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有朋自远方来”
——欢迎英国老维克剧团来华演出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曹禺
世界伟大的戏剧家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是莎士比亚。
今天,英国老维克剧团应我国文化部的邀请,来到中国,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这是中英戏剧交流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盛事。
莎士比亚的伟大与深刻是永久的。
在清代末年,中国便有林琴南与魏易翻译了查理士、兰姆姐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题名为《吟边燕语》。译文用的是文言,已经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很大的反响。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认识了这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家。
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作品在当时中国为反对封建主义“三纲五常”而奋斗的先驱者心中产生了共鸣。在中国打开多年闭关自守的大门,向西方寻求文化革新的潮流中,莎士比亚与达尔文、赫胥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一起来到了中国。
“五四”运动以后,有更多的人在研究和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本有各种风格与优点。田汉同志第一次用白话文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此后,他还译了其它莎士比亚的剧本。我还看过邓以蛰教授用文言翻译的《若邈久袅弹词》(即《罗密欧与朱丽叶》),译文相当优美。以后,曹未风、卞之琳、方平等都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象朱生豪,更是把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作为终身事业,不幸旧社会恶劣环境迫使他死于贫病,差六个剧本没有完成全集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整理出版莎士比亚的译本。去年,全集译文出版了,这是一件大家期待多年的大事。今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研究和介绍必然还会有更大发展。
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中国舞台上也有了多年的历史。记得我小的时候便看过《一磅肉》
(即《威尼斯商人》)的演出。那时,在教会学校中,业余剧团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十分普遍,很多是用英文演的。我在南开大学时,便在天津一个女子中学里看过我的朋友丹妮用英文演《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那时她才十七岁,后来成为有名的演员。比这更早,春柳社演出过《驯悍记》;新剧公会、民鸣社等演出过《篡位夺嫂》(即《哈姆莱特》)、《肉券》(即《威尼斯商人》)。以后,莎士比亚的戏剧的演出更是日益广泛了。甚至连京剧、地方剧种也演出了莎士比亚的戏。京剧《铸情》便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川剧曾演出过《杀兄夺嫂》,沪剧演出过《铁汉娇娃》,都是《哈姆莱特》。上海的苦干剧团还将《麦克白》改编上演,名《乱世英雄》,由黄佐临导演。戏剧专科学校演出过《威尼斯商人》、《奥赛罗》与《哈姆莱特》。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过《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国的许多名导演都导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应云卫导演过《威尼斯商人》,章泯导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焦菊隐导演过《哈姆莱特》,张骏祥导演过《柔密欧与幽丽叶》等等。解放后,更多莎士比亚的戏在中国各地上演,如《十二夜》、《无事生非》等等。这些演出不但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中国戏剧工作者也从这位戏剧大师的作品中得到深远的教益。
