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气势磅礴 深刻动人
——试评新编历史剧《大风歌》
郭汉城
陈白尘同志编剧、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大风歌》，在当前话剧舞台上吸引了广大观众的注意和兴趣，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成功的作品。
反映了一场深刻的斗争
《大风歌》写的是我国公元前二○○年前后的一段历史：汉高祖刘邦死后，皇后吕雉执政，在维护或破坏刘邦生前与老臣们共同制定的、以汉皇室为中心的国家统一的政策的问题上，王朝统治阶层内部，爆发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围绕这场斗争，统治阶层内部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集团。以吕雉为代表的一方，要趁刘邦去世的机会，夺取皇帝的最高权力，她所依靠的力量是其母族诸吕以及个别和她关系很深的旧臣如审食其；另一方则是帮助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如陈平、周勃、王陵、陆贾、郦商等，他们反对吕雉的篡夺，反对权力落到诸吕的手中。这场斗争的性质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坚持刘邦政策的老臣们粉碎了吕雉的篡权阴谋。剧本把肯定与同情给予坚持刘邦政策的功臣方面是正确的，因为汉初经历了战国和秦末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刘邦制定的国家统一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向。而吕雉的篡权，必然会使刘邦的政策中断，重新出现分裂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吕雉的失败和老臣们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剧本描写的这场斗争，一共经历了十五个年头，经过对立双方的反复较量，以吕雉死后诸吕的失败而告终。其所以需要经历这么长的时间，是斗争的客观形势和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决定的。第一，从吕雉和诸吕方面说，要把权力完全转移到自己方面来，并不那么容易。吕雉在政治上虽然处于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但真正的实力并没有在她的手里。朝中老臣的威望、地位和斗争经验，也都远远超过诸吕之上。第二，从老臣方面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在封建社会里，皇权是神圣的，反对皇帝，就是叛逆。他们反对吕雉和诸吕的行动，稍一不慎，很容易被诬为谋反，所以形势逼迫他们只能采取隐晦的斗争形式，有时还不得不表面上顺着吕雉，借以迷惑吕雉的眼睛，掩盖自己的目的，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到来。第三，老臣们虽然都反对吕雉，但开始他们是各自分散进行的，而且他们之间还有某些误会和猜疑，必须在斗争过程中，逐步相互了解，形成一个集体的力量。此外，他们与诸王和在外的将领，短时期也不能取得联系，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是取得斗争胜利必须依靠的力量。第四，吕雉一死，诸吕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失去利用神圣皇权的有利条件；而陈平和周勃已消除了误会，并且与诸王和在外将领也取得了联系。一切条件已经成熟，当诸吕狗急跳墙进行叛乱的时候，就能一举将他们干净、彻底、全部消灭。
剧本中所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气势磅礴、波澜起伏和惊心动魄的场面，正是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的反映。
人物刻划的特点
一个历史题材的作品，首先要求作家对自己所描写的这段历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正确地分析斗争的性质和形势，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本质，这是作品取得成功的主要关键。但是艺术反映历史生活又还有它特殊的规律，那就是必须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塑造出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大风歌》在塑造夺权派与反夺权派双方的几个主要人物上，是成功的。
《大风歌》里塑造的吕雉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的形象。剧作家塑造这个形象，并没有采取简单化、脸谱化的方法，而是依据她的身份、地位和经历，放到斗争的每一个具体情景中合情合理地描写，写得有血有肉，个性鲜明。剧本选择刘邦去世、吕雉和诸吕策划了一场借机诛杀在朝全部老臣的阴谋为斗争的开始，这个构思是很出色的。因为这不单纯是斗争事件的开端，也是吕雉这个阴谋家、野心家的性格的开端。但作者不是去铺叙她如何策划这场阴谋，而是选择最有利于表现她复杂的精神状态的情节，把她的性格特征一下展示出来。我们看到，吕雉第一次上场，是在秘不发丧的阴谋被郦商说破之后，她在这个出于意料之外的变化激怒之中，当机立断，改换策略，一面立刻发丧，赏赐大臣，安定人心；一面假造遗诏，囚禁戚夫人，使观众感受到，这个阴谋家不仅有阴险狡诈的一面，也有坚决果断的一面；她不仅是一个手腕狠毒的冒险家，也是一个深谋老练的政治家。
