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坚冰开始融化 大地透出生机
——河北省盐山县领导干部带头批极左的调查
今年夏天，正当河北省大规模反对所谓“右倾思潮”的时候，中共盐山县委深入实际，对贯彻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全县二十三个公社四百多个大队的两千多个生产队，只有百分之十的队比较好地落实了中央关于发展农业两个文件的有关政策；百分之二十的队按照自己的口味，落实了一部分政策；百分之六十的生产队，在广播上念了一遍，没有什么动静；还有约百分之十的生产队，把这两个文件压起来或锁在抽屉里，根本没有同社员群众见面。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但在盐山县相当多的地方，仍然死水一潭，覆盖着厚厚的坚冰。这种情况是令人焦虑的。
坚冰难道打不破吗？在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看不到希望。五月间，在县委召开的关于落实政策的汇报会上，有位公社书记居然说什么：“俺们公社自留地不能放给社员；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不能松口；多种经营按都按不住，还号召发展？”人们在背后悄悄地称他是“三不开书记”。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
就拿自留地政策来说，全县就有近三分之二的生产队没有落实；有四个公社硬是一户不分自留地；有的社队还因省里有个“由社员讨论”的规定，就划框框，变相抵制。曾庄公社小韩庄大队让社员讨论之前，先划框框说：自留地只能分远地、赖地和没有水源的地。社员一看干部不想分，也都“同意”不分；许多干部至今还认为自留地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自留地是“私心作怪”。
这个县差不多每个大队都有挨着村庄的闲散地，少者几十亩。群众称这是“鸡狗地”，集体没法种。一九六五年以前，有些由社员耕种，对发展养猪、养鸡很有好处。四清运动中，把它作为资本主义批了。从此，全县几万亩闲散地荒废了。在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时，有人要求再分给社员，可是有的干部心有余悸，他们说：“闲散地荒了，没人批评；让社员种，弄不好就要挨批，何必找这个麻烦！”有的干部甚至说：“荒了，也是社会主义！”
对家庭副业，仍然限制很多，门路很少，养殖业和编织业等寥寥无几。到今年六月底，全县七万多农户，户养猪只有三万多头。无猪户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如卸楼公社西李大队共二百七十二户，原来平均每户养猪达到一点五二头，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掉了饲料地，猪数急剧下降，现在集体和户养总计才一百四十头猪，平均每户只剩了半头。社员养羊的遭遇更惨。许多社员的羊，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被消灭了。全县养羊历史上曾达到八万多只，现在只有三万多只。这个县的马村、边务等六个公社尽管水草丰满，有条件养牛，但都不养，更没人敢提倡，至今只有小刘马大队社员刘子芳，年老不能参加集体生产，经党支部特许，才养了一头小牛。
以粮为纲，对其他各业实际上是“一网打尽”。以刘范公社为例，一九七八年全年总收入中，农业占了百分之九十四，副业只占百分之四，林、牧、渔占百分之二。许多社队数以千亩计的坑塘水面，至今没有利用，既不养鱼，又不种苇和莲藕；不少生产队连一亩菜园也没有。去年平均每个社员分配只有五十八元；生产队欠国家贷款高达八百多万元。放着资源不利用，搞得“社员穷，集体空”。
为什么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至今在这个县还这么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其一，县、社、队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领导岗位的。许多干部不懂得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据调查，全县二十三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对党的政策，多数不懂或一知半解。这当然不能责怪他们。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乱了政策，他们一直生活在“斗、斗、斗”、“批、批、批”之中，什么“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什么“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什么对资本主义要“追着批、堵着批”，等等，在他们的脑子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误认为搞粮食是社会主义，搞多种经营是资本主义；搞集体生产是社会主义，种自留地搞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大兵团大呼隆是社会主义，搞定额管理、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等等。社员除了出勤种集体的地以外，其他什么都不能搞。很多同志感慨地说：“林彪、‘四人帮’给我们捆了千条绳，上了万把锁！”
其二，粉碎“四人帮”以后，上级党委不但没有帮助他们解开绳索，打开锈锁，反而划了这么个框框：全省除保定以外，都是抵制了“四人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个省没有提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这就使下边的同志对“四人帮”造成的内伤认识不足，甚至中毒不知毒，搞不清极左路线的表现及其危害。
五月初，党的老干部邸茂林调来任县委书记。他接触了各方面的情况，看到不少干部至今还戴着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沉重枷锁，思想仍然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三中全会精神和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落实很差，可是，有些同志却说什么政策落实“过头”了，思想解放“出格”了。问题究竟在哪里？六月间，邸茂林深入群众，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向县委写了题为《落实三中全会精神非深批极左不可》的调查报告，提出要深批极左路线，首先是承认不承认有极左的流毒，而要做到这一点，根本的办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让各级领导同志的认识统一于实践。县委常委和各公社党委的第一把手，都到实际中作调查，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武器，来打开解放思想的大门。
