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放手写各种生动的人物
洁泯
繁荣文艺，需要题材多样化，与此有关的，还需要人物的多样化。在现时的作品中，人物的风貌和性格尚显得单薄，有些人物的面影还不免近于类型化。
文学是写人的。写人就须写得活，如鲁迅所说的要画眼睛。作家的艺术才能的高下，就在于在作品中能否画出人物的眼睛来，写出人物独特的精神神态，即各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走过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和不同的命运。这几年来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个性化的人物，如方凌轩、庄济生（《丹心谱》）、谢惠敏（《班主任》）、欧阳平（《于无声处》）、王公伯（《神圣的使命》）、郭祥、杨雪（《东方》）等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前正在谈论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主人公乔光朴，他不同于别的作品中出现的老干部形象，在于其性格独异，是个具有铁腕风度的爽朗、执著、大胆、果断的人物。在工作中勇于迎接困难，在棘手的时刻多谋善断，这些气质，增添了这个人物性格独异的色彩。人物性格只要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在作品的主题和艺术的感染力上有所增益，就不妨大胆地写，大胆创造。
莎士比亚的三十几个戏剧，人物众多，但面影雷同是极少的。他写的哈姆莱特、奥瑟罗那样出色的典型固然各有鲜明的面影，就以他的戏剧中出现的不少阴谋家的形象来说，面目也各有不同。《奥瑟罗》中的伊阿古，诡计多端，善于伪装；《麦克佩斯》中的麦克佩斯，凶残贪婪又心怀恐惧；《哈姆莱特》中的克劳狄斯，貌似平和但心狠手毒。《红楼梦》中钗黛之迥异自不消说，即使是被迫害而死的丫环如晴雯、鸳鸯、司棋，也各有其不同的心灵和身影。《儒林外史》写了不少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世际遇，人物面影几乎无一相象。从来文学作品的传世之作，在它的艺术工力中，极重要的还在于它写了活生生的各种各样的人，用以反映和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生活。
人物是时代的印记。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样、生动变幻和庞大复杂的。生活中的欢乐、悲苦、正义、邪恶、抗争、虐杀等等一切现象和故事，在文学作品中都须通过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一部《水浒》，写逼上梁山的英雄人物也是多种多样的个性化的人物，但《水浒》不止写了这些人物，还写了郑屠、牛二、西门庆、何九叔、王婆、郓哥等等另一些人物，这就使《水浒》在描述北宋社会人民的斗争生活和社会风貌上，更显得丰满和有血有肉了。我们的文学，倘若只有写黄继光、董存瑞、雷锋，而没有老舍、赵树理作品中那种生活里常见的人物，没有马烽、茹志鹃笔下的劳动人民平凡的面庞，那么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将会显得单调。
文学作品的人物多样化，是艺术本身的要求，也是人们所希冀于艺术的。比如看戏，倘若台上的人物都面目相仿，平淡无奇，这样的艺术品，自然要为观众所齿冷。有些作品所以乏味，关键在于忽视人物性格的创造。不少作品的人物总是以说教的面孔出现，不是通过人物本身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和情节的发展中，在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中展现出性格特征来。这种情况，大抵是多年来艺术上某种干预造成的，例如反对写真实，对现实主义深化和中间人物问题等作了不应有的批判，只许写英雄人物的高大和不许写英雄的缺点等等。
文学作品应当塑造英雄人物，应当为无产阶级写出自己的理想人物和学习的楷模，这是社会主义文学所要求的。拿已有的作品来说，朱老忠、杨子荣、许云峰、周大勇、欧阳海、梁生宝等令人崇敬的人物之所以为人们所难忘，就是因为作品描绘了他们走过的不同的革命历程，赋予了他们不同的个性的缘故。
