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局长下去当厂长
——记全国劳动模范、湖北宜昌市印染厂厂长杜远金
编者按:杜远金同志主动要求下到基层当厂长,和全厂职工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初步改变了工厂的落后面貌。这种实干的精神值得提倡。现在有些同志,只能上,不能下,不愿到基层工作。希望这些同志好好向杜远金同志学习。
湖北省宜昌市印染厂由于前些年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班子散,人心乱,产品质量差,消耗高,年年亏损,生产长期上不去,成为全省印染行业的倒数第二名。去年冬天,市纺织局党委决定对这个厂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副局长杜远金主动要求到这个厂担任厂长。
局党委负责人说:“你今年五十三岁了,又是副局长,这怎么行呢?”
老杜说:“印染厂在我们局举足轻重,搞不上去,就会影响全纺织系统。当副局长要干工作,到基层也是干工作,共产党员总得为党工作嘛,请市委免去我的副局长职务,让我一心一意到那里,和大家苦干几年,一定把印染厂搞上去。”
宜昌市委和市革委对杜远金同志的请求进行了慎重的研究,同意免去他的副局长职务,任命他为印染厂厂长。
老杜一到印染厂,就扎进了车间。一边参加生产,一边了解情况。他了解到厂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工住在市内,每天上班往返三、四十里,碰上雨天,厂里道路稀泥烂浆,路灯也没有一盏;职工食堂饭菜质次量少价高;厂里设备缺乏维修,经常出毛病,很少有人过问。面对这些情况,他认为不能责怪工人。他说:“我们应该相信工人是愿意把生产搞好的。领导者要为工人创造一个好的生产条件。”他的想法得到了党委的支持。在个把月时间里,全厂修了一条水泥路,安上了路灯。那些长期放在垃圾堆里和杂草中的设备、器材,也都被搬进仓库,堆顺码齐了。经过整顿后的食堂,伙食也有所改善。全厂出现一派新气象。
这个厂的一条主要生产线,由于管理不善,一九七七年全省同行业检查,设备完好率倒负五十分。几年来,一等品率一直只有百分之七十左右。老杜让技术员为他绘制了这条生产线的草图,标名每台设备的名称、结构、性能、工艺条件、生产能力等。他揣着图到车间和工人一起操作,一台一台地了解运转情况,遇到疑难问题就和大家一起研究,虚心请教。经过一个多月的探索,发现了这条生产线存在的主要问题。他又广泛征询意见,在全厂范围大搞设备维修。
煮布锅是这条生产线上的关口,直接影响染色质量,过去经常发生事故,造成生产卡壳。老杜针对煮布锅存在的问题,制订改造方案,和工人一道对煮布锅进行改造,使这台设备正常运转。
厂里的沸腾炉,经过几年运转,磨损严重,急待修理。春节期间,全厂休假,正是抢修的大好时间。老杜和修理突击班的同志,初一大清早就赶到厂里。经过三天三夜的抢修,他们把锅炉修好了。但是,初四一试压,发现仍有几处渗水。老杜二话没说,一头钻进狭窄的炉膛,蜷曲着身体,寻找渗水的部位。在密不透风的炉膛里,他忍受着头疼、恶心、呼吸困难的痛苦,坚持和大家一起战斗。连续三十多个小时,他没合一下眼,没离开过现场。初五下午再次试压,全部符合要求。
今年六月,厂里把第二条生产线安装、配套搞好后,老杜又把懂技术的一批老工人和技术员安排到关键岗位,签订了师徒合同,让他们手把手地培养青年工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他们熟悉了这条生产线的技能,一次试车成功,当月正常生产,第二个月产品入库一等品率就达到百分之九十六,超过了一档水平。
老杜还善于利用一些事故,对职工进行教育。八月初的一个晚上,漂练车间烧坏了一台直流电机,车间正准备换上新电机,老杜说:“机子坏了,一定要先查明原因,不能换上新的就了事。若是责任心不强造成事故,要整顿作风;如果是技术跟不上,要加强学习技术。”他和工人一起查明是电路板失灵,老杜就让电器技术员抓住这件事,给工人讲电器设备保养知识,并对全厂五十多台电机作了一次“健康普查”,一台一台地维修保养,既维修好电机,也提高了电工的技术。
经过老杜和广大干部、工人共同努力,全厂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量不断增长,质量节节上升。今年头八个月,克服了电、水、碱不足的困难,八项经济指标都创历史最高水平。
(刘采福 徐春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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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怕富的错误思想 多给群众以物质利益
怀仁县采取措施帮助社员富裕起来
