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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无政府主义必须批判余立云
无政府主义这东西，在西方颇有历史。一百多年前在欧洲就出现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俄国和欧洲曾经行时了一阵子。但在中国，却一直不大吃得开。在政治上、思想上没有起过什么重要作用，在群众中也没有多大影响。
林彪、“四人帮”一伙开始猖獗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什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肆意挑拨和煽动群众。只有这时候，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才真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起来。有一段时期，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几乎确实不存在什么“政府”了。一些打着“造反派”旗号的打砸抢分子，今天揪这个，明天斗那个，抄家、游街、打人、杀人，为所欲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要政府，在“造反派掌权”的那些地方，党的政策、政府的法令，统统置之不顾，所谓的“群众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形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也就是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来了个“乱中夺权”，推行他们的封建法西斯统治。
林彪、“四人帮”煽动起来的这股反动思潮，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严重的毒害，直到现在还远远没有消除。粉碎“四人帮”三年多了，在一些地方，少数人冲击领导机关，破坏社会秩序，妨碍生产、影响交通的事，还时有发生；也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国家的法律、条例和各项规定，得不到贯彻执行，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现象，还时有所闻。凡此种种，追根溯源，莫不与无政府主义这股反动思潮有关。
有人把无政府主义与民主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毫无共同之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措施和步骤，以利于民主的发扬。可以说，我们的国家正朝着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向胜利前进。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铁一般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当然，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对于干扰或阻碍发扬民主的种种因素，我们决不能听之任之，而必须与之斗争。这种干扰或阻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个人说了算”的作风，另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流毒。有些人也是“个人说了算”，只不过不是领导说了算，而是他们自己说了算。象动不动冲击领导机关、破坏社会秩序这类事情，大多数人不赞成，极少数人照样干，他们以个人或少数人的意见强加于广大群众，这哪里有什么民主的气味呢？完全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破坏。
有人自认为代表群众，以群众代言人自居，实际上，广大群众并不欣赏也不同意他们搞的那一套。“乱”的苦头，群众早已尝够了。人们要求正常地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要求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为实现四化而贡献力量。如果真正讲民主，就应当尊重广大群众的这种要求和愿望，而不是相反。斯大林对无政府主义作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打着群众招牌的极端个人主义。
无政府主义这种东西常常给人一种“革命”的“左”倾的印象，因而在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人当中，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和欺骗性，当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受到严重削弱的时候，更是如此。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系统的有力的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毒害，现在是势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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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在发展轻工业方面多做文章
冯宝兴 万欣 张大简
当前，有两个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第一，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民的货币收入有了显著的增长。一九七八年，随着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增加，农民增加收入四十六亿七千万元，今年，由于十八种农产品提价，农民还将再增加收入七十亿元。此外，农民通过在集市贸易上出卖农副产品还将增加一笔收入。农民货币收入的这种大幅度增加，是一件大好事。这种货币收入除了购买生产资料，将主要转化为对轻工业品的购买力。第二，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改善职工生活的措施，一九七八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比一九七七年增加六十五亿元，今年由于提高部分职工工资和扩大就业，工资总额还将再增加几十亿元。职工新增加的收入，除了购买农副产品外，也将转化为对轻工业品的购买力。
以上两项新增的购买力，仅一九七九年即达一百几十亿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将转化为对轻工业品的需求。而我们轻工业生产的发展还远不能适应这种需要。现在许多轻工业品供应紧张，而在投资、原材料、设备、动力分配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阻碍轻工业发展的因素。如果我们不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把轻工业调上来，职工、农民的增长了的购买力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将不能实现。这势必影响市场的稳定，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和发展。因此，大力加速轻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迫切任务。
