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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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祖国万岁

窗口
台湾省籍 留丽娟
我是个图书管理员。星期日或节假日,我特别忙碌。今天是建国三十周年大喜庆的日子,休假的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和青少年学生,到图书馆来还书借书、翻阅报章杂志的很多。清晨一开馆门,我的窗口前就站满人了。啊!小华华也来了!这个小学四年级学生,是我们图书馆的老读者,和我很熟了。她走拢窗口朝我甜甜地一笑:“婆婆,我要借高士其爷爷写的书。”
我把高士其写的一本关于细菌的书递给她。她立刻坐到一个角落里去,贪婪地阅读起来。一抹淡淡的金色的秋阳,照在她的神情专注的小脸上,照在她鲜艳的红领巾上,这时,要是有一位画家给她描幅画像,该有多好哇!题目应该叫《幸福》。
我这样想着,忽然一阵激动,眼睛渐渐湿润了。我是在羡慕她吗?是的,孩子,我是在羡慕你,羡慕所有的新中国的儿童!
呵,你不知道,当我自己在你们这样年龄的时候,何曾有过你们这样的生活呢!我不曾听说过什么是图书馆,书籍和我不相干。我有的只是被贱视被凌辱的童年——我原是旧日台湾一个卑微的童养媳呵!
三十年,三十年啊,在我这个台湾籍妇女的身上,发生了多么大多么深刻的变化!
我的家在台北县的一个村庄里。从我的祖辈到我双亲,都在那里种水稻,种甘蔗,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蔗场属于日本人的株式会社,稻田属大地主家所有。祖辈和双亲的汗水浸透了他人的土地,自己却始终逃不脱赤贫的命运。爸妈生下七、八个子女,怎么养得活呢?在我七岁上,就被卖到台北市内一个小商人家作童养媳。养父心地还不坏,把我当儿女看待,送我去上学,但不幸,他壮年死去了。从此,我就成了残暴的养母的一个小奴隶!上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书,也不让我碰一碰。有一回我借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小说躲到屋角去读,被养母发现了,她一把夺过书去,撕个稀烂,塞进灶膛里,烧了……
我真想给小华华说:幸福的孩子呀,你能知道婆婆当年有过这样的痛心事吗?
往后的岁月是怎样度过的呢?我还没成年,就被迫去做工。先到一家茶厂里当拣茶工,后来又去给军服厂锁扣眼,还到一家军人食堂里去当捧茶送饭的女侍。我赚的辛酸血泪钱得全交养母,自己却经常受冻,挨饿。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两次从家里逃跑,两次被捉了回去。小华华,我真想挑开头发,让你瞧瞧我脑壳上的这块伤疤。这就是我第二次被捉回去挨毒打留下的痕迹啊!直到台湾“二·二八”起义以后,我才终于跟着我现在的爱人——我自己结识的男子,逃到祖国大陆,迎接了解放!
怎么能够忘记,三十年前的今天?那天,我正在一支南下部队的留守处的家属队里,跟新聚首的一群女兵围住收音机,倾听从天安门城楼传来的震撼世界的声音。这是我毕生最感幸福最值得忆念的一天。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祖国,从这一天彻底改变了命运;我个人,也彻底改变了命运!
就在这一天,家属队队长领来了两套军服,一双老布鞋,笑呵呵地递给我说:“同志,你换上吧。从今天起,你是人民解放军战士啦!”听了队长这话,我的心激动得蹦蹦跳。我把军服和军鞋搂过来,紧紧贴着自己的胸膛。
我是三天前才来留守处的。当我出现在家属队时,女兵们都用诧异的目光打量我:怎么穿着旗袍,丝袜,半高跟鞋,还烫了发!但是,她们没有歧视我。她们围住我,问长问短。等到听说我是台湾人时,大伙儿热情就更高了,抢着替我安置住处,又忙着替我弄吃的,象接待久别的亲人似的。领来了军服、鞋子,我立即改装起来。老布鞋,足有两斤重吧,衣服也太大了,不合身。可是穿上这些,我心里却暖乎乎的。我往镜子里一照,自己完全换成另一个人了。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欣悦和自豪。
进城后不久,一位领导同志对我爱人说让我去学习。于是,我这个识不得几多汉字,又不能全听懂普通话的人,竟坐到大学的课堂里,旁听起某些课程来。那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同志们的耐心帮助,加上我自己的勤奋努力,我总算渐渐地能理解所学的一部分东西了。
党先后三次让我进学校学习,最后培养我成了图书管理专业人员。到现在,我已经做了二十五年图书管理员了。一个旧日台湾卑微的童养媳,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却成了文化的传播者。当然,这些年来,我也不是没有苦痛,没有遭受过挫折的。当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猖獗一时的时候,我被诬陷为有“海外关系”的坏人,平白无故地受到折磨。也由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对图书的禁锢,十余年间我们的工作濒于瘫痪,图书馆几乎终年门可罗雀!
