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韩素音与中国
陈有为
中秋时节的一个早晨，首都刚刚开始她一天的沸腾生活。穿过王府井大街的人流，我登上北京饭店十楼，如约前去拜访国际知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房门虚掩着，主人却不在。正在收拾会客室的服务员说，她下楼去打电报了，让我先坐一会儿。
趁这等候的片刻，我环顾室内，注意到在那暂时充作书架的酒柜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十本中国书：《伟大的道路》、《李大钊传》、《天安门诗文集》、《上海的早晨》、《第二次握手》和《稼轩词编年笺注》……案头放着一本打开的《人民文学》月刊，表明它的主人正在阅读最近引起争论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看来，这位作家关心着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这些书刊已成为她的伴侣了。
几分钟后，韩女士进来了。“啊，对不起，我刚给巴黎发一份电报，回来迟了。”她客气地表示了歉意。
这位一九一七年出生的女作家，已经六十二岁了。虽然头上银丝斑斑，脸庞有点瘦削，可是精神矍铄，性格开朗，显得豪爽、热情而健谈，使人初次见面，就无陌生拘束之感。
从一九五六年以来，韩素音已访问中国二十多次，写过好几本介绍中国的著作。不过我国有不少人对这位蜚声世界的作家，还不很了解。这正是我来访的目的和要同她交谈的话题。
“我不是重要人物，关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介绍的。”她谦虚地说。
“那就请谈谈你同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国的看法吧！”
“我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我知道旧中国的苦难，希望新中国强大。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虽然也发生了一些错事，但进步和成就是了不起的。我经常访问中国，想了解中国的一切，回去以后就写文章，做报告，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真相。谁要说中国的坏话，我就很生气，忍不住要跟他争一争。有的人原本抱着敌意来听报告，听过以后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改变。也有人对我说，‘你又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爱替中国说话？’我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进步分子，可是我了解中国，爱中国，我要为她说话，为她宣传，我要维护她，我是半个中国人，这是我的责任。”
说话间，她不断地以手势加强语气，常常用英语来表达她要讲的意思，声音里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
我希望她谈谈这次来访的目的。她说：“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要亲自来看一看这种变化。或者说，要摸一摸正在跳动着的中国的脉搏。我会见许多朋友，访问各方面的人士，还要收集新的材料。现在我每天要读一个新的短篇小说，这些新人新作反映着中国社会思想的一些最新动向。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也就是你们讲的历史新时期。过去好比是打了地基，修好了机场，今天中国要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起飞了，将来的速度一定会比过去快得多。”
稍稍停顿一下，她又接着谈她的感想：“现在人民看到了事实，从事实中得出了结论，敢于思考，敢于说话了，报纸也在开展批评，为人民说话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大有希望的变化。我想，民主和批评是好事，这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不破除这个障碍，就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好比一棵大树，你得把大树撼动一下，让那些枯枝败叶摇落下来，才能使大树长得更加枝叶繁茂。现在世界上对中国的变化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不少误解。有些人习惯于用西方或苏联的标准来看待中国，那是完全错误的。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着信心，我相信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中国的前进。”
