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通信自由
乐秀良
一九六九年一月五日，张志新同志在狱中写了一封家书。可是，这一封充满革命激情和夫妻、母女情意的诀别书，落入了“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一伙的魔爪，竟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给曾真的信”的名义，分别纳入两个人的档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三年，张志新同志的千古奇冤终于得到昭雪，这一封十年前写的信，才获得自由，到达了收信人手中。
唐代大诗人杜甫遭安史之乱，在长安写下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绝代名句。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年代，我们许多同志不是也都有“棚中无日月，家书抵万金”的深切感受吗？可是也确实有不少信件，被非法扣压，致使云天遥遥，鸿雁路断，有的同志甚至因此而抱恨终身。在那年头，大量的书信遭到了同日记一样的命运，被抄走了，非法拆阅了，被歪曲、捏造，株连无辜，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案。
书信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互通消息、商量问题的重要方式，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革命导师的通信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书信，以及《鲁迅书信》和《鲁迅日记》，都是了解和研究他们思想的重要文献。
在旧中国，革命人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更谈不上通信自由了。处身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鲁迅，对此尤为愤慨。他在《两地书》的序言中，曾讲到在白色恐怖下，自己两次弃家出走，为了怕连累别人，大烧过两次书信的事，感慨地说：“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他还讲到自己在书信里遇到较为紧要的地方，“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旧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没有民主权利，没有人身自由，没有通信自由，这是毫不奇怪的。可是鲁迅在书信问题上的这些遭遇，却在六十年代的新中国重演，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通信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的历届宪法都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权利，保护公民有通信自由等等。但是，把法律条文变成事实要经过斗争，可能遭受失败，甚至付出代价。张志新是敢于冲破现代迷信，很早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英雄，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伟大的公民，她应该享受公民的一切权利。退一万步讲，她作为一个“政治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的有关规定，也没有任何理由扣压她的家书。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三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气魄，平反了大量冤案、假案、错案，也解放了大批信件。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我们从中受到很大的安慰。
保护公民权利和通信自由，靠领导的决心，也要靠人民的争取。当前，在抓紧平反冤案中，应把那些还没有处理的抄来的、扣压的信件，尽快退还给书写的主人。这也是消除余悸，增强信心，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团结一致搞四化的一个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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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叶儿香
王士美
我到巴布力合公社奥古斯台大队去采访时，正赶上一场绵绵细雨。在奥古斯台汽车招呼站下了车，大队派一个名叫其其格的蒙古族小姑娘来接我。我们骑马离开柏油马路，就进入了茫茫的大草坨子。
天色已经黑下来，淅淅沥沥的雨仍旧下个不止。其其格从她身背的一个挎包里掏出一件雨衣来递给我：“请穿上雨衣吧。”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小姑娘自己已是湿漉漉的一身泥水了。我赶忙说：
“你穿吧，其其格！……春雨贵如油啊！我喜欢它浇浇呢。”其其格笑眯眯地伸出手掌，接住亮晶晶的雨珠，朗声地说：“我更喜欢它浇呢！它会浇得草叶儿香呀！”“草叶儿香，这是怎么回事？”我怔怔地望着她。