今天,中国的戏剧界怀着满腔的热忱欢迎英国老维克剧团来华演出。
老维克剧团是以十九世纪的英国女皇维克多利亚的名字命名的,简称老维克,有着悠久的历史。多少年以来,以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一九四六年,我在纽约曾看过当时老维克的名演员劳伦斯·奥利维主演的莎士比亚的《亨利第四》,演出非常精彩,受到纽约观众的盛大欢迎与赞扬。一九六三年,原来的老维克剧团并入英国国家剧院。现在的老维克剧团原名展望剧团,由于他们近年来在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杰出成绩,今年被授予老维克剧团的名称。中国有一句老话:“实至名归”,这是对他们贡献的表彰。
《哈姆莱特》是世界戏剧中的瑰宝。许多名演员都曾经把演这个戏看作一生艺术事业的高峰。在英国,代代都有最佳的演员扮演哈姆莱特这个角色。十六世纪的名演员伯贝奇和莎士比亚同台演出过这个角色。以后象欧文、克因、吉尔古特、奥利维都以演出这个角色在戏剧史上留下了盛名。
这次来华的老维克剧团,拥有不少杰出的戏剧艺术家。导演罗伯逊先生,多年从事导演工作,在导演莎士比亚戏剧方面,尤其有出色的成就。扮演哈姆莱特的雅各比先生,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演员,曾多次获得表演奖。据说老维克剧团有一个传统,有一本《哈姆莱特》的旧剧本,红色包皮,由历来演哈姆莱特最好的演员代代相传,二十五年前这个剧本传给了一位前辈演员,今年又由他亲手传给了雅各比先生。这是对雅各比表演哈姆莱特的高度评价。参加这次演出的其他演员,也都是英国当代的优秀演员。
今年,英国伦敦节日芭蕾舞团来华访问,中国上海京剧团也到英国演出,都受到了中英两国观众的热烈赞赏。
现在英国老维克剧团演出《哈姆莱特》,又给中国带来了英国话剧艺术的高度成就,相信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作为一个话剧工作者,我尤其感到高兴。
这是中英话剧交流的一个良好开端。我们希望今后将有更多的中英两国话剧团体的互访演出和交流,这将大有益于两国人民的更深的了解和更亲密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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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步与退步
陈冠柏 周荣新
在杭州街上,现在运送客人的是清一色的微型机动三轮客车,而脚踏三轮车已在去年最终地销声匿迹了。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群众却并不认为好,相反,牢骚越来越多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机动车虽好,但其数量却不及杭州原有脚踏三轮车的七分之一,不容易雇到,这是一;二是车费贵,目前一般群众雇不起;三是不方便,总不能雇辆机动车沿街串巷寻地址找门牌吧!所以群众有呼声:脚踏三轮车目前还是不进“历史博物馆”为好,应以“机动和脚踏并举”。“新旧杂陈”比“一色新”更好一些。
再以游船而论。游客到杭州,都希望登一叶扁舟游览西湖,而且最希望小舟荡漾,饱览湖光山色之美。“轻舟棹去波添影,曲岸移时路却回”,就写了荡小舟的妙处。有的恋人喜欢静静地泛舟,轻轻地絮语。然而,由船家荡桨的游船现在在西湖已寥寥可数了,机动船正“驰骋”于湖面,要说快,那真是今非昔比。但对许多游客来说,快有何用?本不是赶路嘛!这种游船,其实已演变为交通船。难怪有心饱览西湖旖旎风光的游客慨然发问:为什么一定要原有的游船统统在机动船前回避肃静呢?
掠取上述几例,并非向科学进步挑战,只是想说明,看一件事情是不是进步,不能脱离现实,不能不顾群众的实际需求,以为既然机动代替人力是一种进步,那么就统统“机动”起来。世界的复杂要求人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形而上学地一刀切。这种切法,使进步性在一些场合就跑到引号里面去了……