在西方和第三世界，韩素音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她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来源于她的长时间观察和了解。她说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坚持看中国报纸。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她居住在马来亚的时候，就经常飞到香港去找《人民日报》来看。所以，她说，“我是你们报纸的一个长期的读者，虽然在‘四人帮’控制的时期，我只用几秒钟把报纸翻一翻就算了。”
从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跨进新中国的大门时起，韩素音已经差不多走遍了整个中国。她看到了自己故乡四川的巨大变化。她访问过天山脚下的新疆牧民，登上过世界屋脊西藏的布达拉宫，接触过长江两岸和黄海之滨的中国姐妹。她同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的作家进行过交谈，也在许多幼儿园和学校里同中国的儿童和青年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刻。她会见过中国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研究过中国的理论、政策和形势，关注着中国的每一步进展与变化，感触到中国的心脏的每一息跳动，也随时了解到世界上对中国的各种看法。
从了解中国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恐怕西方的许多中国通都未必能及得上她。这也正是她对中国情况的介绍和见解之所以受到世界重视的原因。
韩素音出生在四川省一个中国封建官僚的家庭里。父亲早年留学比利时，归国以后成为铁路工程师。（顺便提一下，中国解放初期，他父亲在恢复大同煤矿的生产中有过贡献，曾被推选为劳动模范，一九五八年去世）她母亲是比利时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妇女。虽然父亲有爱国心，愿意让她念中国学校，但她母亲却坚持要韩素音受西方教育，而且年未及笄就想让她跟西方人结婚。但韩素音从小就怀有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那时她们家住在北京东皇城根的东厂胡同。她在东单附近的“圣心”女子教会学校念书，但她并不沉醉于洋家庭的生活方式，而对中国的很多东西感到兴趣。
“我本来姓周，韩素音是后来写书时用的笔名。父亲原先给我取的名字叫周月宾，因为我是中秋节生的。‘月宾’的意思，就是把我当作从月亮送来我们家的一个客人。所以父亲每逢我生日那一天，都给我送月饼当礼物，我每长一岁，他就多送一个月饼。所以直到现在我一直爱吃中国月饼，还有糖葫芦、豆腐和辣子。我甚至从小就喜欢中国的书法，虽然我并不真正懂得书法。”
韩素音在年青的时候就对她的洋家庭有一副叛逆的性格。她违抗母命，不愿早婚，却跑到协和医院去当打字员，靠自己挣钱过日子。后来她进了燕京大学，和已故的龚澎同志是同学。因为学习勤奋，她又得到一笔奖学金去比利时学医。不到三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她在同学中宣传抗日，并且决定中途辍学，回国来献身于抗日战争。
“那时我周围有人说，‘你发疯了，你在比利时留学，前途多光明啊，为什么要抛掉黄金般的机会，回到中国去冒险吃苦’。可是，我觉得，自己不能在中国人受难的时候在比利时享受和平”。
于是，她从平静的欧洲回到了烽火连天的中国。在归国途中的船上，她认识了一个国民党少壮派军官唐保黄。他就是韩素音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到的，她的第一个丈夫。她们从武汉撤退，辗转长沙、桂林、贵阳，在一九三九年初到了重庆。在四川的两年多时间，韩素音曾在成都南门医院里当过助产士。
“那时我的工作，使我真正接触到了中国的社会。我为阔人的姨太太，也为穷人的妻子接生。有钱人生孩子是喜事，可穷人家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有一次，我被请到一个拉车的人家里。孩子生下来，连一片包裹布都没有。那个穷汉子不得不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给婴儿裹上。有些穷人家生下女儿，就忍痛地把自己的亲骨肉抛掉。我看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中国人的苦难，这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讲到这里，韩素音眼里透露出一道严峻的光芒，好象那些从记忆中浮起的悲惨的往事，又重现在眼前。
