝县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减少到三十人。
灵宝县精兵简政的报道，本来是几个人捏造出来的，可是，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不但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这一错误，为了图虚名，捞资本，反而变本加厉地编造谎话，欺骗领导和群众，于是，《要勇敢地跳出原来旧机构的圈子》、《精兵简政，把革委会建成革命化领导班子》等几十篇假报道连续出现了。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还带领机关干部，身背行装，肩扛铁锨，高举着“坚决走精兵简政的道路”的标语，上街游行，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夹道欢送。外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怕露出马脚，就事先统一口径，编写好假材料，指令专人介绍，继续弄虚作假。
对于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灵宝县广大干部、群众十分气愤，当时就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不但不听群众的正确意见，还以假报道作“盾牌”，打击和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群众。县供销社一个干部说了句“灵宝县精兵简政是假的”，就被扣上“反对精兵简政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后批斗达七、八个月之久。县革委会副主任吴宝善同志，在一九六九年“八一”联欢会上，当众揭露了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的卑劣行为。没过几天，便给他罗织了“贪污犯”、“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隔离审查，残酷斗争，迫害致死。
灵宝“经验”在报上发表两个月后，县革委会某些负责人迫于上下的压力和县内外的舆论，慌慌张张地组织第一批人员下放。他们极力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以“精兵简政”为幌子，排斥异己，打击革命老干部和所谓“站错队”的同志。文化大革命前的县委常委十二人，有九人被打成“叛徒”、“走资派”、“三反分子”、“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戴帽下放，劳动改造；全县公社正副书记和县直科局长以上干部一百六十八人，有一百人被排挤、批斗、撤职、劳改。人员不够用，就大量突击提干。
就是这样一个假典型，“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竟把它捧上天。一九七四年七月，江青、姚文元看到继续吹捧灵宝精兵简政“经验”的一个内部材料，对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这“对机关人浮于事是个批判”，“要肯定成绩”，“补台”。并让派人采访。这个心腹秉承主子的旨意，立即指令记者奔赴灵宝，炮制出《来自灵宝的新经验》。县委某些负责人在介绍人员编制时，竟将二十二个常委和机要员、档案员、信访接待员、打字员等许多人，以及隶属关系在基层，人在机关办公的几十名干部不计算在内。报道中说，“机关共有干部七十五人”，“是一个比较精干的班子”，实际上在机关工作的人员足有百人以上。报道中还说：“下去的干部隶属关系不变，职务不变，与留机关的干部实行轮换，一年换一批，三、五年换完”。实际上是不少干部被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隶属关系和职务都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分配了适当工作。县委某些负责人为了美化自己，还向记者提供什么“人员少了，官架子也小了，领导干部自己打电话，自己写简报，自己做总结，开会提茶倒水，既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会议的服务员”。实际上恰恰相反。县委书记在县委招待所一个独院养病，八十多个床位，不准安排客人，并有民兵小分队守护，长达四十九天之久。他家只有五口人，专门修了个“书记院”，设有第一、二会客室，办了冬夏伙房，还为洋狗修了“住房”、“了望台”。群众气愤地说：“书记住房真排场，鸡狗也住砖瓦房。”几年来，这个县的某些负责人，仅在县招待所大肆吃喝，就挥霍浪费三万多元、粮食一万多斤。
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这个欺骗人们达十多年之久的灵宝“经验”终于得到了澄清。这是一个反面教材。我们应该结合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纠正那种说假话、说大话的歪风邪气，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来一个真正的精兵简政。
本报记者 陈乔炎 石德连 翟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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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乳山县为“绣花姑娘”平反
据新华社济南电 山东省乳山县为一大批“绣花姑娘”公开平反，使绣花等手工艺品生产又兴旺起来了。
绣花是乳山县的一项传统副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享有一定声誉。全县从事绣花的七万多名“绣花姑娘”，靠一针一线，每年为国家换取一批外汇，为集体换来大批农业资金，也增加了个人收入。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绣花姑娘”被诬蔑为“绣资本主义花，赚资本主义钱，走资本主义路”，对她们横加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乳山县委充分肯定“绣花姑娘”的贡献，为她们平反，还采取各种措施为她们绣花创造条件。如今，“绣花姑娘”气顺了，劲足了，起早睡晚，飞针走线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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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郑州武汉等地集会
纪念“二七”大罢工五十六周年
新华社北京二月七日电 连日来，北京、郑州、武汉的铁路工人和林祥谦烈士故乡福建省闽侯县祥谦人民公社的社员，分别集会纪念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五十六周年。
二月六日，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的“二七”退休老工人代表、“二七”革命烈士家属和全厂各方面代表一千六百多人举行纪念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北京市经委、北京市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八十一岁的“二七”退休老工人、二七厂工会副主席杭宝华，在发言中回顾了“二七”斗争的光荣传统，并表达了全厂工人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发扬“二七”革命精神的决心。青年工人代表在发言中表示，要接过“二七”革命火炬，在新长征中当好突击手，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青春。
