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党的生活)
专栏：
共产党员要做遵守纪律的模范
李晓林 赵国良
列宁说：“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经过林彪、“四人帮”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全国十年动乱以后，全党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新长征中，必须严格党的纪律，统一全国人民的步伐，保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否则，四化建设将受到极大的破坏。
党的纪律是以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为基础的。共产党员能否遵守党的纪律，是阶级觉悟高低、党性锻炼好坏的重要表现。无产阶级铁军的整齐步伐，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我党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克服了困难，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全国解放以后，又是在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情况下，团结了全党，团结了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理论权威”，破坏党的纪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竟把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这种高度的党性，诬蔑为
“奴隶主义”、“驯服工具”，大批特批。他们还打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革命旗号，大搞无政府主义，使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使我党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列宁根据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两年多的实践，明确地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的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的任务上去。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如果没有这种纪律和组织，我们不仅不能支持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理论权威”，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他们的目的就是以此来涣散、瓦解党的组织，从而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是同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绝对不能相容的。我们党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各级组织，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集中正确的意见，形成决议。对党组织的决议，党员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必须坚决服从。为了革命的需要，党必须有统一的严格的组织纪律，它的成员必须服从这个纪律，否则，就不能有统一的行动。党组织没有这样铁的纪律，就不会有坚强的战斗力，就不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伟大使命。当然，党的纪律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基础上，离开这个基本点，就不是革命的纪律。试问，这和那种屈服于强大的压力而逆来顺受，或者从私利出发而唯命是从的奴隶主义有什么相同之处？
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一篇《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当时，党内存在着学风、党风、文风不正的毛病，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了使我们的一些同志从这些不正之风的蒙蔽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要加以抵制。他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林彪、“四人帮”不顾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里的完整思想，不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建党的完整学说，有意曲解这段话的原意，把党员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污蔑为什么“奴隶主义”。这是在进行恶意的煽动。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丝毫不意味着否认党的纪律，恰恰相反，它鼓励每个党员都要解放思想，要求每个党组织都要充分发扬民主，力求做到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使党的纪律成为自觉的纪律。
林彪、“四人帮”反复强调“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大批“奴隶主义”、“驯服工具”，是有其险恶用心的。
第一，他们想搞垮我们的党，使团结统一的战斗堡垒变成一盘散沙，他们好在大乱中篡党夺权。那个“理论权威”不就说过我们这个党不行了，“要重建”吗？“重建”就是意味着要把一个好端端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封建法西斯的党。第二，他们宣扬所谓“造反有理”，不要组织纪律，是为了搞“斗、斗、斗”。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老干部是他们篡党夺权，建立封建法西斯统治的最大障碍，不打倒这些同志，他们的狼子野心就不能得逞。所以，他们公开喊出：“造他们的反”。第三，林彪、“四人帮”在批判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的同时，大肆制造现代迷信，宣扬真正的奴隶主义。他们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要想篡党夺权，就得打着红旗反红旗。于是，他们就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号，宣扬现代迷信。这种现代迷信，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而是封建法西斯统治的护身符。他们把那种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美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恶毒诬蔑。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严肃党纪国法，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可是，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闹无政府主义、闹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还很严重，妨碍着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少数坏人和“四人帮”的残余势力还在拉帮结派，无视党纪国法，兴风作浪，无理取闹，影响安定团结，企图破坏四化建设。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共产党员尤其要加强党性锻炼，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同一切破坏党的纪律的不良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3版()
专栏：
新时期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天津一建一工区第二施工队党支部经过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认为新时期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带领群众向四化进军
本报讯 记者贾文英报道：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基层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天津市第一建筑公司一工区第二施工队党支部，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重要问题。