后来，那个姓唐的去伦敦当了国民党使馆的武官，韩素音也随着到了英国。但她不甘于过官太太的生活，进了一所著名的医学院去学习。那几年内，她们双方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韩素音决定同那个野心勃勃而又具有反共狂热的男人一刀两断，宁肯依靠每月仅仅三十英镑的助学金来维持学业和生活。一九四八年底，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韩素音已取得了学位，当了英国皇家自由妇女医院的实习医生。但她拒绝了几家医院的聘请，离开英国，来到香港。
“当时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中国也不可能对象我这样的人打开大门。为了观察与了解中国的情况，我情愿放弃在伦敦的优越条件，决定站到这个家门口来就近看看中国的变化。我拿的还是国民党的护照，台湾的人甚至表示愿意给我换一张外交护照。可是我拒绝了。但我又不能老是当一个无国籍的人。我得有工作，还要维持我和孩子（她的养女蓉梅）的生活。因为我曾在伦敦住过七年，所以我申请取得了英国的护照。这就是我现在的英国籍的来由。”
关于韩素音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思想和态度，现在人们了解的还不很多。但是我看到一个二十一年前的材料，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那是美国《星期六评论》上刊登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基兹·别切的一篇回忆报道。他说：
“我第一次见到韩素音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在香港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一个很温文尔雅的欧亚混血种女人。那时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把联合国军一脚踢出去，她对这一事件的转变表示很高兴。”这就是说，当韩素音还没有跟新中国握手的时候，她的心却已经倾向于新中国，而且为新中国的威力和胜利，产生了一种东方人的自豪感了。
象世界上有些作家一样，韩素音也是从医生成为作家的。她在东南亚当过十三年的医生。时代的动荡，多变的生活，曲折的经历，勤奋的学习，不屈于环境与传统的压力，以及从小养成的对于生活的敏感和善于思考的习惯，使韩素音早年就具备了做一个作家的条件。她不断地把自己的见闻与感受记下来，积累了许多原始的素材。一九四二年，她进行了写作的尝试，出版了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而写她个人经历的第一部小说《目的地重庆》。接着是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到现在已经出了十九部小说和著作。其中的一些作品，是在她行医时业余创作的。她的不少小说，被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风行，使韩素音获得了很大的声誉。
韩素音的早期作品，都以爱情为主要内容，而且有些章节还有相当的浪漫色彩。可是，从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之后，韩素音写作的方向、题材和内容，就变得有政治性了。在她的著作目录上，增添了一本又一本描写中国的书：《妇女、家庭、新生活》、《拉萨·星星·花朵》、《亚洲的风雷》、《二○○一年的中国》、《早晨的洪流》、《风满楼》和《百花齐放—中国的画家》，等等。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八年间，韩素音又出版了她的自传三部曲：《枯木逢春》、《花开花落》与《无鸟的夏天》。
作为一个作家，韩素音既探索人们的心灵，也剖析自己的感情。她毫不讳避自己在人生旅途中的遭遇和隐藏在内心世界的感受。她把自己的一切，象一本书一样地一页一页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个三部曲里，作者展开了从一八八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国历史巨变的广阔场景，描述她的家庭从曾祖、祖父、父亲一直到她本人前后四代人的经历。它们通过时代、国家、民族、社会、家庭与个人的交织，来反映和描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巨变。如果人们想从某些侧面来了解这一段动荡而多变的中国历史，韩素音的这个三部曲，将是一种令人感到兴趣的有价值的读物。