随着剧情的发展，斗争集中到她与陈平、周勃等老臣身上。她对老臣的斗争，仍是循着第一幕中已经揭示出来的性格逻辑进行的，不过在不同的斗争形势下予以新的发展。首先，吕雉对于自己的对手是有所估量的。她懂得：对付陈平、周勃这一班老臣，不会象对付如意、戚夫人那么容易，因为，他们有力量，有影响。面对这些复杂的关系，她不再采取断然的手段，而改为施展玩弄权术的手腕，找寻各种机会，进行观察、试探，能利用则暂时利用，能抓住把柄就加以罪名。而等待时机除掉他们，则是她心中坚定不变的既定方针。直至最后她摆起“鸿门宴”，想把老臣一网打尽，也是性格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斗争形势和她的疯狂的权力欲望相结合的封建统治者反动阶级本质的概括。
反夺权派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也是很成功的。他们有忠于刘氏皇朝的共同点，也有各自不同的鲜明的性格特征。陈平在这场斗争中是一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在剧本中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根据斗争的形势和他所处的地位，作者赋予他以深谋远虑、忍辱负重、机智沉着等性格特征。这些特征从他出场所带的潜台词中，就已经包含着的。作者安排他恰恰在刘邦死时回来，是有过分析的，或者说是对历史记载作了重新解释的。他对于吕雉的夺权政变的发生，早在意料之中。刘邦一死，事情就要爆发，但他不能采取与周勃、灌婴联合反吕的办法，这样必然会出现分裂的局面。他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回朝相机行事。他也考虑了回来以后不利和有利的两方面的因素，决定采取以自己的两手对付敌人的两手的斗争策略。陈平抓住吕氏的弱点，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打中了敌人的要害。剧本形成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的险恶的场面。陈平在这场面中，象在惊涛骇浪里的小船，好容易绕过了一个暗礁，又遇上了另一个暗礁，终于靠着对形势估计和斗争策略的正确，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直到最后的胜利。陈平这个形象，外寡默而内丰富，外柔顺而内刚勇，剧作家正确地刻划出了这个曾经替刘邦“六出奇计”平定天下的政治家形象。
剧中另外几个老臣的性格也各有特点。王陵戆直。在吕氏封王的问题上，敢于得罪诸吕，对吕雉当面谏诤。他竭力抵制吕氏篡权，但完全不了解陈平的苦心。周勃则不同。他沉着厚重，不动声色，粗中有细。对于吕氏封王，他有自己的心计，他顺着吕雉，是为了把敌人推到被动不利的地位上去，这与陈平的做法、想法完全一致，不谋而合。可是他自己这样做了，却对陈平又不能谅解。陆贾则又不同。他是个有心人，对陈平的行动一时捉摸不定，深夜跑去试探。果然，陈平对他解释了他没有拿到刘邦立如意的遗诏，因而不能堂堂正正地对吕雉和诸吕进行讨伐的苦衷。陆贾弄清了事实的真相，勇敢地担当起对外联络诸王和将领，对内沟通老臣的任务。这样，形势逐渐发生对老臣方面有利的转化，也只有到这时候，老臣们的态度才开始明朗起来。
其他一些比较主要的人物，塑造得也是成功的。如戚夫人处于弱者的地位，遭遇十分悲惨，但她的性格却很坚强。刘盈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还没有习染封建统治阶级勾心斗角、残酷无情的恶习，他对弟弟赵王如意、姐姐鲁元公主的感情是深挚的。吕雉惨无人道的行为，强烈地打击了他幼稚软弱的心灵。如意被害，他坚决要求允许见戚夫人一面，但看到的却是“人彘”，这一场是很感人的。这两个人物的悲剧命运，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撕下了“父慈子孝”那一套封建道德的虚伪面纱，是有典型意义的。
对两个问题的看法
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吕雉是一个在历史上应该肯定的人物，因为她执行了刘邦休养生息的路线，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这一段话来的。但是我觉得还值得商榷。吕雉在不同时期的功过如何，可以作具体分析，但在剧本所反映的这一时期，她的所做所为，却恰恰是违背刘邦的路线，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汉皇室为中心的国家的统一，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有利于休养生息，符合人民的愿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是进步的。吕雉为了个人的权力欲望，把刘家的政权转移到吕家去，必然会引起分裂和战乱，破坏已经形成的统一的局面，拉历史倒退到春秋战国的混战状态。这哪里谈得上执行刘邦的路线？如果硬要说吕雉执行刘邦路线，那么维护刘氏政权的老臣，倒成了破坏刘邦路线的倒退力量，很显然，这是与历史事实本身不符的。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不能因为吕雉的分裂活动还不及破坏休养生息的局面而为她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觉得吕雉这个人物形象的不足之处，恰恰在于没有写出她从个人的权力斗争必然发展到刘氏的政权转移到吕氏政权的客观过程，使人物较为简单，影响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吕雉是一个野心家，是一个带有悲剧性的野心家，她的悲剧就在于逆历史潮流而动，被历史前进的车轮辗得粉碎。