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
白桦
我十分珍惜能够在第四次文代大会上发言的机会。很多同志和战友二十多年不见面，恍若隔世。很多同志和战友这些年都有一百个死的危机，只有一个生的希望，结果却活着在这里相见，在这里叙旧，在这里回顾与展望！但有些同志和战友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记得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希望过，斗争过，他们的希望和斗争留给了我们。
我想谈几点感想：
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我们象江河那样汹涌的鲜血冲开了一条民族生存的道路，使我们从封建愚昧的状态中醒悟过来。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我们的战斗者才越来越多，我们的战果才越来越大，才建立起了一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的祖国有过一个多么明媚的早晨！在早晨，我们是清醒的，为了奔赴我们的目标而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那时，我们的党满怀信心，力大无穷，一呼万应！因为党扎根于人民。在我们建国之初，就是最仇视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前进了！任何外来的压力都不能使这个民族倒退，使这个国家遭到颠覆。但是，后来我们出现了倒退，出现了几乎被颠覆的危险。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愚民政策，利用人民对党和领袖的感激和敬仰，使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回到蒙昧状态之中。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首先是因为他们一步一步把科学的马列主义加以歪曲之后硬性规定为宗教主义，不允许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讨论，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去认识和发展。用专政和群众运动的手段把革命领袖制造成为神，众多的人不敢反对也不敢怀疑。直到今天，当我们反对现代迷信、提倡科学的时候，仍然遭到象辛亥革命前打偶像被众人围攻致死的情形。张志新之死就是这样。张志新烈士的鲜血使越来越多的人醒悟，但还有一些人执迷不悟，也有一些人由于自私的目的假装一副虔诚的信徒的样子。执迷不悟的人可怜，装做信徒的人可恨！我们不得不象蚕蛹那样非常吃力地去咬破我们自己做成的茧子，才能够得到空气和阳光，才能够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我们曾经长时期不间断地反对过文艺作品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从未反掉过，这同样是由于文艺参与造神的结果。每一位作家、艺术家都会记忆犹新，有一个时期，作品中任何一个党的干部形象一定都要等于党。任何一个工人的形象一定都要等于整个工人阶级。最后：人，在文艺中消逝了。剩下来的当然乃是一些贫乏的概念。在做蒙昧这颗蚕茧的过程中，文艺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民族很善良，善良的人很容易轻信，一直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人民群众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还都死记着一个公式：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局部的，是十个指头里的一个指头。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很多人还认为“四人帮”是真的在进行一场革命。有些本来是很英勇的战士，在敌人面前由于蒙昧而失去了战斗力。如果不是这伙反面教员，我们会有比较多的人至死不悟！百万群众在丙辰清明的呐喊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某些人认为非法吗？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才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亿万干部、群众才能得到解放；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包括那些指责别人为“缺德派”在内的不同观点的人才能够展开正常的争论；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文艺创作才能出现今天这样正视现实的局面，第四届文代大会才能召开，许多老同志才能活着在这里团聚；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文学才有希望！
“你们想干什么”？
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对粉碎“四人帮”三年来的文艺创作形势提出了严厉的责难，经常质问：“你们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正面回答。
我们想干什么呢？我们想在我国文艺领域里恢复现实主义传统！我们想恢复文艺反映社会生活这个起码的职能！我们想让人们记住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想让人们分辨良莠、识别是非！我们想在人民群众心
目中恢复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我们想让人民认识到
中国的现状，认识到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和光明。近三年来的文艺创作实践也充分说明了我们这些目的。那么，为什么会使有些人感到奇怪和不理解呢？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长期以来“指鹿为马”，一旦真马出现反而不认识了，还把指马为马的人当做异端。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家、艺术家如果回避我们眼前的深刻的社会思想斗争，不愿意了解当前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新鲜活泼的思想，他们的作品当然没有读者。因此，这不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还有一个应该干什么的问题。我们应该掩饰谁也无法掩饰的社会矛盾吗？我们应该去歌颂使我们付出了重大民族牺牲的愚昧状态吗？我们应该对已经绊住了我们的手脚的官僚主义保持沉默吗？我们应该去照顾与共产党毫无共同之点的“一言堂”主的威望吗？人民群众不许可！你一定要这么干就干好了，只要你有园地，有纸张，至于读者，就越来越少了！“四人帮”当道这一段历史长达十年，比抗日战争还要长，这一段历史如此之奇特，我们不应该思索一下为什么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不正是由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向人民说了真话吗！党是司令部，群众是战斗员，不把敌情告诉战斗员，战斗员怎么去消灭敌人，赢得胜利呢！