这里不少地方常有人责难自留地与集体“争水、争肥、争劳力”，影响集体生产。县委副书记吕振营经过调查，发现一些队社员有了自留地，养猪发展很快，一头肥猪一年可以积十五车优质有机肥，三分之二交给集体，使队里的有机肥普遍增加，化肥使用量减少，不是“争肥”，而是“增肥”。至于争劳力、争水，只要处理好也不难解决。吕振营对记者说，从前人云亦云，没有第一手材料，所以始终在“三争”的框框里跳不出来，看来，“三争”问题绝不能作为不落实自留地政策的借口。
刘范公社党委书记张孟君，原先对自己身上存在的极左流毒，不大认帐。经过调查，他看清了极左的危害，联系本社实际，写了一份很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并在社队干部大会上，检查了前几年办的毁树种粮、拔社员院子里的西红柿等许多“傻事”，对大家的教育很大，干部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有一位大队支部书记说：“你这个自我批评，说到了俺的心上，这个头带得好！”经过这几个月的实践，张孟君同志体会到：党委第一把手要敢于联系实际，解剖自己，错了要认帐，有毒就要肃，决不能文过饰非，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僵化、半僵化的局面。
那位被人称为“三不开”的公社书记，受到教育，也认识到过去的做法不对，感到很痛心。他坦率而恳切地说，他是从四清以后到公社工作的，是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走过来的，总认为“左”是革命，右是复辟；“左”了不要紧，右了要犯错误，所以在工作中常常宁左勿右。党的三中全会规定的方针政策，他一下子接受不了，认为右了，看一看再说，死死地守着原来的框框，这也不准动，那也不能办，给工作造成了损失，对不起社员群众。
八月底，县委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明确宣布：自留地不再搞什么“群众讨论”，分给社员经营；村庄周围的闲散地收归集体的，在秋收以前分给社员耕种；有的地方不准社员养母猪、养牛和限制养肥猪、羊只头数等种种禁令，一律取消；凡是有条件的地方，社队要积极扶植生产队发展副业生产；要充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他们抽出一部分土地种植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
坚冰开始融化，盐山大地透出了生机。记者在一些社队看到，党的政策一旦变为群众行动，面貌很快大变。刘范公社城西胡大队，平均每人只有八分地，虽然粮食平均亩产高达一千三百斤，但长期搞单一经济，是个高产穷队。落实政策仅仅几个月时间，社员养猪、养羊大幅度增长，户养猪由去年的二百一十头增加到四百头；养羊更是迅猛发展，去年全大队才养了六十只，现在已激增到六百只。记者在这个大队访问了十多户社员，几乎户户都有了一、二头猪，三、四只羊和满院的鸡，“人笑了，羊叫了”，一幅动人的图景。这仅仅是开始。有些干部对县委采取的做法，表面拥护，内心怀疑，仍担心党的政策以后还会变，还要看一看，有些干部至今对什么是真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社会主义，仍然理论上搞不清楚，行动上摇摆不定；有些干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缺乏认识，没有开展起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流毒还相当艰巨，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本报记者 陆笑萍 谢石言
第2版()
专栏：
全国先进企业代表和全国劳模在国家经委等联合举行的座谈会上表示
要在四化建设中发挥带头骨干桥梁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十月三日电 “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迅速动员起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先驱作用，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受到国务院表彰的全国先进企业的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今天在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表达了这样的决心。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次座谈会，发言踊跃，气氛热烈。全国先进企业代表、上海嘉丰棉纺织厂党委书记梅寿椿说：我们工厂的代表最近一个月内两次来到北京，前一次是因为荣获优质产品的金质奖章，这一次是来接受国务院的嘉奖令。在崇高的荣誉面前，我们全厂职工深受鼓舞，同时也感到自己做得还很不够。我们丝毫也没有骄傲自满的理由。我们要再接再厉攀高峰，为人民生活和外贸出口生产更多更好的纺织品。全国劳动模范、大庆油田仓库工人齐莉莉说：党和人民对我们青年一代寄于无限的希望，而我们这一代青年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和毒害，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技术上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很不适应。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矛盾，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又红又专，奋发图强。