由此想到了我们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以后,在所有制方面出现的一些曲折。一些地方盲目地一次又一次地搞“升级”和“过渡”,似乎越搞集中生产,集中经营,就越是社会主义。这一来,出自于小作坊的富有特色的手工艺传统产品被搞掉了;老少皆需、生意兴隆的街市小铺子和走街穿巷从事修鞋、磨刀、修伞、补缸、修家具的匠人不见了;商业网点减少了。这种“集中”和“升级”算进步吗?有些领导人总说是的。而群众则以为这种“进步”无非是要他们在办事时多走几步路,多费一点劲。
看来,我们有些同志头脑里的“社会主义”,同广大群众所要求的,是有很大距离的。当现在大力兴办集体所有制企业,甚至让有证个体商贩重新出现于街头之时,当如上所说群众要求恢复脚踏三轮车和手划游船之时,有人就频频摇头:退步了!退步了!说这“有伤”社会主义之“大雅”,断定它们的“命”不长。该如何使这些同志改变这种看法呢?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扎扎实实地走到群众中去,了解民意,听听群众的呼声,使他们懂得衡量进步与退步只能看社会实践,看其能否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看其是否与群众方便有益。这其实也就是在进一步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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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也看见了明日的朝霞
李汉平
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来,故乡那绿油油的山,那清粼粼的河,那片哺养过我的热土,那些勤劳朴实的乡亲们,无时无刻不引起我深沉的怀念。特别是母亲,我那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没有一天不牵惹我的思绪,没有一夜不走进我怀乡的梦中。
暑假的第一天,我就踏上了归家的路程。当我远远地望见那熟悉的院墙和房屋时,心禁不住怦怦直跳,恨不得一下子就扑到妈妈的怀里。
我走进院子,轻轻推开房门,带着童年时的习惯,撒娇地叫了一声:“妈——”可是,回答我的却是一片寂静。我愣住了。一个盲人,不呆在家里,会到哪里去呢?看看屋子里,窗明几净,纤尘不染。窗台上一盆步步高花正在绽放着丝绒般的花朵。这哪象一个盲人的居室?再抬眼一看,我惊呆了。两扇擦得锃亮的大玻璃窗上贴着两个鲜红的窗花。左边是“喜鹊登梅”,右边是“鲤鱼戏水”。“怎么?难道妈妈又剪窗花了?”我惊异地寻思着。剪窗花,是妈妈的拿手好戏。可是,自从她失明以后,就从来没有剪过。我走到窗前,仔细辨认,它确实出自妈妈的手。那么精细,那么灵秀。这么说,妈妈又在剪窗花了,在她失明以后,又拿起了彩色的纸……。
忽然,一群戴红领巾的孩子,从门外进来了。他们进了院子就干活,象自家人一样熟练。有的抓起斧子劈柈子,有的抓起扫帚扫院子,有的抓起抹布擦桌子。一个小姑娘眼尖,一下子发现了我,快活地喊着:“阿柳姐姐回来了,阿柳姐姐回来了!”啊,噢,怪不得家里收拾得这么干净,原来是这帮红领巾的功劳!我说:“谢谢你们了!”她们七嘴八舌地说:“不用谢,这是我们红领巾应该做的事!”我又问她们:“我妈妈呢?”小姑娘歪着头,指指队部方向,调皮地说:“你去看嘛!”
我急切地跑去了。队部里静悄悄的。我撩开竹门帘,一眼就看见了母亲那熟悉的背影,她正坐在灶前烧火哩。她均匀地、有节奏地往灶膛里送着豆秸。灶火映红了她那布满皱纹的脸,映红了她那满头银灿灿的白发。我转到母亲的对面,看见她在微笑,这微笑使她脸上的线条变得那么柔和,那么动人。她的脸对着灶火,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从那熊熊的炉火中看见了什么。忽然,两颗浑浊的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顺着两颊流到了唇角。
“妈妈!”我叫了一声,向她扑去。
妈妈一听见我的声音,喜盈盈地站起来,大声叫着:“阿柳!阿柳!”
“妈妈,你为啥不在家里呆着,跑到队部里来?”我埋怨着。
母亲笑了,说:“为了过好日子,大家伙儿都在大干哪!我能安生关在家里吗?我寻思,我干不了别的活儿,可给干活儿的人烧点开水总还行啊!”
