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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46）
“尖子”当保不当掐
中共湖北省宜昌县委副书记 商克勤
我县土门公社土门大队，有个六十五岁的社员，名叫谢海波，为集体管理十二亩水面的鱼塘。队里和他订了合同，全年定额一千七百元，产鱼每收入一块钱记三分工，超产部分奖现金百分之三十。实际结果：全年生产五千斤鲜鱼，产值超过定额九百四十元，除了应该记工七千九百分外，还要奖现金二百八十多元。谢海波的工分和奖金加起来收入七百五十多元，在队里“冒了尖”。
怎样看待“冒尖”这件事呢？有些青年社员看到一个辅助劳力的收入比自己还多，很不顺眼，议论纷纷。有些干部也怕收入悬殊会造成“贫富不均”，不想如数给谢海波工分和奖金。当时，我和大家算了一笔帐：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一年创造二千六百多元的产值，除他应得的工分和奖金外，使集体增加近二千元的收入。他做其他农活赶不上青年小伙子，但他有丰富的养鱼经验，为集体创造的纯收入超过七、八个青年小伙子，他的收入为什么不能高于青年人呢？这不是他占了集体的便宜，而是他为集体做出了较多的贡献。这样一算，大家心服口服了，认为给他的工分奖金都应如实兑现。
农村中有的社员劳动先进，收入“冒尖”，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可惜，这些年来，平均主义猖獗，谁多劳多得，稍微冒一点“尖”，就会被掐掉，搞得谁也不愿意当“出头的椽子”，劳动凑合了事。一九七五年，李家台大队有个社员养了十多头猪，当时我也看不惯，批评他“办了个私人养猪场”，是搞“资本主义”。这样一批，队里连应发他的猪饲料粮也没给齐，搞得他不敢养猪了。四周的群众看了，养猪的积极性就很快缩回去了，弄得全队养猪业发展不起来。这样的蠢事、错事，我们过去干了不少，吃了很多苦头。
为什么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见到“尖子”，就象看到枯枝败叶一样，非要把它掐掉不可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误把“共同富裕”当成“同时富裕”，生怕少数人“冒尖”会造成“两极分化”。三十年来，不管我们怎么掐“尖子”，实际上还是没有“同时富裕”起来。农村生产条件不一样，社员劳动态度和技能不一样，各家各户的劳力多少也不一样，怎么能够使所有的社队、所有的社员同时一样富呢？就我们全县来讲，有山区，有丘陵，有产粮区，有产棉区，劳动条件和收入分配都不一样，一家一户条件也不尽相同，总有一些集体和个人走得快些，都会冒出一部分“尖子”。我们企求“同时富裕”而不许社员“冒尖”，好比在一片林子里去乱砍高树，使得有树难成林。这样，“共同富裕”岂能不变成“共同守穷”呢？
党的三中全会提出让一部分社队和社员先富起来的方针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现在农村里出现了生产好、收入多的一部分“尖子”，正是这一方针政策得到落实的生动体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保护它、培养它，使它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榜样。我县原来规定不管生产多少、贡献大小，社员口粮一律不能超过六百斤，口油不能超过六斤，分配限制在一百五十元以内。这些条条框框，打击了干部社员的积极性。今年，我们取消了这些限制，认真落实党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促进了先进争取更先进、后进积极赶先进的形势，使全县农业生产全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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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为什么田自立多劳不能多得？
陈二公社金家大队罗家生产队社员田自立，专职在队里养鱼。去年，他管理的鱼池出鱼苗三十万尾，收入三千九百二十八元；池塘产鲜鱼三千三百多斤，卖鱼收入一千一百九十七元。除去成本开支，两项得纯收入四千八百一十元。他还有榨油技术，冬季榨油，为集体净挣九百一十二元。他还在农忙季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七十五天。总计一算，田自立去年仅养鱼、榨油就为集体增加纯收入五千七百二十二元。这个生产队去年每个全劳力创造的劳动价值只有五百七十元，他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其他人的十倍。
按理说，田自立本应得到高于同等劳力的报酬和适当的物质奖励。事实相反，田自立去年总共只得六千五百分，比同等劳力低百分之十；议定发给他奖金一百元，只兑现了十元。
为什么如此呢？有人说养鱼、榨油比田间劳动轻散，不应多得；也有人说他放鱼苗挣钱多，是搞转手买卖。其实，这些意见都是站不住脚的。养育鱼苗是项细活，经常是睡半夜、起五更，并不比搞田间劳动轻散，榨油的辛苦就更不必说了。至于田自立放鱼苗问题，工商行政部门作了调查，他是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和价格出售鱼苗的，没有搞转手买卖。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田自立多劳不能多得？
湖南省临澧县 余以均 吴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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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46）
要这样的“警戒线”吗？
中共湖南省岳阳县委书记 许志龙
提起社员的家庭副业，一些同志总是先要问问这家那户赚了多少钱。赚得少的，他们没什么意见；赚得多的，超过了其他社员户的平均收入较多，他们就非议起来了，说要警惕出“资本主义”，怕会影响“心向集体”，马上把“红灯”亮了出来，设下一条“警戒线”。这样做对吗？
