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我们这支队伍
柯岩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写报告文学,我曾参加一系列的会:科学大会、财贸大会、教育大会……曾陪着我国那些卓越的科学家、理财家、教育家们一起欢欣,一起流泪,一起象孩子一样地大哭……每当这时,我就想:什么时候开文代会呢?让我国的文学艺术家们也在一起为我国新文艺的命运,也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高声欢笑,同时也抱头痛哭一场呢?!
我原想到文代会来大哭一场的。我要扑在我们老一辈饱经沧桑的文艺家的怀里哭;要抚摸着我的同辈的早生的苍苍白发哭;要拉着来自基层,为了他们根本扯不上的“文艺黑线”而受尽非人折磨和凌辱的兄弟姐妹的断肢残臂哭……不是在去年的文联全委扩大会上,服务员见了我们就哭么?说:“开了那么多大会,你们文艺界最惨,不象队伍,倒象伤兵医院……”
今天,我来到了文代会,却不想哭了。因为我实在感到来不及,无论是时间还是感情,都来不及。在这大军集结的时刻,我不但耳边听见了进军的号角,而且还听见了同志们跑步前进的脚步声,更何况,原来——咱们这么多人都还活着呵!而且,活得坚定,活得顽强,斗志是这样昂扬!可见,林彪、“四人帮”虽然阴狠残暴得举世无双,但我们,比他们有力量。我们不但满怀信心地穿过他们制造的血腥的漫漫黑夜,而且还有力量在明媚的春天里继续放声歌唱!
我们这支队伍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开始反帝反封建的老前辈;有各个革命时期跟党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老战士;有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辈文学中年;还有“四人帮”垮台后异军突起的年轻小将。浩浩荡荡,据说全国文艺工作者不下百万。
怎样看待这支百万大军呢?建国以前似有定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曾明确说过:是党的一支文化大军;第一次文代会还说过是:“人民的艺术家”。但不知怎么,随着时光流逝,年年批判,岁岁斗争,一来二去就变了,最后统统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脆整个地送给了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反动文人”、“牛鬼蛇神”、“汉奸特务”、“臭老九”臭不可闻,而且还有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文艺黑线徒子徒孙”,开除了人民的民籍,全部入了另册,以便江青们“重新组织队伍”。
但人民不这样看。当这支队伍的一些人被陆陆续续地放逐时,人民把他们一个个拣回来,默默地保护着,养育着;而当整个队伍被清洗时(当然少数几个例外),人民则全部收容进她博大的胸怀,为之愤怒,为之痛心,也从而认清了江青们。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这样看。十八年前,我有幸参加了广州会议。敬爱的周总理在一次报告中曾亲切地说:“我们这支知识分子队伍,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是党培养的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针对一些极左派,陈老总还专门给我们举行过脱帽礼。说:“我给你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今天就行脱帽礼。以后,谁再说你们是资产阶级的,整你们,打你们棍子,扣你们帽子,你们就来找我陈老总……”那时,我曾和同志们一起欢呼雀跃,到处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不是外人,是党亲生的孩子。
但那时,我毕竟还年轻,还不懂得这话的分量。当然,我更是连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喊破喉咙也喊不应周总理和陈老总了。连他们也被人打成资产阶级,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人整死了,害死了,气死了……
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它总是要还事物以本来面目。粉碎“四人帮”后,科学大会上党公开宣布了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我们回归了人民的行列。这次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讲话又重新说:“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但这次,我没有象当年那样欢呼雀跃,而是含着沉思的热泪聆听,因为我已不再年轻了。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十年血与泪的浩劫,我不但懂得了这句话的分量,而且我在思考:为什么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要花费我们党和人民这么漫长的岁月,这么多的鲜血,内查外调了十几年,有的甚至几十年呢?这支队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错误,但她对党对人民忠实积极,没有二心。这原是无需证明的呵!