韩素音是一个对生活永远保持着兴趣，对周围世界不断进行敏锐的观察和勤于思考的作家。她年过六十，仍然精力充沛，从不间断写作。她住在瑞士环境幽静的小城洛桑，每天要进行十多个小时的创作劳动。这也许就是她的作品多产而又受人欢迎的原因。
当我问到她有什么新作的时候，她从书柜里拿出厚厚一本刚刚在巴黎出版的新书。那是她自传三部曲的续篇，名叫《我的家有两个门》，内容写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间的个人经历和她同中国的关系。读者也可以从这部书里看到作者在同前印度工程师、现在的丈夫陆文星的结合过程。
“你今后的计划怎么样，能简单谈谈吗？”
“喔，我今年的计划已排到了明年。我要修改中美两国合拍的电影《奇异的蒙古马》的剧本。还要为《青年非洲》出版社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一些团体邀请我去做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我准备继续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我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很有兴趣。中国当前文学界的动向也很吸引着我。至于将来，我的最大和最后的一个希望，就是能在中国住一段较长的时期，用中文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小说。”
对于韩素音来说，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不停地创作。她的崇高的愿望，是把自己的时间与精力用来反映现代中国的面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们期待着她的新作，祝愿她取得更大的成就。（附图片）
左图是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的作品《遣唐船》。在公元七到九世纪期间，日本曾向中国唐朝多次派遣友好船只，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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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传统节目 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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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随笔
不平静的和平
方萱
静静的莱因河两岸，秋意正浓。谷物收割了，沉甸甸的透红的苹果在采摘。城里，绿茵茵的草坪旁，母亲推着婴儿车散步，青年人三三两两地在谈心，有的在轻声歌唱。这一切显得多么安详、宁静。
但，在这宁静中却透露着某种不安：老人沉思地抚摸着三十多年前在战后废墟中亲手培植起来的粗壮大树，青年人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军事演习的沉雷声默然地张望……
是的，是不平静。首先是人们的思想很不平静。西德今年放映了一部反映二次世界大战的电视电影《大屠杀》，引起巨大震动，正在巡回展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囚徒画的一百五十幅素描，也使人们惴惴不安。影片《大屠杀》放映期间，西德意志电视台接到六万多个电话和三万多封信件。各界人士，从总统、总理到教员、学生，纷纷对电影反映的问题展开讨论。报纸评论说，“讨论规模之大为战后从所未有。”
这部影片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故事情节特别离奇，或是拍摄技巧有独到之处吗？都不是。影片就是通过柏林一个犹太人家庭的悲惨遭遇，展现了从希特勒上台初到一九四五年纳粹统治崩溃止，德国纳粹政权在集中营等处残杀犹太人的历史事实。电视台接到的数以十万计的电话和信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特别是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看影片后感到震惊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实！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温故而知新，了解历史是重要的。如果说，法西斯主义的行程从制造国会纵火案起不过十几年就走到了奥斯威辛大屠杀，那么人们也不能忘记到奥斯威辛的道路是通过慕尼黑的。