会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崇伦等各方面负责同志会见和慰问了“二七”退休老工人和“二七”革命烈士家属的代表。
二月七日，二七厂共青团委还组织一百多名团员和青年到“二七”烈士墓前举行纪念活动。
二月六日上午，郑州“二七”老工人和郑州市、郑州铁路局的一千多名职工，在“二七”纪念堂举行“二七”大罢工五十六周年大会。“二七”老工人郑国钧在大会上回顾了“二七”斗争的光荣历史。他说，我们具有“二七”革命传统的郑州市和郑州铁路工人，一定要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同心同德，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我们决心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传统，在新长征中发挥工人阶级的先锋模范作用。连日来，郑州铁路局所属各基层单位纷纷召开座谈会，请“二七”老工人讲革命传统，对青年工人进行教育。
二月七日，武汉市各界代表在汉口江岸机务段举行纪念“二七”大罢工五十六周年大会。
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省市总工会、武汉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江岸车辆工厂的负责人，以及武汉各界代表共一千多人参加了大会。各有关方面代表在会上讲了话。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孙荣章和省总工会副主任汤瑞普在会上讲话时说，在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今天，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发扬“二七”革命传统，在伟大战略转变中站在前头，全心全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一定要认真学文化，学技术，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二月七日，福建省闽侯县革委会在“祥谦陵园”举行纪念“二七”烈士林祥谦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六周年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昌铁路局福州分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代表，林祥谦烈士故乡闽侯县祥谦公社社员代表和当地驻军代表，共一千多人。各界代表和林祥谦烈士家属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回顾了“二七”大罢工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烈士们的英雄业绩，一致表示，要以革命烈士为榜样，发扬“二七”革命精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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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教职员工重新感受到党的温暖
浙江大学党委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本报讯 浙江大学党委在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中，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使归侨教职员工重新感受到党的温暖，在教学、科研和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个学校现有归侨十七户，大多数是解放初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海外关系”的大棒横飞，这些归侨受到的歧视和打击十分严重。例如：一九七○年，理论力学教研室讲师、共产党员卓炳芳发现一条“反动标语”（当时有两人在场），立即报了案。不料，这位报案人却因有“海外关系”反被诬陷为“可能是作案人”。如此乱查乱整，严重地挫伤了归侨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初党中央重申侨务政策以来，浙大党委认真抓了这项工作，对归侨们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在工作中放手使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三名归侨讲师中提升副教授一名；在八名助教中提升讲师五名；五名共产党员中有三名分别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教研室副主任和业务组长。强加在卓炳芳身上的荒谬罪名已彻底推翻，并任命他为理论力学教研室副主任。过去不准沾保密科研项目边的讲师陈祖祥、陈家平，都成了重要科研项目的负责人。
浙大党委还注意从生活上关心归侨，选派热心侨务工作的干部，帮助归侨教职员工解决一些具体生活问题。一九七八年，调整或扩大了八户归侨的住房。校印刷厂工人、归侨宋子民的妻子在富阳工作，夫妻分居了二十七年，学校经过多方努力，最近已将他的妻子调入杭州。对于归侨的已经下乡多年或正在等待分配的子女，凡因“海外关系”受影响不能上调或分配的，也由学校出面与有关部门联系，做了妥善安排。归侨教职员工们感动地说：“党组织和同志们这么关心我们，我们一定要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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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昔日被逼成“野人” 今朝返校见光明
吉林大学党委为受“四人帮”残酷迫害、失踪十年的学生任化民彻底平反
本报讯 据《吉林日报》报道：吉林大学党委不仅为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落实政策，也为普通学生落实政策。不久前，他们找到了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失踪十年的学生任化民，并把任化民请回了学校。
任化民是吉林大学数学系一九六七届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他说过一些不满江青的话，写过批判反动血统论的大字报和一首《北雁南飞》的诗，就被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一伙定为“反动学生”，受尽各种折磨。任化民无法忍受，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逃走。当时，所谓的“群众专政”组织曾向东北三省各地发出通缉令，并派人到任化民老家搜捕。一九七○年他们又一次查询，仍未发现任化民的下落，以为他已发生了意外，将其户口、粮食关系全部注销。
去年夏天以来，吉林大学党委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发现十年前失踪的受迫害学生任化民一案还没有结果，决定由数学系党总支负责，再进行一次查找工作。他们按照任化民档案里提供的社会关系线索，逐个发信调查他的下落。去年九月，失踪十年的任化民回到了学校。
任化民失踪的这十年到那里去了？请听他的控诉：
他从虎口逃出后，先回到家里。家人最初把他藏到地窖里。几个月后，阴冷潮湿的地窖生活使他全身瘫痪了。经过家人的精心照料和治疗，一九七○年春天他逐渐能够活动了。四月他走出地窖，乘火车跑到黑龙江，到了大兴安岭山区的鄂伦春自治旗。在这里，他改名叫任启学。由于他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衣、食、住多半靠别人帮助。有段时间，他曾躲到山上，住在用树皮和草搭起来的小窝棚里，常常用野菜、小兽充饥，过着野人似的生活。