我县筻口公社李何大队发生过一件事。那里大多数社员善织渔网，是项传统的家庭副业。李国煌一家大小五口人，个个会这门手艺。今年，生产队和他家订了包产合同。他们一家利用早晚工余时间，为队里织渔网，“双抢”前就差不多完成了包产任务。可是，有人扳起手指一算，发现他家的副业收入，比从集体得到的收入还多，就觉得这是“资本主义冒了尖”，超过了“警戒线”，打算把他的家庭副业“卡”一下。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发展家庭副业要不要有条“警戒线”呢？我认为，农村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附属和补充，它的存在和发展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息息相关，既受着集体生产和分配等方面的制约，又有促进集体经济的作用。社员只要积极参加集体生产，认真完成基本劳动日和基本投肥数等规定，靠自己的劳动和技能搞家庭副业，增加收入，这完全是正当的，根本不能以赚钱多少作为“警戒线”的标志。
至于家庭副业的收入，如果来路不正，比如搞投机倒把，非法牟取暴利，损害了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那当然应该教育、批评和制止。如果搞家庭副业走的是正道，又不影响集体，收入尽管较多，甚至比集体分配的还多，又有何不可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允许、支持和提倡，绝不可乱加干涉。不然，怎么才能迅速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呢？那种把收入多少作为“警戒线”的做法，只会挫伤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妨碍农村经济的活跃。现在，农村中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超过从集体得到的收入的情况并不多，但已不是个别现象。这里不能用“卡”家庭副业的手段，只能用发展集体工副业、壮大集体经济的办法，来吸引社员更加关心集体，改变那种“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现象。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李何大队的干部根据这样的认识，在分析李国煌的家庭副业该不该“卡”时，看的是收入来源是否正当，是否合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是否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李国煌一家的副业收入是靠劳动挣来的，没有干违法乱纪的事，应该予以肯定、表扬，队里和他签订的合同应该如实兑现。队里的社员群众高兴地说：这才象个真心实意扶持我们搞好家庭副业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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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可喜的“冒尖”！
农村经济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有先进，有后进。先进就是突破旧的平衡的“冒尖”，可以带动后进，促进整个农村经济发展到新的水平。允许一部分社队和社员先富起来的方针政策，完全符合这一辩证法。一年来，农村中“冒尖”现象的不断出现，是十分可喜的。本期专栏发表的两篇文章，对此所作的具体分析，很有启发作用。
可是，这一可喜现象，为什么仍然被看作可虑的问题呢？难道真会由此产生“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吗？其实，这种可虑是多余的。社员在生产劳动上有先进或后进之别，各户劳动力多少也不一样，他们从集体分配和家庭副业中所得到的收入就必然有多有少，这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政策的具体体现。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先“冒尖”一步，正是为了更充分地发掘农村的生产潜力，更多地创造社会财富，提高分配水平，逐步缩小差距，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宜昌和岳阳两例，不是有力地说明两位“冒尖”社员对发展农村经济有促进作用吗？何况，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任何人都不能靠买卖土地和雇佣劳动致富发家，分化成为剥削和被剥削的“两极”。只要那些“冒尖”户从集体分配和家庭副业得来的收入，是用自己的劳动挣来的，完全符合“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有什么可虑的呢？
这里必须看清楚，对“冒尖”的可虑和非议，有很深的思想根源。这就是在我国小农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仍在作怪。有人总是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又把不合平均主义口味的事物当作“资本主义”。于是，搞“穷过渡”，说“富则修”，搞分配一拉平等等，把“共同富裕”弄成了“共同守穷”，严重地障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穷平均”的思想，是极左路线的一种反映，不批判，不肃清，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力就不可能有较快的发展。
再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现在的问题是，富裕的社队和农户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即使“冒尖”了的，也只是相对地富裕一点，实际上收入水平还很低，生活改善还很慢，还需要继续作很大的努力。因此，鼓励“冒尖”者，就是引导集体和社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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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大市重工业大厂对口帮助轻工业小厂
二十家小厂设备得到改造，技术得到革新，生产有了发展