其其格看到我的神情，噗嗤一声笑出声来：“呀！呀！记者巴克西（注），我说我喜它浇，是因为这雨能帮我们种好草。你知道发展畜牧业，要靠什么来保证吗？草！草呀！”小姑娘说着，策马跑到了前面。
我们攀上一座高高的草坨。这时，雨已停了，云层后面射出了月光，轻风传来了阵阵欢声笑语。
细雨初歇，夜间的草坨深处，怎么会有人呢？我惊讶地问其其格：“其其格，风雨夜，这里怎么这样热闹呀？”
其其格把头一扬，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种草专业队的姐妹们呀！她们正趁雨种草呢！我是放下犁杖才去接您的。”
我们又攀上一座高高的草坨，就看到十四五副犁马，一字儿排开，正在湿漉漉的沙土地上开犁疾进。
那些姑娘们，她们的脚深深地踩在新翻起来的湿漉漉的沙性土中，但身段却象雨中的燕子一样轻捷。她们一手扶犁，一手赶马，不断地唱着，笑着，吆喝着。每个人都是精精干干的装扮，长长的辫子也紧紧地盘在头上，连雨衣也不穿……
十四五副犁杖，一闪从我们面前掠了过去，最后边的一个姑娘发现了我们，立刻对其其格嚷了起来：
“其其格，你这个作孽鬼！叫你给同志带路，你干么把同志领到这里来呀？”
“不是路过嘛！”其其格答应了一声，扯扯我的袖口说：“这就是我们种草专业队的大班长梅其其格。”
我很想看一看姑娘们怎样种草，就踏着梅其其格犁出来的犁垄，紧跟着她走去。走近了，看得清楚了。她们种草的方法真新鲜，真稀罕哩！扶犁的手轻轻摇动着，犁把上好似有个什么机关，扯动着她背上斜挎着的一个点播草籽的葫芦头，细细的草籽就顺着葫芦下的扫帚糜子把，均匀地洒落在新翻过来的沟垄儿里。肩还挎着一个什么东西，能把洒播在垄沟里的草籽，用湿土封住。一个人干着几个人的活计，同时完成几样工作，真快变成一架联合播种机了！
我跟在梅其其格的犁后，被她那轻快协调的动作迷住了，被她们的创新精神惊震了。突然其其格闯过来，不容分说，从梅其其格手中夺下了犁杖，替她赶马扶犁。梅其其格这才转身笑呵呵地对我说：“真对不起，记者巴克西，慢待了！……您瞧，云又涌上来了，还有半夜好雨呢。我们真恨不得下场雨就把这八百里大瘦草坨子都种上鲜肥的绿草。这里要成了草海，牛羊就会变得象鱼儿似地在这里游了！”
“梅其其格，你们冒雨种草，为什么不穿上雨衣呢？不冷吗？”
梅其其格笑一笑说：“噢！这叫轻装前进呀！趁雨种草，需要快抢突击。一副犁杖当成三套使用。您瞧我们肩上挎的，背上背的，穿上个雨衣可怎么干活呀！不穿雨衣也不会冷。我们每个人都喝了老支书尼玛大婶亲自给我们煮的滚热的羊肉汤，心头可热啦！”
说话间，我们走到了十里垄头。犁杖需要停下来歇一歇了，梅其其格这才给我介绍其他姑娘。她对我说：“记者巴克西，快过来见见我们种草专业队的姐妹们吧，我们都叫‘花儿’（注），这是那仁其其格，太阳花！这是莎仁其其格，月芽儿花；那个叫丁香，这个叫海棠；对了，还有你们北京来的小老乡呢，柳翠莲，和张月兰！看，热闹吧？”
姐妹们笑了，我也笑了。我对她们说：“小姐妹们，你们真是最可爱的小花儿，是献给祖国四化的报春花！”
我说罢，柳翠莲摇摇头表示不同意：“记者同志，请您别再把我们比作花了。我们宁愿作原野上的一棵草，一棵富有生命力的、知春最早的绿茵茵的草！”
正说笑着，雨又刷刷地呼响起来。小姐妹们个个欢呼雀跃：“哟！哟！雨又浇过来啦！快呀！快呀！种草呀！”
她们立刻又扶犁赶马，走进了如烟的风雨中。这时候，不知几时跑到别处去的其其格，忽然又浑身湿淋淋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笑呵呵地捧着一个泥团团。泥团团的中央，绿茵茵地挺立着一株草丫儿。其其格热切地对我说：“记者巴克西，您瞧，十天前我们趁雨种下的紫花苜蓿，已经长出四个嫩叶儿来了！”
我细细地端详那泥团团上的草叶。这草叶儿，象碧玉一般：又绿又莹洁，还吐出一股淡淡的清香。是的，种草专业队的姑娘们，你们真象这草叶儿，充满了生机，多么茁壮，多么青翠，多么喜人啊！
（注）“巴克西”意为老师；“其其格”意即花。都是蒙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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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急风暴雨后的沉思
——话剧《三月雪》观感
钟艺兵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在上演由苏叔阳、张锲创作，刁光覃导演的《三月雪》。这是一部反映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的话剧新作。有人说：事过境迁，观众的情绪有了很大变化，大家更注目于当前形势下带来的新问题；何况三年半间，曾产生过《于无声处》、《有这样一个小院》等许多有影响的剧作，今天再写这个题材，难度太大，会不会吃力不讨好呢？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其道理的。但是，“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场斗争对于我们的今天和未来，仍在发挥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经历了这场运动，我们究竟取得了哪些宝贵的经验？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地来总结、汲取的。正是由于“四五”运动已成为过去，我们才有更充裕的时间、更好的条件来对它进行思考，才可能看得更清晰些，想得更深透些。话剧《三月雪》恰恰是作了这样的尝试，因此，这部剧作给我的印象是急风暴雨后的沉思。也正是由于三年半来已经产生过一批反映“四五”运动的作品，这就逼着后来的新作回避雷同，艺术上非走一条更为艰辛的探求、创新之路不可！
《三月雪》给我们的戏剧创作带来了一些扑面而来的新意。这新意，我以为首先是作者为了这种“沉思”而创造了高震坤、陈明浩、甄爱民这三个各具特色的人物。
