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不寻常的十月
迎秀 朱克礼
对南斯拉夫首都和许多城市来说，十月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这是它们从法西斯铁蹄下争得解放整整三十五周年的日子。
十月二十日清晨，贝尔格莱德市各界代表和青年学生，迎着秋风，穿过彩旗飘扬的街道，向烈士纪念碑和人民英雄墓敬献鲜花，这是人们庆祝首都解放三十五周年的开始。那一簇簇紫红色和黄色的玫瑰花鲜艳夺目。也许这是庭院中最后开放的花朵了，它们完全可以为自己不怕霜冻和被献给英雄而感到自豪。贝尔格莱德的解放确实该用最美丽的花朵来庆祝。它在历史上遭受了几百年奴役，经历过四十次严重破坏。为了保卫它，多少人抛头颅，洒鲜血。只是在三十五年前的十月，它才第一次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民的城市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
一九四四年十月初，铁托元帅来到距贝尔格莱德东北约八十公里的城市弗尔沙茨，在那里制订了解放首都的作战计划，并下达了“向贝尔格莱德进军”的命令。战斗在十月十三日打响。由于敌人凭借着每幢房屋进行垂死挣扎，整整一周后，十月二十日清晨才把侵略者消灭干净。三天后的傍晚，铁托元帅来到首都。他在经过满目疮痍的市区时，不止一次停下汽车，严肃地注视着住房和学校的断垣残壁，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将建设一个新的更加美丽的首都”。
三十五年过去，贝尔格莱德变得更加美丽了。市区已由萨瓦河东岸扩展到西岸。原来杂草丛生的地方，如今出现了高楼林立的崭新城区——新贝尔格莱德。它的经济发展也很快，同战前相比，已经增长二十九倍。人民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才获得这些成就啊！从纪录影片上可以看到战后初期居民恢复和建设首都的情景。那时商品要凭票供应，一天只有定量的四百克面包。人们扛着锄头，意气风发地列队行进。小伙子们奋力挥舞锄头和铁锹，老弱和妇女排着队一块块地传递着石块和砖瓦……今年十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电视台为了庆祝首都解放三十五周年，又重播了这段纪录片。它使人们缅怀过去，珍惜现在，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每逢解放日，南斯拉夫各地都在庆祝大会上，给各行各业一年来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个人和集体发奖。这已成为传统，是每年庆祝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使人们牢记今天能自由劳动、自由创造的条件是同先烈们的斗争分不开的。各地颁发的奖都有自己的名称，贝尔格莱德的叫“十月奖”。
十月中旬，我们来到塞尔维亚共和国东南部的工业中心尼什市时，恰逢这个城市解放三十五周年节日。我们应邀参加了庆祝大会。庆祝会以少先队员的颂词开始，以反映人民同法西斯占领者斗争的大合唱而结束。除议会主席报告尼什三十五年来的发展成就外，另一重要内容就是颁发“尼什解放奖”。
在南斯拉夫，几乎每个城市和村镇，都有反法西斯战争纪念碑、烈士纪念碑或人民英雄墓。在一些比较重要的纪念地，则有纪念公园或纪念馆。克拉古耶瓦茨市被法西斯枪杀的学生的墓地前，矗立着的纪念碑是一座白色的类似Ｖ字形的雕塑，象征双翅受伤未能飞翔的小鸟。这些纪念物是对为祖国自由而献身的烈士们的永恒纪念，也是用来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课堂。
一九四一年十月，在克拉古耶瓦茨及其周围，人们打死打伤了上百个德国侵略者。敌人疯狂报复，他们下令：“打死一个德国人，要由一百个南斯拉夫人偿命；打伤一个德国人，要由五十个南斯拉夫人偿命。”于是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当时，克拉古耶瓦茨市总共才三万多人，而敌人一天就屠杀了七千三百人。鲜血，染红了郊外的山坡。这一天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三年后的同一天，人民军队解放了这个城市。这十月二十一日啊，克拉古耶瓦茨人怎能不隆重纪念！年年此日，在反法西斯战争牺牲者的纪念碑前都举行“大课”。今年是三十五周年，参加“大课”的不只是青年人，几乎倾城出动了。纪念公园绿色的山坡上挤满了人。会上，诗人拉迪切维奇朗诵了自己的新作，一位音乐家专门配了乐曲。当诗人高声朗诵：“怎么回事？一个就顶一百个？”这时，人们齐声歌唱：“可爱的儿子们，你们竟同日同时献出了生命……”。许多人激动地落泪了，人们上了永志不忘的一堂真正的“大课”。（附图片）