对于允许写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的缺点和成长过程的问题，如今同意的人多起来了。人既然不是神，按照人物的本来面目作历史的真实的描摹，正是艺术的现实主义所要求的。京剧《杜鹃山》的戏本身并不坏，但是柯湘这个如同尊神一样的人物不苟言笑，令人望而生畏，使人感到是不真实的。十几年前有过一场关于《三家巷》、《苦斗》的讨论，到后来，与其说是讨论无宁说是批判。有人认为小说写周炳这个人物是颂扬了小资产阶级，因而小说是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周炳是冒充无产阶级的。对欧阳山同志这两部小说可以非议，对周炳这个人物也完全可以品头论足，但是离开了特定的历史背景，把六十年代人们对英雄人物的看法及其模式，强加于二十年代的一个青年头上，总不能说是高明的。倘若小说把周炳一出场就写成柯湘一般的威风凛凛的人物，当时可能会投合有些人的口味，倒不失为趋时之一法，但可惜却因此失去了艺术生命，即失去了生活的真实。英雄人物经由的道路不同，英雄人物需要成长，这是生活的逻辑，因此英雄人物的典型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文学评论中常用的“中间人物”这个词，把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除外的大量人物都称之为中间人物，严格讲是不很科学的。倘若按照思想分类，这“中间人物”中有很多是具有先进思想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对他们誉之为英雄虽不足，但贬之为思想上处于不前不后的中间状态，也不确切。赵树理、马烽、茹志鹃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并不是后一类人物。当前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不少受迫害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的虽不能称之为英雄，但也不应该看作是中间人物。人的精神面貌是复杂而变化的，有的人在某些问题上的表现并不先进，在另一个场合的表现却并不落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写的邹宇平，就是一个例子。用政治上左中右的标准来划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虽然省事，但其实是很不相宜的。生活比思想丰富得多。人的思想云彩的复杂与变化不能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格式，弱者有坚强的时候，正如勇者有时不免会颓唐一样。人物形象的塑造只能从生活出发去写各种人。既写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写虽有微疵，但不失为智者勇者的形象；既描绘人物的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也摄取平常人物身上出现的闪光。要反映我们的生活、时代，题材的路子是宽阔的，人物的路子也是十分宽阔的，所以，既可以从英雄人物看我们的时代，也可以从其他人物看我们的时代。
还有，关于反面人物和落后人物。反面人物既然是社会生活中矛盾的一方，那末在反映各个时代的面貌时，自然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反面人物也有个多样化的问题，倘若把他们写成一个类型，一个脸谱，就会构成艺术上的损伤，因为生活中的反面人物远不是这样简单，人们知道的常常比作品中告诉我们的要复杂得多。我们许多作品中的反面人物，似乎是共性的居多，个性化则不足。人物的共性化并不能创造艺术，脸谱化和雷同化也并不能照出那些人物的灵魂。
艺术上倘能描绘出成功的反面人物和没落人物，一样可以传送出时代的信息来。《茶馆》中的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都是善良的然而又是那个时代的没落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用撒纸钱、唱葬歌埋葬了自己，这结局也宣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作者对他们是充满同情的，但是又表露了作者含着眼泪的无可挽回的告别心情，因为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产生了，作者已经用喜悦的感情带着观众一同走进新时代的激流中去了。高尔基晚年的作品，不论是《阿尔达莫诺夫的一家》、《耶戈尔·布雷乔夫》，都不是以正面人物做作品的主人公，而是以资产阶级阿尔达莫诺夫一家、布雷乔夫这样的反面人物来展示俄国革命前夜的时代图景的。可见，写没落人物和反面人物，或者以这样的人物为作品主人公，都可以看作从别一个侧面反映现实和反映时代的创作手法。
作品中究竟要写什么样的人物，并不需要有什么人为的规定，归根结蒂应取决于作家对生活与人物的熟悉程度。只有对具体人物的思想、性格、面貌、身影了解得愈深，反映现实的深度也就愈生动。既然熟悉生活的关键在于熟悉人物，那末依循这个艺术规律去从事文学创作，打破在写人物问题上的清规戒律，深入生活，放手写各种生动的人物，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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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桃经雨更芳芬
——为影片《桃花扇》平反
韩望愈