我听说过美术界有一个画家在他冬天的斗室里,画了一个开满美丽春天花朵的窗子的故事;我听说过电影界、戏剧界艺术家们在打哑了喉咙,打折了腰腿仍然顽强练功的故事;我听说有的小说家怎样在斗争会后,洗去满脸污秽,还带着满身粘痰和唾沫就接着构思自己巨著的故事。那么,就让我也在这里讲几个诗人的故事吧:
在那“文攻武卫”甚嚣尘上,一些人上当受骗的日子里,一个同志被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到被关押的“牛棚”,诗人郭小川正害病躺在床上。看见同志脸上的鲜血,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多么想象战争年代那样扑上去,把负伤的同志抱在怀里,洗一洗他的伤口,说几句亲切的话呵!但是,正如众所周知,那是不被允许的,有人监视着呢。硬要去做,就会引起更多的麻烦,更多的殴打。于是小川不变姿势地用手指在自己胸前划着划着……不知划了多久,终于引起那位同志的注意,他也不变姿势地用眼角顺着小川的手指读着——原来小川在写字。一笔,又一笔,写的是:“活下去,活——下——去!”那位同志活下来了,但小川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小川并没有死,他的诗留在了我们的生活里。现在,每当我听到: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
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眼睛,
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
新美如画,”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
音加以表达”
这时,我总是不能自已的悲从中来,因为我懂得它全部的含意,我觉得念诗的青年同志也懂得了它的全部含意。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
腾空,
但愿它象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要知道这诗是小川同志被人监视着,完全没有自由时写的。一个战士在失去自由时,仍然向往着硝烟和炮火,向往着战斗和献身。这是多么可贵的忠贞呵!而这样的歌不只小川一人唱过,这样的忠贞也不只是小川一人所具有。小川只是我们这个队伍的代表。这里,我再念一首《悬崖边的树》:
不知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
却又象是要展翅飞翔……
这是受一桩“反革命案件”株连而先被拘留,后又下放十几年的曾卓同志的诗。我不认识曾卓同志,也不了解他的经历,但他这首小诗深深地感动了我。因为我从它不仅重又听到了风,而且重又看见了风留在千百万人身上的形状,但灰暗不是它的色彩,在即将跌进深谷时,它还是惦念着森林,向着蓝天,向着阳光,满怀着希望,要展翅飞翔……这是痛苦的形象,也是欢乐的形象。它痛苦,因为它不知为什么就被不知是什么奇异的风,吹到了悬崖边上;而欢乐——因为它,即使粉身碎骨也还要在黑暗中发光,在痛苦中歌唱,在烈焰中飞翔,铁链锁不住它心灵的翅膀……这不是一个生命的形象,而是无数生命的形象。我们的队伍里有多少这样坚强而又透亮,寓深思于痛苦的形象呵!
不是有数年如一日在工厂虔诚地进行被惩罚的劳动,竟被工人称为九级工的同志么!(工人最高级别是八级,说九级是工人的褒奖。)不是有作为“罪人”遣送下乡而被社员当做亲人看待的同志吗!不是有被惩罚在剧团搬景片,十年来出入各种劳改队,而夜夜博览群书为明天积聚力量的同志么!不是有常年被押解劳动,弄得妻离子散,却仍然一边打铁一边日夜锤炼他深情的诗句的同志么?我还要说到这样一个同志:他被戴上右派帽子,从部队清洗出去,在东北原始大森林里,日夜和狼虫虎豹为伍,却始终按着部队教给他的传统“做人做事”。二十年如一日,没有到看管他的人那里打过一次小报告,没有在大量的材料上写过一句诬陷不实之词;不说一句对党不利的话,不办一件对人民不利的事……
难道这样的人象资产阶级么?世界上有这样的资产阶级吗?!
“四人帮”被粉碎了,这些被错划的“右派”,被诬为“牛鬼蛇神”、“走资派”、“反动权威”的人一旦被解放了,大都毫无怨言地重新披挂上阵。三年来,写了多少激动人心的诗篇呵!他们是这样有才华,有思想,表达了对党对人民如此深厚的感情,以至一个在“四人帮”时代写过斗走资派、批邓诗的青年不禁惊呼道:“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往那儿摆?”“右派都拿出左派的架势,我们左派怎么算?!”