她说，青年工人同志们，让我们比一比，赛一赛，在明年召开全国职工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时，看谁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全国先进企业大庆油田、首都钢铁公司、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的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王学礼、李临庄、陈亨、黄潼年、李良园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要发挥先进企业和劳动模范的带头、骨干、桥梁作用，团结、带动全国广大职工把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开展得更有成效，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主持了今天的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一朵鲜花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先进企业和劳动模范要带动、帮助、团结大家一道前进，形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我们要借这次国务院表彰全国先进企业和全国劳动模范的东风，掀起一个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帮后进的热潮，大力推广先进单位、先进人物所创造的先进经验，使先进经验之花遍地开放，果实累累，把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创造的先进水平变成全行业、全社会的水平，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
倪志福指出，现在有一些干部和工人，存在着一种不良的倾向，有的对四化缺乏一个领导阶级成员应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对将来缺乏理想，对工作和生产习惯于对对付付、安于现状，也不学习文化和技术，别人先进、带头，就说人家要“出风头”，不许别人先进。自己不学先进，还讽刺打击先进。这种落后保守思想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反映，也是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假社会主义的流毒，它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妨碍社会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尊敬、爱护、学习劳动模范，坚决反对那种不好的风气，树立“争当先进光荣、甘居落后可耻”的社会新风尚。他要求先进企业的代表和劳动模范们努力学习，尽快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认真学习企业管理知识，使自己成为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管理现代化企业的内行，还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方面起带头作用。
第2版()
专栏：
调整畜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青海确定以提高牲畜质量为主
据新华社西宁十月二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春生报道：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在青海省召开的畜牧工作会议上决定，必须调整好畜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实行以提高牲畜质量为主的方针。
解放以来，青海省对畜牧业生产一直强调增加存栏数。省委和省人民政府认为，这样做在二十几年前是正确的，因为那时草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到了七十年代以后，青海省的牲畜由解放初的七百多万头增加到两千万头左右，平均每头牲畜占有的草场，由三十二亩下降到十二亩多，草原载畜量在许多地区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这时，仍然强调增加存栏数，是错误的。
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强调，发展畜牧业生产，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数量多、质量好的畜产品，忽视这个目的去单纯追求存栏数，是一种形式主义，没有实际意义。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决定，今后衡量畜牧业生产的好坏，主要看总增率和商品率，不过分强调存栏数和净增率。要求今后每年总增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商品率达到百分之八以上，成畜减损率控制在百分之四以下，努力提高繁殖成活率，加快畜群周转。将超计划多卖的牲畜和过不了冬春而宰杀的瘦弱牲畜，一律算入总增头数，鼓励为国家多作贡献，减少冬春死亡。省委和省人民政府还要求把牛在牲畜中的比例由现在的百分之二十二再进一步提高，把母畜的比例由占牲畜总数百分之四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同时，加快绵羊改良步伐。
第2版()
专栏：
荡中渔业公社把工作重点由农业转移到渔业
因地制宜发展生产 渔业增产农业丰收
据新华社南京十月三日电 江苏省建湖县荡中渔业公社从本地实际出发，调整渔业与农业的关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渔业生产方面来，在发展渔业生产上取得了显著效果。
荡中渔业公社沟河纵横，水面集中，是发展渔业生产的好地方，现有八个大队，有六个是渔业大队。过去由于指导思想不对头，只把种粮食当作社会主义，把发展渔业当作“资本主义”，强令渔民改行当农民，渔船变农船，毁了鱼塘种粮食，结果造成鱼塘荒芜，农业和渔业绑在一起穷。
公社党委通过学习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总结经验教训，批判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错误做法，及时地把党委的工作重心由抓粮食转变到抓渔业上来，制定了以渔为主，养捕并举，全面发展的规划。党委领导成员改变作风，深入到船头，具体加强对渔业生产的领导。
今年，荡中渔业公社的渔业生产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他们利用原有的鱼池，自繁自养鱼苗近一百万尾；新添了五条大船，组成海洋捕捞队，从内河捕捞向海洋捕捞发展。全公社上半年实现了时间过半，渔业生产任务完成过半。由于正确处理了渔业和农业的关系，农业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今年全公社夏粮单产和总产都比去年增长六成，秋熟作物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第2版()
