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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水安三会见记
日本纪行
唐弢
到东京后的第三天是星期日，代表团日程表上没有活动。感谢日本朋友们的好意，特地为我安排了一项个人节目：和樱美林大学校长清水安三先生会见。
去日本之前，我就记着周总理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客随主便。意思是尽量听从主人的安排，少提额外要求，免得使主人感到为难。所以，作为学术交流代表团的成员，虽然我有许多事情需要了解，有许多问题希望向日本同行请教，只要看上去不大方便，总是竭力克制，除了增加访问仙台这一项外，我没有提出另外的要求。
安排这次会见确实是友谊的体现。那还是踏上日本国土的第二天，在京都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和我同席的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最年轻的是鲁迅研究者片山行智先生，据主人介绍，他是增田涉的学生。提起增田先生，我不禁憾慨于鲁迅在日本的朋友，这几年也一个个先后凋谢，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于是谈到鲁迅其他几位日本朋友。我说几年之前，读过一篇清水安三回忆鲁迅的文章，原来他还是鲁迅在北京时候的朋友，虽然以前在日记里见过这名字，我们对他却知道的很少。
坐在我右边的平冈武夫教授问：“先生愿意和他见见吗？”
“想必清水先生已经上了年纪了。如果他的健康许可的话，我是很愿意去拜访的。”
平冈教授是老一辈的学者，白居易研究专家，著有《白氏文集校定》，在学术界熟人很多。他离座到别的桌子转了一下，又回来坐下说：“清水安三近九十岁了，身体很健康，住在东京。他是樱美林大学的创办人，现在仍然担任着校长。”
同席的接待委员会委员、京都大学教授清水茂先生从身边摸出小本，将这件事记下来，告诉我回到家里，他将直接向东京接待委员会挂电话。
事情就这样从京都转到东京。我这里必须掉转笔头，对包括清水安三父子在内的东京朋友们表示感谢。东京的安排也是十分周到的。我到达后就被告知：清水安三先生非常高兴接待来自中国的客人，因为樱美林大学离我下榻的旅馆太远，他的腿又不便，决定在日曜日十二时，借座距离双方差不多里程的八芳园，设宴招待我，顺便谈谈他在北京和鲁迅往来的经过。
六月十七日早晨十时，松井教授亲自驾车，和尾上教授一起来到旅馆。我匆匆收拾一下，带了点小礼物，随着出发。路过神保町，那一带全是书铺，车内可以望见内山书店、东方书店、岩波书店的招牌。因为是星期日，书店没有开门，时间又过于迫促，来不及下车一游，便直奔目的地了。
原来八芳园是个很大的花园，极象阔人或者将军的府第。进门一片宽广的草坪，远处林木成荫，杜鹃盛开，有岩冈、有曲径，亭台楼阁，布置幽雅而格局宏伟。八芳园的房屋分成三个独立的组合：日本料理部、支那料理部、西餐部。松井教授把车一直开到日本料理部的楼前。清水安三的儿子小清水先生和几个熟识的朋友，将我引入大门，脱去皮鞋，走过曲折的廊道，进入一个大约有二十几席宽的屋子，中间用矮几连成长桌，人们隔桌相对，席地而坐。我被带到一边的中间，对面是位穿西服的长者，我想，这大概是主人清水安三了吧。他右手按住席子，正想站起来，我连忙阻止。坐在他身旁的小野忍先生和我握手，劝我坐下。小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写有《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翻译过古典小说《金瓶梅》和《西游记》，我们在东京大学一起座谈过。这时我才注意：今天出席而在东洋文化研究所见过面的，还有伊藤虎丸、丸山升、尾上兼英、松井博光、德永淳子……等各位，此外则是石川忠久、南云智、新村彻、小清水……等在樱美林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的专家。
清水安三先生虽然八十九岁①了，看去却不过七十岁左右。肤色健康，肌肉结实，脸上略有几点老年斑，颔下留着灰白的长髯。下颏微微抖动，开始准备说话。小清水先生在一旁照料他：“您先吃吧，吃完了慢慢讲。”
清水老人一面招呼客人，一面撕开纸袋里的竹筷，挟起一块剌身②，细细地咀嚼着。他喝了几口青酒，仿佛记起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用筷子搅着酱汤，情不自禁地又讲了起来：
“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从沈阳来到北京③的，一九二四年前往美国。住了三年。以后也在上海和鲁迅见过面。不过，我们的主要交往在北京。我办崇贞学园④，参加《北京周报》，都在北京。在中国住了几十年，现在老了，还时常做梦，梦见北京的生活。……许多事情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