“四五”运动产生了一批为全国人民所敬佩的英雄。但是，更多的人们是从苦闷、徬徨走向愤慨、抗争，是在运动中逐渐觉醒的。《三月雪》所着力塑造的整部戏剧的主角，是一个逐渐觉醒的人物——公安局副处长高震坤。
高震坤是个老“公安”，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林彪、“四人帮”用“砸烂公检法”的反革命阴谋打了下去，直到七五年才从干校回来，还是“控制使用”。“四五”前夕，局里忽然调他来搞“政治保卫”，要他直接干预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他知道，这是在给他出难题，是要他“在刀尖上跳舞”。起初，他执行着上级布置的种种与群众相对立的任务，却天真地以为天安门广场“总会有个别坏人，对他们进行制裁，是完全必要的。”他说：“我们是剑与火。对敌人，是一把无情的剑；对人民，是一团温暖的火。”然而，
“四五”运动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证明：“无情的剑”不是在指向敌人，而是对准了忧党忧国的广大人民，其中包括他自己身边的年轻人。这不能不引起他内心的矛盾和痛楚。作为一个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一九四七年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殊死斗争的老党员，他深深懂得我们的党是在为人民解放的奋斗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党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是，为什么在当时“党”的意图竟如此尖锐地与人民的愿望、利益相对立呢？高震坤深思的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从他内心的郁闷、矛盾、痛苦、疑虑中，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作者通过塑造高震坤，真实地概括了通过这场运动逐渐醒悟的人们所走过的思想历程，引导观众去思索上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用血泪换来的斗争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月雪》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人物的典型性，决定着作品主题的深刻性。
高震坤所苦恼、所深思的问题，依靠这场人民革命运动本身的教育，得到解决。但体现在艺术创作上，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说，他身边的年轻人的行动和感受，是作为一个横断面来展示人民群众广阔的斗争场景、炽热的革命感情，从而帮助高震坤解开脑海里苦苦思索的问题，那么，这虽然是一种必须的、基本的写法，但是，这种写法并未脱出已有的同类作品的窠臼。陈明浩这个人物的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剧本艺术构思一般化的局面。只有当这位老教授从历史经验这一纵的角度上，来揭示这场复杂的现实斗争的实质时，人们才进一步地觉察到这部戏剧的思想深度。这就是一种新意！当然，作为历史学教授的陈明浩，在有限的台词里，对现实、对文学、对天安门广场的见闻，似乎谈得多了，而对历史却谈得少了，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关键的地方，从历史的角度，说了一些精辟的、富有哲理性的、闪耀着思想火花的语言。比如，他对尚未觉醒的民警常哲民说：“你知道谁是历史的主宰？天安门前有过多少次人民的大斗争？近百年来，皇帝、军阀、反动派都是怎么垮台的？我们又怎么建立的新中国？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你连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都闹不清楚！”他对高震坤说：“历史的天平，总要沉在人民这一边！”这些话既是陈明浩这个人物的见解，也是作者借以阐述剧本主题的“画龙点睛”之处。为什么在“四五”运动中，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会颠倒过来镇压人民？现在大家都能回答：是由于党和国家的一部分重要权力，被“四人帮”这一小撮暗藏的敌人篡夺了。可是在一九七六年，当时这几个丑类的真实面目尚未完全暴露；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是如何透过迷雾，辨别是非，认准道路，奋勇前进的呢？《三月雪》这出戏告诉我们：根本的一条，是要看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我们对于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集团，都不要只听他们的宣言，而是要检验他们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态度，看他们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还是同人民作对。这就是“四五”运动留给我们极其珍贵的斗争经验。
《三月雪》给予观众的沉思，并没有到此为止，剧中另一个人物——社会青年甄爱民又来到我们面前。这个在演员表上排列在最后一名的小角色，却赢得了观众最热烈的反响。为什么会这样呢？甄爱民是个“六出派出所，三回折局子”的小偷。他之所以沉沦到如此地步，是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的。他十一岁时，父亲成了