怎么算?人心是杆秤。右派、左派、极左派——历史最终会按照每一个人的脚印给每一个人应有的位置的。历史是公正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靠整人而爬上的“左派宝座”在人民心目中是耻辱的标志。让我们都诚实地劳动,而不要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吧!这里,请允许我再念一位诗人的几句诗。因为我觉得它似乎能为我们整个这支队伍写照。这首诗叫《探求》,发表在《雨花》上。
亿万探求者不断求索,
于荆棘中把路开拓,
之所以手握刀剑,
只因为脚下坎坷。……
如果人人都无所探求,
真理何日捕获,
但愿为探求而受难的人,
宽慰于悲剧是最后一幕。
多少才华熄灭了光柱,
多少星辰不再闪烁,
历史最怕回头去看,
一看更教人惊心动魄!
但是请相信,请相信吧!
有爱情就不会沦落,
活着为祖国探路求春,
死了为祖国填沟补壑。
一旦阳光从高天洒落,
该复活的就全部复活。
顽固不化的探求者呵,
生死跳一个爱的脉搏。
毛发不经流年磨,
确乎白了许多,但
心没有白,血没有白,
且捧给四化的滚滚洪波。
这,就是我们这支队伍的真实写照:忠实积极,百折不挠,不计个人荣辱,满怀对祖国的热爱。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这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大军,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请不要再把我们都打成牛鬼蛇神,臭老九吧!也不要再推给资产阶级。谁这样做,谁就是对历史犯罪!何况,即使推,也是推不过去的!
在这里,还要对文艺界领导进一言。
一言其实是两句话。
第一句是:希望积极领导而不要消极防范。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如夏夜的晴空,群星灿烂。我们曾有过人才辈出的时候,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都有过。建国初期,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崭露头角和大有希望的人不下数百。但以后留下的人不多了。为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但还是建议领导上要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事,也不是每一个领导都能做到的,但应该做到,也必须做到。谁能做到,谁就能不重蹈覆辙,就能取信于民!
我们的作家协会,不养专业作家,据说是有了作家就有了靶子,专招炮弹,动不动就要派人押下去。可是领导同志们想一想:押下去,劳改了十年、二十年的作家中有几个是真正的敌人;有几个是应该那样押下去的!何况当年有的单位划右派是按比例的,如果有些单位当时没有这些专业作家,百分之一、二、三,很可能就百分到某些领导的头上来了。不是也确有领导同志不同意打那么多反革命,划那么多右派,而本人就因此被划为中右,调离工作,甚至本人也划成了右派的吗?
粉碎“四人帮”后,话剧一直走在前头。这除了戏剧界的同志们的努力之外,恐怕和各剧院(团),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有一支专业队伍分不开吧!
当然,有队伍就得领导,要研究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作家世界观改造问题,专业学习问题,出不出成品……一系列问题。可是领导同志不就是做这些领导工作的吗,不做这些干什么呢?打棍子吗?划框框瞎指挥当官做老爷吗?别的我说不清,但建国以来,出人才最集中的似乎有这样几处:一是文学讲习所,就是丁玲,公木等同志办的那个;一是昆明部队;一是南京部队。当然不是说别的地方没出人才,但比较大量的、集中的出人才的是这样一些单位。三十年了,人海浮沉,到今天,活跃在文学战线上的不少同志还是他们那时培养出来的。因此,建议领导上学习一下他们的经验,当然,也记取他们的某些教训。
新长征,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现在条条战线都在搞考核,我们做为专业人员,希望加强对我们的领导。希望领导不断对我们考核。考核我们对人民感情的深浅,世界观改造的好坏,作品质量的优劣,团结前进步伐的快慢……。但我们在实行民主权利时,也要考核领导,也要考核你们的路线是否正确?你们政策水平的高低,是否按艺术规律领导,怎样贯彻“双百方针”……希望在以后总结评定会上,听到领导讲的是怎样壮大文艺队伍,繁荣了文学艺术,是那个协会、那级领导抓出了多少好作品,培养出了多少新的优秀人才。而不是抓了多少假想敌,白专典型……押下去劳改的多少百分比……。
