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读者来信

为什么这里还在“要草不要苗”?
编辑同志:
俺大队有的生产队至今还坚持干活大呼隆,上工人等人,下工人赶人,好坏都一样,男的十分,女的八分,什么几定几奖,他们都当耳旁风,根本不听那一套。今年夏收后,有个生产队荒芜了许多地,光好地就是几十亩,什么也没种的有十几亩。地里长的是绿油油荒草,而不是庄稼。有的社员眼看着这样好的地荒芜了,心疼地向队里要求:把队里不种的这些地包给俺吧!在不影响干集体活的情况下,把劳力组织一下,包几亩种上大豆,不要工分,也不让队里操心,保证年底向队里交豆或钱。也可以组织作业组,专门包种豆子。在荒芜了的地上种大豆,不仅能消灭草荒,改良土壤,而且对下季庄稼大有好处,还可以收入许多大豆和豆草。这种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利的事,我认为是可以试行的。
但是,这件事没有办成。有的干部说:“这块地放在那荒着没事,包,恐怕有事;包,不是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论调使人想起“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反动谬论。这说明我们有些干部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是不理解的,对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思想还跟不上。我认为,对这些干部应该加强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教育,帮助他们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领导好农业生产。
山东省苍山县皇路公社兴明大队一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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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不要在牧区乱跑车乱开路
编辑同志:
随着牧区机械化的发展,交通运输业也发展很快。这对我们偏僻的牧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随着汽车、拖拉机的增多,压出的自然公路也越来越多,严重地影响了草牧场的基本建设和放牧工作。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交通运输没有规划,交通线路杂乱无章,没人维修;二是部分司机认为牧区地广,朝哪开都行,不愿意走公路,受限制。
就拿我们公社来说,以前只有一条通往旗所在地的公路和包白铁路。可是,现在有绕路、近路、躲泥滩路、闪积雪路……多得很,加起来约有两千多公里。这些横七竖八的公路,把牧场割得支离破碎。牧民难过地说:“这可怎么得了!”
这种现象至今没有引起上级有关单位的重视。我们呼吁:为了保护牧场,这个问题应该认真地管了。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新宝力格公社
敖日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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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严禁毁灭性捕鱼
编辑同志:
我国土地辽阔,地形复杂,河流、小溪、沟渠、坑塘棋布,适于淡水鱼类繁殖生长。历年来,城镇、乡村筐筐篓篓叫卖的鲜鱼,几乎都是从附近河流、沟渠等处捕来的。这对于繁荣市场、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近年来,有些单位和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竟不顾全大局,用鱼藤精和炸药捕鱼。尤其是鱼藤精,在小河撒两三瓶,一里周围的鱼就会统统被杀死。目前有些地方就是采取这种毁灭性的捕鱼方法,以致造成河流、小溪、沟渠、坑塘等只有碧绿水,不见鱼虾游的凄凉境况。群众气愤地说:“政府号召养鱼,发展渔业,为什么对用鱼藤精和炸药捕鱼就不管呢?”
建议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严禁这种毁灭性的捕鱼。 张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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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中国人不要看不起中国人
在久别了的祖国畅游了差不多一个月,现在已是离国返回侨居地前夕,内心依依不舍。
有一件事留在我心内几星期了,现在提出来,希望当局主事人留意。
在首都参观故宫时,我亲眼多次见到我们自己人看不起自己人。心中实在难受。
参观那些大殿时,管理人员不时用播音器喊叫正在参观的中国人让开,好让一群一群的外国游客走近参观和摄影。我和内子也算是外宾,虽然受到如此优待,但心里很不舒服。
我认为中国人比任何外国人更有资格有权利站在那里参观,为什么要叫他们让开?我和几个外国人谈及此事,他们也认为太过分了。外国人想好好看,便如每个人一样等着轮近好了。
希望他日重回祖国时,不再见到此类事。
美国华侨 梁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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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编者

读者·编者
我们没有办招待所
六月十五日你报第四版刊登题为《党委机关为什么变相开旅社》的报道。文章说:“固始、罗山、息县、信阳等县的城郊公社看到办招待所很有油水可捞,也都上行下效,在城内或郊区办起了招待所。”我们看后,感到非常奇怪。我们公社从来没有办过招待所,更无油水可捞。
河南固始县城郊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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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课本为啥迟迟不来?
