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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端正思想路线 肃清学大寨中极左影响
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国庆讲话，以实践为标准，正确总结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
新华社太原十一月二十日电 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不久前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武器，总结前几年在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澄清了许多思想问题，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山西日报》十一月三日发表中共晋中地委的文章：《尊重客观实践，肃清极左影响》，报道了晋中地委总结回顾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前几年，晋中地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学习大寨艰苦创业的精神，不断地改变生产条件，积极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地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指导思想上，犯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在实践中违背了发展农业的自然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妨碍了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影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把大寨这个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先进典型神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典范”和“全面专政”的典型，从而扩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是在三年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伟大胜利，为了加速农业的发展而提出来的。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基本经验作了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下，晋中地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寨的经验被严重歪曲了，导致在农村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学大寨运动引向歧路。过去地委在所谓“重新认识大寨经验”时，错误地提出：大寨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始终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自觉地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还说：“大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天也没有放松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顿过政治、思想、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天也没有放松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因为把大寨经验当作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经验，这就势必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当成是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政治运动。在学大寨的运动中，强调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但是在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解释的情况下，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乱批乱斗的情况，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由于把大寨经验当作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经验，所以在整党整风中和一些会议上，把对大寨的“态度”作为主要内容之一，进行“典型解剖”、“路线分析”，伤害了许多同志。由于所谓对大寨的“态度”标准和“感情”标准的影响，在对待和使用干部方面，就有一定的片面性，影响了党的干部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致使有些同志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不正之风滋长起来，而另一些同志的积极性却受到了限制和压抑。
由于把大寨经验当作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经验，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在各条战线上，都把大寨作为学习的榜样，把学大寨运动推及全区各个领域，如“教育学大寨”、“卫生学大寨”、“财贸学大寨”、“体育学大寨”、“文化学大寨”等等，总之，把大寨经验当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普遍真理”。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一）在领导学大寨运动中，用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的统一模式，在全区生搬硬套。各地如有别的做法，就指责为“掺假”、“走样”。比如，大寨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办法，不少的大队、生产队反映推广不了，他们说：“评工开会没人吭，会后意见乱纷纷，上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所以人们把“大寨工”，叫做“大概工”。但地委却认为，这是对大寨经验的“贬低”和“诬蔑”，是假学大寨的具体表现；不顾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这些正确意见，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硬要在全区推广。事实上，不少生产队怕扣上“假学大寨”的帽子，明报实行大寨评工法，暗搞定额管理。