四十一年前的仲秋，即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慕尼黑协定”签订了。次日清晨，德国法西斯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张伯伦、达拉第从慕尼黑回国，善良的人们欣喜地前往欢迎，高呼“和平万岁”，这时希特勒却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西方是多么软弱，我要进行战争，使全球都接受我的思想”。今天，在西欧又一次面对战争威胁的时候，重温这些历史该是多么有意义。西方有识之士指出，“我们不能接受当年在慕尼黑接受的那种关于安全的思想以梦想和平。我们从来没有靠放下武器来制止过敌人。”影片《大屠杀》放映后，西德教育中心收到四万多封教师的信，他们纷纷索取教材，要求加强学校的历史教学。这是完全正确的。
了解了历史与现状，人们自然要提出如何防止战争惨祸的问题。近来，西欧一些报刊揭露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提出加强联合防务的主张。这触到了某些人的痛处。最近塔斯社发表文章，针对这种主张大加挞伐，但理亏词绌，令人捧腹。法国《问题》周刊刊登一幅迎面而来的自行式导弹装置的画，并用粗体字写道：“一旦发生战争，欧洲能否防御？”塔斯社对此质问道，“防御谁？”“似乎苏联从未有过任何和平倡议”。塔斯社还指责法国出版的主张西欧联合防务的《欧洲广岛》这本书和其他刊物，说“所有这些作品的核心就是一个——始终援引并不存在的‘苏联威胁’。”
这种指责叫人好笑。不错，苏联的确提出过不止一个“和平倡议”，更不止千百次高呼过“缓和”。但人们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希特勒政治遗嘱上写道，“我曾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历史任何时候也抹煞不了的，因此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这十几年来，苏联就是在高唱“缓和”声中极大地扩充军事力量，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另一个超级大国。二次大战结束已三十多年了，但在西欧大门口就有：苏联在东欧几国三十多个师的驻军，坦克上万辆，作战飞机一千六百多架，特别是还部署了可打到西欧全部目标的射程为四千八百多公里的SS—20多弹头新型导弹……这一切难道不是事实，而是虚构的“苏联威胁”的“神话”？
历史是不能一刀两断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回忆。但维护和平的人们懂得，保留对过去战争的记忆，就是为捍卫今天的和平提供了一面盾牌。二次大战中的反法西斯英雄伏契克的话永远具有现实的意义：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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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的礼节
在尼泊尔，如果有贵宾到来，在从机场到迎宾馆的路上搭起一道道拱门。在每道拱门两侧各放一个一尺多高、擦得金光灿灿的黄铜罐，上面插上鲜花，罐内盛上酸牛奶。按照尼泊尔的习惯，这样的欢迎仪式是最为隆重的。
尼泊尔人在接待宾客时，有点燃酥油灯或蜡烛的习惯。尼泊尔的酥油灯有一米来高，制作精美，古香古色。在宴会上，点燃红蜡烛，烛光高照，杯斛交错，畅谈对饮，更增添家庭般的亲密气氛。
当你和尼泊尔朋友交谈时，你会发现：他们常常向你摇头。但是，摇头并非表示疑意，恰恰相反，这是对你表示赞同的意思。尼泊尔同我们的习惯正好相反，摇头表示赞成，点头表示不赞成。
宾主相见时，双手合十，口中道声“纳马斯得”。在山区，主客相见时主人伸出舌头表示欢迎。舌头和心都是鲜红的。红舌头代表了赤诚的心。
宾主告别时，有赠礼的习惯。礼品以尼泊尔帽、廓尔克刀和登程鞋为多。
在正式场合，尼泊尔朋友一般都戴官方规定的制帽。这种帽子多为黑色，也有花色的。对于远道来访者，给他戴一顶尼泊尔帽，以示敬意。
廓尔克腰刀，是一种弧形刀，也是一种精致的工艺品。大的有一尺多长，杀鸡宰羊，砍柴切肉，都用得上，是家庭必备品；小的不到一寸，别到胸前，很象一枚小巧的纪念章。
客人登程时，尼泊尔朋友喜欢把一种特有的手工制鞋送给朋友上路。这种鞋，男的为黑色，女的为红色，针线密集，结实耐用。尼泊尔朋友向客人送鞋，表示他们祝愿朋友一路顺风，前程似锦。
郝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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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日本岐阜的实习
李志广