各地中小学开学快一个月了。可是还有不少年级没有课本。如六年级的语文,八年级的数学、物理,中小学英语课本,都迟迟未到,严重地影响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展。为此,我们向出版、发行等部门呼吁:希望大家都来为孩子们想一想,让他们及早得到书。这是提高教育质量所迫切需要的。
黑龙江东风林业局上游学校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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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不要利用夜战搞吃喝
编辑同志:
今年我们这里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进入八月份以来,各种粮食作物陆续收割上场,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龙口夺粮,昼夜不停地突击碾打,力争丰产丰收。但是,有的生产队干部认为,辛苦一年了,丰收了,吃点没啥。于是,利用夜战机会,大吃大喝。还有的干部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为借口,大搞“夜战补助”。有个生产队规定,在夜战碾打中,不论大人、小孩,在场上劳动两小时就补助白面二斤,挣工一个。结果是夜战次数频繁,人数众多,实际干不了多少活。对此,广大群众极为不满。我们认为,在夜战中适当的补助是应该的,但要经过干部、社员讨论决定,绝对不能借机大吃大喝,任意加大补助,随便挥霍社员的劳动果实。
山西左云县
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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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年药乡”卖药难
八月十七日,你报刊登的《“千年药乡”抓药难》一文中,指出我省,特别是素有“千年药乡”之称的陇南山区,在中药材生产和经营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我很赞成文中的观点;但我觉得,问题谈得还不够全面。目前,不仅“千年药乡”抓药难,同时还存在着卖药难的怪现象。要解决
“抓药难”的矛盾,首先必须解决
“卖药难”的问题。
为什么买药的抓不上药,卖药的又卖不出去呢?
一是盲目发展,生产过剩。一些县只顾赚钱,不管社会上需要不需要,就鼓励社队多种。而县药材公司又不了解全国、全省的药材需求情况,只重视收购需量大、成本低、费工小的药材,不重视需量小、收入低的药材,收购计划同实际脱节。需要的收购不上来,造成“抓药难”;不需要的,农民又卖不出去,造成“卖药难”。
二是二级站没有发挥“蓄水池”的作用。药材的生产和经营有特殊性。人生什么病,什么时候生病,有多少人生病,事先是无法作出计划的。因而,社会上需要什么药,需要多少药,也就很难确定,只能根据历年的社会需求情况,确定大概的收购计划。这就难免出现有些药短缺,有些药剩余的现象。因此二级站应该适当库存一部分中药材,社会上缺少了就投放一部分,满足了就贮存一部分。这样,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种植和采集药材的积极性,又能满足社会上的不时之需。如果“少了喊,多了砍”,就会挫伤农民种植和采集药材的积极性,使一些暂时生产过剩的药材出现短缺。可是,现在二级站普遍存在着怕麻烦思想,不愿库存,县药材公司资金有限,只好现买现卖,把过剩的药材这个大包袱转嫁给农民。
三是二级站对三级站卡得太死。县药材公司只管收购、包装,无权外调销售,更没有自行处理收购计划外的药材的权利。因而,县药材公司完成上面下达的收购计划后,对社会上多余的药材不敢收购。收购了,二级站不给外调,自己又无权处理,造成积压。如果药材公司有自行处理计划外的收购药材的自主权,主动同外省外县签订合同,既可解决对方的急需,又可解决社员卖药难的问题。遗憾的是,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至今还在阻碍着药材购销渠道的畅通。
四是没有充分运用价值规律调剂药材生产。目前需要量大的药材一般不缺,短缺的是一些需量小、配方还少不了的药材。这些药材收购价低,农民不愿采集和种植。因而,对一些需量少的药材不收购不行,收购价格低了也不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紧缺了就适当提一下价,刺激农民种植和采集的积极性;如果过剩了,可把价格再调下来。这样,就能把药材的生产和收购搞活,不致于出现生产过多和奇缺的问题,也有利于保护野生药源。
《甘肃日报》记者 于清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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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毖后录

少秤短尺,失信于民
最近,我们看到一份县工商局关于计量器具检查情况报告,以确凿的事实表明,农村一些供销门市部和代销点衡器失准、掺杂对假、少秤短尺。在检查的六种共九百四十一件台秤、酒提、醋提、直尺等计量器具中,失准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四(负差率占百分之九十五);零售自包商品合格率不到百分之十(负差率百分之百)。有一个合作社的一斤酒提只能盛酒九两一钱。一个大队代销点散酒仅有四十六度。一个供销门市部布匹组使用的一把新木尺,竟被营业员偷偷削去一截。一个公社日杂门市部出售的茶叶,斤价三元八角五分,他们二角一包零卖,每斤短二两二钱。
县有关部门已责令问题严重的十八个单位停业整顿,查找原因。并提出了处理意见:对短尺少两者,严格批评教育;对利用计量器具投机取巧者,视情节轻重扣发工资直至罚款;对贪污舞弊、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追究刑事责任;对营业单位捞取的非法收入全部没收上交财政。……
希望财贸战线的各级领导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要对那些零星分散、偏远乡村的小铺、小点、小店加强领导。根除少数人败坏社会风气、恶化党群关系的不法行为,使社会主义商业取信于民。
河南邓县人武部
陈玉林 宿文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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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本报八月十七日刊登黄阳明同志《限制公费订报改善定额分配》建议后,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支持。这里选登几封。
取消“限额发行”
我想为孩子订一份《中国青年报》,想了很多方法,等了很长时间,结果未能实现。
现在,限额发行的报刊太多了,建议取消“限额发行”这个禁令。凡是广大读者喜欢订阅的报刊,应多供应纸张,多发行一些。那些办得差的、广大读者不喜欢阅读或者不订阅的报刊,可以少发行一些或者停止发行。
对于一些不受时间限制而又是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文艺刊物,如果为纸张所限,一次不能多印,是否可以考虑再版发行。这样,总比订不到,看不到要好得多。
安徽合肥水利局 徐国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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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这条建议好!