粉碎“四人帮”，任化民感到有了希望，到一家工厂做了一段临时工。去年八月，家里人突然带着学校的信终于找到了他。
任化民回到吉林大学以后，受到学校的热情接待。他十年前扔下的衣服、钱款，如数还给了他。去年十二月九日，校党委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给他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并决定按期毕业，分配工作。任化民在会上控诉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颂扬了党使他重见光明的恩情，表示一定要把毕生精力献给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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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钟健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方毅同志等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二月一日电 我国卓越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教育家、八十二岁的杨钟健同志，一月十五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杨钟健同志追悼会一月二十五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等，参加了追悼会。
杨钟健同志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是中国古生物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从事地层古生物学的研究，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地层古生物、古人类及考古学等广泛的领域，先后完成学术论文五百多篇，为我国及亚洲古脊椎动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整个古脊椎动物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杨钟健同志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是英国林耐学会的会员和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莫斯科自然博物协会的荣誉委员和名誉会员。杨钟健同志早年在北京大学就学期间，就参加了许多进步的学生团体和进步活动。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周总理以及朱委员长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前，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始终珍藏着毛主席在一九二一年给他的亲笔信。一九五六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钟健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他身受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迫害，仍坚持上班工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有关新疆三迭纪动物群的一系列著述。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写了“年近八旬心尚丹，欲和同辈共登攀”的豪迈诗句。直到生命的垂危时刻，他仍关切着我国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的发展，计划如何把北京自然博物馆办成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大常委会、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等单位和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杨钟健同志的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悼会或送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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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照登
关于腊子口战斗的史实人民日报编辑部：
读了《人民日报》转载的《北京日报》一月十一日刊登的周红兴、李如鸾同志的文章《铮铮铁韵 万代楷模》（见《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第三版）。这篇文章所叙述的红军北上抗日夺取腊子口战斗的情况，与历史事实不符。
一、“北上抗日先遣队”不是在腊子口战斗之前组成的，而是在红军夺取了腊子口的战斗之后，部队到了哈达铺时进行了整编，才组成的。
二、腊子口战斗是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打的。当时的军团领导人聂荣臻同志、左权同志等曾到前沿作了视察。彭德怀同志当时是三军团的军团长，打腊子口不是彭德怀同志指挥的，他没有到过腊子口战场前沿。
三、因此，文章所写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了攻打腊子口的战斗”，“在腊子口附近侦察完地形后，曾发一电报给毛主席……”这都是没有的事。
综上所述，周、李二同志的文章，对攻打腊子口的战斗的叙述不符合历史事实。
因为我当时是红军攻打腊子口的红四团的政治委员，读了这篇文章后，为了保持革命战斗历史的真实性，我认为有责任给你们写这封信。谨供参阅。
专此
敬礼
杨成武
一月三十一日
杨成武同志和王亚志同志的来信，指出《铮铮铁韵 万代楷模》一文谈到的腊子口战斗情况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我们在转载这篇文章时，没有认真核对事实，是有责任的。现将来信发表，并向杨成武同志和王亚志同志致谢，向读者致歉。
——编 者
第4版()
专栏：
关于毛主席给彭德怀同志的诗北京日报编辑部：
一月十一日《北京日报》第四版刊载了关于毛主席给彭德怀同志的诗的文章，现提供一点情况供参考。
一九五四年“八一”建军节，一个部队报纸载了这首诗和简单说明，内容和这次刊载的内容相似。八月上旬，我拿了这张报纸就这首诗向彭德怀同志请问，彭总看了诗和说明后说，攻克腊子口是一军团打的。这首诗是一方面军到陕甘宁边区后写的。彭总说，当时我军初到陕甘，马家的骑兵对我军进行窜犯，对马家的骑兵要不要给他个打击？是当时面临抉择的一个问题。彭总说，当时他和毛主席就这个问题拟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电文中在提到陕甘地形时有“山高路远沟深”字句，电报送发后，他就去看地形，回来看到桌子上放着毛主席写的这首诗，第一句恰好是电文中的字句，但“沟深”改成了“坑深”。彭总说当时他拿起笔来把最末一句的“惟我彭大将军”改成了“惟我英勇红军”。彭总说，事后证明这次军事打击是必要的正确的，对于挫煞敌人气焰，稳定边区形势起了作用。彭总还说，那时毛主席除抓紧时间读书外，经常挥笔写诗、写词或写别的什么，一有空就总是写呀！写呀！写个不停。
以上彭总的谈话因时间已久，原话字句、措词记不太清楚了，但谈话内容的基本意思我记得是清楚的。
王亚志 一月十二日
（《北京日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