我国很早就掌握鉴别小鸭性别的技术。至于鉴别小鸡性别的技术，日本在本世纪中期已开始广泛应用于生产，并向欧美几个国家进行指导。一探其中奥秘，是我多年的宿愿。一九五一年我从北海道大学毕业后，得岐阜大学菅野教授的热情支持，特地前往养鸡事业蒸蒸日上的岐阜，进行了一次十分有益的实习。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岐阜市内后藤孵卵场的办公室里，岐阜大学菅野教授作了介绍，为了中日友好，场主后藤先生表示欢迎我来场学习。
日本五十年代之初，口粮还实行配给制。实习人员吃住在场里，理应交付膳宿费和粮票。可是，后藤先生坚决不收，反而抱歉地说，伙食不好请原谅。发工资那天，他把一个印着许多鸡蛋的信封递给我，并且还说：“你辛苦了，多谢。”信封的正面写着“感谢袋”三个字，拆开一看，里面装着现金，相当于已经工作几年的职工的工资。
在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孵卵场倒闭了，但后藤孵卵场却很兴旺，半年的产品已被预订一空。预付的定金滚滚而来，为不断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为什么后藤孵卵场如此兴隆呢？奥秘之一在于他们的产品质量有保证。例如对于蛋用种的来亨鸡，保证两条：一是保证每一批小鸡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八是雌的；二是保证每只鸡年产蛋不少于二百五十个，当然要按照该场制定的、且为各地实际条件所许可的技术操作规程进行饲养管理。为了确保小鸡的质量，种鸡场要把住培育关，孵卵场把住孵化关，经理亲自把住“出嫁关”。后藤认真地对小鸡逐个地进行感官鉴定，甚至还双手合十，虔诚地祈祷出场的小鸡“嫁”到主顾那里后早生多产大蛋。
吉田种鸡场的劳动力只有三人，包括场长吉田本人和他的年轻的侄女。全部手工操作，养着九百只鸡。他不过高小毕业，但是，经过长期实践和钻研，精通土洋结合的养鸡之道，对场里每只鸡的祖宗八代，他都了如指掌。他养的老母鸡，都是坦胸露肚光着屁股，仅仅脊背上和翅膀上残存着稀疏几根灰不溜秋的羽毛。形相难看，却说明了它们勤奋生蛋，无暇换羽。有些老母鸡生蛋太勤太大，造成脱肛，直肠掉出一段在肛门外，可是，它们还是忍住痛楚，拚命生蛋。吉田饲养的来亨鸡，是二十年前从一家美国养鸡公司引进二十只种鸡，由此培养发展起来的。在吉田种鸡场的实习快要结束时，吉田得到两个喜讯：各地选送东京评比的来亨鸡，在统一饲养管理条件下，他选派的一名“选手”，夺得全国冠军：年产三百六十二个蛋；他选送县里参加竞赛的肉蛋两用的洛克鸡，夺得全县冠军：年产三百四十四个蛋。从此，吉田场和后藤场，大概还有岐阜市，鸡和蛋都身价百倍了。
人们现在说日本富裕。可这个富裕是来之不易的。那时在后藤孵卵场，每天起早摸黑干，光是在高温潮湿的孵房里就要劳动几个小时。从经理到学徒工，吃的都是麦米饭。人家讲吉田私人存款有日币百把几十万元，但是他也十分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新建鸡舍，只请木匠立柱架梁，其他活儿都自己干。他家经常吃的是麦米饭，有时还吃小米饭，副食很简单，只吃过一次鱼，更不用说别的了。吃鱼那天，每个人的面前放了一个船形的碟子，上面横躺着两条长约五寸、中段粗如拇指的烤沙丁鱼。吉田夫人深怀歉意地说：“来到我家，辛辛苦苦的，那么多天了，才请你尝这么一点小鱼，怪不好意思的，……”吉田接过话就讲：“说实在的，这已经使我很满意了。我小时候家在山里，很穷，一年里头，只有过年那天才能吃到鱼。”吉田指着碟子里的鱼继续说：“比这个还要小，而且是盐腌的，全家一共两三条，我只能尝到一点鱼头或鱼尾。”我完全相信，面前的两条鱼，是对上宾的礼遇！
第二年，我回国前重访岐阜辞行。吉田这时养鸡翻了一番，达到一千八百只。他送我一篮鸡蛋，说是在旅途上吃吃吧。菅野教授深为惊讶：“了不起的礼物啊！”此话不假。因为在种鸡场，凡是可作商品换到钱或物的，自己决不轻易消费。即使是鸡粪，也及时收集起来，堆放在大草棚内，晾干后出售，何况是主要产品的鸡蛋呢！我在种鸡场实习时，住在孵卵场，吃在吉田家里，总共只吃过两次蒸鸡蛋，其原料是偶有软壳鸡蛋跌落在鸡屎上碰烂了，拣起的干净部分。由此可见，这份礼确实不轻。我感到欣慰的是，有幸为吉田办了一件小小的好事。那是我在他的种鸡场实习计划即将完成的时候，东京邀请他去参加大会，表扬他培育的鸡种夺得产蛋冠军的成就，还打算给他拍电影。吉田结婚以来，夫妻俩从未一起出过远门。看来，他们是此时才作蜜月旅行的。他渴望带着夫人去共享荣誉，顺便同游向往已久的热海温泉名胜。但是，他俩一走，场里的事谁来主管？他们很想挽留我多呆几天照应一下，并且以期待的心情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对相处不过一个月的邻国青年的莫大信任。我一口承诺下来，并迅即搬进他家居住，临时代理场长，严格执行场规，一直等到吉田夫妇欢天喜地地回到岐阜，看到场里和家中安然无恙，才如释重负，结束了这次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