作家、艺术家的使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何违反历史前进规律的人给文艺施加压力，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最终是要失败的。我们不要忽视人类历史上这个极罕见的现象，研究他们的发生与发展，毛骨悚然的成功和悲惨可耻的失败。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职业象文艺家这样注定要接受历史的荣誉审判，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那个“顾问”都曾经凌驾于中国文艺家之上作恶多端，还有一些“四人帮”的御用理论家和爪牙们不是不论大小都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吗！新中国短短三十年的文艺史，沧海桑田，沉浮变幻，可资接受的教训很多，中国的文艺家还是有几根硬骨头的，一大批文艺家被一些“左”派理论棍子打倒在地，埋葬在泥土里二十多年不是又复活了嘛！又开始发芽、开花并准备结果了嘛！种子就不怕泥土，种子埋在泥土里不是适得其所嘛！一本《重放的鲜花》说明了二十多年文学创作界的功过。历史不会埋没李白、杜甫、司马迁，但历史埋没了和李白、杜甫、司马迁同时代的显赫一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权贵！今天，许多多年不能拿笔写作的作家不是没有被消灭掉吗？许多同志的肉体被消灭了，他们的作品不是还存在吗？那些“金棍子”不是一根一根都变成了麻秆儿了吗？三十年的文艺评论有几篇不加修改今天还能印发给我们一读的呢？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当然，这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谁也不会去追究个人的责任。但必须正视这个历史的大曲折。
今天，党中央和人民给了文艺家一个基本的权利，——陈述自己观点的权利。全国人民都参加了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文艺问题的争论。有人民群众的声音就能保证真理愈辩愈明。最近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对于文艺界的同志，对于全国人民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们不首先把“德”的概念搞清楚是无法进行讨论的。有些同志至今都分不清“四人帮”和党的界限，分不清马列主义与冒牌的马列主义的界限，分不清人民的利益和特权的界限。他们把“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一切祸国殃民的毒瘤当做马列主义固有的肌体来维护，不许碰，一碰就是反党，缺德。张志新同志看出了我们党的肌体上的毒瘤，被认为是谋杀革命的罪犯而被处死了。正因为张志新同志对党、对马列主义、对人民爱得至深、坚定忠诚，才能做到至死不变！今年年初，我在全国诗歌座谈会上讲过一句话：“诗人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歌颂什么救世主。”今天我重申，我仍然这样看。理由很简单：“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句《国际歌》里的歌词是无数先烈临刑前唱的，先烈们告诫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从来就没有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去歌颂呢？有些装着虔诚之极的信徒们，非要说世界上有救世主这种东西，并且把救世主和革命领袖的概念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用以吓人！当张志新作为一个人、一个革命者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灵中复活了的时候，那种造神杀人的残酷游戏可以收场了！
所谓“安全”问题
很多好心的同志和读者来信经常提醒我：“你很不安全！”我很感激这些同志的关心。同志们这样想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品质，诚恳就是其中之一，在某些时期，不少诚恳的人失去职务，失去自由，失去最低的生活条件，以至失去脑袋。而不少虚伪的人，不劳动可以靠吓唬人而得名、得利、得官；当然，也有翻船落水的，象姚文元，但毕竟是少数。前些年生活中说谎而飞黄腾达的生动故事年年月月教育着中国的老人、青年和儿童，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虚伪者安全，诚恳者危险。我常听一些有儿女的同志忧心忡忡地感叹说：“我的儿子将来准坐牢，因为他不会说慌！”也有些同志乐滋滋地说：“我的儿子准有出息，因为他是个小两面派！”多么可悲！当我只有十几岁的时候，从特务暗探横行的白区走出来，参了军。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我觉得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里，安全极了！行军打仗我天天记日记，剖析自己的思想，记载我所感兴趣的一切。到了五十年代后期，一切文字都变成解释不清的罪状，最天真无邪的话都变成最阴险的反党言论。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字固然可怕，语言尤其容易招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变为口号之后，人人自危，正常人的语言都转入地下成为窃窃私议。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特别是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由言论而获罪者渐渐少了，但并不是说已经完全解除警报了。大多数知识分子根据切身体会得到的教训是：当允许你放的时候，就潜伏着收的危机；当你放的时候就为自己挨打、挣一顶帽子、坐牢准备了条件。今年春天的一阵反三中全会的冷风不是很说明问题吗？张志新同志的事迹一见诸报端，大多数同志义愤填膺，增强了战斗的勇气和信心。也有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摸摸自己的气管，暗暗为能寡言而气管幸存感到后怕。但是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不敢说真话，父子、兄弟、姐妹、朋友之间不能知心，作家不敢记笔记，公民不敢记日记，这算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呢？我们的人民是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民，我们的作家也是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我们勇气的来源正是这种神圣的责任感！全国人民都相信，党中央绝不会失信于民！文艺界的同志们经历了这么长的曲折历史，大家的思考能力大大地增强了，在学术问题上废黜百家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对某种独家之言可以听而不闻，可以听而议论，可以退出会场。在学术问题上是不能求助于组织纪律性的。除非来一个
“四人帮”卷土重来，重新法西斯化。但到那一天就不只是少数人遭灾的问题了！
现在仍然不能说文艺家已经到了比较安全的时候了，不是还有人著文、投书、讲话，要把某人关起来，给某人重新戴上帽子吗！既然做文艺工作就得发言，就得对生活表态，就有“歌德”与“缺德”的问题，就有安全与不安全的问题，就有得罪人的问题，除非你不干这一行，怎么办？刘宾雁同志在《人妖之间》中有句名言，原话是斥责那些丧失立场的干部的：