影片《桃花扇》（梅阡、孙敬编剧，孙敬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一九六三年刚拍完，就被剥夺了在祖国大陆的上映权，只许在港澳上映；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江青和那个“理论权威”点名，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最近，陕西省有关领导部门已经批准为因该片而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恢复名誉。这部古典历史剧影片艺术之花，经过几番风雨，重新开放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中。
影片《桃花扇》是根据《桃花扇》传奇改编的。《桃花扇》传奇
（清人孔尚任作）描写的是我国南明王朝衰亡的历史故事。明末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如东林党人反对阮大铖的斗争，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四镇武臣的互相争夺、残杀，清兵南犯，史可法死守扬州、殉国，弘光帝被俘，明朝灭亡等，几乎在这部作品中都得到反映。所以，这是一部写实的历史剧。由于它以爱情贯串，爱情的悲欢离合占了很大篇幅，所以，又是一部著名的透过爱情写政治的悲剧。这部戏剧作品以其广阔的生活内容和严肃的“叹兴亡”的社会主题，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在我国文学史、戏剧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影片对原作有所剪裁、取舍，但总的是依据原作的内容和精神，根据电影艺术的特点进行改编的。影片通过对李香君、侯朝宗爱情纠葛的曲折描写，真实而形象地展示了南明王朝破败衰亡的历史图画。人们从银幕上看到了末代皇帝的昏庸，奸贼的弄权，忠臣的气节，下层人民的悲愤；看到了美、丑、忠、奸的各种不同形象。影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南明王朝的腐败，歌颂了下层人民的爱国热情，一定程度上也探索了明亡的原因，不失为有一定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好影片。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这部影片作到了删繁就简，注意在行动中刻划和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它通过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曲折剧情，生动地抒发了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变迁中的思想感情，给人情真意切之感。
影片《桃花扇》在一九六三年摄制完成，是我国当时政治民主空气比较浓厚，文艺创作较为繁荣的反映。此后，它所遭到的打击和折磨，既说明了林彪、
“四人帮”一伙的残暴，也反映了极左路线的危害。在对待《桃花扇》的问题上，那个
“理论权威”扮演了极不光采的角色。一九六二年，电影文学剧本刚刚脱稿时，他亲笔给改编者写了貌似谦虚的
“供研究”、“参考”的信，肯定了这个本子。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他“忽而脸又变”，成了早就看出问题的“先知先觉”，把这部片子一棍子打成反革命大毒草，因此株连到编剧、导演、演职人员和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党政及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在长达十年的岁月中，因这部影片挨批斗、受关押和被迫害甚至迫害致死的大有人在。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的凶残暴戾、卑鄙无耻，比起影片中的阉党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历史是无情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已经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在解放和复苏中进一步焕发着美丽的青春。
《桃花扇》的导演孙敬同志不久前在拍一部反映我国体育战线生活的影片《乳燕飞》的外景时，因心脏病发作，在南宁抢救无效而逝世。这位对祖国电影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的老同志，长期以来竟被打成“汉奸”、“特务”、“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身心备受摧残。为他平反以后，他更加忘我地为党工作，以六十七岁的高龄带病奔波在外景拍摄第一线，为祖国的电影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对他谨致悼念之忱。电影工作者带病工作，倒在工作岗位上，只此一点，也可以说明，我们的电影事业虽然备受摧残，仍然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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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第二次握手》