本报讯 旅大市近来开展大厂包小厂、重工业支援轻工业的活动，加速了轻纺、电子工业的发展。这个市的一轻、二轻、电子局的一些中小企业，不少是区办工业合并起来的集体所有制小厂，担负着自行车、钟表、电视机、录音机等重点产品的生产任务。由于家底薄、资金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和花色品种上得不快，新品种长期形成不了大批量生产能力。今年八月，旅大市委召开了部分重工业大厂和这些轻工业小厂负责人联席会议，通过协商，确定由造船、机车、重型机器、机床等十八家大厂同二十家轻工业小厂挂钩定点，结成对口，从生产、技术、管理上全面进行帮助，双方签定合同，作出规划，一包到底。目前，经双方研究落实的项目有：帮助设计制造生产线五条，专用设备一百四十台，工卡胎具六百三十套，加工各种零部件一百一十八件，通用设备七十二台。
旅大一轻局所属大连钟厂，生产上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设备年久失修，加工钟表零件精度达不到要求；二是有些工序操作方法落后，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负责对口帮的大连机车厂派出能工巧匠，自带工具备件，到厂突击维修，短时间内，修好了四台关键设备，并帮助建立了设备档案和保管维修制度。他们还帮助钟厂用手电钻改装了一台电动挤压引孔机，使机芯安装由手工操作改为机械化作业，提高了劳动效率，改善了劳动条件。电子局所属大连光学仪器厂，生产工业电视上的镜片，迫切需要倒角机，他们派人四出购买，跑了半年没有解决。实行对口帮以后，五七○六厂主动为他们制做了两台，解决了大批量生产的关键设备。大连无线电十三厂生产的彩色录象机，有七个关键零件，精度老是达不到要求，影响整机性能。负责支援的大连油嘴油泵厂用多种精密仪器进行测试，找出存在的问题，帮助制定工艺，设计工装，逐项解决这个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这十八家大厂已经帮助二十家小厂设计制作了各种专用设备、生产线三十二台（条），工卡胎具六十九种一百七十五套，维修设备二十七台，有力地推动了轻工、电子工业的发展。
旅大市在开展对口帮活动中，一切援助项目所需的材料、人工、费用，一律等价交换，不搞平调。但考虑到这些轻工业小厂资金比较缺乏，在作价时，大厂均本着无利保本或微利保本的原则，给以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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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昆明市轻工部门根据群众需要组织生产
一批有地方特色的轻工产品投入市场
据新华社昆明十一月十五日电 昆明市轻工部门在“工厂围着市场转”的思想指导下，根据群众需要组织生产。今年一到十月份，共试制出了三百三十种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轻工业品，其中二百八十五种已经投入市场。昆明日用化工厂生产出粉红、淡蓝、浅绿等多种颜色的依兰香皂，造型美观，香味宜人。昆明牙膏厂生产的三七牙膏，内含云南名贵药材三七，对牙龈红肿、出血、溢浓及龋齿均有疗效。这些新产品顾客争相购买，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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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取积极措施全面进行整顿改造
河南多数小氮肥厂变成盈利企业
据新华社郑州十一月十八日电 河南省各地的小氮肥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和改造，大部分厂已经由亏损变成盈利。到十月底，全省一百二十一个小氮肥厂中，有八十九个盈利。七、八、九、十连续四个月，这些企业共盈利一千一百三十二万元，全行业总算下来，除了还清上半年欠帐外，还盈余三百多万元。
河南省的小氮肥厂比较多，产量占全省化肥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小氮肥厂因为企业管理不善和设备技术落后，绝大部分消耗高、浪费大、亏损严重，仅从一九七六到一九七八年三年间，全省小氮肥企业累计亏损了二亿三千多万元。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今年，河南省对各地小氮肥厂全面进行整顿和改造。他们采取的措施是：挑选一批懂生产技术，有组织能力和革命事业心强的干部，充实各地、市、县小氮肥厂的领导班子；改变“吃大锅饭”的补贴办法，实行“定额补贴，超亏不补，节约归己，利润分成”的新办法；实行科学的奖励办法，把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与此同时，省有关领导部门专门拿出二千五百万元投资，支持对小氮肥厂的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帮助这些厂降低煤耗和设备配套，把一些小氮肥厂的年产合成氨能力由三千吨提高到五千吨以上。这方面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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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该变相涨价 退还多收价款
长安县农机供销公司向全县农民作检讨
陕西省长安县农业机械供销公司今年从外地购进手扶拖拉机二百二十三台，公司原负责人不按国家统一的销售价格卖给农民，而采取变相涨价的办法，把购进这批拖拉机所花的运费转嫁给农民。一共多收生产队人民币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九元八角。这种破坏物价政策的行为遭到本单位职工坚决反对，他们写信向上级机关揭发。陕西省和西安市有关领导机关经过检查核实后，责令长安县农业机械供销公司向农民赔礼道歉，退回多收的价款。最近，这个公司除了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农民作检讨外，并逐队把变相多收的钱退还给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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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编织副业 支援外贸出口
郑州市外贸局帮助郊区发展外贸生产