“叛徒”、“特务”、“走资派”，关进了监狱，母亲跳楼自杀了。此后九年，他一直被称为“狗崽子”。天安门事件教育了他，使他感到国家和自己都有了希望。于是，他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老老实实给周总理鞠了仨躬”，保证要“改邪归正”了！在这之后的斗争中，他是非分明地站在人民一边。作者对于这个人物，虽是寥寥几笔，却勾勒得有声有色，真切动人，使观众在笑声中落下辛酸的眼泪。这是我们在过去戏剧作品中从未见过的人物。甄爱民这个艺术形象的力量，就在于不仅使我们感受到“四害”横行给青年一代造成的灾难，还使我们看到在一九七六年那个寒冷的春天里，人心的向背。甄爱民在八亿人当中，可算是极个别的了。这样的人尚且能惊醒过来，参加斗争，那么，“四人帮”之天怒人怨，不得人心，是不言而喻的了；这样的人尚且有一颗关心国家命运、人民前途的心，何况其他人！因此，虽然全剧结束在高震坤等人即将遭到逮捕的时刻，但感染给观众的却是一种乐观、自豪、坚定、昂扬的情绪，使我们坚信：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三月雪》的导演刁光覃同志以“冷处理”的手法来统一全剧的基调，从而严肃、深刻地表达了剧本的现实意义。这与整部戏剧所带给观众的
“沉思”气氛，是完全相吻合的。同时，也让我们再度欣赏了以深沉、凝炼、细腻、真实而取胜的北京人艺的艺术风格。不少著名老演员参加了这次演出，周正同志饰高震坤，赵韫如同志饰高妻徐敏，田冲同志饰陈明浩，他们精湛的表演，以及几位青年演员的同台合作，给了我们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三月雪》还不是一部已经成熟的剧作。我认为，比较严重的缺陷，一是戏剧矛盾不够尖锐。代表“四人帮”帮派势力的人物没有一个上场来，舞台上出现的九个角色都是人民这一边的。自然，我们也不否定这也是一种写法；但出场的人物起码要把幕后的激烈斗争尽量反映到舞台上来。主人公高震坤所承受的压力，现在写得还不够份量。应该给高震坤以更多的、感情丰富的台词，以表达他的内心世界。缺陷之二，是高翔、韩彬、陈建华、陈建平这四个青年写得一般化了。当然，作者写他们的思想、爱情都随着革命运动的斗争生活而一起成熟起来，这是写得成功的地方。但总的看来，他们缺乏各自的性格特征，思想水平在相互之间也缺乏差异，因而不如老一代感人。衷心期望《三月雪》在现在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进，使其最终成为一部反映“四五”运动的优秀的戏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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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淄博陶瓷有特色
郎志谦 张守智
山东淄博陶瓷历史悠久，远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北朝时期已烧造出青釉瓷。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发展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陶瓷工业基地，成为我国目前七大陶瓷产地之一。特别是近年来又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部分工序做到了连续化，产量倍增，质量大大提高，不仅恢复了“雨点釉”、“茶叶末釉”和“云霞釉”等传统的产品，而且又新试制成功了乳白瓷、鲁青瓷和象牙黄瓷，使淄博陶瓷放出了新的光彩。
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展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日用配套茶具、餐具和咖啡具。这些利用当地原料生产的多种色泽的滑石质瓷、焦宝石“色瓷”和硬质陶等新产品，突破了以往日用瓷“以白为上”的旧框框，为多品种地发展日用瓷的生产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这些日用陶瓷产品的设计，经过产销部门紧密配合，有针对性的注意了销售地区的生活习惯与群众爱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力争设计具有时代特点。“色瓷”和“硬质陶”的造型因坯质的不同特点，吸取了陶器粗犷、浑厚的艺术风格，又经过严格的工艺加工。在装饰设计上，没有追随一般国内常见的陶瓷花底装饰，而是采用了丝绸印花图案。经过科技工作者与设计人员紧密配合，试制生产了釉上丝绸无铅颜料和高温快烧釉中彩色料，克服了日用瓷铅熔出量的缺欠。这类产品适用于较现代化的宾馆、饭店大批量日用配套瓷的需要。更可喜的是，这批新瓷质、新造型、新画面的设计，已经不是停留在试验室中的“一枝花”，而是不断投入批量定货的大宗商品。
此外，具有淄博地区独特风格的刻瓷，也给了我们较深的印象。刻瓷是近年来发展的新工艺。它是以瓷胎为底，刻刀做笔创作的一幅幅不同质地色彩的画面，效果素雅、含蓄。这种刻瓷装饰工艺，吸收了我国传统绘画技艺，兼有金石篆刻的特点，无论是写意花鸟，浅刻人物或堆刻结合的雪景，都给人以新鲜感，在陶瓷装饰上别具一格。尤其是刻瓷挂盘深受群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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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阳〔木刻〕
崔振国 王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