加快轻工业的发展，不仅是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实现四化所不可忽视的一项重大任务。
我们在认识和作法上常常面临一个不好解决的矛盾：要达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之目的，就要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投入足够的积累资金；可是，资金积累多了，又会降低当年人民的消费水平。多年来我们对这个矛盾处理得不好，长时期实行过高的积累率，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到头来也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有没有解决这个矛盾的好办法呢？有的。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加速发展轻工业，就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个矛盾。轻工业的加速发展，不但能够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而且能够迅速增加建设资金，从而推动重工业和农业的大发展。
在积累建设资金问题上，在当前条件下，轻工业有着显著的优点。
在过去三十年中，农业曾经直接地和间接地为国家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今后，农业仍然是积累的不可代替的重要来源。因此，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加速农业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指望农业增加大量积累是不行的。第一，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要受很多条件限制，特别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第二，我们是一个接近十亿人口的大国，现在每年人口增长千分之十左右。要大幅度地降低人口增长率，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做到。因此，农业增产中的很大部分，要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第三，我们过去不仅通过农业税从农业取得积累，而且通过工农产品的差价来取得积累。这在工业化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今年我们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今后还将继续采取缩小剪刀差的政策。因此，通过剪刀差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将越来越少。农民自身投入农业生产的积累将增加，但国家从农业那里取得的积累将相对减少。同时国家还要用更多的资金支援农业的发展。
重工业是应当提供积累的，但是由于它建设周期较长，收效较慢，在当前条件下，它提供的积累要比轻工业少得多。有些重工业部门，在当前主要是消耗积累的部门，而不是提供积累的部门。与此相反，轻工业建设需要的资金少，周期短，收效快，能够迅速地积累大量资金。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七年，整个轻工业提供的利润和税收，等于国家给轻工业投资的十三倍，等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七十。三十年来重工业为国家积累少，其中有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因素，如技术政策不当、经营管理不善等，但也有许多因素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首先大力发展轻工业，为重工业积累资金，乃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早就论证了要真想发展重工业，就必须多发展轻工业的道理。以轻养重，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我国四化过程中另一个尖锐矛盾，是城乡都有大量的待业人口问题。如果不妥善予以解决，也要影响社会的安定。
怎样解决待业人口问题？一方面农村要向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进军，上山、下海、进草原，大搞多种经营，同时，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动员一部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以利于农村、边疆的经济文化建设。重工业有机构成高，轻工业有机构成低，在同量投资条件下，轻工业能比重工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因此，迅速发展轻工业乃是解决待业人口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轻工业发展了，大量的作为单纯消费者的待业人口，就可以成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加速发展轻工业对实现四化的意义，还要从世界市场的角度来考察。
当代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社会化的规模已经超出一国的范围。在现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离开世界范围的经济交流而孤立地发展。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凡是经济成长快的国家和地区，都同对外贸易的急剧增长分不开。我国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计划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如果不使对外贸易有一个大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市场对我们轻工业的发展，就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我们可以从世界市场上引进需要的原料、设备和资金，突破国内在原料和设备供应方面的限制，使得轻工业有一个高速度的发展；第二，可以充分利用我们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把轻工业发展起来，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
当前，我国轻工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原料特别是农产品原料供应不足。为了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加速农业的发展，增产农产品原料。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努力增产本国原料的同时，从世界市场上以较大的规模进口轻工业原料来促进轻工业的大发展呢？我们的重工业应当为轻工业提供更多的设备，我们可不可以同时进口一些先进技术和国内暂时还不能生产或者供应不足的设备呢？我们认为，这样的进口不但是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
