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倾听人民的声音
刘宾雁
参加四次文代会的中年作家里，近两年最活跃、最多产的是被错划为右派而得到改正的一些同志。他们能够重新用笔为人民服务，是很幸运的。但我们不能不想到二十二年前，受到我们株连而被打成右派的许多青年，有些人至今未得到改正。这些青年已经丧失了二十多年最宝贵的岁月，生命已经所余无几了，他们的问题无论如何不应再拖延下去了。
回顾这二十几年的生活，我觉得既有所失，也有所得。命运把我们同底层的劳动人民牢牢拴在一起，他们的欢乐和忧虑，也就是我们的欢乐和忧虑，除了他们的希望，我们再不抱别的希望。这就使我们看到、听到和体验到一些别人看不到、听不到和体验不到的东西。
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最难忘的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这三年，和贫农睡在一条炕甚至一个被窝里的那段生活。我看到的农村情况和农民向我诉说的心愿，同上级所推行、报纸所宣传的东西有很大差距。我相信哪一边好呢？我当时是下定决心听党的话，要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的。但是，客观的、物质的东西毕竟比主观的、精神的东西更强大，我的改造自己的决心再大，也顶不住不断袭来的现实矛盾：上级说，我们那个穷山沟应该建造动物园和喷泉。农民一年到头吃不到多少肉，拿什么来喂动物园里的老虎狮子呢？没有水源，人畜还在喝雨水，又怎么建造喷泉？我的内心深处在进行一场斗争：怎么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真理呢？农民的利益和愿望是一个，上级的政策和报纸的宣传是另一个。究竟听哪一个好呢？直到一九六○年，党中央下达了农村政策十二条，我才最终得出结论：还是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正确的，一切违背人民意愿的东西，最终还是站不住的。
今年我们先后看到茹志鹃同志的短篇《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同志的短篇《黑旗》，写的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这段历史。可以设想一下，这类小说假若二十一年前就允许发表，会产生一种什么社会效果？这种文学将帮助全党及早发觉和纠正错误，使党的威信更高，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更巩固，更兴旺发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治积极性更高。这些年的历史已经向我们一再证实：真正败坏党和社会主义声誉的并不是这一类作品，而是我们的错误和敌人的破坏给党和社会主义造成的那些伤害本身。如果作家有可能挺身而出，维护人民的利益，把我们的错误揭发出来，把敌人的破坏暴露出来，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倒是维护党和社会主义较好的途径。但是象刘真和茹志鹃同志那样真实地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仅一九五八年没有人写，到一九六二年党中央总结那段历史教训时，仍然不能写，直到二十多年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年，《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才发表这两篇作品，文学才争得了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一些权利。
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我想到的有三点：
一、作家应该面向生活，倾听人民的声音。党的政策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错了就得纠正。当生活中出现了我前面说的那种所谓“两个真理”的时候，作家应该以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来严肃地而不是轻率地、通过独立思考而不是随帮唱影地作出判断。实践证明，当年描写那段农村生活的许多作品今天已没有生命了，而象刘真和茹志鹃的这类作品则将有它的生命力。
二、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文学“干预生活”似乎就是写生活的阴暗面，似乎就排除了写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看来这是一个误解。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条件下，先进人物都要面临各种不同的社会矛盾。除非我们把英雄人物限制为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其实即使是劳动模范或战斗英雄，也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对于重大社会矛盾，他总得有一个态度。
三、文学是一面镜子。当这面镜子反映出来的东西是生活中那些不太美好、不如人意的东西时，不应该责怪这面镜子，而应该追究和消灭生活中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镜子是帮助人照见本来面目的，文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打碎镜子，并不能使丑人变成美人，也不能使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不再存在。历史证明，还是不要遮住文学这面镜子，还是不要打碎它好。我们的文学被从现实主义道路拉到邪路和引入绝境，时间已经够长了，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个真理吗！禁止文学干预生活，剥夺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权利，不许作家作人民的代言人，不仅是损害了文学，也损害了人民，损害了党。这段文学史实际上已经结束，新的篇章已经开始。我们希望不要有人拉着文学后退。
文学问题上的分歧，从来同政治上的分歧分不开，这两种分歧，又同如何认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现实分不开。
比如，在有些同志看来，林彪、“四人帮”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灾难，也没有一条极左路线；或者认为灾难和那条罪恶路线的流毒已经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结束消失了，今天的问题仅仅是大家一齐搞生产。
我的看法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祸害，有些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已经暴露出来的，有的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至于他们的流毒，也不要以为那是一些死的、静止的，在那里等着你去清除的东西，而是一些活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还有它的社会基础。
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无形的祸害。“四人帮”破坏了我们党的肌体，破坏了我们的社会关系，使我们的党和群众的关系出现相当不正常的情况。难办的在于很多人并不是坏人，虽然他们无意或者有意地保护着坏人，表面看，都是共产党员或党的干部。他们活着，行动着，每时每刻起着他们的既得利益和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必定要起的那种作用。也就是我在《人妖之间》中所写的那些人的那种作用，不采取果断的措施，不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状况就很难改变。