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剧本肯定刘氏政权，只许刘家做皇帝，不许吕家做皇帝，是宣扬了封建正统思想。这种意见也值得考虑。判断一件事物的好坏，必须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历史观点去考察。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没有绝对的、永恒的好，也没有绝对的、永恒的坏，历史条件变了，事物的性质也要变化。封建正统思想属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在汉初维护刘氏政权的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条件下，就不能既肯定刘汉政权而又简单地否定与它密切相联系的封建正统思想，这是一。其次，历史剧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剧中写了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物，不一定就是歌颂封建正统思想。陈平、周勃等老臣，无疑是有正统思想的。但是推动他们去捍卫刘氏政权的，主要不是正统观念，而是现实的、结合着他们个人利害关系的斗争的形势。《大风歌》正确地写出了这一点，正是它的成功之处。
艺术处理上的可喜探索
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是成功的。他们的成功是表现在多方面的，这里想简略地谈两点。第一，整个演出气势磅礴，紧张严肃，不拖沓，不松散，始终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收到这么好的舞台效果，是与舞台剧本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改得更符合舞台演出的规律，和导演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创造性的再处理分不开的。舞台剧本文字篇幅不大，但在舞台上看起来却那么充实，那么丰满，不感到缺少什么，也不感到多余什么。演员们的表演，也是成功的，很有分寸，符合剧中人物内心丰富、含而不露等性格特点，能让人物的行动引起观众的联想。所以从剧本到导演，从表演到舞台美术，有机地融为一体，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第二，有浓厚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剧本结构基本是分场形式，场子大小不拘，依据内容的需要；情节发展自然，复杂的矛盾，从从容容流露出来，不显人工的痕迹，非常容易看懂。语言简练，节奏性强，与稍微夸张的人物造型、表演动作相一致，没有生硬不自然的感觉。舞台布景简洁，不繁琐，突出人物。可以看出，这是在向我国戏曲学习，而学习得是很成功的。话剧民族化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大风歌》的作者、演出者在艺术实践中进行探索的成就是可喜的，他们的经验是宝贵的。（附图片）
《大风歌》剧照：周勃、刘泽等老臣识破吕雉的阴谋之后，舞剑高唱《大风歌》的雄壮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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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干预生活 推动社会前进
——推荐刘宾雁的特写《人妖之间》
启 治
不久之前，《人民日报》公开揭露了黑龙江省宾县大贪污犯王守信的罪行，震惊了全国；现在，我们又在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宾雁同志的特写《人妖之间》。作品对这一大贪污案的有关过程和有关人物，作了更加详尽的描述和更深刻的分析。作者以磅礴的气势，带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勇敢地正视我们生活中某些十分复杂尖锐的矛盾，揭示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存在的人妖颠倒的反常现象，着力鞭挞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猖狂一时的邪恶势力，热情歌颂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屈不挠地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人民英雄，从而发挥了振聋发聩、引人奋发向前的战斗作用。前些时候，我们曾读到过发表在《诗刊》八月号上叶文福同志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这两篇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积极
“干预生活”的优秀作品，读后使人不禁要为这些新作大声叫好。