清水先生坠入回忆里。他说得很安详，很平静，一点不动感情。但是，这些平淡的语言又似乎牵系着更为深远的思念。
《北京周报》是一份用日文刊行的报纸，创刊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时当五四运动之后，周报译载了文学研究会冰心、叶绍钧、庐隐、周作人等的作品；也译登过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等的论文。在“支那和支那关系人物介绍”一栏里，笔名昏迷生的丸山幸一郎发表了《李大钊氏》、《周树人氏》，清水也写过《陈独秀论》。此外还有胡适、钱玄同以至辜鸿铭的文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一部分，小说《孔乙己》、《兔和猫》，都译载在上面。当清水准备接着开口的时候，我觑空抢先问：“您最初去见鲁迅先生，就是为了替《北京周报》组稿吗？”
“我去组稿，但不是专为《北京周报》。”清水先生回答，“那时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国内的报刊要我向爱罗先珂约稿，他刚被日本政府驱逐，但在日本还是很有名。我也向周氏兄弟组稿。”
老人喝了口酱汤，停下来想了想，继续说下去：“我第一次找的周作人，他是爱罗先珂的翻译。作人有点贵族味道，摆架子，故意装作不在家。鲁迅先生从左厢房出来开门，邀我进去坐，这样便认识了。鲁迅的日语讲得和爱罗先珂一样好。周作人虽然娶了日本人做妻子，日语却讲得不好，听起来有一种奇怪的腔调。……”
我不提什么问题，让老人自由自在地讲下去。
“我常去看爱罗先珂。一向觉得周家是和睦的，兄弟怡怡，作人没有在我面前讲过鲁迅的坏话。直到后来，我从文章里才读到。信子人也不坏，气量狭小，有点唠叨，鲁迅《鸭的喜剧》发表后，我开玩笑叫她‘鸭子’，她不以为忤。……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鲁迅在日记里记着在伊东寓所遇见我，同至咖啡馆小坐，因为要搬家，借车子。我认识一个叫福本的海关税员，是大山郁夫的弟弟，他有汽车。第二天搬家，弟兄俩闹翻了。……后来从砖塔胡同搬到西三条，也是我给借的车子。”
“您知道他们闹翻的原因吗？”有人问。
当清水安三试图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小清水先生对父亲说了很长一段话，我没有注意说什么。后来，清水老人解释说，据他的猜想，这件事和山本医院有牵连。鲁迅和山本贤孝关系很好，还常常提起山本夫人田鹤子。每次上医院看病，为老太太取药，都要带点糖果什么给山本的孩子。周作人的女儿若子死在山本医院。夫妻俩认为是医疗事故，周作人曾在《顺天时报》登过启事，攻击山本医院。鲁迅没有理会这些，他照旧上山本医院看病，给老太太取药，买糖果给山本的孩子吃。羽太信子大为不满。清水老人为了证实这两件事有关系，他象背书一样背出了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的日记。那一天，鲁迅上午往山本医院取药，下午到八道湾搬书，事情发生在同一天，清水很有把握地说：“结果是：打架了。”他又进一步说，
“鲁迅信任山本贤孝，从医道上信任他，也从政治上信任他。山本掩护过进步文化人。”
“文献上指这是张作霖时代的事情：进步文化人到山本医院避过难。”小野先生插了一句。
“山本也和李大钊熟识。”清水老人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故事里，他说，“当佐野学在国内住不下去的时，到中国找李大钊。我使他们两个见了面。经过李大钊的帮助，他才从天津搭乘美国商团的船去了俄国。”
老人说得高兴起来，绘声绘色地追述了自己去车站为佐野送行的情形。他说这种事情周作人是不会理解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庐山会议以后，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吧，胡适从伦敦寄了一首诗⑤给周作人，敦促他离北京南下；清水也乘间劝告：日本是要失败的，希望周作人慎重考虑。周作人不听，结果当了汉奸。太平洋战争爆发，据清水说曾在一次会上见到周作人。他穿着缎子袍褂，象过节日似的，神采奕奕，坐在前排。清水老人一面追述，一面叹息说：“真是当了官，增了光了。”