黄阳明同志的建议是一条于国于民极为有利的好建议。
我是基层单位的报刊发行员,在工作中困难重重,压力很大:许多群众欢迎的报刊长期订不到。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去年年初,我厂要求订阅的有一百五十人,邮电局才放给我们三份。最近又有不少人要求订阅该报,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笑着回答:
“五年后给你办理!”
为什么订一张报纸如此难呢?主要是纸张缺少。其实,黄阳明同志指出的浪费现象,也是个重要的原因。如我厂订阅的日报有六十三份,其中自费的只有六份。党支部办公室,只有支部书记一人办公,公费订的杂志不算在内,单公费订的日报就有四种。假如砍掉三份,省下的纸可印四十多份《每周广播电视》。其它科室也如此办理,纸张紧张的问题不是可以解决一点吗?
如此于国家、于人民有利的事,我们报刊发行员举双手拥护!
上海纺织工业局洋泾水泥厂
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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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我们举双手赞成
压缩公费订报,我们学生举双手赞成。
压缩公费订报,不但可以使国家节省开支,使私人订到报纸,而且可以督促报纸办得更好一些。现在有些报纸,短小精彩的新闻少,长篇大论的文章多,内容不丰富,形式欠活泼,群众并不爱看。只是因为公费订阅,大小单位非订不可,所以发行几十万份。如果限制公费订报,某些不受欢迎的报纸的发行量就会大幅度降下来,省出纸张多印群众欢迎的报刊,如《中国青年报》、《体育报》、《文化与生活》、《大众电影》等。
压缩公费订报还可以提高机关工作效率。现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邮局已实行提早送报,城区订户一般早晨七点左右可以收到当天日报。干部职工可以利用早、中、晚业余时间在家看报。今后甚至可以规定,除了宣传、文教或搞研究工作的人可以在办公时间看报外,一般不得在上班时间看报,改变一些机关里“一杯清茶一支烟,看看报纸聊聊天”的悠闲局面。
目前全国人民正在为建设四化而努力,广大青少年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即使限制公费订报,可能还满足不了大家的订报要求。因此,工人、学生集体学习所需要的报刊,仍可发动工人、学生自己凑钱集体订阅。这样每人所费不多,学习积极性反而会更高,更能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
南京师范学院学生 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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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汇报

根据辽宁省委信访处负责同志提供的线索,记者到盘山县,对县委书记李鉴同志认真处理群众来信,热情接待群众来访,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事迹,作了调查。群众的问题不解决,我睡不着觉
一九七七年底,李鉴同志来到辽宁省盘山县任县委书记。大量的群众来信摆到他的办公桌上,来访群众络绎不绝。李鉴同志除了日常工作外,起早贪黑地阅批群众来信,听取群众的申诉,常常手里端着饭碗,边吃边听。有时谈晚了,就用小车把来访者送回家。群众起早来了,没有洗脸,他就给打洗脸水。开饭时间到了,他给买饭。有的年岁大,他就扶着下楼梯。有时因有急事,和来访者没谈完走了,回来后,就打电话找来继续谈。他长期住机关,时常半夜三更有人敲门上访,他也热情接待,有时彻夜长谈。
一次,一个农场青年来县委上访,恰好李鉴同志正要去车站接客人,途经那个农场,便拉青年上车,在车上交谈起来。车到农场,他召集有关人员听取了汇报,作了布置,然后才开着车子去接客人。李鉴同志说:“群众的问题不解决,我睡不着觉啊!”
