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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影评勇于探索 大胆创新
——谈谈国庆三十周年献映的一批故事片
艺军
电影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在人民文化生活中占有特别大的比重。每年以百亿计的电影观众人次，是任何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文化上饥渴了十年的人民，理所当然地翘首银幕。遭受林彪、“四人帮”一场浩劫之后的电影园地，满目疮痍，一片荒芜。加之婆婆多，框框多，生产周期长，电影事业前进的步子比较慢，引起广大观众、包括电影工作者自己的焦急和不满。当短篇小说、话剧、诗歌等涌现了一批生气勃勃、脍炙人口的作品之际，如何迅速地把电影搞上去，成了党和千百万群众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经过广大电影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之际，涌现出一批新的故事影片。这批影片中的多数是比较优秀的。我以为它们标志着我国电影发展出现了新的生机：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发展；题材和形式上的新探索；一代新人初露头角。
林彪、“四人帮”搞的“阴谋文艺”，也就是“瞒”和“骗”的文艺。不真实，是它给电影留下的最严重的后遗症之一。对电影这种逼真地反映生活的艺术来说，虚假尤其令人不能容忍。人物虚假、情节虚假、环境虚假和千篇一律，弄得观众怨声载道。这次国庆献映的大部分片子，可以说基本上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有些还有所发展。一般说来，演员在表演上摆脱了那种装腔作势的样板腔，比较自然，比较生活化。在摄影和美工上，注意从生活出发，比较真实、细致。《傲蕾·一兰》（叶楠编，汤晓丹导）、《小花》（前涉编，张铮、黄健中导）、《曙光》（白桦、王蓓编，沈浮、天然导）、《从奴隶到将军》（梁信编，王炎导）等，在这方面都是相当出色的。
现实主义除细节真实外，要求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从奴隶到将军》等影片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和发展。罗霄是一个出身于奴隶的解放军将领，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末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几乎全部的历程。他当过军阀部队里的军官，信仰过三民主义，不断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找到共产党，投奔了红军。按照过去的英雄人物要高大完美的概念，似乎罗霄在旧军队的经历是不光彩的“污点”，应该予以回避或加以“拔高”，否则就是给英雄人物“抹黑”。影片的编导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如实地再现罗霄
“这一个”独特的形象，并通过他的性格发展，概括了一个漫长的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们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如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在那风雨如晦的旧时代，为了追求真理都经历过复杂曲折的道路，他们那种百折不挠的探求精神，是这些革命家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为什么我们的文艺作品要去回避呢？同样，《吉鸿昌》（陈立德编，李光惠、齐兴家导）里的吉鸿昌，作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也是那个特定时代才可能产生的典型人物。中国革命斗争那么丰富多采，在我们电影画廊里，应该塑造形形色色的英雄形象和各种人物形象；不能只用单一色调在银幕上描画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把生活表现得贫乏、单调。
在真实地揭示生活的重大矛盾上，话剧《曙光》曾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三十年代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灾难与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场浩劫，在思想上和表现形式上是多么相似啊！真实地再现这种严酷的历史事实，用艺术形象总结人民付出血的代价的经验教训，会有助于防止这种悲剧的重演。银幕上的《曙光》，不仅是舞台剧的电影化，而且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提高。其它几部反映我们刚刚经过的历史大搏斗的影片《生活的颤音》（滕文骥编、滕文骥、吴天民导）、《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李才雍编，毛玉勤、滕进贤导）、《怒吼吧，黄河！》（根据王兴浦的同名话剧改编，沈剡、贾士纮导），与前一时期同类题材影片相比，在真实性上有进展，反映生活的角度也不那么单调。
当然，这批影片在现实主义深度上都还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些还有明显的缺陷。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对“四人帮”在银幕上的反现实主义污染，是进行了一次大扫除。
在题材开拓上，首先值得提到的是《傲蕾·一兰》。它描写三百多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大，场面大，人物和环境比较陌生。把这样一个难度很大的题材处理得颇有声色，确是难能可贵的。还有《二泉映月》（鄂允文、刘保毅、荣磊编，严寄洲导），影片描写阿炳这个有点民族意识和朦胧的阶级意识的民间艺人坎坷的一生。象阿炳这样的“中间人物”，过去是没有资格成为一部影片的主角的。但是，象这样的作品，让优美的音乐、秀丽的江南景色和悲惨的社会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既有认识作用、审美作用，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为什么要排除在电影题材之外呢？