克拉古耶瓦茨市被德国法西斯残杀的学生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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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腾的多瑙河三角洲
李宁来 张启华
如象绿色的锦缎，美丽的多瑙河逶迤在罗马尼亚的土地上。
我们泛舟多瑙河三角洲那天，薄雾轻笼，水天一色。游艇在开阔的河面上轻快前进，迎面不时驶过一艘艘巨大的货轮，水上运动爱好者驾着快艇疾驰，满载游客的客轮缓缓滑动……整个多瑙河三角洲，显得既繁忙，又幽静。这使我们不禁想起有关这个三角洲的传说。
古远年代，这儿并没有三角洲。多瑙河流经欧洲的群山和大森林，到达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象一座接天巨坝，挡住去路。于是，愤怒的河水猛烈咆哮，冲击着喀尔巴阡山的岩石。就这样，不知经过多少年月，河水终于胜利地冲决了堤坝，倾泻而下，自由自在地进入黑海。二千多年以前，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亚里斯多得，就是这样描写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搏斗的情景的。从那以来，多瑙河日日夜夜把它从上游带来的泥沙淤积在出海口，逐渐形成三角洲。现在，多瑙河三角洲的面积每年仍然有所扩大。由于这些情况，以及这里生长着品种繁多的动植物，科学家们称三角洲为欧洲最大的地质、生物实验室。
一声水鸟鸣叫，打断了我们的思路。猛抬头，游艇已进入河叉中。两岸是一望无边的芦苇丛，游艇就在苇叶形成的曲折河道中迂回前进。陪同我们的罗马尼亚同志指着在轻风中摇曳的芦苇说，三角洲不仅风光美丽，资源也很丰富。但解放前千百年，这里却是人们“遗忘的土地”。解放后的一九六二年，罗马尼亚政府作出开发三角洲的决定。现在，芦苇的收割和运输已全部机械化，还在附近设立了几个加工企业，以芦苇作为原料生产纸张、化工产品、建筑材料和纺织品等，因而人们称芦苇为“沙沙作响的黄金”。
鱼，是三角洲的又一富饶资源。在芦苇丛生的河道中，生长着鲤鱼、鲟鱼等六十多种鱼类。九月，正是捕鱼的大忙季节。我们经过的地方，一些渔工正悄悄地在小船上等待拉网，有些渔工把活蹦乱跳的鲜鱼卸到岸上。他们一年可向国家上交数万吨鲜鱼。当我们的游艇途经渔业加工站时，工人们热情地把半筐鲜鱼送上游艇，请中国同志尝尝他们的劳动成果。主人随即在船头剖洗，一时煎、炸、煮，做出三大盘，味极鲜美。在另一个渔业加工站，主人特意安排我们看从中国引进的白鱼和草鱼。由于这儿水草丰美，有的草鱼长到十来公斤，肥嫩喜人。
夜色深沉，游艇靠在一个码头边。我们敲开一家旅馆的大门。这家旅馆的建筑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芦苇，雪白的墙壁和露在墙外的黑木构架，远远望去象是一座大“茅屋”。但这是一座有现代化设备的“茅屋”。旅馆附近水边，有一座别致的空中舞厅，是由一根粗水泥柱擎着的一个凉台，约四层楼高。晴朗日子，游客在上面边跳舞、边欣赏湖光水色。每年到三角洲来的游客近十万人。为了发展旅游业，这里正在筹划扩建现代化旅馆。
归途中，主人特意选择一段湖泊纵横的水道。这儿河道狭窄，垂柳夹岸，游艇只能慢速行驶。这使我们能够从容欣赏柳荫下浮游的塘鹅、鹈鹕、天鹅和野鸭。主人笑着说：“三角洲还被称为‘鸟类的天堂’哪！”他说，有些鸟类不知多少年代以来就在这里繁衍，有的候鸟，在春、秋季漫长的旅途中，特意来三角洲停歇几个星期，待到疲劳消除，再继续它们的旅程。有些鸟类干脆把三角洲作为它们理想的“产院”和“托儿所”，夏天到这儿产卵孵化，“抚养”雏鸟，待到秋天，小鸟羽毛丰满时，就领着它们飞往温暖的地方。春天，是三角洲最热闹的季节，许多候鸟从非洲南部、尼罗河流域、波斯湾等地返回这里。那时，连同在这里长期生活的鸟类一起，几乎有三百多种鸟类在这里喧闹、欢腾……
听着主人的描述，我们眼前好象出现了百花盛开的春天，羽裳斑斓的无数鸟儿在争试歌喉。不，他们在合奏，合奏的也许正是幽美的罗马尼亚名曲《云雀》。是的，它们在歌唱被开发了的三角洲，歌唱为三角洲的繁荣和欢乐而劳动的人们！（附图片）
美丽的小鸟在幽静的多瑙河三角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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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平凡
——科龙贝行遐思
朱启平
汽车停在从巴黎去科龙贝—双教堂路上一家花店门前，我们下车选购了一盆洁白的菊花，捧上车，继续这往返千里的旅程。
车在田野间平坦的公路上疾驶。十月中旬的这一天，秋阳朗照；法国的农村，恬静美丽。地里庄稼已经收割，不时看见猎人携枪漫步搜索，一条小狗前后欢奔。庄稼地里和边缘上的丘陵丛林中，不知哪里会窜出一只野兔来哩。