河南省郑州市外贸局帮助郊区社员利用玉米皮发展家庭编织副业，支援外贸出口，增加社员收入。
郑州市郊区农村玉米种植面积大，过去玉米皮都被当柴禾烧了。郑州市外贸局从山东、河北两省请来编织技术员，传授编织技术。社员们经过短期培训，学会了用玉米皮编织手工艺品。他们用玉米皮编织的提篮、茶垫、墙席、果盒、沙发垫、文件袋、提包等工艺日用品，成了国际草制品市场的热门货。全郊区社员仅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收入四十万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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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对“产销直接见面”的一些看法
周国祥
八月五日，本报以《产销直接见面，供需双方满意》为题，报道了四川宁江机床厂进行以销定产、产销结合的试点情况。这一消息刊出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有些同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我们认为是有益的。今天，先刊登周国祥同志的文章。——编者
今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地位，报道了四川宁江机床厂进行“以销定产、产销直接见面”的试点情况。对此，我想谈一些看法。
宁江机床厂的作法，没有很好体现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如果不以计划调节为主，九亿多人口的大国，几十万个生产建设单位就拧不成一股绳，会出现新的混乱。力量分散了，对四化建设不利，不能保证国家重点需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无从谈起。从宁江机床厂的试点情况来看，不但生产资料的分配和销售完全以企业为主，而且生产多少也可不受国家计划的限制。这是否意味着今后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可不搞全国统一的计划了？宁江机床厂这样搞，其他机床生产企业也都这样干；机床这样搞，别的产品也都这样干，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尤其是生产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工作母机，全部实行自产自销，是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则相违背的。我认为，对于这方面的改革，必须慎重稳妥，否则将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当前，在机电产品的分配管理上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改革。但是，我认为，主要问题不是产销不见面，而是产销见面晚，“短线”产品上不去，“长线”产品积压。这些，不仅仅是分配体制造成的，还与国家生产建设计划订得晚或者多变有着直接关系。
报道中说，宁江机床厂试点的结果，生产单位由“吃不饱”到“吃不了”，需要单位由“分不到”到“拿得着”。对这一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造成“吃不饱”的原因有分配方面的问题，也有生产计划综合平衡的问题。分配方面，主要是对需要摸得不准，分配计划粗；生产方面，主要是“长”、“短”线产品的生产不平衡，短线产品上不去，供不应求，长线产品下得慢，造成积压。出现这些问题，除了分配订货在前，国家生产建设计划在后，分配与生产部门不能及时弄清需要等原因以外，还与“吃大锅饭”、不讲经济核算有关。
至于“吃不了”、“拿得着”，从局部看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用户的需要解决了，生产厂“吃饱了”。但是，从全局来看，就没有多少道理。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原材料和生产能力是有限度的，缺乏必要的控制，会出现拉长生产建设战线等问题。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建设重点，主要的生产资料如果采取先来后到，谁遇着谁买，卖完为止的办法，国家计划内和重点建设等方面的需要就难以得到优先供应，保四化建设将是一句空话。
为了解决分配办法的缺陷和生产企业“吃不饱”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国家计划内的统配产品，经过全年订货会议未分配出去的剩余资源，分配部门根据不同情况，或予以收购，或不算分配指标在计划外分配。“吃不饱”的问题，以后可能还会有，因为“长”“短”线产品不是一成不变的。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分配部门需要克服分配体制、方法上的缺陷以外，生产单位如何适应需要的变化，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机床是国家统配产品之一。现行的体制是，生产计划由一机部编（分配部门参与）；分配计划是在生产计划基础上，由物资总局编；然后，由生产部门和分配部门共同组织订货（预拨、全年）。需方根据分配指标报订货卡片，经过分配和生产部门平衡后签订供货合同。这里的问题是，生产企业在订货前不了解具体品种规格的需要，它的生产准备工作，大部分是根据历年的生产情况约摸搞的。当生产企业看到具体品种规格的需要卡片时，才发现自己的生产计划和需要不对路，但受到材料、配套、能源供应等限制，难以改变。所以，主要问题并非产销见不见面，而在于国家生产建设计划要订在分配订货之前，还要解决“吃大锅饭”等问题。
从生产资料来说，需要鞍钢的钢材和抚顺的煤炭，用户不能都到鞍钢和抚顺煤矿洽谈订货，而是由分配供应部门代订发货。上海市生产原材料、机电设备上万种，而且面对全国，如果用户都到上海同厂方直接见面，别的不说，光住宿问题就难以解决。从生活资料来说，大家更为熟悉。我们需要一件衣服或某种其它商品，只能和商店见面，不需要也不准许买衣服的人到生产衣服的工厂或纺织厂见面。因此，不论从经营管理角度上讲，还是从方便用户讲，就多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说，产销直接见面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