小清水先生多次劝他父亲歇一歇，慢慢讲，看来话匣子一打开，老人自己也无法控制了。清水安三继续告诉我：他有时仍往八道湾。武者小路实笃到中国，就由他陪着去见周作人。清水还说，围绕着八道湾正房的变迁，可以看出周作人思想生活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老太太住在中院正屋，前院西厢住鲁迅，东厢住周建人；后院一排九间，爱罗先珂借住东首三间，西首是周作人一家。那时全家上下很和睦。第二阶段，老太太随着鲁迅搬出八道湾，周作人占了中院，正屋变成书房，搭起木架，摆满书籍，他就在里面抄古书，写小品文，与现实隔绝了。第三阶段，书籍搬到东西厢，正屋放上沙发案几，成为豪华的客厅，专门接待贵宾，主人当上汉奸，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清水安三说时不免有唏嘘惋惜之意。我决定把话题引回到鲁迅这边来。我问：“您知道爱罗先珂对周氏兄弟的看法吗？”
“在北京大学一部分人的眼里，起先，周作人似乎更为重要些：他是教授，而鲁迅不过是讲师。爱罗先珂也是讲师。他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这位盲诗人是敏感的。他对我说，‘日本还没有一个象鲁迅这样的作家！’他从心底里赞扬鲁迅，佩服鲁迅。”
“您在《周三人》里介绍鲁迅和他的小说。听说当初还译过《孔乙己》，将译稿寄给鲁迅，请他修正，结果改为鲁迅口译，由您笔录。这是真的吗？为什么后来发表的《孔乙己》，又写着‘仲密译’呢？”
“我不记得有将译稿送请鲁迅修改的事。但的确有这么一回，我将诗稿送请鲁迅指正。他看了说：“不要做诗了，你不能做诗。’……”
一听这话，在座的人全都哄笑起来。清水安三没有笑，他继续说下去：
“许多人说《藤野先生》是一首诗，这是不错的。但藤野先生却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觉得，鲁迅自己就是藤野先生。讲到《孔乙己》的翻译，可能和《兔和猫》一样，也由鲁迅本人译出，发表时一个用‘鲁迅作，同人译’，一个用‘鲁迅作，仲密译’，多一点变化。不过这仅仅是我的猜想。因为我还记得：《鸭的喜剧》是先用日文写成的，然后再译成中文，那是怀念爱罗先珂的，也表达了鲁迅自己孩子似的纯洁的心地。他生成一种不肯迁就的性格，对别人却非常和善，照顾得很好。”
清水安三先生似乎又坠入沉思了。
我怕老人过于疲劳，便从布包里取出带来的一张织锦画幅，说明为了感谢清水先生盛情的款待，为了纪念能在日本见到鲁迅先生一位早年的朋友，借这小小礼物，表示自己对长者的一点敬意。我立起身，清水先生也以迅速的动作从席上站起，双手接过画幅，一面看，一面连连称赞：“真美！真美！”
他大概又将做关于中国的梦了。
在门外照了几张相，我们便在草坪上散步。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花园。我们沿着小径向林木深处走去，一丛丛盛开的杜鹃含笑相迎。前面是架小桥，桥对面土阜上立着一个中国式的亭子，溪水流入池塘。几只白鹅，三对鸳鸯，恬静地、一动不动地浮在水面。林间荡漾着仿佛是笙箫的悠徐的声音。一起散步的日本朋友告诉我：今天是日曜日，日本的家庭喜欢挑选这一天，挑选在中国料理部举办喜事，这大概是从那里传来的音乐。真的，这音乐听起来十分熟悉，便是入耳后那种悠远、舒徐、安闲的情趣和声调，也是我凝神遐想时常有的感觉。我抬起头望天，故乡一样熟悉的景色呵：天空碧澄澄地，象一个蓝色的海洋，上面飘着几朵棉絮似的柔软的白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 写毕于庐山疗养院二分院
①我回国后，查日本出版的有关资料，记清水安三于一八九一年生于日本滋贺县，那么应是八十八岁，可能介绍时按中国习惯计算。
②剌身，读如萨西米，即生鱼肉。
③据日本出版的有关材料，记清水安三于一九一三年三月来到北京。
④崇贞学园，一说即现在的朝阳中学。
⑤胡适这首白话诗写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共八句。第一句为“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末二句是“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劝周作人南行。因为那时胡适已去华盛顿，周作人于九月二十一日写了一首答诗寄至美国，诗里表示自己有“老小”，不能离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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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志，何久自苦？
李昂