历史无情。凡虚假的,即使披挂得五光十色,终归破灭;凶残的,纵然狰狞可怖,也降不住真理。党中央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使天地清明,万物复苏。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对台工作政策能够贯彻执行了。作为台湾省籍的一个工作干部,我得到了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是在一个偏僻的县城里工作的。一天,图书馆门前忽然开来一辆小汽车,下来一位头发斑白的解放军老战士,由县委书记陪着进来了。一进门,县委书记就叫着我的名字,说,“有人来看望你来了。”原来是军区政委下来检查落实对台工作,来探望我这个台胞来了。握住这位老同志伸过来的温暖的手,点点热泪洒在我的胸前……
今天,我又站在我的窗口,忙着给人递送甜美的灵魂的饮料,忙着给人递送打开科学宝库的钥匙。看着窗玻璃里映出的自己的满头白发,我一点也不惆怅,却深感自慰和自豪。我还要更勤劳、更愉快地站在我的窗口,做好我的工作。
小华华又出现在窗口了。她交回了借的书,笑容可掬地说:“婆婆,高士其爷爷这书有趣极了!我下午再来。”
小华华立正向我行了个少先队员的敬礼,才掉转身敏捷地走出阅览室去。望着她的背影,我的眼睛又湿润了。泪眼模糊中,却闪现出那被撕碎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书,满头白发的双亲和兄弟姊妹们憔悴的面容……!亲人们哪,你们现在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但是,我相信,我们必将团聚在一起。你们一定会象我一样,获得光明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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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神州风雷转乾坤
杜埃
当代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林彪覆灭和“四人帮”垮台,应该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内容。这两个同伙的反革命集团,用奸险狡诈、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排斥异己,篡党夺权,诛杀无辜,横行肆虐,无所不用其极。在他们骄横恣肆的十年间,弄得社会主义祖国寒凝大地,血雨腥风,党和人民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这段记忆犹新的历史,正有待文艺工作者去深入发掘,积极反映,使人们从历史的回顾中,得到教益,引起深思。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的同志们作了大胆有益的尝试,创作和演出了大型话剧《神州风雷》,艺术地再现了从“九·一三”至“四人帮”覆灭这一时期惊心动魄的斗争。这种首创精神,是可贵的,也获得了很好成绩,值得赞许和鼓励。
话剧《神州风雷》所选择的,正是全国人民极其关心的、祖国命运遭受危殆的历史事件,因此,就其戏剧本身意义来说,就足以激动观众的心弦。
戏是从林彪死党程高司令为迎接林贼“九·一三”南来另立中央开始的。在一间豪华宾馆里,这个死党正指挥他的老婆,召集女服务员们为迎候林贼到来作各种接待预演。林贼起飞的信号到了,程高立刻召集“小舰队”狂呼:“林总起飞啦,今天是九月十三日!”得意忘形,弹冠相庆。可是,忽然,周总理从北京来电话找程高。电话里传来总理严峻的声音:林贼已摔死。总理警告程高:阳奉阴违,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立党为私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林彪自我爆炸,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残酷的斗争在开始。本来是林彪同伙的江青,摇身一变成为反林英雄。她带着预谋从北京到了广州。她要接收和豢养自己的鹰犬,并且要借助外国人,以扩大政治影响,完成其收纳党羽、加固反动阵营的阴谋,来圆其女皇幻梦。这些卑鄙肮脏的勾当,如今都被艺术地重现在舞台上。
故事的发展,以郝志刚、白玉冰一对受迫害的男女青年的遭遇贯串全剧,把几个重大事件,包括周总理、叶帅根据毛主席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指示而进行深谋远虑的谋划,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发生,直至活捉“四人帮”,光照人间,都穿插进去,这就使得全剧的主题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剧中设置的从高级指挥员,到江青的警卫员和一般服务员,一旦识破“四人帮”的狰狞面目,无不对他们切齿痛恨。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和人民的军队,是不可动摇的钢铁长城,决不是林彪、“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所能利用得了的!