在电影样式上，除了喜剧《她俩和他俩》（王炼、桑弧、傅敬恭编，桑弧导）和《甜蜜的事业》（周民震编，谢添导）、传记片《吉鸿昌》外，还出现了《生活的颤音》等三部音乐片，这种新样式已经获得了许多观众的好评。
在艺术形式上，《小花》进行的探索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小花》试图对四十年代的解放战争这种老题材进行新处理，集中描写战争中三兄妹的个人命运，揭示他们在互相寻觅中的感情的波澜。为此影片大量采用了现代某些外国影片中使用的技巧和叙述方法。影片中许多段落不是按情节发展来叙述，而是按人物情绪发展来结构。影片采用黑白和彩色交替、旋转镜头、慢动作、停格等技巧，直接渲染人物情绪以及回忆、梦幻……。这些探索引起了从高度赞扬到完全否定等纷杂的强烈反响。进行类似尝试的，还有《生活的颤音》等影片。
名目繁多的条条框框，曾经窒息过电影的生机，迄今仍是电影繁荣的障碍。三十周年献礼故事片正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勇于突破一些禁区，大胆探索，努力创新，才使“四人帮”造成的电影沙漠上呈现出百花初放的景象。这些新的探索并非都是出色的，有的显得稚气，有的显得生硬，但这种朝气勃勃的创新精神则是十分可贵的。
电影创作队伍的青黄不接，使得关心电影的人士忧心忡忡。这批影片的上映却令人欣慰。它的主要创作人员中，有年逾七旬或年近七旬的老艺术家，显示出老将们宝刀未老，青春焕发。与老将们在影坛上并驾驰骋的，除了五、六十岁的电影艺术家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美工师。有的人初试身手，就崭露头角。许多年轻的创作人员思想解放，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上面谈到的许多大胆尝试之作，是由新手主要创作或参与主要创作的。千里马常有，只要认真选拔、帮助、培养和放手艺术实践，电影事业是一定会后继有人、而且一代胜过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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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曾百融
我国历史上，象包拯、海瑞这些清官，还在他们活着的当时，人们就誉之为青天。据史书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而海瑞被罢官的罪名有“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这些史实说明，他们刚正不阿，运用封建法制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条原则，打击不法“贵戚”“缙绅”，
“庇护”了一些人民利益。生当封建社会，而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其所以难能可贵，因为封建社会，等级制极严，封建思想也是根深蒂固。人既然分成了三六九等，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呢？封建社会的法，本身就是维护这种不平等的，所以又称为“王法”。社会上又普遍地存在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说教，对特权人物不敬，本身就容易被扣上“犯上”之罪的帽子，没有豁出性命的精神，是做不到执法无私的。然而封建法律本身虽然在人人面前并不平等，它却要求人人在它面前平等。即使是封建王法吧，也不能不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表面的平等，虽然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社会的合法的不平等，但却也给豪绅贵族法外特权以一定限制，可使一些清官廉吏用来在某种程度上为老百姓说话。否则，执法如山的海瑞、包拯，就一个也不可能出现了。
有正义感的人，把这些清官在戏文里加以夸张地描写，给以极大的赞美颂扬。《秦香莲》一剧中，甚至让包公铡了皇帝的驸马陈士美，虽然于史无据，但却体现了人民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强烈愿望和理想。
这一愿望和理想，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代，人民当家做主了，应该是可以实现，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然而，还得费点口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曾被说成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要反革命与革命平等，又是什么模糊了阶级观点，等等。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是法国资产阶级在“人权宣言”中提出来的，在当时，对封建阶级的专制统治来说，是进步的口号。但提出这一口号的资产阶级，却又是无法做到人人平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形式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死症，无药可医的。
社会主义时代废除了剥削，人民享有的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包括法律上的人人平等权利。但还须看到来自特权思想的阻力。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帝王专制，又继之以近世的封建军阀专制，因此，特权思想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是容易滋长蔓延的。尤其“四害”横行时期，特权思想恶性膨胀，“刑不上大夫”，发展到似乎刑不上帮，法不治派了。本来法律应该是铁面无私，法不阿贵，却变成了以官量刑，因人定罪。江青这个历史小丑就曾公然认为任何法律都不能管她，她恨恨地说“他们（指公安部门）竟然管到我们头上来了”，因此她狂喊“砸烂公检法”。
生在封建时代而要当包公和海瑞，要冒被罢官或更大祸事的风险。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的今天，恢复了社会主义的法制，颁行了新律，党和人民都要求有法必依。因此，今天的司法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包公或海瑞，执法如山。徇情枉法，则是违法，而对违法者，法有明条，是要治罪的。