专栏：来信
“平调”风不能再刮了
最近，我们到福建省连江县琯头公社东升渔业大队采访，发现这里的“平调”风直到现在还没有刹住，严重地挫伤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
县上搞大官坂围垦，硬要这个不种一亩地的渔业大队出劳动力，出不了，拿出一万二千元来雇劳动力。
去年五月，大官坂围垦工程调用这个大队的四十九条渔船运沙子，运了一个月。这次还算好，没有白用，工程指挥部付给柴油费、船只折旧费四万余元，谁知空欢喜一场，大队一分钱没有拿到，全部被公社拿走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东升大队到底被平调了多少资金，很难说清，但有帐可查的就有一百二十余万元。这些钱是渔民在大风大浪中挣来的，“平调”风应立即刹住。
新华社记者 陈明星 许一鸣 顾新生
第2版()
专栏：
向全国劳动模范学习
用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排水工人
哈尔滨市排水事业管理处第二管理区的共产党员张全维，是一个和下水道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排水工人。干这种工作，总也离不开污泥浊水，许多人嫌它脏，认为没出息，不愿意干。但是老张不一样，他学习著名劳模、优秀清洁工人时传祥的好榜样，树立“甘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高尚品德，打心眼里爱上了这一行。他工作的四十八条街道里，有三十二公里下水道、九百六十个检查井和五百七十个雨水井，工作量很大。几年来，他认真负责，干劲很大，年年超额完成计划。一九七八年他还和其他职工们一起，清扫了全部下水道和所有的检查井、雨水井，使排水系统的地面设施完整无缺，地下管道畅通无阻，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烈赞扬。
忍辱负重搞四化的工程师
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提起副所长戴恒贵，都称赞他是一个忍辱负重、献身四化的工程师。
一九五○年参加地质工作的戴恒贵，三十年来，一直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献身地质事业。为解决西南地区中梁山、华蓥山、贵州的大河边、滇东、宝鼎等十四个矿区的重要煤田勘探和关键性技术问题，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戴恒贵参加地质工作后，先后担任过技术员、工程师，由于他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队、局的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正当他在地质战线大显身手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又把他已经作过结论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翻出来，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的主任工程师职务被撤掉了，工资级别从技术七级降到十五级。沉重的打击，使他的一颗火红的心象刀割一样。但他坚信，是非功过自有历史来作结论，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地质工作搞上去。他仍然象过去那样勤奋地工作。在参加滇中地区的铜砂岩普查找矿时，他白天上山搜集地质资料，晚上回来接受对他的批判。就是在这种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和同志们一起，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找到了一批含铜砂岩型铜矿。一九六四年，他参加了渡口宝鼎煤矿勘探大会战，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查明了煤炭储量，为攀钢上马提供了充足的燃料资源。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影响下，他无辜地继续遭到打击，下放到普查组，跋山涉水搞普查。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用在工作上，不分份内份外，不计时间长短，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解决。他所在的云南第八地质队，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关于华坪煤矿的八份地质报告，实际上都是他主持编写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戴恒贵错划的“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错案都得到了纠正，恢复了技术职称，并且被提拔为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把旅客当亲人的汽车司机
浙江省温州汽车运输分公司客车司机施辰生，对旅客象亲人一样体贴入微，照顾周到，凡是能做到的，他总是热情主动，尽力而为。比如，客车的门窗关了一夜，里面有汽油味，他就每天早上提前到车站，打开窗门换新鲜空气；在途中，有的旅客晕车呕吐，影响车厢卫生，他就利用停车休息时用水冲洗，搞清洁了再开车；车跑山区，遇着农民携带箩筐、秧苗等乘车，他就耐心招呼，帮助把这些东西放到行李架上装好，受到了人们的热烈赞扬。
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施辰生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明确。他说：“我们客车驾驶员是直接为旅客服务的，一定要做到正班正点，服务周到，安全到达。”为了达到这些要求，他平日勤学苦练，仔细观察，对每段公路的情况和路上车辆、行人、牲畜的活动特点都了如指掌。比如从温州到泰顺有一段公路，一百零四公里有一千三百九十多个弯道，平均每公里十三个弯道，他脑子里装了这个细帐，开车时就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对各种情况都能应付自如，不出问题。此外，他还在长期的观察中，掌握了“天热行人走树荫”、“天晴行人避灰尘”、“天雨行人耳不灵”、“刮风行人看不清”等规律，使他因此能够更好地做到安全行车。施辰生开车二十五年，总共安全行驶一百五十二万多公里，从来没有发生事故。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