在演出方面,重病的周总理在医院会见朱老总,和总理逝世噩耗传来,引起全国悲恸这两场戏,演得颇为动人,催人泪下。在舞台上,被江青险毒迫害的周总理说:“我们要象春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都贡献给人民;我们要象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人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的好总理的伟大形象,巍然屹立在观众面前,使人十分感动。扮演总理的演员王常惠同志,用精湛的表演,再现了总理在江青的要挟面前临危善战,坚持原则的风貌,揭示了总理在世事艰难、病势沉重的日子里胸有成竹,回肠荡气的内心世界,令人难忘。扮演朱委员长的演员尚志文同志,较好地掌握了朱老总耿直厚道,忠心为党,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表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江青毫不容情地撕皮剔骨的驳斥的崇高形象。
扮演江青的石韧同志,演得维妙维肖,对江青的骄矜、狡猾、轻佻、浅薄以及翻云覆雨、喜怒无常的丑恶性格,作了较深的揣摩,因此,演出是比较成功的。舞台上那个程高司令上了林彪贼船,拒不交代,后来又作了一仆二主的丑恶表演,直至最后与“四人帮”同归于尽。这种狐假虎威一时、顷刻灭亡的结局,使观众感到人心大快,止不住拍掌叫好!
作品也塑造了与“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普通群众的形象。虽然舞台上出现的受迫害的青年只有两个,但这并不是表现什么个人的命运,而是代表了千千万万受害者。在群魔乱舞、暗无天日的十年间,受害者何止郝志刚和白玉冰这两个青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决不是个别的,被百般折磨致残者更是不计其数。因此,话剧的演出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再次激起人们对林彪、“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强烈仇恨,从而提高了捍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自觉性。
当然,话剧不是长篇小说,容量有限,不能包罗太多,而且还受到舞台条件的限制。现在是初演阶段。在已取得可喜成就的基础上,今后剧本创作和演出方面仍可作进一步提高。比如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关于迟早要解决“四人帮”的指示,掌握全局、深谋远虑,虽在重病中仍在部署,以对付江青一伙,这方面还可加强;上面谈到扮演江青的演员演得很出色,但对江青的阴险毒辣这一面,也还有可着笔的地方;对张春桥也是如此;至于程高这个能量较大、很不简单的死党,他的野心、诡计、城府之深,也可深挖一些。但这都是有待今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事情,就目前剧本和演出水平说,我认为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的确,这个戏,主题好,剧情好,演得也好。尤其值得赞赏的是,剧本的执笔者赵寰、金敬迈同志敢于解放思想,有首创精神。总之,这个话剧,对当前继续批判极左路线,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加深对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认识,纯洁革命队伍,明确党的组织路线,保证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都有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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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呈现盛况的青艺剧院
秦先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连续安排上演《撩开你的面纱》、《归帆》、《权与法》、《猜一猜谁来吃晚餐》和《飞吧!鸽子》五台话剧。
自八月底以来,最先上演的剧目是《撩开你的面纱》(作者:王景愚、白峰溪)。这出话剧,通过女电焊工刘爱华和她父亲、省工交办主任刘波在引进先进技术和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对待人生、对待革命事业等问题上所产生的思想斗争,批判了某些领导干部虚荣、保守、过分自信的恶习和心有余悸、裹足不前的思想状态,歌颂了刘爱华这样的思想解放、勤于学习、实事求是的新一代革命青年。剧本提出的问题较新,有普遍意义。
接着出现在舞台的,是由金振家、张健钟创作的,以反映广大人民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为主题的话剧《归帆》。这个戏题材新颖,触及了多年来不敢接触的问题。剧中描写一个原国民党将领罗士奎经历了三十年的海外飘零之后,回到祖国与亲人圆满团聚的故事。这出戏在广大观众中,尤其在和台湾有着亲朋关系的人们和爱国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些人看后,联想到自己的身世,激动得流下眼泪,感慨不已地说:“剧中描写的内容太好了,盼望早日成为现实。我们和亲人三十年的离别也该结束了!”