“这也怕得罪，那也怕得罪，唯独不怕得罪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人民！”
我们应该把它翻过来讲并加以实行：“这也不怕得罪，那也不怕得罪，唯独不应该得罪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人民！”
我们的安全固然要依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但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人民群众。谁最不安全，“四人帮”最不安全，他们现在整天战战兢兢，监狱成了他们活在世界上最安全的所在。还有个别人，即使进了八宝山也不安全，迟早会被人民把他扔出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只要为我们的母亲——人民说真话，对历史负责，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人民会保护我们，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裁判。
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近三年来创作很活跃，思想也很活跃，说明我们大有希望，我相信，如果能长此以往，不出三五年就会有很好的作品出现。今天，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摆出来争论。当然，也有些同志很激动，语气不大温和，甚至骂街，这些都不能影响总的逐渐好转的形势。这种局面是三十年来所未有的，经历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浩劫，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的确应当非常珍惜，应当努力巩固和发展这个好形势。首先是出现了很多引人注目的好作品。三年来，作家队伍中的老、中、青十分勇敢和勤奋，拿出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涉及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我们的文学有了起死回生的转机，而这棵灵芝草就是现实主义。我们三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流是健康的，绝大多数作者充满对祖国人民的苦苦的恋情，为时代的损失痛心疾首，大胆触及时弊，把一颗鲜血淋淋的赤心掏出来交给读者，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作家和人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靠得那么近。但在我们队伍中间还有些紧张空气，大胆肯定，明确否定，有棱角的评论很少。不争是搞不清真伪的，对《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对《乔厂长上任记》的讨论就非常好。有意见摆在桌面上，领导同志也可以写文章参加讨论，但不要禁止或取缔，也不要动不动勒令检讨。允许发表和领导相反的意见，在学术问题上要允许在平等的地位上展开讨论。领导同志要宽宏大量，气量狭窄的领导于党的事业不利。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做的祝辞是何等的好啊！“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但是有些人是不会因为党中央这么讲了就坚决执行的。因为他们除了“横加干涉”之外，一无所能，他们不那么做就要失业。“横加干涉”比平等交换意见省事得多。发挥了文艺家的聪明才智好象就会显得他们没有聪明才智一样。有人质问：“作家艺术家创作、生活要什么条件？有了条件只会导致修正主义化！”“领导与被领导怎么可以待遇相等或接近呢，那样不成了平均主义吗？”请看，落实一项政策是多么困难啊！何况党中央关于文艺领导的问题只是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从来没听说过对知识分子搞极左迫害的人罢过官、降过职、减过薪，更谈不到受法律制裁和承担罪责。因而，争取文艺创作的基本条件，必须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才可能得到改善！
这些年来，许多作家都老死不相往来，不是不愿往来，而是不敢往来。从一九五七年开始，“过从甚密”就可以论罪，谁还敢“过从”呢？动不动就抓出一个反党集团，加上我们“飘零各自远”，许多同志“见面不识如路人”。中外古今搞学问的人都有文友、学友、诗友。学而不问是无法长进的。近三年来比较好些了，心有余悸的同志仍然不敢知识分子成堆，一成堆就怕。若干年以来我们之间不能互通生死。一九五七年时青年作家的遭遇，今天谁都看成为一个严重的教训，只不过有人从正面看，有人还在从反面看罢了！至今还有人对我们另眼看待。我有一个经验，就是：蔑视他们！因为毁誉、荣辱的标准的制定者从来就是历史和人民！亚热带的植物由于形成天然群落才格外茂密，竞相生长。不同类型的植物生长在一起，各有各的空间，又互相调节、互相荫蔽。让老、中、青作家也能形成天然群落吧！
希望和期待
我呼吁民主！文联、作协是文艺家自己的组织，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团体。我希望不是某一个部的一个变象的司、局。作家、艺术家的团体如果还不能实行民主，还有什么行政部门和组织能够实行民主呢？我们的领导人不是决心来做官，而应该是决心来做作家的良师和益友，党通过你们来团结和关心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劳动、学术研究和生活。党通过协会向作家艺术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向党反映作家、艺术家的愿望和呼声；不是借党的名义压制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
我呼吁团结！但这种团结必须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不同意见就打击、报复、排斥、冷遇的现象一定要消除。法官和被告绝无团结可言，坚决抵制那种已经出现过的，在某些人棍子下面的“团结”。他们认为谁要是用手护着自己的脑袋，谁就是不讲团结，夺棍子的人更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狂徒了。
我呼吁给作家、艺术家提供起码的工作条件！《歌德与缺德》的作者想象有些作家是在红地毯上干“缺德”的事。我到过中国最著名的作家的家里，还没见过谁家里铺着地毯。不少作家住房狭窄。有些国内外知名的作家一到晚上就不得不跟妻子、儿女谈判，达成合理使用那张唯一的桌子的协议。这就是多年来被称为“精神贵族”的人们的现状。
我呼吁关心青年作家的培养！近些年出现了不少有才能的年青人，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没有发表的园地，或只能在自发刊物上发表。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才华。文学界很少有人去接近他们，认为他们的思想“可怕”。他们的思想不是生下来就可怕的，而是可怕的历史造成的。可以预见，他们之中会出现很好的作家，因为他们大多在基层生活，有勇气，善于思考。不能忽视他们，要了解他们，引导他们！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青年作家至少都在三十五岁以上，为了中国文学的前途，必须预见未来！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未来是青年人的。不要对青年作家的优点和长处视而不见，看到的尽是弱点。那些把青年作家培养成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独特语言的做法是绝对错误的。创作这个事业，越是放手些，越会使青年作家早熟。