我在这里想提起那些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写英雄人物的同志注意，今天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英雄人物的处境不很顺利。作好事要得罪人，要冒风险，甚至最后被搞得声名狼藉。五十年代时搞报纸工作，我深感当时开展批评是多么困难。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我忽然发现要表扬一个人也很困难。例如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一个坚持原则的女户籍警刘劼同志受到报纸表扬，甚至还得到省委领导的支持。但正是党报的表扬给她带来灾难，省委的支持也未能使她免于围攻。她甚至险遭凶杀。我想，如果一个真正的人民作家去访问这样一位先进人物，他必定会情不自禁地首先同这位女青年站到一起，去和那些恶势力斗争，为她争取一个较好的生存条件，然后才会动笔写她。我坚信，也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无愧于人民作家的称号。
对于另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同志，那些主张文学的任务就是写现代化，写建设的同志，我愿意提起他们注意另一个情况：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绝不是仅仅靠增添新设备能够解决的，一切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人，而人的积极性今天还受到不少压抑，这是值得注意并加以研究的问题。
落后的企业管理方式，不可能保持生产的持久的上升。因为它同现代工业的本性格格不入。在历史上，近代工业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伴随着人的解放进行的。这种解放当然是有限度的，是从封建的农奴制、人身依附制下解放出来，给个人以人身自由和一定的政治权利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所谓人格、个性，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逐渐形成的，保证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有了一个比封建社会高出多少倍的发展速度。社会主义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而且也能够为人的发展和提高提供更好的条件。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原则是比资本主义倒退一步，它束缚人，压制人，妨碍人的能力和潜力的发挥，当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上面谈的这些，似乎是经济领域的事，其实不然。这一切都同人有关系，因而也同文学有关。何况，封建家长式的领导方法必然要靠两翼来推动和维持，一个是强迫命令，一个是打击报复，而这两种现象，已成为当代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制服群众的常见手段，值得我们严密注意。“权力是可以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蚀”。没有人民的监督，好人会变成坏人，清官会变成赃官。
我们必须回答人民的问题。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无权坐在旁听席上。人民是审判官，是原告，我们要为他们提供讲稿。为了回答，先要认识。我们应该比一般人对生活认识得更深入些。
但严重的是，我们对自己的社会还缺乏一个确切的认识。这个认识过程已中断多年。这些年，我们几乎没有过佩称为科学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毛主席再三倡导过的调查研究也已中断多年。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广大的未知世界。例如，第一，我们都说多年来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对象根本搞错了，内容和方法也错了。我们这些年历史的一个特点，是错误的反复性强。现在又提出一个新问题：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阶级？有人说没有了；有人说，怎么能没有？王守信是什么人？这就是说，斗了二十多年，还没搞清斗争的对象是谁。第二，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比例失调的问题一直没解决，而且愈演愈烈。今年经济学界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究竟是为钢而钢，为石油而石油，还是为了人民，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看来，有人不同意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第三，我们多年来最重视人的因素，不断开展政治思想革命，可是搞了许多年，人的积极性并没有上去，这又是一个问题。
我们是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这个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写作的，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就是对我们的命令。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无权回避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我们要帮助读者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这个社会，为完成实现四化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起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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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把极左路线批透
俞林
继续解放思想，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才能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一点，愈来愈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深刻认识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由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行了批判，文艺领域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百花争妍的可喜局面。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在批判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对“文艺黑线专政”等谬论的批判，破除了“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之后取得的。