书记爱群众,群众更关心书记。星期天,很少有人来找老李。老李说:“是不是我做错了哪件事,群众不愿找我谈了?!”群众说:“你平时够忙了,轮到个星期天,还不休息休息呀。”
李鉴同志经常到商店、街道和群众家里访问,征求意见,倾听群众呼声。盘山镇群众来信说用水不足,而且没过滤。他就同有关人员一起到现场了解情况,研究办法,解决了居民吃水的问题。李鉴同志高兴地说:“感谢人民群众呀!他们的来信来访使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很快了解了许多事情。现在,晚上回到屋里,一看桌上没有来信,总觉得缺点啥。”
县委有人不重视信访工作,老李就在常委会上让大家谈自己受迫害的经历和感想。有的同志谈得流了泪。李鉴同志也谈了自己生活中的波折,说:“这些,党都给我们平反了,我们可不能忘了别人的苦楚啊!”在老李启发下,大家对信访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一致了。
一个农场职工,九年前在工作中不慎触电身亡。遗下妻子和两个小孩,生活困难,家属一直上访。李鉴同志得知后,亲自到这个死去的工人的原单位,一起商量确定给予抚恤。这个女同志十分感激地表示:“等我病好了,一定要好好工作,减轻国家对我们的经济照顾。”
陆家公社一个社员,因不愿参加集体劳动,公社和大队曾对他采取了不恰当的做法。他连续上访十五年,问题没有解决。李鉴同志接到来信后,亲自调阅了上访人的档案,三次去那个公社做干部们的思想工作。大家统一认识后,公社党委作出决定,承认过去对这个社员做法不恰当,这个社员也作了自我批评。这个拖了十五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扶正压邪,为人民的利益不怕风险
李鉴同志来到盘山不久,就接到揭发某公社副书记的来信。这个人重用坏人,贪污勒索,巧取豪夺,行贿受贿,群众早有揭发。但此人耍两面派,蒙骗上级,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受到重用。李鉴查阅了揭发他的全部材料,并和一位县委副书记一起深入群众调查,又带领工作组进驻这个公社,帮助公社党委开展工作,很快搞清了这个人的问题。群众拍手称快。但是,与这个人有牵连的一些人,写了一封封恐吓信,邮给李鉴同志。威胁说,“你绝没有好下场,到时候叫你爬出盘山”,等等。在县委干部大会上,李鉴同志站在讲台前说:“告诉他们,我在盘山就是要扶正压邪,为人民的利益不怕风险!”
去年一月,李鉴同志收到一封群众联名信,检举县委一个常委和他爱人采取涂改户口等手段,送儿子当兵。他看后气愤地说: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了,当干部的还这样,不正之风非纠正不可。他自己走访街道,深入群众了解这件事,又建议县委组成一个工作组核实。弄清了事实后,李鉴同志找这位常委谈话,并召开了常委会议对他进行了批评。经营口市委批准,给了这个常委及其爱人以纪律处分。
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李鉴同志认为:“现在原谅他,他可能会感激你。一旦他觉悟之后,就会埋怨你,责备你。群众也不会服气的。”
敢于实事求是
原盘山县委干部于竹同志,一九五七年遭诬陷,被定为坏分子,“清队”时被揪斗,含冤而死。家属曾多次上访。年深日久的冤案能不能平反?有人认为,五十年代的案子翻不好会出问题;本人生前多次申诉都未解决,谁敢负责纠正呢?李鉴同志七次接待了于竹同志的家属,亲自查阅了于竹同志的档案。他认为,判断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共产党员应该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实事求是。既然原来定案失实,就应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给予平反。他对有关同志讲:“把心别在肋巴上,总说潮流话,这不是党员的心,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这种人,我一辈子也看不上。”在李鉴同志提议下,县委组织专人搞清了案件,作出决定,为于竹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还开了追悼会。
一个局长的儿子用刀扎伤人,县政法小组认为,按情节应该判刑,但考虑到伤人者的父亲是一个老干部,又没有造成残废和死亡,可以批评教育,不必追究刑事责任。县委常委会上也有人这样主张。李鉴同志说:“这不行,不能因为是局长的儿子就可以照顾、逍遥法外,这样做会损害领导机关的威信。‘官官相护’,咱共产党不兴那一套。”那个局长的儿子终于受到了法律制裁。
市里一个部门负责干部的家属在盘山工作,因病休较多,群众评议未给她提工资。这个干部来责问李鉴。李鉴同志说:“我凭党性,凭公心,凭政策办事,得罪哪个老爷,活该!”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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