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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
李平
最近，北京的部分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召开了三次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举行座谈会，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目标问题。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调查组理论与方法组全体会议，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首都的一些报刊也陆续发表了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文章。可以预料，这个问题将广泛深入地讨论下去，对我国经济生活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影响。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在经济战线引起这样大的重视，不是偶然的，是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密切相关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集中三年的时间，对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半年多以来，各个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总的说来，还进展不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或者不能真正承认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因而对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状况估计不足，对于调整国民经济的迫切性认识不够，在思想认识上不统一。
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最主要的就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对于这个问题，列宁讲得更明确些。他强调，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的目的应当是，“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对普列汉诺夫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37页）。斯大林第一个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并对这个规律作了表述。他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是说得明确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对于这个问题并不都是搞得很清楚的。在苏联，雅罗申柯就不同意斯大林的表述。他认为，斯大林的表述“不是从生产占首要地位出发，而是从消费占首要地位出发的”。他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应当表述为，“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日益完善”。也就是说，生产是目的本身。为此，斯大林对雅罗申柯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主要讲了三点：（一）这里的问题不是消费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它的主要目的——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二）雅罗申柯把生产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弄成生产增长是为了生产增长，生产是目的本身，而人及其需要却被取消了。（三）为生产而生产，跟满足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亡的。
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正确估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提高调整国民经济的自觉性，明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方向，很有启发。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就会深深感到：我国农业的发展是很不理想的。农业的增长不仅不能满足工业增长的需要，而且由于农业人口的增长，八亿农民的生活很少改善，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生活还很困难。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国轻纺工业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许多主要轻纺工业产品数量不够，品种不多，质量不高。今年以来，由于主要农副产品提高收购价格，一部分职工将提高工资，消费品可供量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差距很大，明年后年还会继续扩大，矛盾是相当尖锐的。这些年来，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特别是重工业的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据一九七八年底普查，全国在建项目六万多个，远远超过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的可能。一九七九年基本建设战线并未有效地缩短，甚至有拉长之势。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挤了简单再生产，挤了农业、轻纺工业，挤了人民生活。长期以来，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积累率过高，对生活欠账太多。相当长的时期，农民收入增加不大，职工工资水平很少提高，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如果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运用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观点看问题，就会痛感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确实严重，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非常迫切，非把这件事情抓紧抓好不可。反之，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明确，甚至把生产当成目的本身，人及其需要就会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就会看不到农业、轻纺工业的长期落后，就会感觉不到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的生活很苦，就会认为基本建设规模并不大，这些年积累率并不高，也就不可能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现象有足够的估计，就会对调整国民经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许多同志之所以觉得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之所以主张广泛深入地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是期望通过弄清这个问题，使我们的同志的思想一致起来，同心协力把调整工作搞好。