地委曾强调，既要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也要学习大寨的具体经验，否则，就是对大寨经验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甚至还无限上纲，说什么“是不是认真学习推广大寨经验，就是高举不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这就更把大寨经验“神化”为人们不敢触动的“禁区”，更加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在基本核算单位过渡问题上，地委也有很大的片面性、盲目性。本来，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是受客观条件制约而不是凭主观意志决定的。实践证明，“六十条”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是适合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的。而这些年来，地委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实事求是，总认为核算单位“大比小先进”，“大比小革命”，无视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盲目地强调积极过渡，实际上搞了“穷过渡”。到一九七七年，全区大队核算的单位由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三十九扩大到百分之七十一。结果，相当一部分单位出现了“大队共了小队的产”，“穷队拉了富队的腿”，以及管理混乱等许多问题，使集体经济遭到了损失。
（三）在贯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方针上，地委的指导思想同样有极大的片面性。其表现是，只注意抓粮食生产，忽视抓林、牧、副业的发展，看不到林、牧、副业与农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由于把粮食产量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所以在作物种植上，只偏重于高粱、玉米等高产作物，忽视了群众多方面需要的小杂粮。对于那些自然条件不适宜发展农业，而恰恰有利于发展林、牧、副业的地区，没有因地制宜地去进行经济规划和分类指导；甚至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多种粮食，只搞工程措施，忽视生物措施，有的还毁林开荒，毁草造地，破坏了生态平衡，搞了瞎指挥，违反了自然规律。
第三，把农业学大寨同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对立起来，妨碍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在学大寨运动中，地委错误地认为“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出现了许多同党的现行政策相对立的做法。例如：
（一）把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去限制，以至取消。到一九七八年，全区社员自留地由集体代种的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社员的家庭副业，有的地方只限于“一猪、一树、一鸡、一兔”，社员房前屋后的树木，有的收归集体，有的严格限制；农村集市贸易，有的“取代”，有的关闭，有的被取缔。这些做法，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二）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问题上，一方面只强调“各尽所能”，而忽视“按劳分配”；另一方面，在强调“各尽所能”的时候，过分地夸大了精神作用，忽视了必要的物质利益，还错误地把“物质鼓励”当作“修正主义”去反对。说定额计酬“不仅会使人们斤斤计较工分，而且会导致两极分化”，又说“这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人与人的一种正常关系”。这些论点，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四人帮”反动经济纲领流毒的反映。又因为受“穷革命，富变修”的反动理论的影响，往往用小农经济和平均主义的观点去理解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劳动报酬上，不仅不鼓励多劳者多得，而且还作了一些不合理的限制，生怕一部分农民首先富裕起来，成了所谓“暴发户”。
由于没有认真贯彻“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所以在农村就出现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在执行分配政策上，混淆了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界限。
（三）破坏了生产队的所有权、自主权，违反了等价互利原则，侵犯了社员的民主权利。这些年来，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往往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只强调大队、公社的领导权，而忽视生产队和社员的权利，在劳动管理、财务管理、计划管理、农机管理和生产指挥中，往往是上面说了算，自上而下地用行政命令手段去指挥集体经济活动，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在经济上违反了队与队、社与社之间“自愿互利”的原则，特别是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搞了“一平二调”。据一九七八年八月统计，近四年来，全区搞农田基本建设，向非受益队共摊派粮食一千一百万斤，现款一百四十万元，劳动日一千五百万个，物资折价一百二十万元，违犯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至于社员的民主权利，就更得不到尊重。所有这些，都严重地挫伤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大家一致认为，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给了各级领导以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主要是：
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离开了这条思想路线，就丢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必然导致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上发生一系列的错误。
二、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因此，必须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决不能为生产而生产，更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
三、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必须正确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保持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和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方针，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四、任何先进典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培养成长起来的。对先进典型必须始终加强党的领导。它们的经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它们的经验又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因而又有局限性。所以推广任何先进典型的经验都不能搞绝对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不断地涌现出新的先进典型，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尊重这个客观规律，就不能前进，就一定会压抑群众的积极性，甚至犯严重的错误。