最初，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多数同志认为，在工作着重点转移后，党支部应在带领群众奔四化的斗争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再不能象过去那样月月搞政治运动，天天抓阶级斗争了。但是，有的同志思想上有疑惑，总觉得党组织应是带领广大党员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组织，重点抓四化，岂不变成“生产党”了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在讨论中认真回顾了历史经验，认识到，党的中心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规定的。解放前，党的战斗任务是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国人民。全国解放后，党在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生产的发展。三大改造完成后，历史的发展要求我们党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在走过长达二十多年的曲折道路，特别是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年大破坏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这条路线，进行四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党组织带领党员和群众向四化进军，搞好生产建设，这是历史赋予的光荣任务，怎么会是“生产党”呢？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第二施工队党支部，从极左路线流毒影响中解放出来，深刻认识到新时期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带领群众向四化进军。与此同时，他们对下列问题加深了认识，工作上更加自觉了。
一、党的组织在向四化进军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是通过党员在生产上的模范带头作用来发挥的。二队党支部通过三会一课和个别谈话，向党员、团员、群众宣传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教育党员在生产上，在学习掌握技术和进行技术改革上多作贡献，为群众作出榜样。在墙体改革中，这个队的许多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起，到先进单位虚心学习，搞了十四项小改小革，保证大板住宅的施工由三天建一个单元，提高到一天建一个单元，质量一幢胜过一幢，显示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吸收新党员，再不是以能说会道和所谓“造反精神强”作为标准了，而是以真正拥护和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四化多作贡献，在生产上有实干精神为主要标准。原瓦工组长刘焕安，是技术能手，日砌砖一千块，超过定额一倍，从来没有为私事误过工。他多次申请入党，都因为他父亲有历史问题，支委会通不过。木工组的傅俊笼，脏活、累活、险活抢着干，是个无名英雄，多次要求入党，因为他对过去的整人运动不掺合，被看成政治上不开展，没有吸收他入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支部通过学习，批判了极左路线，打破了思想僵化，认为刘焕安、傅俊笼是经过考验的好同志，符合党员标准，先后吸收他俩入了党。
三、由大喊大叫所谓“突出政治”，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把人批一通的粗暴作法，转变为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过去，党支部把一个受过刑事处分的工人当作队里的主要矛盾，运动一来，就拉出来斗一阵。还有工人刘家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干活松松垮垮，就经常在他身上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三中全会以后，党支部不只对刘家琪耐心帮助，对那个犯过刑事罪的工人，也注意了思想教育，使他们振作精神，看到光明前途，在生产上做出了成绩，刘家琪被群众选为副班长。党支部靠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政策和方法，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积极分子，现在全队的积极分子已有二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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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委曲求全”何罪之有？
焦永林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同志之间为一些小是小非而“委曲求全”，被认为是“投降派”、“折中调和”。“委曲求全”成为一个十分忌讳的贬词。一些闹派性的人这样作，目的是制造和激化矛盾，便于他们混水摸鱼。
“委曲求全”，顾名思义，是在受到误解和不应有的责备时，仍然能够心胸坦荡，宁肯自己受些委屈，也要顾全大局。
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当前团结起来向前看，齐心协力干四化的新时期，领导之间、干群之间、群众之间，都应该以大局为重，有委曲求全的精神。
当然，对敌人谈不上委曲求全，也求不了全；对人民内部的大是大非问题，也不能迁就，需要弄清思想、明辨曲直。但在工作中，同志之间产生了误会、摩擦以及其他隔阂和纠纷，如果双方都能够以团结为重，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自觉为顾全大局承受一点个人的委屈，不正是一个革命者可贵的品德吗？古代尚有“宰相肚里能行船，将军额上跑得马”之说，对于一个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的共产党人来说，有什么个人恩怨和委屈不能忘怀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委曲求全”实在是共产党人思想修养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对于“委曲求全”受到的冷遇，愿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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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长征中的共产党员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去年八月，北京西单科技书籍门市部收到一封从千里之遥寄来的感谢信，里面特别附了一张周总理半身照的纪念邮票。信中写道：
“一○一营业员同志，您好！今天我收到了寄来的书《锻工手册》第九分册，我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得到的不仅是一本我寻找许久的书，更重要的是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我今天随信寄去的邮票中，有一张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照片，这张不是作为书款寄的，而是作为周总理的照片赠送给您的。这张邮票照片是我珍藏的四张（一套）之一，毫无疑问，您是能理解我选择这张照片邮票给您的用意。您看！周总理胸前佩带着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那是周总理毕生实践的座右铭。他老人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到最后还把自己的骨灰献给了祖国，真正做到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每当想到这些，我的眼眶便饱含了泪水。我们都要向周总理学习。我也要向您学习。”
这位受表扬的一○一营业员，就是西单科技书籍门市部的共产党员、全国图书发行先进工作者黄腊荣同志。去年七月，黄腊荣接待了一个从安徽合肥矿山机器厂来的读者，他说为了搞技术革新，需要买一套《锻工手册》，现在就缺第九分册，跑了全国很多地方都没买到。可是，不巧得很，门市部也没有这本书，这位读者大为扫兴。黄腊荣同志见这位读者要求急切，就热情地询问他的地址，表示愿意设法帮助他。为了尽快找到这本书，满足读者的要求，她多方联系，终于在发行所找到一本样书。她细心地把书包装好，很快地寄给了这位南方的读者。
黄腊荣同志从事图书发行工作以来，安心于平凡的工作岗位，二十几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已在许多顾客中传为佳话。她不仅服务热情，而且熟悉业务，对自己分管的书籍门类、书名、版别、作者、定价和陈放位置，心中有数，为顾客找起书来得心应手，向读者介绍书籍准确对路，计算开票又快又准。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读者对科技书籍的需求量增多，门市部每天顾客盈门。为了满足人们吮吸知识甘泉的渴望，黄腊荣热情当好顾客的“参谋”，使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她对想买而又暂时买不到书的读者，主动把他们的地址记下来，等找到书后再通知读者来买或代买寄去。有的读者买的书多，必须亲自带走，她就和门市部的同志帮助把书送到车站。对专程来京选购大批书的顾客，黄腊荣常常主动搬椅子、倒水，打招呼，还向他们介绍用餐的饭馆，使他们感受到首都人民的温暖。