本报讯 山西省怀仁县认真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从去年以来,集体和社员收入普遍增加。
为了尽快让农民富起来,怀仁县委主要从两方面抓:一是在搞好农业的同时,大力帮助社队发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去年怀仁县遇到解放以来罕见的大旱,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百分之七,但由于工副业和多种经营收入大幅度增长,全县人均分配却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二是支持社员经营正当家庭副业。今年全县社员家庭副业户均收入,可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
怀仁农村这一新的形势,是县委纠正了“怕富”的错误思想后出现的。原来,有些领导同志总觉得抓钱危险,怕富了出资本主义,产生“两极分化”;有的认为“粮食上去能戴花,收入上去没人夸”,对群众利益关心不够,想得不多。县委甚至错误地规定:社队从事工副业生产的劳力不能超过总劳力的百分之五,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人均分配不能超过一百二十元。对社员饲养家畜家禽,发展家庭副业,多方限制。群众埋怨说,我们是硬被挤进了“穷旮旯”。
去年年初,怀仁县委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针对群众的批评,具体剖析了
“穷革命”、“富则修”谬论的实质和把“钱”、“粮”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认识到:不是党的政策不让富,不是条件差不能富,不是社员不想富,而是县委成员思想上怕富,措施上防富,门路上堵富,分配上卡富。如果不从经济上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继续让社员穷困下去,就会失掉民心。
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宣布废除过去限制多种经营与工副业生产的规定。提出“农林牧副工业一齐上,集体个人都富裕,人均产粮上千斤,分配超百元”的奋斗目标。具体规划是:平川地区放手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熬碱烧砖、机械修配、建筑和运输等社队工副业生产。山区则充分利用矿藏资源,开办小煤窑、石灰窑,开采砂石等。对那些工副业基础较差、收入较低的穷社穷队,从资金、物资和产销门路等多方面加以扶持。在发展家庭副业方面,积极鼓励社员饲养猪、羊、鸡、兔、鸭等家畜家禽,有条件的还可以养肉牛、奶牛,小牛由集体售给,长大后社员自行处理;生猪收购,按户实行购一留一政策。此外,还鼓励社员发展编织、采集等副业,产品允许自产自销。
(刘志杰 宋金山 张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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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农民希望多产低档品
最近我们在福建省顺昌县采访时,听到一些基层商业人员、农民发出这样的呼声:国家在加强轻纺工业和中高档商品生产的同时,也应注意生产五金、交电、化工方面的紧缺商品以及其他价廉物美的低档商品,多方面满足农民的需要。
顺昌县农民对长期买不到元钉、铁丝、小电表等商品,意见很大。农民修房盖屋、修理农具,都要用二寸半和三寸元钉,但是这里的商店里卖的却是大号元钉和鞋钉。不得已,农民只好用竹钉来代替。农民制造和修理打谷机、木桶、木盆需要铁丝,但长期缺货。清漆也一直是紧缺商品,农民做好的家具和一些农具也没有油漆刷。
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社员家庭已普遍用上了电灯,但因缺少一至四安培的小电表,一般是一个生产大队安装一个总电表,大家“吃大锅饭”,不仅浪费了大量电,而且大队每月还得补贴电费。如果每户装一个电表,既节约用电,也可节省集体开支。
农民们还希望国家继续大力增产自行车、缝纫机等商品,同时还要求工业部门多生产一些三十元或四十元一只的手表、三四十元一台的半导体收音机。
现在,小学生一般都是用铅笔。农民觉得用二分钱一支的铅笔比较便宜,但在顺昌县的商店里卖的大都是六分钱一支的。
新华社记者 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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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灯泡为什么短缺?