因此，有谁在法律面前还想抱着什么特权思想，以身试法，那么，将遇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包公和海瑞。现在，人们即将看到“四人帮”及其死党的可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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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还有个巧干”
孙义君
由地、县领导组成了一个四十多人的抗旱检查团，“深入”到某地检查。一天，检查团的小吉普车尾巴咬尾巴地开进了某公社地段。二十分钟，团长找着了公社党委书记老王同志，拉下了脸，严肃地点了几句：“呣——老王，你公社除了赵庄、钱庄、孙庄外，其他大队冷冷清清，连个人影也不见，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这样干法可不行啊！呣——要深刻总结一下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老王很快找到了，立即召开各大队书记会议。他也拉着长脸点了几句：“我昨天不是在喇叭里说了嘛：明天检查团莅临我社检查，我们要把一切人力物力都集中到公路边的地头上，或者在汽车里能瞧见的显眼地方，为什么有些大队就不听嚷嚷呢？为什么把劳力调到旮旮旯旯的山地呢？你看人家赵庄、钱庄、孙庄，很会干，受到检查团的表扬……”书记们唧唧喳喳有点不服气，老王大声咳了一下，提高了嗓门：“不要不服气嘛！”
“干社会主义，搞四化，要苦干、实干，呣——还有个巧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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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委书记下乡
魏群
今年八月的一天，两位地委书记到我县山区视察。县里出动了四辆吉普车搞接待，一辆去找鱼，一辆去拉酒，两辆到县外迎接，外加一辆面包车备用。县里派人先从生产队拉来西瓜，又从县招待所拿来肉、蛋、鸡、面粉，还找了两名厨师和两名服务员（做招待工作的不知去了多少）。原先说上西陵（风景区）吃午饭，准备工作刚做，突然接到电话，午餐地点改在紫荆关。这可忙坏了厨师和服务人员，把和好的面连盆装上车，正煮着的鸡连锅端，刚开膛的鱼也带上，急忙赶到那里去开饭。社员说：“过去皇帝来西陵，咱们没见过，这回地委书记来，咱可开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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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象牙上的奇迹
邓海南
南京民间艺人罗彪的精微雕刻艺术令人叹为观止。他能在一张邮票见方（18×27毫米）的面积上刻出三千六百多字的《实践论》，超过了世界微形书法大师匈牙利的埃曼·拉约什在邮票背面用铅笔写二千多个字母的记录。其代表作为“粒米罗汉”。
针孔中停泊着巡洋舰，
针顶上开动着拖拉机，
比绿豆还小的面积上，列宁在微笑，
几十个汉字，只有头发丝粗细。
南瓜子的范围内，百马奔腾，
一分钱的圈限里，群猴嬉戏，
更有那邮票见方的象牙上，
刻着几千字的哲学典籍。
最妙的是那十八罗汉，
仙姿潇洒，神态各异，
龙、虎、云、石和他们相伴，
却在米粒大小的象牙上群居！
我向来赞叹浩茫的星空，
无限的宇宙多么神奇；
今天却在这放大镜下，
发现了另一个神奇的天地。
我们古老的民族和文化呀，
哺育出了多少巧匠与绝技。
世上多少不为人知的领域，
有志之士正在那里登攀不息……
当目光从放大镜中收回，
我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激励，
这微小使人觉得伟大，
有一股力量在心中冲击！
如此狭小的象牙块上，
尚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更何况我们辽阔祖国的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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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乡文化站（水印套色木刻） 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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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一本关于书的刊物——《书林》
余志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林》，是一本颇具特色的刊物。
创刊号上辟有“我的读书生活”一栏，很引人注目。宋振庭的《我和书》，写了他从小养成“如饥似渴乱翻书”的习惯，以后担任文教宣传方面领导工作后，也照旧挤时间浏览群书，增进知识，很给人以启发。吴黎平的《铁窗里面的学习》，回忆了他和曹荻秋、彭康、周立波等同志一起坐牢时，牢房里无书可读，他就凭记忆给难友讲哲学，周立波背诵古诗，有的则讲革命故事，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学习、坚持提高。女作家杨沫的《革命书籍给了我新的生命》，叙述了她青少年时，“感到人生可怖、可厌，曾多次想自杀”，正是革命的书籍使她“在阴霾中望见了光明”，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文章写得娓娓动人，读来发人深思。
在“读书方法”栏中，作家秦牧写了《学习牛和鲸的吃法》一文，主张有的书要精读细读，象牛吃草那样，不断“反刍”、咀嚼，有的书则可泛读，迅速浏览，象鲸吞食那样，以得到广泛的知识。
这期《书林》中还发表了许涤新的《我是怎样研究起政治经济学来的》、任继愈的《漫话佛学》、冯定的《开卷有益》、严北溟的《恢复〈孟子〉本来面目》、顾颉刚的《柳毅传说与遗迹》、漆琪生的《〈资本论〉翻译出版四十年》、漆侠的《漫谈学习宋史》等，都是老专家谈自己的研究经历、心得体会，对初学者有着引路的作用。
著名翻译家傅雷的遗作《世界美术名作欣赏》，《书林》从这期起连载，并印了彩色的美术名作的插页。傅敏的《回忆我的爸爸傅雷》，介绍了这位翻译家生前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