晋中地委认为，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和四条主要教训，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初步认识到的。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曾经历了一个过程，而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也肯定会有个过程的。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有些问题正在解决，有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这样那样的阻力。因此，要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并把真理标准的补课深入到基层，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一次深入的思想路线教育。在农村，当前就是要认真学习四中全会公报、叶剑英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彻底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进一步肃清学大寨运动中极左路线的影响，促进安定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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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经济学家们座谈讨论认为
弄清生产目的牵住调整经济的“牛鼻子”
据新华社上海十一月二十一日电 上海经济学家们认为，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牵住了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当前，广泛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经济学会、《学术月刊》编辑部等单位于十一月六日、七日先后召开两次座谈会，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共有一百多名经济学家和经济部门的干部参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夏光华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但过去许多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个问题被搞得很乱。从国民经济计划制订的情况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了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衣、食、住、行提高到什么程度，都有具体指标。可是以后制订的历次五年计划，有关提高人民生活的指标就不具体了。后来以钢为纲，形成以钢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对人民的生活就考虑得更少了。生产管理中的类似问题也不少，比如对市场需要考虑得少，忽视产品的品种和质量等。人民需要的产品供不应求，而生产出来的有限产品，有些又因为货不对路而大量积压。回顾我们的经济工作，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固然是使国民经济一度到了崩溃边缘的重要原因，但在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左”的思想，也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复旦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蒋家俊说，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与社会主义生产直接联系起来，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简单地说，人民的需要包括劳动者的个人需要与国家、集体的需要两个方面。在劳动者个人需要中，既包括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也包括为全面发展体力和智力以及享受科学、文化、艺术成果的需要。人民群众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劳动积极性进一步高涨，又促进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向前发展。不然就会象斯大林指出的那样，“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认为，为了搞好当前国民经济的调整，更加迫切需要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性。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沈峻坡、胡应荣说，过去有些同志一谈搞社会主义建设，就以为重工业占的比例越大越好，生产指标越高越好，忽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当前调整中碰到的许多问题，大多与此有关，其根本原因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明确。因此，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干部，都应当考虑和研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性。牵住了这个“牛鼻子”，对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比例，才能安排得当；哪些项目该上，哪些项目必须坚决下，才能有明确的标准。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说，怎样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只有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和合理地增大积累比例，发展社会生产力。积累过多，固然会降低消费，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需要；但消费过大，又将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甚至影响简单再生产的维持。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黄逸峰提出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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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淄博矿务局煤炭质量不断提高
被煤炭部命名为“煤炭质量过得硬的企业”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日电 山东淄博矿务局煤炭质量不断提高，被煤炭工业部命名为“煤炭质量过得硬的企业”，并授予了锦旗。