目前,从城市到农村,普遍反映购买小灯泡很困难。在农村,有的社员买不到照明灯泡,只好再点起小煤油灯;有的社员甘愿出一元钱,再添三个鸡蛋换一只十五瓦的灯泡。在城市里,许多家庭不得不装上四十瓦以上的灯泡。这样,支付的电费和消耗的电力,往往增加半倍至两倍以上。
灯泡厂越建越多,为什么还缺小灯泡呢?原来,工厂都去生产大灯泡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管理上的问题之外,主要是价格不合理。据了解:工厂生产一只一千瓦的大灯泡,可获利润三元二角五分,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而生产四十瓦以下的小灯泡,全国大部分灯泡厂不仅无利可图,甚至还要亏本。不合理的价格,使灯泡厂大量增加大灯泡的生产,压缩小灯泡的生产,以致大灯泡大量积压,小灯泡严重脱销。商业部门因大灯泡积压,资金周转困难,不得不拒绝收购,工商矛盾十分尖锐。
从宝鸡灯泡厂等单位的实践来看,单靠计划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灯泡问题。宝鸡灯泡厂今年削减四十五万只大灯泡,增加一百八十万只小灯泡的生产,结果,由于小灯泡的产值、利润低,厂里净减产值一百多万元、利润四十多万元。现在,企业要根据计划完成的好坏提取工厂基金,按利润多少提取奖金,工厂若无利可图,更不愿意生产。宝鸡灯泡厂等单位的同志认为,应当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合理调整产品价格,并努力提高质量,使产品适销对路。
当然,也不是说,不调整价格,企业在增产小灯泡方面就无能为力了。今年以来,宝鸡灯泡厂努力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制定了二百多项原材料消耗定额,实行按定额领料、按定额投料的制度,开展降低原材料消耗和节油、节电、节水活动,使成本比去年降低百分之三。其中,主要原材料钨丝的消耗量,比去年同期降低了百分之十五。仅节约钨丝一项,就可供生产小灯泡八十多万只。通过增产节约,他们进一步看到了增产的潜力,今年计划在已增产小灯泡一百八十多万只的基础上,再增产一百万只。如果所有灯泡厂都能象这个厂那样,采取积极态度,努力增产小灯泡,那么,市场上小灯泡供不应求的状况就会有所改善。
本报通讯员 胡中玉 吴瑞烈
本报记者 张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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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委员、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马力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等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送了花圈乌兰夫主持追悼会 池必卿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十月八日电 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马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马力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王震、乌兰夫、吴德、余秋里、胡耀邦、赵紫阳、彭冲、李井泉、姚依林等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办公室、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昆明部队党委、中共河北省委和省革委会、中共蓟县县委和县革委会、中共贵州省委和省革委会、贵州省军区、贵州省政协等也送了花圈。
李先念、王震、乌兰夫、吴德、余秋里、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宋任穷、刘澜涛同志,以及贵州省党政军在京的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马力同志的生前友好等七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主持,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池必卿致悼词。
悼词说,马力同志是天津市蓟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坚强的革命战士。
悼词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力同志历任蓟县抗日游击队教导员,昌怀县委书记,丰滦密县委书记,承兴密县委书记,冀东十四地委城工部长、宣传部长、专署专员,冀东十七地委副书记、书记、军分区政委等职。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他遵照党的指示,紧紧依靠群众,克服种种困难,英勇顽强,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全国解放以后,马力同志曾任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地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等职。他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河北省的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悼词说,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马力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粉碎“四人帮”后,在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各项指示,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发展贵州工农业生产,不知疲倦地工作。他坚持党的原则,努力维护和加强贵州广大干部以及各族人民的团结。他病重期间,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然关心贵州各族人民和贵州的工作。
悼词说,马力同志热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衷心拥护党中央,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马力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革命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我们悼念马力同志,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的高贵品质;学习他勤奋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刻苦钻研业务的进取精神;学习他不怕苦,不怕累,朝气蓬勃,苦干实干的革命热情;学习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革命风格;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关心群众,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马力同志遗像 新华社稿(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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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配合国营专业公司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