真实，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对于作为报告文学一种形式的特写来说，更是不能违背真人真事这一原则的。从王守信于一九六六年登上政治舞台到一九七九年事发被捕，这一大贪污案不但贯穿了文化大革命的始终，而且还延续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第三个年头。这样，要真实地描述王守信贪污案，就必须把这一切罪恶放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的背景下来着笔，同时，还必然触及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四化建设以后，还要不要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这一严肃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是回避，还是正视？是唯心主义地视而不见，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做粉饰生活的所谓“歌德派”，还是为推动历史前进而勇敢地“干预生活”？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作者在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武器来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恶这个问题上，做出了新的尝试。
揭露王守信贪污案的另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在相当广阔的范围里，人妖颠倒，正不压邪——不仅是“坏人不臭，好人不香”，简直是坏人神气，好人受气！请看王守信的暴发史：一个旧社会马贩子的女儿，“斗大的字不认识一车”，名声极坏的破鞋，凭借县武装部杨政委的支持，就从宾县煤建公司的收款员，而入党，而任支书、经理、县商业革委会副主任……。她的“事业”，也从一个县煤建公司，发展到“黑金库里崭新的十元一张的人民币已经积累到四万多张”。她不但“全家红”（统统入党当官），而且党羽遍布，不但在她掌管的地方对革命人民搞了“全面专政”，而且将黑手伸得远远的——几任县委负责人，不是被她挤走，就是对她无可奈何，甚至与她同流合污；和她勾搭的，从县里的“电霸”、书记，到省里经济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以至北京商业部的一个副局长。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当她“从哈尔滨机场起飞时，竟有省级三个部门的领导人驱车送行。到广州，有三个单位接待。在上海，有专人陪送到高级宾馆”。……
这真是触目惊心！然而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深刻的原因何在呢？对于这些严重的事实，能不能运用文艺的形式加以描绘呢？
刘宾雁同志的这篇特写，用艺术的实践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作者在这篇特写中，对一些重要情节作了生动的描绘，还用政论性的笔触作了精辟的剖析，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爱憎，从而帮助读者更准确地把握这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本质。他根据宾县县委这些年来的作为，指出“共产党管理一切，唯独不管共产党”这个严重的事实，还指出许多党的干部“这也怕得罪，那也怕得罪，唯独不怕得罪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人民！”这样，就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上述种种原因结合起来，揭示了产生王守信这样的人物的特殊社会条件。作者还通过对王守信乱中夺权和利用权力贪污人民财物，再用财物进行收买交换去进一步攫取更大的权力这种恶性循环情况的描述，说明了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独特背景下党被瓦解腐蚀的特点。读者在看完全篇，看到作者意味深长地说：“人们呵，要警惕！现在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就不会感到惊奇，而是受到启发，准备更坚定、勇敢地投入未来的斗争。
我们还看到，作者在这篇特写里，在如实地描述王守信贪污案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但着力鞭挞了猖狂一时的邪恶势力，也热情地讴歌了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的人民英雄。它如实地描述了人民对党的热爱，眼看坏人钻进党内就着急，“从一九七二年起，只要一有运动，就不断有人到县委贴大字报，提出王守信的问题。”这中间就包括那个被撤掉职务仍携带材料四处走访上告的保卫干事。而它所着力描写的英雄则是手工业织布工人、煤建公司计划统计员刘长春和县药材公司工人史怀亮。刘长春被整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片瓦无存，仍然坚持斗争，而且有勇有谋，经过调查，找到了王守信贪污的关键，对破案起了重要作用。史怀亮则把调查所得的材料，结合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对王守信进行了科学的解剖，多次写大字报公之于众，大造革命舆论，对王守信贪污案的破获作了有益的贡献。由于作者善于剪裁选取材料，使这两个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英雄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得到充分的表现，就是刘长春的坚韧顽强和史怀亮的憨厚、乐观的个性也都跃然纸上，使他们的英雄形象具有更大的感染力。
五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经感慨地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坟·论睁了眼看》）“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过大量“瞒和骗的文艺”，今天，我国人民需要的是敢于“正视人生”的文艺，推动历史前进的文艺，鼓舞人们为四化英勇奋斗的文艺。就此而论，《人妖之间》、《将军，不能这样做》等作品的出现是使人深受启发和鼓舞的，因为我们从这些作品中，不但看到腐蚀我们党的肌体的毒菌，而且增强了战胜这些毒菌的决心和力量。