但是，文艺上的这种好的局面还只是一个开头。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困难和阻力，其中包括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也包括某些同志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这种困难和阻力，归结到一点，就是文艺上的极左思潮。克服这种思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我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从解放后三十年来的文艺斗争实际看，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是远远地超过右的倾向的。
一九五六年文艺舞台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戏，这是应当给予适当批评的。但在批评过程中，“左”倾思潮出现了。到一九五七年和反右斗争一结合，文艺界就遭受到严重危害。其结果，是把很多好的作品、好的剧目和好的文艺评论都打成了毒草，不少作家、艺术家被错划为右派。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各方面曾出现了破除迷信、意气昂扬的新气象，但同时又出现了浮夸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形式主义风行起来，而在文艺创作中却把这些作为正面的东西加以颂扬。一些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的作品应运而生。实践证明，这样的作品是不成功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倾向，到了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又有所发展。甚至一位著名的诗人对着星空谈些对人民有启发的哲理，也遭到不应有的批判。直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种错误的思潮才有所收敛。在这一期间，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多次对文艺界作了重要讲话，对“左”倾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明确地、深刻地论述了艺术民主问题。他们强调要发扬民主，决不能搞“五子登科”，还要给批判错了的作家、作品平反。他们指出，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和思想改造，文艺界的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进步，不能再叫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应称为革命的知识分子，等等。他们的讲话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巨大教育和鼓舞，消除了极左思潮造成的同志间的一些意见和隔阂，大大增强了文艺界的团结，文艺战线形势有些好转，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局面。可是到了一九六四年，这种来之不易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又很快消失了。
文艺界的严重受害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应该说从一九六四年就开始了。那时，江青和那个后来窃踞文革小组领导大权的“顾问”就插手文艺界了。张春桥一伙则与之相呼应，狼狈为奸。他们鼓吹所谓“写十三年”的谬论，强令作者只能写解放后的十三年，不准写其他题材，包括革命历史题材都不准写，把题材的路子搞得窄而又窄。人们不会忘记在华东话剧会演时，华东一位“大人物”对安徽的一个戏只看了两场就拂袖而去，并蛮横地把它打成毒草，剧作者也因此遭到打击和迫害。这是一个信号，他们准备向文艺界开刀了。接着，一批文艺作品就挨上了棍子。仅电影创作而言，就有《早春二月》、《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北国江南》、《逆风千里》、《桃花扇》、《怒潮》、《红河激浪》、《阿诗玛》等一批作品被判为毒草。小说《刘志丹》则是由那个“顾问”点名定为毒草的。这是极左思潮又一次给文艺界带来的严重危害和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艺界遭受的严重危害就更为严重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十年，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它与以前出现的极左思潮当然有本质的不同。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他们蓄意制造了一条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的极左路线，来作为掩护。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主张。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在文艺上散布的种种谬论，肃清其流毒，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极左思潮在文艺领域的表现特点是：把艺术上的问题看作是政治问题；而政治上的问题又一概都是敌我矛盾问题。搞极左思潮的人，总是喜欢手拿棍子、帽子，动辄给人上纲上线，一棍子把作品打死，一帽子把作家扣死。一篇作品的好坏，一个理论问题的争论，不是一下子就能作出正确结论的，有时是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分辨好坏、廓清是非的。极左思潮却与此相反，对学术上的争论问题，不是发扬艺术民主，而是搞霸王作风，东联西挂，或联上资产阶级思想，或挂上修正主义思潮；对作品不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主观武断地把个别缺点夸大为整体的错误。其结果，把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起来。正因为如此，极左思潮就常常把好的说成坏的，把真理看成谬误，把香花打成毒草。极左思潮也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中形成一种恶劣的文风。
由此，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极左思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最后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为什么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这么难？林彪、“四人帮”践踏文艺园地十年，如果认为仅仅由于出了几个坏人所致，这样认识问题就过于简单化了。几十年来，在我们革命的文艺运动中，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一直时隐时现地起作用，极左思潮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极左思潮，把它推向了极端。他们有特殊的地位，窃取了很高的权位，加上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政治环境，所以产生的危害就特别大。除了社会根源，极左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还和政治环境有关。政治斗争必然要影响到文艺界的斗争。在这种政治斗争的背景下，极左思潮的危害就显得特别突出。极左思潮之所以有市场，还和我们的某些领导者对艺术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关。周恩来同志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中，就反复强调过要尊重艺术规律。文艺界过去很少谈或不敢谈这个问题，往往撇开艺术特点，机械地、简单地以一些政治概念来要求文艺，这就常常会搞错。本来是好的作品，由于你不理解艺术特点和规律，就会错把它看成坏的作品。