国民经济必须调整，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各部门都说要调整，但几乎又都认为自己这个部门是短线。大家都说是短线，怎么可能调整呢？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短线，什么是长线，而要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就有赖于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弄明白。因为孰长、孰短，有个按什么来要求的问题。如果把增长速度的要求定得很高，各个部门都会觉得离这个要求相距很远，都会认为自己这个部门是短线。如果把增长速度的要求定得符合实际，拿这个要求去衡量各个部门的发展，有些部门就不是短线而是长线了。从经济结构这个角度看，用重轻农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去衡量，本来是长线的部门也不觉得长，相反还会觉得短；用农轻重的合理的经济结构去衡量，那些本属长线的部门就难以说其短了。弄清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从不断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出发，就会实事求是地去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会努力寻求合理的经济结构。在这个大前提下，什么是长线，什么是短线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当然，解决长线、短线的问题，还有技术政策、消费政策等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正确制定，也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我们这次调整，不仅是要自觉调整比例关系，使农轻重和工业各部门能够比较协调地向前发展，使积累和消费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而且要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就是要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里，有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有计划工作方法的问题，有经济民主的问题，但是从指导思想上说，有一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为什么我国的农业长期不能适应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为什么我国的轻纺工业长期发展缓慢，消费品供应不充分？为什么我们讲了二十年的农轻重，而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却长时期是重轻农？为什么积累与消费比例长期失调，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为什么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而人民生活的改善却十分慢？为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长期存在而得不到解决？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有没有一种思想、一个理论在起作用，或者说是不是有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运用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如果能够把这个思想、理论找出来，就会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和产生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就会有一个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去解决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一系列问题。结合我国经济生活的实际，重读斯大林对雅罗申柯的批评，我们找到了那个错误的思想，就是为生产而生产的观点；我们也找到了那个正确的指导原则，就是生产是手段，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是目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尽管我们用了很大的力气，解决了目前存在的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但在搞好了这次调整之后，如果继续用为生产而生产的观点去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若干年之后，又会发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又要集中几年的时间搞一次大的调整，如此周而复始，形成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我国六十年代前期，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但是在十年之后，又出现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就与我们没有真正搞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因而不能有效地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在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上发生偏差有关。这个事实说明，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来一次大讨论，是何等的重要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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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月上旬，我们收到黄恒瑄同志的这篇稿件，并把编后寄给武宣县委征求意见。武宣县委派人前往调查。调查的同志基本上肯定了这篇稿件，但县委有的负责同志听了汇报后，认为调查的材料没有说明问题。又第二次派人去调查，其结论同第一次大不一样，说这个生产队违背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县委给本报的答复，基本上否定了这篇稿件。后来《广西日报》也收到这篇稿件，派记者作了调查，真相大白：黄恒瑄同志的报道基本属实。党的政策明明规定，劳动计酬的三种形式都可以，当地干部和群众乐意实行哪一种办法都行，领导不能横加阻止。武宣县有的领导同志，不认真研究政策，认为分作业组会把全县搞“乱”了，因此限制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行动，显然不利于生产发展，希望能从这件事吸取教训。
——编者
不是倒退 而是向前
今年夏收夏种时，我们县财贸战线支援“双抢”工作组六人，来到东乡公社长龙大队堡村支援“双抢”。刚进村，就有人向我们反映：堡村第十一生产队有人罢工了，到现在晚造尚未插下一蔸。为什么不搞生产？我们向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了解情况，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开春，堡村第十一生产队根据党的农村政策，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划分成三个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社员劳动积极性很高，全队只用八天时间就完成了九十二亩田的插秧任务，比往年提前了六天。
可是，社员们正准备开镰收割早稻时，从上面刮来了一股冷风，有人把包产到作业组说成是“倒退”，不分青红皂白，强迫生产队并起来。堡村第十一生产队在这种压力下，把三个作业组合并起来了。但这个队的干部、社员思想不通，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被迫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对抗这种错误做法。
为了把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搞好“双抢”，我们同这个队的干部社员一起学习两个农业文件，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全队社员民主讨论，重新恢复作业组，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又起来了，全队抢收抢种进展很快。今年早稻，三个作业组都增了产，全队总产量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社员们说：这是党的政策给我们的好处，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不是倒退，而是向前。
广西武宣县商业局 黄恒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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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作业组引起的风波
《广西日报》十一月三日以《实行联系产量生产责任制引起的风波》为题，发表了堡村第十一生产队的调查，调查说：堡村第十一生产队今年春在实行分组作业的过程中，除了把劳力、耕作区、耕牛、农具等相对固定到作业组管理使用外，山林、农机、仓库、晒场、鱼塘等生产资料都坚持了生产队集体所有，没有分到作业组。他们从一开始就规定要坚持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统一完成公购粮和“双超粮”任务，没有改变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可是，上面有人不同意分组，要分了的都并起来。在今年六月下旬县里召开的一次三级干部会议上，堡村第十一生产队所在的东乡公社的一些同志向县委农村部提出，希望能派人下去调查，看分作业组究竟好不好？并提出，既然党的政策允许，还是让群众试一下，领导可以下去总结经验，帮助完善。他们的这种要求，当场受到了参加会议的一位领导同志的指责，说什么“你们还想完善呀？还没吃够分组的苦头呀！”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会上说这是“前进与倒退的斗争”。接着县委从部、委、办、局机关中，抽调了三十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下到东乡公社搞并组并队。在这种情况下，堡村第十一生产队只得并起来。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被迫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同这种错误做法进行对抗。