今年一至十月份，淄博矿务局商品煤的灰分比去年同期降低百分之一点四三；含矸率比去年同期降低百分之零点三三，分别比今年的国家计划降低百分之一点四九和百分之零点三六。过去，这个局的一些干部认为，“产量紧，任务重，质量没空抓”，“伪顶厚，夹石多，内在灰分高，质量没法抓”，“煤炭供应紧，好坏有人要，质量不用抓”。在这些错误思想指导下，这个局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七年，连续五年完不成煤炭质量计划。
去年开展“质量月”活动以来，这个局的领导通过算账对比，深深感到，拿石头当炭卖，既害国家，又坑人民，这种害国害民的事情决不能再干了。从此，这个局各矿都把提高煤炭质量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分析研究，质量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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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确生产目的煤炭灰分高不难解决
萍乡矿务局只满足于煤炭产量的数字，不顾煤炭灰分高，质量低，给国家造成很大浪费，引起职工和用户的强烈不满
编者按：萍乡矿务局生产的煤灰分太高，造成很大浪费。这件事，很值得深思。它说明，我们有些同志搞工业虽然时间不短了，但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并没有弄清楚。为生产而生产的情况，工业战线的其它一些部门也有。挖出的煤不好烧，照挖不误；轧出的钢用不上，照轧不误；制造的机器没有销路，照造不误。结果是：一方面生产数字不断增长，一方面库存积压不断增加；一方面销售不出去的产品照常增产，一方面短线产品日益短缺。这种状况不改变，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就很难进行，四化的宏伟目标也就很难实现。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象讨论真理标准那样，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开展一次讨论，切实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本报讯 江西萍乡矿务局生产的原煤，有将近一半灰分太大，质量低劣，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浪费，已引起煤矿职工和用户的强烈不满。从这里看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一个值得普遍重视的问题。
这些煤主要是这个矿的高安煤田口煤组煤层生产的，灰分在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开采出来一般灰分都在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少数的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一九七八年开采了一百八十二万吨，占全局原煤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零三。今年计划开采一百八十万吨，占全局原煤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三七。
前些时候，各地煤炭供应紧张，生产出来的煤好坏都有人要。用户对用萍乡这种煤有苦说不出。今年搞调整，市场存煤多了，用户说话了。纷纷反映：这种煤由于灰分高，发热量只有两千大卡，不好烧，用来发电，要喷油，而且由于煤的灰分高，渣灰就多，各电厂的卸灰系统普遍不适应。据江西电业系统反映，由于煤炭质量不好，全省一年造成电压下降、负荷下降、炉子灭火等事故达一万多次。他们已不要这种煤了。江西不要，只好送到邻近的福建、广东、湖南等省的一些电厂。这些单位都说这些煤不喷油是烧不了的。湖南株洲电厂去年因煤质不好，拒付煤款，并将煤炭质量低劣情况报告给国家经委、水电部、煤炭工业部。
萍乡矿务局年产这种高灰分低质煤一百八十万吨，其中无价值的灰分占一百零八万吨，比标准煤的灰分量多八十一万吨，需要三百七十列火车，一万七千个车皮才能运完，浪费大量运力，人为地加剧了浙赣线运输的紧张状况。按铁路运费每吨三元计算，则浪费运输费达二百四十多万元。
这种煤按照依质论价，规定每吨只能售价四点五元。萍乡矿务局原煤生产成本每吨十五点七九元，企业为了不亏本，只好高价出售。
这些年来，国家要求萍乡矿务局的原煤产量年年加码，一九七七年产原煤三百五十万吨，一九七八年产三百八十七万吨，一九七九年产三百八十万吨。现在还要它增产到三百九十万吨。计划年年增长，采掘关系多年失调，今年不但要完成国家计划，而且还要增产。这样，企业才能多提取福利基金，工人才能拿到奖金。所以，企业明知这样安排生产对国家是极大的浪费，但还得去增产。今年七月，安源煤矿四采区，超产两千多吨，但因灰分达到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要扣产量，工人就拿不到奖金，国家生产计划也要受到影响，没办法，只好把国家规定的灰分比从百分之五十九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五。对这种只满足于煤炭产量数字，不顾给国家带来浪费和损失的作法，群众是很不满意的。
这种高灰分的煤层是自然生成的，是国家的资源，包括一些石煤，根据当地的需要都是可以开采并加以合理利用的，但是要根据用户要求，采取一些措施，提高煤质，安排好使用。为此，一些同志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高灰分煤应该尽量经过洗选加工，把矸石选出来，降低商品煤灰分，满足用户需要。
二、调整计划指标，不该采的煤就坚决停下来，以免给国家造成更大的浪费。劣质煤产量应根据洗选能力或其他降低煤的灰分的能力来定。
三、高灰分煤要按国家产品目录以质计价。如国家需要这种煤，就要另想办法解决。
四、建设坑口电站，解决燃烧低质煤的设备和技术，就地消化高灰劣质煤，节省铁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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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也不要取闹
《辽宁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有理取闹误国、误民又不利己
本报讯 十一月十一日《辽宁日报》发表李长文写的《有理也不要取闹》的文章。文章说：在闹事者中，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是一些“闹”派人物。这些人万变不离其“震”，不离其“闹”，利用我们多年积压下来的社会问题，兴风作浪，无理取闹。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揭穿他们，孤立他们，指明他们这一套是没有出路的。对坚持作恶，触及刑律的“害群之马”，必须依法予以制裁，这是毫无疑义的。无理取闹不行，那么有理该不该采取闹事的方式呢？我们认为，有理也不该取闹。
应该承认参与闹事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年月里，受过迫害，吃过苦头。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基本上是合理的。对于他们的问题和困难，党和国家是非常体谅，非常同情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在满腔热情地积极帮助解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多年蹂躏，我们国家的困难还很多，确实是“问题成山”、“困难成山”。许多问题，包括我们闹事的同志提出的一些合理要求，不能设想在一个早上就完全解决。特别是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目前，我们国家还比较穷，这就使得一些问题一时不易解决。