一听见“好日子”这三个字,我的眼眶不禁发热了。“好日子”,这是穷苦人民在苦难中的安慰和理想。为了获得它,有多少人曾经抛头舍命,前赴后继啊!单说我们家吧,爷爷为了过“好日子”,在白色恐怖时期参加了共产党,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父亲为了过“好日子”,披星戴月,辛勤劳动,当了十几年的生产队长,最后却成了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含冤死去……我记得父亲临死的时候拉着母亲的手说:“柳他妈,我不行了,盼着你们娘俩能过上好日子!”如今,打倒了“四人帮”,全国人民一个心眼地扑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上,好日子也变得具体了,近切了。前些日子,妈妈还让人代笔给我写信说:“阿柳,你爸爸说的好日子快来到了,四个现代化不就是好日子吗?……”“妈,我来帮你烧吧。”我抓起一大把豆秸就要往灶膛里送。
“喂,别,别,”母亲急忙地制止了我,说:“干事要稳当,不要那么毛手毛脚的。你摸这豆棵子里还有多少豆哟。”她接过那束豆秸,摸摸索索把上面残余的豆荚摘下来,然后才把豆秸送到灶里去。回过头来,她又摸摸索索地剥豆,把那一个个豆荚剥开,把豆子放进一只碗里去。豆粒儿落进碗中,发出“叮叮咚咚”清脆悦耳的响声。
“看,这么多了,这么多了。我每天都能挑出半碗豆交给生产队。”母亲自豪地说。
我望着母亲,只见她那慈祥的脸上又浮起了微笑。不,母亲没有盲,她心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她也看见了好日子的图画,看见了明日的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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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别具一格的《榕树》丛刊
章武
如何把文艺期刊办得更有个性,更有特色?由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编辑、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榕树》文学丛刊,在这方面,已做出有益的尝试。
它不同于其它综合性的大型文学丛刊,每一辑只刊登一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例如,它的创刊号是散文专辑,一下子就集中发表了各种题材、各种样式的散文作品八十余篇,可说是对全国新近的散文创作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检阅。
它不同于其它以发表中、长篇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丛刊,而致力于登短文章。以创刊号为例,长者不上一万字,短者只有三百来字。
它的装扮也颇为别致:大三十二开本,小巧玲珑;封面三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显示出福建特有的地方特色,而翻开内文一看,所有文章的题图也全都是千姿百态的榕树,一股浓烈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它单纯而不单调,清新、淳朴而又绚丽多采。在创刊号,有深情怀念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文章,也有南疆自卫还击战英雄的战斗剪影;能望见台湾海峡的波涛,能闻到武夷山区的花香;可追寻郭沫若、郁达夫、邓拓在福建的足迹,也可饱览闽南侨乡的旖旎风光。有抒情散文,有报告文学,有游记、杂文、散文诗,有文学回忆录和作家新著的序、跋文,也有政论、译文以及有关散文创作的评论。撰稿者,有在文坛上久负盛名的巴金、柯灵、萧乾、赵景深、王西彦、孙犁、秦牧、郭风、何为、蔡其矫等老作家,也有一批年轻的初学写作者,还有港澳地区作家陶然、碧沛等的作品。
在文学期刊的大森林中,《榕树》无疑是一棵有着独特风貌的南国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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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握手
——第四次文代会剪影
孙友田握在一起,握在一起,那十个颤抖的手指;握在一起,握在一起,那一片珍贵的情谊。在明亮的双眸里,闪动着欢跃的小溪,从瘦弱的手心里,传递着无限的热力……实在是相见难呵,更多的,是寒夜的别离,是难熬的相思……他们笑了,笑得那样甜蜜,他们笑了,笑出几颗泪滴。人民大会堂也笑了,——绽放朵朵金菊,天安门也笑了,——飘扬面面红旗。这是第三次握手,第一次在十月里,第二次,也是在十月里……握在一起了:电影和舞蹈,美术和戏剧,音乐和诗……握在一起了:山南与海北,江东与河西,天空与大地……握碎它吧,那苦涩的记忆,挽起手吧,向着无限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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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圩日二首
罗沙
收购站两袖海风,两筐鲜鱼,肩擦着肩,向前面挤。一身花香,一挑山鸟,背碰着背,往旁边绕。收购站里:人喧,鱼跳,鸟叫……
供销社千张嘴求,万双手要,售货员团团转,忙不了!忙不了!新农具,千套万套,社员老在吵:太少!太少!化学肥料,千包万包,土地还在闹:没饱!没饱!不是产品少,不是要求高,是今日新农村呵,在飞跑!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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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能者上来〔木刻〕 黄信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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