刘白羽
我最早看到《第二次握手》这个书名是在手抄本坏书名单中。《中国青年报》摘要发表后，我周围大批青年争相传阅，许多人认为这是他们喜爱的一本好书。这使我深深思考一个问题：在“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横暴追剿、严加封锁之下，这本书却以手抄本形式秘密流传，为什么有这样大的魅力？我读了摘要，又读了全书，一下就被吸引着了，我认为《第二次握手》确是一部才情洋溢的佳作，它突破“四人帮”强加给文艺创作的种种禁锢，给我们文学创作带来清新的风貌，这是我们应当重视和研究的。
一
“四人帮”一伙诬蔑《第二次握手》为黄色小说，是极其荒谬的。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那个《纪要》中大反“‘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是为了张开一面魔网，想把古今中外文艺一概消除，实行蒙昧主义，而由他们随心所欲地搞阴谋文艺。通过爱情的描写刻画人物、精心结构、深化主题，这在文学作品中，如曹雪芹之《红楼梦》、托尔斯泰之《安娜·卡列尼娜》，实在比比皆是。我们不能一看见写爱情就谈虎色变。仔细想来，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在作祟。五四运动时期多少女性呐喊着争自由解放而冲破封建枷锁，六十年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怎么反而把爱情视为可怕之物，这不是可怜而又可笑的事吗？问题在于：爱情是使人灵魂崇高还是卑下；爱情是否从悲欢离合中表现了人的高尚情操；爱情是否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斗争的实质，突出作品的主题。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第二次握手》我认为它的爱情描写是赋予全书以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的。
文学艺术作品的首先要素，就是要有感染人的力量。《第二次握手》正是通过丁洁琼、苏冠兰、叶玉菡之间的爱情关系，写出人的遭遇、命运，而构成迂回曲折、扣人心弦的情节。作品一开头，通过三个主人公之间突然际遇，提出一个极强的悬念，一下就把读者吸引住了，而后全书倒叙了三十年往事。在文学作品中，爱情常常象一面镜子，它最清晰地照出人的灵魂是高尚纯洁还是卑贱丑恶。确实也有那么一些作品，它通过爱情表达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消沉、颓废、狂诞，但《第二次握手》正如一个手抄本读者所说：“这本书生动、感人，读了给人向上的力量”。怎么能说它“宣扬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恋爱观”呢？
但是，作者绝没停止在描写爱情这一步，而是通过爱情线索，展开波澜壮阔的宏伟构思，写出了历史的深度与广度。作者笔下爱情的迂回波荡，使得情节舒展自如；生动流畅的语言，精心结构的情节，确实是这部作品令人一口气就读到底的艺术力量。我觉得我们有些作品，情节之贫乏无味，实为一大弊病。要突破现有水平，就要大胆的讲究动人的情节。《第二次握手》通过复杂曲折的爱情纠葛，出奇制胜而又合情合理地构成巧妙的情节。情节迂回发展，一环紧扣一环，紧凑地把读者引向高峰，这是作者艺术创作的一种本领。当我和一些青年探讨这个作品时，有些人提出：丁洁琼与苏冠兰的爱情不能得到圆满结局是一大遗憾，有人甚至责备叶玉菡为何不牺牲到底、远离他乡而成全丁洁琼与苏冠兰的结合？这是由于作品中塑造的丁洁琼太令人喜爱，因而希望她有一个美满结局。但是，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之中，人生的际遇往往是变化多端；更重要一层，人们还需要透过爱情看出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此书虽结束在新中国光芒之中，但新中国毕竟带着旧中国的烙印与创伤的。丁洁琼三人的命运的结局，鞭笞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但由于社会主义新中国这特定历史条件，就造成丁、苏、叶不能只是一个悲剧，而产生了由个人爱情关系上升到热爱祖国而献身共同事业的崇高的感情关系。社会主义文学应该写爱情，因为我们应当引导青年正确处理爱情，同时，还因为通过爱情深化人物形象的内心活动、精神状态，从而赋予文学作品以感染人的艺术魅力。通过爱情构成动人情节，正是《第二次握手》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