文章指出：事实上，许多问题、困难都是同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低、科学文化落后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说，个人的困难也好，国家的困难也好，小问题也好，大问题也好，只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把生产搞上去，把四化干上去，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干四化，最根本的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我们依恃有理，就去“取闹”，大轰大嗡，制造事端，围攻领导，施加压力，干扰破坏社会秩序，把个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搞乱了，谁还能干得下去呢？生产上不去，四化受影响，不就失去了解决任何问题，克服任何困难的最根本的条件了吗？当然，我们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得等到生产发展了，四化搞好了，再去解决，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要争分夺秒加以解决。我们的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已经并正在下巨大的力量去解决多年遗留的问题。如果因为你的合理要求，一时没得到解决，就闹事，不仅对你的要求无济于事，而且妨碍了多数人问题的解决，误国、误民，又不利己，你这个“闹”，还有什么道理呢？
文章指出：当然，也确实有那么一些不关心群众痛痒，对群众迫切需要解决，而经过努力又可以尽快解决的问题、困难，采取顶着办，拖着办，推着办等错误做法的官僚主义者。对这些人有意见，应该通过正常的程序提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尖锐的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转变作风。对于这极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正在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地加以解决，用“闹”的办法，反而会帮倒忙，给那些不关心群众的官僚主义者以借口和托辞。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我们党的长期任务。但是，这个斗争得有个界限，就是不能损害党的领导，不能干扰搞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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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开设大型生产资料展销市场
天津市物资局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从今年十月十五日起组织全市库存物资较多的单位，开设天津市大型生产资料展销市场。
这个展销市场规模较大，品种繁多，门类齐全，经营的商品是工厂企业通过清仓查库清理出来的积压物资和一些工厂试制的新产品，如钢材、有色金属材料、化工轻工材料、机电设备、汽车配件、仪器仪表、工具轴承、电工器材等等。顾客来这里买货，不受计划指标的限制，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可以自由选购，当场成交提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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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部汽车自动电话装置制成
我国第一部在汽车上使用的自动电话装置，最近在上海研制成功。
这套安装在汽车内部的移动式通讯设备具有体积小、使用方便和音质清晰的特点。汽车距离市内通讯总站半径为二十五公里的范围内行驶时，车内的人只要用手按电话机上的号码，就可以与市内各个单位通话。这个自动电话装置可供大型工矿企业、油田、公安、医疗救护、旅游、海港等部门工作人员在行车途中联络使用，还可以通过长途电话局用于与全国各地及国际上通话。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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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宽城区委认真做好信访工作
坚持“回访”登门解决问题
本报讯 长春市宽城区委在处理信访案件中，遇到两种情况：一是少数难案因为事实情况掌握得不准，决心难下，不能及时结案，上访人纠缠不休；二是个别上访人申诉的问题，本来已得到妥善处理，本人也没有意见，但是常常由于他们的家属思想不通，节外生枝，出现反复，要求一再加码，也使案件不能及时结案。针对这一情况，他们在办案过程中，坚持“回访”，先后到十一个重点上访人家里“回访”二十二次，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通过“回访”，全面了解了案情，就地解决了一些长期申诉未得解决的问题。区清洁队马车老板张洪生，是一九五八年带着车马加入原社办企业铁西运输社的。后来单位先后将张借到公社保洁队和区清洁队工作。因工作变动，工资也由原来的五十三元降到四十三元。后来又因为单位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把张当临时工看待。一九七二年调改时，单位拟将其按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但张洪生本人不同意，认为自己原来就是固定工人，不同意再履行转正手续，而未办成。一九七三年保洁队又按临时工将其辞退。为此，本人多次找市卫生局，四次进京上访，要求解决工作问题。有关单位互相推拖，一直没有得到恰当处理。去年以来，该区信访办公室派人三次到他家“回访”，一方面了解张洪生问题全部事实情况，一方面做张洪生本人和他两个儿子的思想工作，并及时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拟将张洪生收回。但考虑张洪生年迈多病，又已辞退回家的实际情况，决定按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工退休处理；这些年造成的生活困难，补助一部分生活费。这样处理，本人和家属都很满意。
通过“回访”，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做促进安定团结的工作。上访人朱春光在外祖母家长大，他的外祖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街道群众误认为是地主，批斗、抄家，受害致死。因受外祖母的株连，一九六八年朱春光下乡，在集体户受到歧视，生活没人照顾，后与一个社员结了婚。今年以来，她到市、区上访，要求为其外祖母平反。经多次调查了解，其外祖母纯属被错批错斗，决定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退还了被抄家的物品，并发给了抚恤金和丧葬费，朱表示满意。但在处理遗产时，朱同两个舅舅发生了争议，又继续多次上访。朱春光认为她从两岁就到外祖母家，是朱家的成员，有继承权；因多次上访所造成的损失，应从外祖母的遗产中分得一部分。为此，宽城区委曾三次派人到朱春光舅舅家“回访”，做她舅舅、舅母的思想工作，进行调解，从而使这起纠纷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几方都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