如何解决大量进口所必须解决的偿还问题，对于轻工业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首先，轻工业建设所需的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引进外资建设一个轻工业企业，投产后在一两年、两三年内就可以偿还本息。引进某些技术改造老厂，还可以作到更快更省。其次，我们的轻工业品在世界市场打开销路，当然有许多困难，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是，从整体上说，我们有着比较优越的条件。轻工业不少是劳动密集的工业，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掌握先进技术也比较容易一些，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我们的轻工业品就完全有可能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
当前，我们的轻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比重很小，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极不相称。我们可以利用世界市场上的原料、设备和资金，使之同我们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以进养出，以出保进，使我们的轻工业生产和出口迅速增长，积累越来越多的资金，为实现四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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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编写史料的一点意见
董一博
过去的文史资料工作，大半是征集近代或现代史资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晚清和国民党军政界人员与部分民主人士所写的回忆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史料，则不包括在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情况和需要都有了新的变化。五届政协一次大会决定，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增加了征集革命史料这一新的内容。这是因为：目前在我国，直接参加民主革命、革命战争和民主爱国运动的老干部、老战士和老民主人士，为数虽然不少，但他们大都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必须趁他们健在时将他们熟悉的革命史料抢救下来。他们既是革命斗争的经历者，也是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掌握着极其丰富的战争史料和革命史料，是我们“抢救”史料的主要对象。帮助他们把亲身经历的斗争过程如实地记录下来，是教育后代的宝贵教材。
在深入征集政治、军事、文教、社会等史料的同时，进一步认真回忆我国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情况，将会有助于当前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从前的文史资料工作，反映军事、政治、社会、文教等方面的史料较多，反映农业、工业、商业、经济、国防和科技等方面的史料则较少。至于反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经济管理方法和活动方式的史料，就更少了。特别是革命史料，根本没有征集过。这虽然有其历史原因，但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撰写史料，“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同志为我们确定的一条根本原则。这条原则能否贯彻执行，对于提高史料的质量，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项重要的史料，如果是真实地重现历史的，它就具有一定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反之，如果与历史的真实不相符合，甚至是弄虚作假，编造赝品，那就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虚构出来许多所谓“历史事实”，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便是证明。
历史史料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真实反映。对于历史，既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也不能任意加以粉饰修改。这是唯物史观的起码要求。因此，对待史料的撰写、研究，必须采取科学态度，忠于客观事实，不夸大，也不缩小，如实地反映当时当地的情况，力求准确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探索历史固有的规律，引出恰如其分的、正确无误的结论。
但是，在撰写史料过程中要真正做到“存真”，是很不容易的。这里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思想方法问题。为了防止和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对己对人都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生或半生的光荣历史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就对过去自己的错误和思想行动上某些消极的东西讳莫如深。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在真空中生活，革命的道路也不是笔直的，没有曲折的，所谓“一贯正确”的人，事实上是没有的。如实地写出一个人的缺点和错误，并不会影响他的正确方面，那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
第二，切忌“立足现实，追溯历史”。这种貌似正确的提法，实际是要“追塑历史，粉饰现实”。我们既不能根据今天的政治水平，修改当年的历史史实，来显示自己“一贯正确”；更不能从个人主观愿望出发，悬加揣记，对史实滥施刀斧。如果离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按当前的是非好坏标准，对所写的人物事件横加褒贬剪裁，那是极其有害的。
第三，要勇于负责，独立思考。写史料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决不能唯所谓权威是从。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那种“有权就有真理”的恶劣风气应该彻底肃清。
第四，要有举亲不避嫌、举疏不避仇的精神，对人对己的功过毁誉，一律秉笔直书，坦荡实录。尤其是在涉及自己的时候，尽管个人具有一定的历史功绩，在工作和战斗中起过较大的作用，但是，由于要避“自树碑传”之嫌，怕被人说是“丑表功”，就略而不述。这也是不对的。