我们强调对极左思潮要引起严重注意，当然不能放松对右倾思想的警惕，对于怀疑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党的领导的人，也不能低估他们的危害。但是，右的干扰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而“左”的干扰却往往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来迷惑人的，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极左思潮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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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胆表现革命的人性美
王愿坚
在回顾社会主义文学走过的道路和历史经验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需要彻底澄清一下，这就是文艺创作中表现人性和人情的问题。
本来，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文艺，从来就不是无情的东西；社会主义文艺，更不应是无情的东西。文艺的许多特点之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有情。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所当然地要表现革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从而教育、感染和影响人民，也促进人性的丰富和发展。
但是，许多年来，无论在文艺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人性和人情问题都被弄得混乱不堪。早在五十年代后期，有的人就把文艺表现人性、人情问题搓成了“人性论”“人情味”这样一根打人的棍子；棍子落到林彪、“四人帮”手里，被搞得更加荒谬绝伦，成了他们绞杀革命文艺的大棒。他们在人性和“人性论”之间硬画上了等号：不论作品写的是什么样的人性，一概贴上“人性论”的标签，把它拱手送给地主资产阶级，然后对作者和作品大张挞伐。他们不许写情，不许写爱。谁写了情，就一定是“人情味”，谁写了爱，就一定是“人性论”。就连战场上的英勇牺牲、革命斗争胜利的欢笑，以及战友之间的深情和怀念先烈的泪水，都成了罪不容诛的了。谁写了，就是“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就是“渲染和颂扬革命战争的恐怖和苦难”。描写革命战士壮美胸襟和崇高人情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挨了这种大棒。表现劳动人民深厚情谊和真挚人性的小说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也被这种大棒打翻在地。我曾经写过一些描写革命战争的艰苦困难和战士思想情感的短篇小说，无非是接触了一点父子、夫妇、兄弟、战友之间的关系，描写了一点生离死别的人之常情，也被一律扣上了“人性论”的帽子，被说成是：“用精心炮制出来的孤儿寡妇的眼泪作炮弹，肆无忌惮地攻击革命战争。”
早在十八年以前，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注意到文艺创作中不敢写无产阶级人性的错误倾向。他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问道：“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并且批评有的人“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他尖锐指出：这样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分析来看问题，而是从唯心主义看问题”。这番话，当时就为我们提供了拨乱反正的有力武器。
文艺创作是写人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写人，就要描写活生生的人，就要写人和人的关系，就要写人的特定的悲欢离合的命运和喜怒哀乐的感情。只有把真实具体的人性和人情表现出来，才能创造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才能把阶级性体现出来，形象才能具有艺术感染力量。
文艺要有情，作品要表现革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不仅是文艺的特点、创作的规律，也是为现实生活所决定的。革命人民是最富有人性和人情的。他们有深沉的爱，也有强烈的恨，他们有欢乐也有悲伤，他们为革命流血流汗，有时也流下眼泪。这种情感，这种人性，闪耀着革命的光辉，表现了革命的人性美、人情美。在毛主席写作的《蝶恋花》、《贺新郎》等优美的诗词里，就洋溢着这种深厚的情和爱。“一声周总理，双泪落襟前”，《天安门诗抄》里那些人们用血和泪写下的诗篇，对人民的好总理爱得何等深沉，对“四人帮”恨得又何等痛切！最近听说：贺龙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折磨，身体极其衰弱了，一天夜里晕倒在走廊上。看守的战士把他抱回床上。当他醒来时，听到那个战士在窗口轻声地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贺老总，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帅流下了深情的热泪。这不是最真挚的人性、最动人的人情吗？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正是要发现、搜集、体验、理解这些美好的心灵里所流出的人间最美好的感情，认识这种革命的人性美，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把它们表现得更高、更强烈、更美。
林彪、“四人帮”拿“人性论”的大棒打我们，不让我们描写革命的人性和人情，是毫不奇怪的。他们那卑污的灵魂浸透了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毒液，是一伙灭绝人性、无情无义的丑类，当然不会爱革命人民、不会爱人民之所爱，也必然要把人性抹尽灭绝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我们自己。由于曾经被“人性论”的棍子打过，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在创作中表现人性、人情问题，仍然还是一副精神枷锁。一接触到这个问题，或者杯弓蛇影、心有余悸；或者道理上虽说通了，拿起笔却信心不足；或者身有余毒，还在走“无情最保险”的老路。这些，都说明从理论和实践上澄清问题、解放思想的重要。
当然，敢于在创作中表现革命的人性美、人情美，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个善于表现的问题。真正的人民的人性和人情，只有深入人民的斗争生活，并不懈地坚持思想感情的改造，才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