二
《第二次握手》的创作特色，还表现在栩栩如生地写人，写人的心灵、命运、遭遇。作品里成功地塑造了丁洁琼、叶玉菡、苏冠兰三个人物，此外还有凌云竹、小星星等，这一群人都是知识分子、科学家。在这一个问题上，作者又针锋相对地突破了“四人帮”设置的另一禁区。《第二次握手》正由于写了科学家，而被姚文元硬安上罪名，诬蔑它“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这是不值一驳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吧！丁洁琼的父母都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参加者，都壮烈地牺牲了，她又在与党有密切联系的凌云竹教授抚养下成长起来。他灌输给她的思想是“一个科学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正直的、进步的人，是一个爱国者”。这种感情，使丁洁琼在美国参预核爆炸试验成功后，目睹原子弹在广岛造成血肉模糊的惨状时，挺身而起，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核战贩罪行，她宣布她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她决定将原子能秘密公诸于世。在监狱铁窗折磨下，她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没有屈服；在笼络手段下，她始终眷恋祖国，坚毅地拒绝加入美国国籍；她的心历经多少坎坷磨难，始终如一地爱着苏冠兰，谢绝了一位美国正直科学家奥姆的爱情。丁洁琼这个形象在几个方面考验之下显示出她鲜明性格的成长。丁洁琼这个人物性格，由一个目光灼灼、性情爽朗的火热的少女，成熟为一个严肃、庄重、冷静的科学大师，是有一个坎坷崎岖漫长途径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叶玉菡，她的性格也有其发展的必然的来龙去脉。她的父亲是一个流浪乞讨后来当了一名乡村教师的人，叶玉菡是在这样薰陶培养下，而后又寄人篱下的孤女。她的性格与丁洁琼形成鲜明对照，她含蓄、内向、温良、正直。她的性格发展到《“东雅”烈火》一章，烧毁帝国主义细菌战阴谋，是由叶玉菡发现将要作为试验品的小女孩小星星而引起的，母性、同情、正直，决然地把正义化为反抗。这一把烈火照明了叶玉菡十分光辉灿烂的性格形象。从这个高点，发展到特务枪杀苏冠兰危急时刻，她以自己生命和鲜血保护了苏冠兰和祖国交付给他们的科学研究事业。至于苏冠兰，他又有他的际遇，他处在他父亲，这个科学权威而又封建顽固的磐石重压之下。他原来是一个热血青年，也有过朦胧的政治觉悟。但通过苏凤麒与美国人查路德相互勾结的严密禁锢，连爱情、自由、前途……什么自主都没有，他整个人都操纵在一种魔掌之中，这种压力形成了苏冠兰的矛盾的性格。几十年来就生活在矛盾、苦闷之中，晃晃荡荡，沉沉浮浮，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苏冠兰在如此遭遇下，还是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这三个人物都有他们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性格，这就形成每个人物不同的鲜明个性。
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是与从黑暗旧中国发展到光明新中国这一国家的、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如东流之归大海，尽管各有各的情况，而殊途同归，走向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有其历史的、必然的规律的。请问，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不应该写？今天，在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新的历史时期，写他们就更具有重大特殊意义了。《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四人帮”邪恶恐怖之下，有胆有识，敢于写，写得好，使读者热爱书里的知识分子，为他们的喜而喜、为他们的恨而恨，这是这部作品艺术力量的另一鲜明特点。
三
《第二次握手》艺术创造成功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宏伟的艺术构思。在二十五万字篇幅中，作者精湛简洁地概括了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这样长的历史命运。它的艺术构思非常严密，既精心剪裁、巧妙交织，又前呼后应，一气呵成，给人物、情节、主题创造了思想、艺术的深刻性和广阔性。这对于有些冗长乏味的长篇小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艺术上的突破。我这里论及艺术构思的两个方面：