第二句话是:希望领导同志爱你们的兵。刚才我说过:我们这支队伍是好的。但也不排除其中也有少数极端个人主义者,受“四人帮”毒害很深的人和品质不那么好的人。因此,建议领导同志要深入群众,了解下情,不要偏听偏信,想当然,瞎指挥。特别是要爱队伍中的劳动者,而不要爱那些谄媚者、告密者和挥舞棍棒者。当你收到小报告上写着:“我叫×××,××岁,××出身,××成份,政治面貌××。我现在发现某个刊物是黑旗刊物,反革命刊物,××人的作品是恶毒攻击……”时,你要警惕,要调查研究,要慎重处理。看一看是否真有其事,是否符合实际?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高价收买诬陷者、告密者,以致靠打小报告往上爬成风。“四人帮”粉碎了,但流毒远远没有肃清。因此尊敬的领导同志们哪!要警惕标价出售的人。当然,我们对标价出售的人还是要团结,但团结,不等于高价收买。只有杜绝了高价收买,标价出售的人才会减少。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那种一个人勤勤恳恳二十年写一本书,而一个人用两小时写一封告密信,就把劳动者打倒的历史决不能再重演了。人民不允许。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棍棒是打不出百花来的。文学艺术的繁荣只能靠党的正确领导;靠艺术民主的实行;靠“双百”方针的贯彻,以及文艺队伍为人民为党努力工作的高度自觉性。而领导是关键。
如果我们文艺界的领导能象中央一样,真正承认我们这支队伍是好的,是经过风浪考验,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爱护和尊敬的;又能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专业人员又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深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勇攀艺术高峰,那么,不要多久,中国新文艺的文艺复兴必将到来。我们这支文艺队伍必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第3版()
专栏:

文艺创作之泉在奔涌
——记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几位代表
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大会会场上和小组会议室里,我们眼前有白发苍苍老一辈文艺家,还有更多的中年和青年文艺工作者。倾听他们的发言,获得的是振奋、鼓舞,仿佛感受到他们喜悦、奋激的心在跳动,感受到他们沸腾的胸间的热力在扩散。一位作家讲得好:“粉碎‘四人帮’,打开了文艺工作者身上的脚镣和手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打开了文艺工作者的眼界和心扉,我欢呼:文艺生产力的大解放!”
这三年,却是中国文艺史上丰收的三年,是文艺空前活跃的三年,是文艺家们奋发有为的三年。
“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诗人艾青告诉我们,从去年四月底他又开始发表诗作以后,已经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人们热情地向他表示祝贺,盼望他写出更多的好诗,关切地询问他二十多年来的经历和近况。“这一年多来,我创作的产量可以说是空前地多。从去年重新拿起笔来,到目前大约已经发表了一百多首诗,多数是短诗,也有几首长诗,象《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歌唱‘四五’英雄的《在浪尖上》,还有为歌颂张志新烈士写的《听,有一个声音》……”艾青说得兴奋起来了,他起身到书柜前取出两本书递给我们。这是刚刚出版的《艾青诗选》,包括旧作,也收进了他的新作。生命的新的航程,给诗人带来了极大的创作热情与活力。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塞北岭南。他去了大庆,去了鞍钢,去了海南前哨,去了东海之滨,去了北方边城,还随同对外友协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西德、奥地利和意大利,所到之处,都有诗作。多产的原因,一是生活的丰富多彩,许多新鲜的感受使他诗情勃发;另一个原因,艾青说,政治局面好转了,有了政治的和艺术的民主了,作家思想解放了。
我们访问了作家王蒙。在二十多年的时光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两年前,他才重新回到文艺队伍中来。他的兴奋和激动,是可以想见的。他说:“一拿起笔,我感到自己年轻了很多、很多!”短短的两年间,王蒙已经修改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布礼》,还创作了短篇小说、散文、杂文三十多篇。当前,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这边风景》。道路坎坷的生活里程,没有使这位有才华的作家衰颓,他胸间跳动着一颗忠于人民事业的心,燃烧着对人民炽烈的爱。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劳动、生活在人民中间,他说:“我感到心里有说不完的话,笔下有写不完的文章。为人民进行创作,这就是幸福。我们要十分珍惜这可喜的形势、宝贵的时光,要把最好的精神粮食贡献给人民哪!”