调查最后说：全队社员经过民主讨论，从七月二十九日起又重新恢复和健全了作业组，并把“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起来。恢复作业组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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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还是产销直接见面好
——与周国祥同志商榷
石瑞夏
周国祥同志在谈到四川宁江机床厂进行以销定产、产销结合试点的情况时说：“宁江机床厂这样搞，其他机床生产企业也都这样干；机床这样搞，别的产品也都这样干，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见本报十一月十九日二版《对“产销直接见面”的一些看法》）。为了统一认识，搞好改革，我愿就这个问题谈一些意见。
搞产销直接见面的试点，是当前计划、分配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它的意义，在于使我们的生产和分配这两个环节更好地反映客观实际。就以宁江机床厂为例，试点前，主管生产和分配的部门，都认为它的产品是“长线”，没有人要，要把计划削减下来。但工厂调查的结果，说明不是“吃不饱”，而是“吃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物资分配部门掌握的需求，既不全又不准。大量的社会需要，包括全国许许多多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进行革新、挖潜、改造的需要，他们未能掌握，也不可能完全掌握。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由国家直接拿钱来改造企业、革新设备的情况会逐步减少，而由企业自筹资金添置设备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如果还是沿用老办法，社会的需要就更无法掌握了。二是层层设卡，申请分配手续极繁。一个工厂如需要本省内生产的设备，就得通过物资系统，层层申请，一直报到国家物资部门，经批准后再返回去，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有时还拿不到东西。实行产销见面后，这个问题可以比较好地解决。实际上，这是从下而上地订计划，搞分配，有助于纠正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订计划、搞分配，以克服脱离实际的倾向。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包括人民生活的需要。如何去满足，不仅有数量问题，还有质量和品种规格的问题。这只能通过产销直接见面才能解决好。过去，宁江机床厂生产的附件，用户拿到手后，有的不能用，有的需要改制，造成浪费。产销直接联系后，厂方按用户要求供应附件，并把机床调试好，用户拿到机床，就可投入生产。
周国祥同志在文章中说：“宁江机床厂的作法，没有很好体现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销”本身体现了客观的需要。工厂把客观需要集中起来，经过主管部门综合平衡制订出计划，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宁江机床厂的计划，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它的计划编制、审定和综合平衡的过程，就体现了计划调节的精神。云南重型机器厂调查了省内外几十个用户单位以后，发现原生产的球磨机、破碎机、卷扬机，需要量减少，而吊车、小型轧机需要量很多。这个厂主动掐去“长线”产品，增产短线产品，来满足用户需要。这样做，就补充了主管部门所订计划的不足。这难道不是体现了计划调节为主吗？！
周国祥同志还认为，宁江的作法，不能保证国家重点需要，对四化不利。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宁江机床厂计划明年生产八百五十台到一千台机床，其中，预留了几十台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需要，如不够，还可以增产。主管部门还规定，工厂要优先完成出口任务，努力满足轻工、市场的需要，生产和交货的次序都按这一原则进行。这不是保重点又是什么？怎么能说对四化建设不利呢！
在周国祥同志看来，似乎是产销见面事实上不可能。他说：人们“需要一件衣服或某种其他商品，只能和商店见面，不需要也不准许买衣服的人到生产衣服的工厂或纺织厂见面。”这里，且不谈许多人直接到缝纫工厂去定做衣服的事实，只说一下市场上出售的通用服装是怎么来的。是缝纫工厂主观设计、生产出来的吗？不是。那是调查了大量的用户，甚至经过不少人试穿试用，才搞出来的。这不是“产销见面”又是什么呢？所以，对“产销见面”，不能只简单地看成一个生产工厂和若干个用户坐在一起；应看到书信来往，派员互访，展销等等，都是产销见面的好形式。
目前，许多地区和企业，为了安排好一九八○年的生产，正采用产销见面、以销定产的办法。由于用户“择优选用”，促使生产企业提高质量，发展品种，降低成本。为了承接更多的任务，生产企业之间有了竞争。这种竞争，有利于冲击“官商”、“官工”的旧习，比行政手段的作用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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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修理行业随意收费应予整顿
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在检查修理行业的收费价格中，发现当前钟表修配收费价格混乱、质量低劣的情况比较普遍。尤其是武汉手表元件厂中心门市部，接修钟表随口说价，漫天要价，擅自抬高收费价格，比较严重。我们抽查这个门市部接修的三十只手表，其中有二十八只收费标签上有洗油、洗锈、配摆芯、配把芯、修理中心轮等项目。把十九只标有配摆芯的手表打开检查时，有十八只摆芯完好，根本不需要修配摆芯，多收配摆芯费九角五分。
这个门市部本属合作单位，是丙级修理店，而他们却按乙级店的收费标准收费。据了解，这个门市部擅自提价和提高收费级别，已有十多年之久。
这个门市部还巧立名目，蒙哄群众。象钟表洗油本身就包括洗锈，而他们接修的手表，除收洗油费外，还巧立洗锈项目，额外收费四角五分。
违反物价政策，多收乱要的现象，不仅是钟表修配行业的问题，在其他修理行业如缝纫机、自行车、照相机、电视机、收音机以及服装等修理行业中也存在。建议有关领导部门应对修理行业的收费价格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整顿。
武汉市百货公司 肖毓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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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外贸中心正在积极筹备
新华社广州电 我国第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广州外贸中心正在积极筹备，不久即将正式成立。
这个外贸中心是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机关改设的，利用广交会大楼进行业务活动，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受外贸部和广东省革委会的双重领导。
广州外贸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为办好每年春、秋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服务；为我国外贸公司在交易会闭幕后举办的各种小型专业性交易会服务；办好出口商品的现货外汇商场，出售中国出口商品的现货，寄售一部分为外宾、华侨和港澳同胞需用的外国商品，并负责承办邮购和托运业务；接受世界各国、各地区厂商举办展览。
广州外贸中心已开始进行接受各国、各地区厂商前来举办展览会的洽谈。第一个由外国厂商举办的展览会，将于下月在外贸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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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蕲春县供销部门职工
积极为农副产品打开销路
据新华社武汉电 湖北省蕲春县供销部门积极为农副产品打开销路，使农民增加了大批现金收入。
这个县供销部门除了新增设十五个日用杂品门市部外，还先后派出三十多名推销员，到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去推销本县产品。在他们协助下，全县许多滞销产品变为畅销货。对于社队企业已经加工的质量低次、式样陈旧的手工产品，供销部门有的依质论价，收购进来，经过加工修整后销售出去。有的组织技术力量，帮助他们提高质量，改进式样，打开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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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弋阳县饮食门市部的青年们，积极学习技术，热情招待顾客。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