江苏省恢复和新建一批贸易货栈
新华社南京十月七日电 江苏常州、无锡、镇江市和徐州、盐城地区今年相继恢复和新建立了一批贸易货栈。这些货栈在配合国营专业公司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和丰富市场方面,正在积极发挥作用。
贸易货栈(有的地方也叫信托贸易公司),是县以上供销社常设的商品交流场所。常州市信托贸易公司从四月份成立以来,根据市场需要,向社员、渔民、社队场圃购进或代销瓜果、蔬菜、调味品、豆制品以及水产、野味,活跃了城乡市场。今年春季,常州市蚕豆角供应不足,集市价格每斤高达一角八分到二角。这时,信托贸易公司从浙江购进蚕豆角九万多斤,促使售价迅速下降,群众很满意。徐州地区货栈建立以后,积极开展工作,迅速恢复了同省内外一百三十多个单位的联系,并且组织地区内各县与省内外签订了三百多份合同。
各地贸易货栈在业务成交上,还尽量组织产销直接见面,减少环节,节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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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漯河市贸易货栈恢复以后
今年三月下旬,漯河市土产公司大门口,挂出一块多年不见的“漯河市贸易货栈”的牌子。
在历史上,漯河市是河南、安徽、湖北、山西等省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文化大革命前,这里设有贸易货栈,沟通产销,活跃市场。后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货栈被关闭。
货栈重新开业后,先后同全国二十三个省、市,一百多个单位恢复和建立了业务联系。半年来,成交总金额达七百万元,代储代运各种物资相当于土产公司正常业务的六倍,改变了土产公司业务多年来死滞的被动局面,并且迅速转亏为盈。
漯河市贸易货栈经营方法灵活机动,代营兼自营,起了专业公司起不到的作用;货栈有行情通报,沟通四面八方,有利于拾遗补缺,互通有无。有一桩生意很能说明他们经营的灵活性。吉林省柳河县来电要求货栈代购一部分粉渣。货栈从行情通报中了解到周口地区存有大量粉渣亟待推销,经联系协商,双方同意签订购销合同。但购方嫌产地的包装过贵,要求包装麻袋的价格必须在三元以下,否则就不能签订合同。为了不使这笔生意告吹,货栈找本市麻纺厂反复协商,厂方同意本着保本微利的原则,将积压的麻袋以低于三元的价格出售,既方便了买卖双方,又维持了本厂的生产。
漯河市贸易货栈恢复后,给当地的三类物资经营带来了不小的变化。一是货栈对经营的三类物资实行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开展议购议销。二是克服了采购上的盲目性。三是减少经营环节,平抑了市场物价。例如西瓜,过去由土产公司经营的时候,规定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差价率为百分之八。现在改由货栈服务部经营,只取百分之二的手续费,把其余百分之六的好处给了生产、零售单位和消费者。 (张承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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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为贸易货栈恢复名誉
贸易货栈是沟通社会主义城乡物资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货栈开展的各种业务,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市场调节的一种经济手段,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种购销形式。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曾经把贸易货栈当作资本主义批判,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应当为它恢复名誉。
恢复和开展贸易货栈业务,对于弥补国家计划的不足,活跃城乡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拿经营三类农副土特产品来说,这些小商品品种繁多,零星分散,季节性强,供求变化很快。供销合作社事实上不可能把这些小商品的产供销包下来。如果再不准社队经营,又不许贸易货栈代购代销,那只有让它烂在山上。在前些年,在一些地方,确实是烂在山上是“社会主义”,允许贸易货栈经营,增加社队和农民的收入,满足城市供应,倒成了“资本主义”,这真是奇谈怪论!在这些方面我们有不少的教训,应当认真加以总结。
现在,凡是重视贸易货栈和开展议购议销的地方,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商品的品种、花色多了,东西丰富了,市场搞活了,服务质量提高了。这雄辩地说明,要不要恢复和建立贸易货栈的问题,实质上是要不要利用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要不要重视市场调节的问题。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充分利用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是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必不可少的途径。一九五七年以前,我国广大城乡的商品流通渠道是通畅的。那时候,贸易货栈、集市贸易、物资交流会、传统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还有合作商店等等,都起着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它们以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弥补了国营经济的不足,对国家计划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就是明证。
我们应当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一个必要的结论:社会主义商业必须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尽一切努力来疏通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恢复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灵活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特色,把市场进一步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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