然而，我的思绪不太能够使我欣赏田野风光。上了年纪、生于忧患的人，看见这种安适景象，反而容易勾起往事，产生对比。更何况我们此去是专程瞻仰戴高乐将军的墓地。
初次知道戴高乐将军的名字，早在抗战时期，在四川重庆。那时我在报馆工作，天天接触到国内外战局的发展。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前方节节败退，后方物价飞涨，和谣蜂起，人心浮动。只有西北、华北，人民抗战的烽火遍地燃烧，越烧越旺，鼓舞全国人民打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在欧洲，希特勒侵占波兰，在积极准备后，突然发动西线战事，以强大的机械化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突入法国。法国军方昏庸无能，指挥失当，兵败如山倒。巴黎的政府惊惶失措，屈膝求和，在维琪成立贝当政府。半个法国被纳粹占领，另外半个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法国人民奋起反抗，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戴高乐。他当时不过是个陆军部的副部长，毅然决然，挺身而出，高举民族抗战大旗，发动“自由法国”的抵抗运动。
这是战火纷飞、风雨晦冥的日子啊！
车窗前，远处是一座树木葱茏的小山头。翠绿之中，一个棕色的双十字架高耸入云，那是“自由法国”的徽号。戴高乐将军之墓快到了。
司机没有在小山脚下停车，而是绕向前去，直驶附近一个小村落，停在一座教堂前的小小空地上。教堂可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建筑物，屋顶墙壁，饱经风雨，有一点败落景象。一道半圆形的短垣，拱绕着教堂。教堂周围是一个个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墓，一个挨一个，稍稍隆起地面，是石头砌的，上面竖着或者浮雕着一个十字架，墓碑上写着死者的姓名。戴高乐将军的墓在哪里呢？我们捧着菊花，沿着墓丛中的小径，缓步寻觅。
真使我惊呆了。戴高乐将军的墓，就在小径尽头，也是以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长方形，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分线，分线左侧的石面上写着：“安妮·戴高乐，一九二八——一九四八”。右侧的石面上写着：“夏尔·戴高乐，一八九○——一九七○”。墓首有一个以同样的石头琢成的十字架。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前一个花瓶，插着杂色的花朵，大概是从本村中采撷来的。那白色稍带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头，多半是用来镶马路边的。就在这小小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头看那朴素、简单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觉得面前是一个新的境界：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达的！
说惊呆了，是由于我对戴高乐将军安葬的情况略有所知。他在一九七○年十一月九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全法国一片悲声。将军生前遗言葬在他女儿身边。女儿生来有病，二十岁夭折，作为父亲，是十分痛心的。将军的葬礼俭朴，不吹号，也没有乐队奏哀乐，教堂举行弥撒时，没有讲话。将军的棺木，由一辆战车运到教堂前，是本村青年抬往墓穴的。棺木是三百五十法郎（当时约合六十三美元）买的。……我真没有想到，将军之薄葬，到了如此地步。但是，法国人民深深铭记着将军对法兰西民族的丰功伟绩。就在科龙贝—双教堂举行葬礼的同时，巴黎五十多万群众冒着秋雨，自发涌上街头，在雄壮的《马赛曲》乐声中，迈着沉重的步伐，汇集到爱丽舍田园大街近旁的凯旋门广场，表示深切的哀悼。
教堂周围是几十户人家的村落，古树旧屋，没有任何修饰。这地方，离开最近的火车站有十多公里，也没有直达这里的公共汽车。谁要来，只能开车。就在我们徘徊沉思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法国人来到墓前，默默注视着墓石，没有人谈笑，说话声音都低低的，生怕惊动了父女的安眠。这时还开来了两辆大旅游车，那显然是外国的游客。他们走路，脚步也特别轻。
离开墓地，我们驶往小山之麓，登上山顶。那双十字架，立在一片草坪上，由许多石块垒成，护以钢筋，有十多层楼高，拔地而起，直指青天，昂然独立，睥睨四野。周围林木森森，纵目远眺，田野和森林，交织着伸向天际。这当然是为纪念戴高乐将军而立的，然而代表了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光荣。