我们是劳动者，是靠我们的创作劳动为人民服务的。我呼吁保护、支持和奖励勤奋的劳动者！谴责文坛窃贼和把头！谴责怠工者！谴责谣言制造者！
最后我呼吁：拿出勇气来吧！没有勇气就没有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
〔这是作者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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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郑文
第四次文代大会正在热烈进行之中。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这是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迫切关心的一个问题。
是否解放思想，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文艺工作实行一条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指出：“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就是让大家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和现代迷信的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中彻底解放出来；从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旧习惯势力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艺术教条主义、艺术八股习气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真正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回到符合客观实际的轨道上来，按照文艺的客观规律来发展文艺事业。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我们的文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是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分不开的。一批作品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不正是因为它们勇于打破禁区，勇于从生活出发，勇于提出群众所迫切关心的问题，勇于在艺术上进行创新吗？近一个时期来，我们的文艺在表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话剧《未来在召唤》、《报春花》、《向前，向前》，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特写《人妖之间》，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等一批新作的出现，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这些作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生动的艺术笔触，歌颂了人民群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顽强斗志，塑造了象乔光朴、李键这样一批为四个现代化英勇奋战的新的英雄人物形象。同时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锋利的艺术解剖刀，揭露了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险阻，批判了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各种事物，从而在群众的心灵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它们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振奋人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
但是，文艺战线的思想解放，也遇到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在一些同志看来，表现新的长征，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只能写一片光明，不能揭露新长征的绊脚石。有的同志甚至给某些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作品和文章扣上种种吓人的大帽子。我们认为这种责难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实践告诉我们，表现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需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表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同样需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变革，文艺要成为推动这场变革的强大精神武器，不仅要热忱地歌颂一切走在四个现代化前列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也要尖锐地批判一切阻碍四个现代化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
继续解放思想，就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领导上要坚定不移地实行
“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写作，放手让大家说话。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历史经验说明了，采取压制手段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不但无济于事，往往还会使问题复杂化。
继续解放思想，就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唯物主义只承认实践的最高权威，不承认任何凌驾于社会实践之上的权威，也不赞成任何违反客观实际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思想解放的标准是实践，是主观符合于客观。一切有益的文艺，都要忠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反过来接受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都应得到肯定，受到支持；反之，就要坚决打破它，抛弃它。始终和人民群众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