时间长了，黄腊荣同志与祖国四面八方的读者交上了“朋友”。她经常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的许多感谢信，有的读者还在信的后面附上自己想买的新书目录。记者访问的时候，门市部办公室的同志，向记者展出了一大叠从祖国四面八方寄来的感谢信。写信者，有的是科研工作者，有的是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有的是青年学生、少先队员，他们都曾是黄腊荣同志接待过的读者。打开这些信，一句句热情洋溢的赞语扑面飞来，每封信大都写着一段黄腊荣热情为读者服务的感人故事……。
本报记者 王 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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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资料
风云聚会陶然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一批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青年，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决心“与劳工为伍”、“与群众打成一气”，以实现根本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
一九二○年八月初，在“觉悟社”成立一周年的年会上，周恩来同志提出了“联合改造”中国社会的卓越主张。他认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各种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并进而和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才能挽救中国，改造社会。他提议邀集京、津两地各进步团体召开一次座谈会，交流革命经验，研究共同改造中国的问题。他的这一意见得到“觉悟社”社员的同意。于是，派了十一名代表赴京联络。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时，“觉悟社”与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青年互助团、人道社等五个团体共二十余人，在北京陶然亭公园聚会。并邀请了革命青年的导师李大钊同志出席指导。会上，“觉悟社”代表刘清扬同志报告了开会宗旨，邓颖超同志报告了“觉悟社”一年的活动，由周恩来同志发表了演说。李大钊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鼓励青年们的革命热情，同时强调了各团体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要求各团体会后应进一步加强革命的联系。
八月十八日，这五个团体的代表又集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拟定了《改造联合宣言》及《约章》。《宣言》公开声明：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之下的青年同志，……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民间去，到群众中去，组织起来切切实实做点事，以实现社会改造。
此后，京津两地一批革命青年在“到民间去”口号的鼓舞下，纷纷奔赴农村，走向工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实现改造社会的“最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王学敏
第3版()
专栏：
破除反动“血统论”的禁锢
辽宁抚顺矿务局工程处党委吸收七名已具备党员条件，但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本人历史比较复杂的同志入党
本报讯 辽宁抚顺矿务局工程处党委解放思想，破除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反动“血统论”的禁锢，把已具备入党条件的七名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本人历史比较复杂的同志吸收到党内来，体现了发展党员重在表现的原则。
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流毒影响，这个处党委过去在发展党员时曾偏重于死材料，把档案里记载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或历史上曾否有过一时一事的错误，作为发展党员的决定性标准。因此，有些经过多年考验，确已具备入党条件的同志长期被拒之于党外。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使一部分同志的积极性受到压抑，使一些自认为“根正苗红”的同志产生盲目的优越感，也束缚了不少干部和党员的思想，生怕发展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同志入党，会落个“把坏人拉入党内”、“不讲阶级路线”的罪名。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处的广大党员、干部认清了反动“血统论”给党的建设带来的危害。他们认为，只有真正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冲破“血统论”的禁锢，坚持重在表现的原则，才能使我们党不断增加新鲜血液，更加朝气蓬勃，富有战斗力。
三工区有个老工人，参加工作二十来年，一直兢兢业业，积极靠近组织，就是因为父亲和哥哥有政治历史问题，入不了党。处党委在讨论他的入党问题时，组织党员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分析他的情况。许多同志说，尽管他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但经过长期考验，他忠实于党的事业，能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多次立功受奖，已具备党员条件，同意他入党。
工程处机关有个干部，一九五○年入团时，就向组织上交代了土改时犯的错误。无论是在机关，还是在艰苦的劳动岗位，或是在受极左路线迫害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改变跟党走的决心，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因为他在土改时犯过错误，一直不能入党。这次机关党支部在讨论他的入党问题时，打破了把一时的错误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决定吸收他参加党组织。这些同志入党后，精神更加振奋，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夏奎民 崔慕军
第3版()
专栏：短评
正确掌握发展党员的标准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发展党员上的流毒之一是反动的“血统论”，把家庭出身、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当作入党、用人的唯一标准，忽视一个同志的现实表现。一个人出身好，社会关系不复杂，“敢冲敢斗”，就说他“根正苗红，立场坚定，路线觉悟高”，可以入党；另一个社会关系复杂，家庭出身、政治历史多少有点问题，即使一贯表现很好，问题也搞清楚了，也被长期关在党的大门之外。这种现象，在科研、教育、卫生等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尤为突出，至今在一些单位仍然没有完全解决。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吸收党员，对于家庭出身、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不是不应当考虑，而是一定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认为凡属有这类问题的，就一概不能入党。在这个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是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如果本人一贯表现很好，确已具备党员条件，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等问题又已查清，并不违反我们党有关吸收党员的规定，就应当本着积极、慎重的方针，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一定要认真执行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方针，坚决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在发展党员的问题上，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不作具体分析，任意给别人扣上“立场不稳”、“招降纳叛”等大帽子，这种坏作风一定要坚决根除。
实现四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各条战线各方面的工作，都应当紧紧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都应当为这个中心服务，党的组织工作也不能例外。按照党的政策，本着积极、慎重的方针，有计划地把那些多年来积极靠拢党、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决心献身四化、有真才实学、已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这是党的组织路线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做，才有利于增强党的战斗力，有利于四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