即将上演的,是邢益勋创作的《权与法》。它围绕着一封揭发某市委书记大搞特权、违反法纪的信展开故事情节,深刻揭示了反对特权、维护民主和法制的主题。
此外,由王冰改编的《猜一猜谁来吃晚餐》和由浙江省话剧团房子编写的《飞吧!鸽子》,正在加紧排练,不久将与观众见面。《猜一猜谁来吃晚餐》是描写美国种族问题的。《飞吧!鸽子》,通过从日本飞来的一只信鸽,反映了党对一个饱受“四人帮”迫害的港务工程专家的重视与关怀。
上述这几出话剧,虽然在艺术技巧上还不能说尽善尽美,但五台话剧,由一个剧院演出,并几乎同时与观众见面,是该院演员、职员辛勤努力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剧院认真批判极左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为创作和演出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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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快好省〔剪纸〕 梁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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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战地

“电公庙”显灵
杨斌生
某国营工厂占用B县地盘为职工修建了一所宿舍楼。职工欢天喜地搬进新居,到晚上却是一片黑暗。基建科长派干事小刘飞车找来电工,检查了全楼的闸盒、线路都万无一失。科长问小刘:“各路神仙可曾照应到了?”小刘对答如流:“县委给了两个单元;建设局按照他们的要求在楼下给建了个商店;自来水公司给留了一个大单元;……”“看你,‘电公庙’给忘了吧?”科长说罢,急忙给供电局挂电话:“十分抱歉,楼盖得质量不好;但还是给你们留了两个单元。”“哎呀,你们的住房也很紧张嘛。”对方客气着。“再紧张,也不能拉下‘电公庙’这炉香啊!”科长苦笑着,刚撂下电话,全楼立刻一片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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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协作”
谢民
冰雹把剧场的玻璃窗户砸碎了几块,小李急忙打电话给修缮队负责人,请他派人来装玻璃。不料,电话里传来瓮声瓮气的回答:“不行!人都出去了,玻璃也缺着呢。”
小李找组长老刘诉苦,老刘一听,笑着说:“小李,你刚来,还不晓得他们的规矩,难怪。”说完,老刘到票务组那里拿了几张票,便骑车子直奔修缮队。
老刘找到陈队长后,先掏出了戏票:“陈队长,这是今晚的京戏票,听听去吧。”
陈队长接过一看,脸上堆满了笑容:“嗬,还是好票哪,真不赖!”
“不过,咱们剧场的玻璃窗子碎了几块,您能不能派人……”
“不就是安几块玻璃的事吗?有什么能不能,互相协作嘛!”说着,他向隔壁屋子招呼一声,立即有两个人,带上玻璃,跟老刘直奔剧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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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当比于谦聪明些
王朴
看到评价历史剧《于谦》的文章,想起了于谦拒绝石亨拍马讨好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于谦率领北京军民打退了瓦剌军队,威望很高,
“片纸行万里外”的时候。石亨向明景帝朱祁钰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升官,朱祁钰立即批准,下诏叫于冕到首都受职。于谦婉言谢绝,还很不客气地给石亨一脚。他对朱祁钰说:“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
关于石亨这位先生,《于谦》这个戏里可能有交代。他原是镇守大同的指挥官,在一次抵御瓦剌的战斗中,因指挥失误,吃了败仗而被撤职,是于谦帮他说情,留他参加保卫首都的战斗的。他在于谦的指挥下,在德胜门外打了胜仗,不但官复原职,还封了侯。史书上说,他所以推荐于冕,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德胜门外的战斗中功劳并没有于谦的大,得到的封赏却超过了于谦,于心有愧。这是美化石亨的说法。古今中外,有哪一个拍马奉承的人,对别人是真心感恩戴德的?对自己的名誉、地位、财产是真正感到太多了的?拍马是为了骑马。讨好的人,只不过是把讨好的对象当作敲门砖。他一旦敲开了他的理想王国的大门,就会把你忘得一干二净,甚至为了讨好新的上司,把你扔进见不得天日的深渊,也是在所不惜的。不多几年,石亨和徐有贞等人拥戴那个当过俘虏的朱祁镇(英宗)复辟皇位以后,不是马上利用皇帝的权威,诬于谦以罪,把他投进监狱,最后把他处死了吗?
于谦这位民族英雄离开我们已经四百多年,我们苦难的祖国也已从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诌媚奉承这个令人厌恶的幽灵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盘旋。当你还在台上,手上有点权的时候,有的人从政治到生活,净给你抬轿子,连你放个屁他也捧起来嗅三天,连声赞道:“好香,好香。”可是,一旦气候起了变化,你倒了霉的时候,这些人不但立刻把你从轿子里甩出来,而且毫不犹豫地操起抬轿的棍棒猛打过来,打翻在地不算,还要踏上一只脚,以显示其“革命性”。这类石亨式的人物,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们见得实在不少;就是现在,也不乏其人。
读《明史·于谦传》,看到于谦被石亨诬陷下狱的时候,往往为他惋惜。掩卷一想,觉得他对石亨的那番斥责,真不简单,至今读来还令人痛快,值得学习。对于现代的石亨式的人物,我们有的同志,非但不能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象于谦那样,质问他们一个“于公议得乎”,还把他们当作顺心的、顺手的好干部加以提拔重用,引起群众议论纷纷,损害了党群关系。
时代不同了,我们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应该比于谦聪明些。对于那些把主要心思用在拍马奉承上又屡教不改的人物,光斥责是不够的,还应当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的职权撤去。这主要的当然不是怕有朝一日自己落得于谦的命运,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党的事业。因为指望这些人一心一意带领群众搞四化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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