我们面前是新出版的一本画册。打开画册,许多栩栩如生的狗、猫、狐狸、狗熊、象、骆驼……,出现在你面前。它们千姿百态,娇憨可爱,把人引入一个童话般的美妙境界,许多人爱不释手。这些精美作品出自一位青年画家之手,他的名字叫韩美林。他对生活充满着信心,充满了爱。他把这样的深情和信念,都浇注在自己艺术作品之中。韩美林画的动物,独具风格,生气蓬勃,形神动人,给人以喜悦和美的享受。
话剧《未来在召唤》的作者赵梓雄也到文代会上来了。他是文艺界的又一个崭露头角的新人。谈到创作,他说:“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没有文艺生产力的大解放。”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大胆地尝试为四个现代化呐喊,为人民的理想、愿望高呼。现在,这位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在做什么?他在着手进行新的创作。什么内容?还是为四化扫路,为新长征谱写进行曲。
读一读《人妖之间》那篇报告文学吧!作者刘宾雁坐在我们面前。刻在他眼角几道深深的鱼尾纹,隐埋着他二十年的经历。他曾经下决心与文学绝缘,但是,生活却以无可抗拒的魅力,将他拉回到文学的“领地”里。文化大革命中那几年,他是和脚踩着坚实的土地的乡亲住一个屋,吃一锅饭的,听到的是真实的呼声,感受到的是人民的忧患、喜乐。他苦闷、徬徨,于是埋头到马列书籍中去。多少个夜晚,在简陋的小屋,他拿起放大镜,一章一节地细读。人民把生活中的矛盾提到他前面,他又和人民一道思索、探求。作家决定用笔来回答问题,他不回避矛盾,将真实披露于人前,笔触所及,不在一桩实事、几个丑角,而是勾画出产生、发展这一事件的社会背景。他提醒人们注意前进路上的沟坎,同心同德地奔向光明的未来。
让我们走进剧场,和观众一起感受《报春花》给人的启示。它的编剧崔德志在一次座谈会上颇有感触地说过:“是生活本身,给我滋养,供我素材。”这位勤勉的剧作家长年生活在工厂,周围有叫你深思、也有令你感奋的事。他认识那些可敬可亲的人,也接触过套在“框框”里的人。剧作家说:“我要用笔赞颂新的、美的事物,鞭挞那些阻挠实现四化的人和思想。”是的,当你离开剧场时,不会将泪痕留在眼角,你会感到尽管困难还很多很多,生活前景却是那样美好,也就增添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当文艺家在生活的漩涡中挖掘新的主题、题材时,一批社会主义创业者形象的出现,尤其是可喜的现象。翻开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新长征中的闯将,便迎面向你走来了。作者蒋子龙目前还在一家工厂管理着一个锻压车间。他正视十年灾难给生活投下的阴影,也望见阴影以外的光亮,党拨乱反正的决心,工人为民族强盛憋足的那股劲。作家敏锐的目光射向现实中各式人物,在领导层中,作家找到了理想人物的影子。乔光朴的形象,蒋子龙幽默地把他称作一种“合金”,其中,有熟悉的身影,也带着理想的色彩。即使这样的人还是少数,也还并不成熟,但代表着时代的主流、趋向。“四化”需要这样的实干家。文学走到人民中来了,作家和读者的心沟通了!
文艺理论家肖殷正在聚精会神地给文学青年复信。案头上是一叠厚厚的来信、来稿。有广东省内寄来的,也有外省的,作者大多是刚刚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尽管这位老人患着严重的肺气肿,每天都要花时间阅读手稿和复信。从新中国诞生起,肖殷就把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倾注在文学青年的身上。文化大革命前十多年,他坚持每天写两三封信给文学青年。这些信,长的近万字,短的几百字,累计起来有几百万字。他的《论生活、艺术和真实》、《与习作者谈写作》、《鳞爪集》和《习艺录》等书,里边所收的文章大部分是给文学青年写的回信。在肖殷扶助下,许多有才华的文学青年逐步成长起来。肖殷现在已到了暮秋之年,而且常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还是把晚阳的每一缕光丝都洒在文学青年的嫩苗新枝上。
我国文学艺术家们,以焕发的精神,奔放的热情,以勤奋、智慧和技巧,已经向新长征中的人民奉献上丰满的艺术新果,他们还将奉献得更多更多。
新时期的总任务激励着中国文艺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之泉,在喷发、奔涌!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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