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里，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有盲子过涸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坠深渊。过者告曰：无怖，第放下即实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长号。久之，手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嘻，早知是实地，何久自苦耶。”边看边想，觉得现实生活中仍有这种
“盲子”的身影晃动。
《应谐录》里的盲子，自己把自己吓成那个样子，又“自苦”了那样久，看来很可笑，其实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脑子里有了一套一般的概念：桥下是溪，溪中有水，水可淹死人，即所谓“自分失手必坠深渊”。至于桥并不高，溪里并没有水，一放手脚下就是实地等等这些具体情况，他是看不见的。虽然有人把情况告诉了他，但由于他并没有亲眼去看，说的又同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一套不合，一时也就很难完全相信。所以，只有等他失手落地以后，他才放了心，连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使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思想僵化是同他的“盲”和“脚不着地”有很大关系的。
在我们队伍里，目前不是也还有这么一种盲人吗？他们闭着眼睛在“左”的路上走惯了，脑子里也有了一套固定的概念，认为只有这条路才是可行的，不走这样的路就是“右”，而“右”是万丈深渊、“死”路一条。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纠正
“左”的错误的时候，他们便觉得脚下一闪，好象在桥上“失坠”一般，产生了“自分失手必坠深渊”的恐怖，也就“握楯长号”起来。他们握的所谓“楯”，只不过是原来那一套
“左”的老框框，或一些脱离了实际的“本本”、“条条”。他“号”的无非是什么“偏了”、“右了”、“快淹死了”等等。有人告诉他，党的方针的贯彻，使人们解放了思想，纠正了错误，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空前地调动了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终于能使我们脚踏实地的朝前迈进了。他却闭眼不看，也仍然不信，还以为这是他的“坚定性”：“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他要等着自己的脚落到地上时才放心。这一切不是同桥上的那位盲子很相似吗？
我们的盲子吃亏就吃在身子吊在半空里，上不着天，下不沾地。正如群众讽刺的：“这号人离实地三尺，咱和他不贴心！”所谓“离实地”，既是指他们脱离了群众的实践活动，也是指他们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离开了这个“实地”，也就离开了真理，离开了人民。奉劝这样的同志快些到人民群众中去，补补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放心落下地来。否则，一个劲地吊在半空里“长号”，只能越吊越心虚，越号越不敢沾地。再“号”下去，小心连自己的党性和对事业的信心、责任感，都“号”光了。同志，又何久自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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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的早晨
万忆萱
揭开淡红色的晨曦，
抖落乳白色的雾气，
摆脱金黄色的梦境，
舒臂作着温馨的呼吸。
一缕晨光，一阵晓风，
引来了一群朝鲜族少女，
踏着细碎的步子，
摆着轻盈的裙裾。
裙裾拂落草叶的露珠，
衣袖掸掉枝丫的雨滴，
灵巧的手象是采蜜的蜂儿，
把颗颗果实摘进筐里。
把色彩装进筐里，
把光泽装进筐里，
秋天的颜色，秋天的气息，
在喧闹着汇聚，流溢……
裙裾飘飘，脚步沙沙，
少女们留下一串欢乐的歌曲：
美丽的果园，富饶的果园，
淌的是金呵，流的是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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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友好 〔剪纸〕 滕凤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