“董狐直笔”、“司马良史”，古人尚能如此，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我国史料工作者，更应该敢于直书，敢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敢于如实地记录下自己或他人在某个历史事件中的活动。这个“敢”字，就是要求我们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有价值、有作用的史料如实地编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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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杂志创刊
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创刊号，现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近代史研究》杂志是以登载有关中国近代历史（一八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研究成果为主的学术刊物。创刊号登载了十六篇文章，其中有黎澍的《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刘大年的《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等等。
《近代史研究》杂志重视采集和刊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革命历史的文章和回忆。该刊第一期发表了彭德怀同志的重要遗稿《往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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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发起清末中国同盟会会员情况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加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发起调查清末中国同盟会会员情况，已取得初步收获。
近代史研究所自今年三月起，向全国各地有关方面陆续发出信函和调查表，吁请同盟会老人、会员亲友和有关部门支持和协助，获得了普遍的响应。许多会员亲友还将珍藏多年的会员照片、证件、遗稿、手迹等文物提供给调查单位。
现在，近代史研究所已收到大批调查表、传记、信件和有关文物，记载了千余名同盟会会员的情况。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者认为，这些材料对说明中国同盟会成立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等问题很有参考价值。（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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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讳”
周修强
年少时读古书，遇到该是人名的地方空一个字，或写为“某”，或写为“讳”，不得其解。稍长，才懂得这是在避讳。避讳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习俗。避讳出现于周朝，到秦、汉形成制度，唐、宋更为严密，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流行二千多年。
避讳，最初是后代子孙表示对祖先的尊敬，不敢直呼其名，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君臣父子隶属关系的制度。臣下不得直书当代君主之名，子孙不得直书父祖之名，凡人不得直书圣贤之名，必须用其他字代替。
秦始皇名政，或作正，秦时称“正月”为“端月”。汉高祖名邦，汉代诏书引用《尚书》的话“协和万邦”，写成“协和万国”。光武帝名秀，“秀才”改称“茂才”。西晋因为皇帝的祖父叫司马懿，晋人编《三国志》时，把蜀汉的张懿改名为张益；皇帝的伯父叫司马师，当时京师改称京都、京邑，官名太师改称太宰。隋朝人注《广雅》，改名《博雅》，避隋炀帝杨广之讳。唐高祖的父亲叫李昞，唐人连“丙”字都不能用，用“景”字代替“丙”字，丙申作景申，丙寅作景寅；唐朝人注释《史记》、《汉书》时引用《世本》都写作《系本》，因唐太宗名世民。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总之，凡与帝王名字相同的人名、地名、官职、书名、物名等等，都得用其他字代替。
圣贤之讳也得避。孔子名丘，宋朝把瑕丘县改为瑕县，龚丘县改为龚县。金时下令不得用周公、孔子之名。“丘”字只能写作“?”或“邱”。宋朝还禁止以“伯阳”为名，因伯阳为老子之字。圣人、贤人都称子而不名，也是避讳的一种方式。
避家讳，不得称父母、祖先、尊长之名。司马迁父名谈，他编《史记》提到赵国的赵孟谈，就写成赵孟同。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淮南子》，引用《老子》中的话“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改为“高下相倾，短修相形”，是为避其父刘长之讳。避家讳最突出的是李贺的故事。“李贺字长吉，……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新唐书·李贺传》）后来韩愈写了一封信给李贺，劝他参加进士科考试。李贺文名大噪，又有韩愈等为之鼓吹，进士及第并非难事。当时妒忌李贺的人说，李贺父亲名字叫晋肃，晋与进同音，李贺不应参加进士科考试。韩愈对此甚为不平，写了《讳辨》为之辩护。《讳辨》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理直气壮地驳斥避讳之荒唐。但是，李贺还是不能考进士，只能担任协律郎那样的小官，郁郁不得志，死时才二十七岁。
中国封建社会里，不仅对帝王、圣贤、祖先要避讳，对上司、对官员也要避讳，一不小心，偶尔触犯，就会大祸临头。
讳，无论是严禁直呼君主、圣贤、尊长之名，还是不准议论君主、圣贤、尊长之过失，都是为了维护帝王将相的权威和尊严，为了维护宗法制度，禁止犯上作乱，所以大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推行，盛行二千多年。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洪宪复辟”时，还把北京煤铺墙上的“元煤”两字全部涂掉，因为“元煤”与“袁没”谐音，袁氏没落，那还了得。“元宵”被改为“汤圆”，“元宵”与“袁消”谐音，袁氏消亡，当然得改掉。足见袁世凯称帝时，其内心是何等虚弱。
讳，是剥削者维护他们的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需要靠讳来维护任何人的权威和尊严。从本质上说，讳跟我们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现在讳的影响仍继续存在。林彪、“四人帮”搞现代迷信，神化领袖，不让用同志来称呼领袖，废除除党中央主席之外的一切主席职称，这不是明显的封建遗毒吗？三年来，对林彪、“四人帮”搞的现代迷信进行了揭发批判，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但是有些人还是改不过来，开口书记，闭口部长；也有少数领导干部喜欢人家叫他的官衔，而不乐意听“某某同志”。这些同志，了解一下“讳”的由来，不是没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