周总理在“四人帮”横行时，以全部心血保卫着党、国家、干部和人民，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四人帮”恨他，人民爱他。《第二次握手》以周总理作为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个伟大历史的代表形象，写了周总理对科学家的热情关怀、团结、引导，这正是手抄本被姚文元等恨之入骨的一大原因。作品的第十一章，喊出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写得感人至深的。作者别具匠心地写出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细致入微地关心人的革命情操、广阔胸怀；写出了他把革命战友的孩子和亲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当成自己的亲骨肉，……许多动人的情节描写使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作品写凌云竹毅然退回巨额款项，只留下三个铜板，在闪电照亮他那“突然变得苍老憔悴的面孔上簌簌流下的泪水和雨水，照亮他微微摊开的右手心上三枚暗红色的铜板……”，这样从凌云竹的反映又深进一步描写了周恩来同志。这条线索，经过漫长岁月，到丁洁琼归国，在爱情受到严重打击而决心埋身远方这一决定关头，飞机场上那段描写又那样精采动人。这里，叶玉菡说出极其感人肺腑的一段话，而丁洁琼为了叶玉菡与苏冠兰的幸福，严峻地坚持离去。写到这里，作者在主题思想上，已经解决了前面一切巧妙联环、不得解答的问题。这就是丁洁琼留给苏冠兰的信中所说：“旧时代在我和你以及玉菡的心灵上，都刻下了深重的创伤”，但这时又异峰突起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创伤又如何解决？在这决定时刻，周总理出现了，他的崇高的形象代表了党和国家。周总理到机场一见丁洁琼第一句话：“洁琼！近来我比较忙，对你关心不够。”这句话确确实实符合周总理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精神。在这紧张关头，作者忽然飘逸而来，插叙了丁洁琼飞入国境时的心境，这样，把对祖国的热爱和周总理的形象溶而为一，丁洁琼的思想境界又升入新的高峰。丁洁琼、叶玉菡、苏冠兰，都从个人爱情漩涡中脱身而出，投入从科学事业上为祖国作贡献的战斗感情上来。
宏伟构思另外一方，是通过苏凤麒、查路德两个形象，揭示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黑暗势力简直是一个魔网，布满天涯海角，不仅在中国，就是远远奔到美国的丁洁琼也逃不出这罪恶的黑手而被投入监牢。试想，即使苏冠兰能同丁洁琼比翼双飞、远涉重洋，难道他又能有什么好的境遇吗？查鲁德这条线从中国伸展到美国，是作者奇妙的构思，却是真实可信的。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在世界上并不比人低，但在帝国主义侵凌宰割时代，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就是这个悲惨国家的小小缩影。丁洁琼在美国过的不也是忽而光芒四射，忽而乌云低垂，电闪雷鸣，惊涛骇浪的生活吗？丁洁琼以惊人的毅力与才智，在科学上突飞猛进，成为世界闻名的第一流科学家。书中第二十章写美国科学讨论会一场，证明作者的艺术能力，不但善于描写真实的细节，也善于把一个大场面写得有声有色。丁洁琼、一个一个科学大师都写得各有特色，象席里，就真实地写出了一个科学大师的风度与气魄。科学权威席里在真理面前毅然从黑板上删去“席里构造”的字样，另外写上一行“丁氏构造”。席里说：“我敢说，很可能在富兰克林宫开始了科学史上一个新的时代——东方人的时代！”这时，作者塑造起来的是丁洁琼，同时也是中国，这是读者不能不深受感动而引以自豪的一章啊。《第二次握手》在反面势力的设想上，非常大胆，又非常动人，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艺术构思呀！
一位青年在历经十六年，五易其稿，写出的第一部作品。《第二次握手》，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获得了成果，它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从而就广泛传播了真理，这是完全合乎艺术力量愈强、思想作用愈大的文学艺术特点的。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书。由于作者人生阅历和驾驭艺术能力的局限，这部书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留有人为的斧凿痕迹，比如对二十年代生活细节描写不够典型，有些人物、事件缺乏内在联系，而有增加之感。但这是次要的、也是难免的，我们主要应该欢迎这一部有才华的新作，因为它给我们文学艺术带来新的光彩，它的出现，预示我们文学艺术会在百花齐放中将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