戴高乐将军是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他为法国政治带来了稳定。政治上的稳定导致了经济上的发展。他排除万难，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本人的政治生活是波涛起伏的，最后一次参加公民投票后，就不当总统了，退居科龙贝—双教堂。政府按规定对退职总统提供的费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给他的宅邸，他拒绝迁居；他靠自己的稿费度日，还为了纪念夭折的女儿，把自己大部分的钱捐作儿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后，戴高乐夫人住进天主教基金会办的养老院，不要政府津贴，不要儿女供养（除早亡的女儿外，戴高乐夫妇还有一子一女），不与外界往来。她已七十九岁高龄。当我们离开巴黎时，她因病入医院，但旋即去世。
“每当历史最恶劣的时候，我的义务就是把法国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是戴高乐将军的名言。他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然而他还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一个严格按照国家宪法办事的人，一个不要特权的人，一个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杰出政治家、法兰西民族的伟大战士，他来得光明，去得清白，丰功伟绩，皎皎晚节，永远是法国的骄傲。
暮色苍茫中，我们驶返巴黎。我们惦记着那盆洁白的菊花。在戴高乐将军父女墓前，除了那一瓶，别的花是不让放的。但是在他墓的斜对面，有一大如圆桌面的平台，上面放着几块戴高乐将军的战友和其他人送的大理石纪念牌。我们的菊花就放在一块镌有将军姓名的石牌前。（附图片）
一九四四年八月，巴黎解放的第二天，戴高乐将军（前排右起第二人）即率部入城，通过凯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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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花”与星洲
郭保卫
我们在繁花似锦的日子里应邀到新加坡访问演出。在这个马来半岛南端的花园之国，人们对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喜爱与关心，使我们很受感动。新加坡，人们往往爱称它为“星洲”。我们到来前不久，这里放映的我国两部影片《刘三姐》和《五朵金花》，深深地吸引着无数观众，特别是青年人。
陪同我们访问的新加坡朋友对《五朵金花》经常赞不绝口。他们不约而同地谈起这部影片和扮演人民公社副社长金花的杨丽坤：“五朵金花都具光彩，演副社长的金花更可爱。”一位来向我们学习舞蹈的青年印染工人告诉我们，《五朵金花》放映期间，经常出现“爆满”。“爆满”，是当地群众形容入场券转瞬即被抢购一空的盛况。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说，他全家一起看《五朵金花》已经四次了，但他还要看。每天为我们驾车的司机，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当他谈起这部影片时是那样兴奋：“呵，《五朵金花》好！杨丽坤，好，很好！”新加坡一些报纸也发表了赞扬《五朵金花》的影评。
新加坡许多文艺界同行和群众在与我们谈起《五朵金花》时，都十分关心杨丽坤的近况。使我们难忘的是有这样一位女青年，我们每次演出，她都来观看。而且，每次开演前，总是早早地等在剧场门前。我们一下车，她就过来一一握手。一次，我们演出后，她来到后台和我们叙谈。她说，《五朵金花》描写的是中国云南白族青年男女的劳动和爱情故事，内容新颖。接着就关切地把话题转到杨丽坤，她说：“我从报上看到杨丽坤遭受迫害的消息后，心情很不舒服。”她惘然不解地问：“‘四人帮’为什么要虐待那样一位被人们称颂和热爱的女演员呢？”她关切杨丽坤现在的病情，询问“是否可以请她来新加坡治疗。”我们在场的几个同志都被她对杨丽坤的真诚关怀感动了。是呵！各国人民的心是相连的，一部好影片或一个优秀演员，决不会因邪恶势力的攻击和诽谤，而失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告诉这位女青年可以放心，杨丽坤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怀下受到积极治疗，健康正在一天天恢复。她认真地听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们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晚餐后，这位每天都与我们见面的女青年又来到旅馆。她在和我们依依话别时，恳切地对我们提出要求：“请你们代我和新加坡的许多朋友，向杨丽坤问候；请转告她，我们祝愿她早日康复、重返影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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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外生命的探索