二十多年前，我们读到过刘宾雁同志写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那“大胆干预生活”的特色至今还给人们留有深刻的印象；经过二十多年风雨考验的刘宾雁同志能够伴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实在令人高兴。我们期望更多的作家写出更多的表现新时期的新人物的佳作，为人民呐喊，为四化开路，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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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人民的心声
何西来
对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
（以下简称《小院》），有人完全否定，说作品“忽视党的领导作用”、“迎合了当前那种对四个坚持有所怀疑和动摇的错误思潮”，甚至还说这是“借灵堂，哭凄惶”。对此，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尽管这出戏还有待进一步加工提高，但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就应该肯定。
《小院》以表现天安门事件为内容，描写了一个北京的普通居民小院里陈、杜、郑三户人家的命运。
在一切伟大的历史运动中，凡属要求前进的人们总是通过各自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汇合到总的潮流中去。《小院》以真实的画面向观众展示了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在怎样的条件下，抱着什么动机，被什么力量推动着，汇合到一次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的。陈大喜、陈大婶、杜长啸、杜承烈，以及煜珊、小伟，走到天安门广场上去，表面看来，并没有经过哪一级党组织的号召，也没有很周密的行动计划，是一些自发的行动，但这却是在当时具体条件下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态。当时毛主席病重，“四人帮”把持着中央的重权，三令五申禁止去天安门，禁止悼念周总理。但人民群众出于共同的革命自觉而主动地参加到斗争行列中进行活动，说明了人民的觉醒，党的长期教育的结果。《小院》正是从这些方面真实地再现了党的伟大作用。怎么能说作者和演出者“忽视党的领导作用”呢？
至于说《小院》“迎合了当前那种对四个坚持有所怀疑和动摇的错误思潮”，更是没有根据的。《小院》描写了陈家的大女儿玉秀被捕入狱，一关就是八年；儿子大喜因悼念总理也被捕入狱；小杜鹃从出生就没见过妈妈，天安门事件时又被打伤致死，陈大婶又急又气，双目失明；杜长啸的老伴因为受不了迫害含恨而殁；他本人被打成搞复辟的急先锋，停发工资，长期靠边；儿子杜承烈又在天安门事件后被捕入狱；郑家兴在残酷的折磨下，神经失常。此外，煜珊、小伟也都有各自不幸的遭遇。这些不幸，不能仅仅归结为一个知识青年问题。即使身为知识青年的大喜和煜珊，他们的活动，也主要不是为了回北京。一心想着北京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杜承光，然而，这正是一个被批判，被唾弃的人物。
《小院》里描写了个人的遭遇、不幸，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人们的不幸有两种：一种是由社会的、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这种不幸的发生，常常表现了某种必然性，就是说不是个人的力量能够左右，能够避免的；另一种是由于偶然的原因造成的，这种不幸不一定反映某种社会的历史的必然。《小院》描写的几个家庭的个人不幸属于前一种。这种不幸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造成的，带有普遍性。正因为这样才能够从这带有切肤之痛的不幸中，使人看到伟大的“四五”运动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艺术作品，要展示“四五”运动的力量和意义，就不能不描写一些普通的中国人是在怎样的具体原因的推动之下，经过怎样的具体生活道路，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的。实在说，如果每个人都没有个人的凄惶，就不会有“四五”运动的发生。不能把作品所描写的革命运动和人物的具体遭遇分开，正象不能把《水浒》梁山的斗争和好汉们被逼上山的具体遭遇分开一样。有凄惶，当然会哭，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根本不存在“借灵堂”的问题。
《小院》写了人物的不幸，更写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它以质朴的笔墨，为观众勾画了一幅感人的画卷。象生活本身那样真实，没有浮饰，是这个戏的优点和特点。当然这个戏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例如，不够精炼，一些重要线索交代不清，人物的性格化比较欠缺，结构上也不太考究，戏剧冲突的高潮安排在第二场，使后两场戏显得有些拖，等等。但是，它的思想内容是充实的，健康的。说“它留给观众的，除了阴暗的情调之外，再也没什么东西”，显然是一种苛评，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