陈久庚
银河系可能有高级生命
据天文观测，除火星和地卫六以外，看来似乎可以肯定，太阳系的其余行星和卫星都不具备生命存在的必需条件。那么，宇宙中的其它天体会不会有生命？现已基本清楚，生命起始于化学演化。作为形成生命物质基础的氮、氢、氧和碳四大元素，不仅存在于地球，而且广泛地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当化学演化进展到生物演化时，生命便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高级的有智慧的生命形态。因此，宇宙中除地球外的其它天体，只要具备充分的必要条件，生命和“人”的出现就是必然的。
在我们所处的银河系里，恒星的总数约有一千五百亿颗。有人估计，银河系约有六亿四千万颗行星已有某种生命形态。地球上出现生命形态至少是二十亿年前的事，而出现智慧高于猿猴的生物则不过一百万年左右，即为前者时间的二千分之一。如果按此比例来设想，在一切有生命的行星当中应有二千分之一为有智慧的高级生物所占有，则银河系可能有三十万颗行星居住着高级的有智慧的生命。又有人估计，银河系约有五百亿颗行星，其中有“宇宙人”的约一百万颗，比例是五万分之一。此外，其它的河外星系中，还有大量的行星可能具有类似地球这样能孕育生命的条件，或居住着各种生命形态。因此，不少天文学家都同意，在许多行星上存在高级的智慧生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寻找“宇宙人”
目前，已有人在设法寻找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有智慧的高级生命。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和设想的方案有：
发送飞船登门拜访 地球人乘飞船去银河系中可能有生命的星球，直接会见“宇宙人”。按现有的技术水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例如，到最近的一颗恒星比邻星，乘飞船往返一次需八万年，无论如何，人的寿命是达不到的。因此，只能发送无人飞船。美国科学家在“先锋”十号和十一号两艘飞船上放置了金属问候卡，说明了地球与太阳的位置，描绘了太阳系以及男人与女人的图形。“航行者”一号和二号两艘飞船，则各携带一张唱片，上面录有六十种语言的问候词句，一百一十六幅描绘地球上风土人情的编码图片，以及一小时半的名曲音乐（其中有中国《流水》古乐一曲）。“先锋”号观测木星后，将飞入太阳系外的太空。“航行者”号飞过木星，转向土星后，也将飞向更遥远的太空。期望“宇宙人”能截获这些飞船，得知地球人求访，从而取得联系。
向宇宙人发射联系信号 发射无线电以及激光、中微子等，同“宇宙人”通讯联系，比发送飞船简便和容易得多。一九七四年，美国天文学家向武仙座梅西尔十三号球状星团，发送了信息。梅西尔十三号球状星团大约包含三十万颗恒星，距地球约二万五千光年。如果这个星团有“宇宙人”，而且他们收到这些信息后立即发出回电，也要五万年后地球人方可得到答复。
“宇宙人”来探望 “宇宙人”乘飞船来地球，同样也要解决速度和寿命限制的问题。再者，即使可能有生命的星球有上百万颗，每年各发送十万艘飞船，其中可能进入太阳系的也只是寥寥无几。因此，在同地球人取得联系之前，“宇宙人”发送飞船探望地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此外，地球上能引起“宇宙人”注意的信号，如无线电通讯、核爆炸等，问世仅几十年，它们向外太空传出的范围不过几十光年，远远小于有生命星球之间的平均距离。这也就是说，在已经传输到的电磁波空间范围内，很可能连一个有生命的星球也没有。如果有的话，大约在“宇宙人”截获这些信号几十年之后，我们才能收到“宇宙人”发回的信号。
收听“宇宙人”的信号 就是从宇宙的天然无线电噪音中，检测出可疑的信号，进行分析辨认，确定是否智慧生物有计划发射出来的信号。一九六○年以来，美国、苏联和加拿大等国都在开展这项工作。
据称，似乎已检测到有十来颗恒星发出异常信号，但是否为“宇宙人”播发，不能肯定。今后随着空间射电望远镜的问世和建造更灵敏的射电望远镜阵列，也许会得到肯定的结论。（续完）（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