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调查汇报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
编者按：新疆石河子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心如同志来信，说明关于蒋爱珍杀人案件的情况和他的意见。我们派记者做了调查。蒋爱珍采取杀人手段，应受法律制裁。但仅制裁蒋爱珍够吗？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我们应从这件事汲取什么教训？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在石河子地区公安局看守所里，关着一个重犯，她打死了三个人。可是奇怪，群众却大多同情她。不少人说她没有民愤。有的说：“这个娃娃可惜了！”连看守所的人也反映：这个犯人很老实，不象一贯作恶的。
审判员提审了这个犯人，我们在场。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女青年。看上去庄重、矜持。问她为什么要杀人，她情绪激动，说话哽咽，不时掉泪。审问进行了一半，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呼嗤呼嗤地喘着粗气。审判员看她憋得难受，就让她出去休息一下。过一会儿，我们去找她，只听她一个人在厕所里嚎啕大哭。
她为什么这样痛苦呢？她为什么要杀人呢？
缘起
她名叫蒋爱珍，是浙江绍兴人，一九七二年初中毕业后，随哥哥到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先在农场劳动，后被推荐到一四四团医院当护士。她一贯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一九七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七六年入党。同年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蒋爱珍的哥哥同一四四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过去是一个部队的老战友。蒋到医院后，她哥哥嘱托张国政，要象亲兄妹一样关心蒋爱珍。张国政热心帮助蒋爱珍进步。加上工作上的原因，两人关系因此比较密切。
一四四团派性严重，李佩华、谢世平（都是党员）和医院个别领导人，同张国政早有矛盾，想抓把柄把他整下去。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蒋爱珍被批准回浙江探亲。十七日晚，张国政和另一个人曾一道到蒋爱珍卧室（外科值班室），嘱咐她路上应注意的事情，然后即告别回家。李佩华、谢世平妄断这天夜里张国政要和蒋爱珍发生关系，就在副院长粟某的支持下，行动起来。半夜两点多钟，谢世平叫了钟秋等六七个人，把外科值班室的门窗、周围过道以及张国政家（紧挨医院）的大门，处处把住。然后哄使一个护士，诡称要纱布抢救病人，叫开了蒋爱珍的门。谢世平闯进蒋的卧室，四处搜查，不见张国政。蒋爱珍陪护士在另一处取了纱布，回来时发现谢世平。打过招呼后，三人一同走出值班室。在门外，蒋爱珍发现在黑暗处李佩华躲藏不迭，立即引起怀疑。因卧室里放着九百元钱，她害怕这些人偷钱，决定向支部反映。支部书记家离医院远，她就去找张国政。张从家里来到值班室，正查问情况，李、谢突然闯入。张国政问：“你们干什么？”李佩华回答：“我们来抓鬼！”张国政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就差人去把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叫来，说明刚才发生的情况。支部问了有关人员，又查看了蒋爱珍的卧室，未发现异常痕迹。问李佩华、谢世平时，他们支支吾吾，只说：“我们失败了！”
十八日清晨，谢世平去团党委，捏造事实，诬说张国政昨晚在蒋爱珍房里干了不可告人的事。早晨一上班，钟秋就到各房间游串，散布昨夜张国政在蒋爱珍房里鬼混。与此同时，医院外面的商店、学校等处纷纷传出：昨夜抓住了，……。两三天后，李佩华、谢世平等几个人又传出：十七日夜半有人看见张国政从蒋爱珍的卧室出来；有人看见他闪进自家的门，等等。谎话陆续补充，越来越圆全，以后成为领导上逼蒋爱珍承认“三·一七”事件的主要“证据”。
会计傅冬勤对李、谢等的做法不理解，找李佩华谈。李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干成啥样就啥样。弄不倒也要弄个臭！”
发展
三月十八日，蒋爱珍没有起床，气得直哭，也不回家探亲了，还要求组织上给她澄清事实。绝食三天，最后她哥哥来劝了才复食。她从床上起来以后，勉强工作，跟谁也不说话。
一天下午，谢世平、钟秋两人在走廊里大骂张国政，诬蔑他乱搞男女关系。蒋爱珍穿着白大褂，站在值班室门口呆呆地望着，一语不发。
晚上，蒋爱珍独自在值班室里。突然，哇的一声，跑出去了。大家又哄又拉，总算把她弄回医院。两三个人按着她。她哭喊：“冤枉啊！冤枉啊！——为什么不让我去接妈啊！——冤枉啊！”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在场的人很多都淌下眼泪。经过医生诊断，确定是精神分裂症，收入病房。
一天夜里，病房里突然不见她了。
初春的戈壁滩上，寒风凛冽，蒋爱珍穿着一身单衣单裤，在旷野里转游了一夜。第二天朦朦亮，她哥哥和医院的几个人开着一辆卡车寻到一个高坡边，发现蒋爱珍直直地站在那里，两眼直瞪瞪，头发上几片枯草叶，脸上几道划破的血痕。哥哥喊她，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才微微地吐出一句：“妈妈……”。
这么一段经历，后来被李佩华等诬蔑为“装疯卖傻”，一次一次地要她在会上“说清楚”。
“调查”
三月三十日，一四四团党委派工作组到医院，专门调查“三·一七”事件。组长杨铭三是一四四团的副参谋长，主管医疗卫生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张国政曾几次同他大吵大闹过。这次他带领工作组到医院，一开始就陷入派性，偏袒李佩华、谢世平一方。因此，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越查越复杂。
四月六日，团长亲自到医院动员，号召开展全面揭批查，集中揭发张国政的问题。调查“三·一七”事件的工作组改为领导运动的工作组。“三·一七”事件放在运动中一起搞。
运动中，李佩华、谢世平等又提出了许多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的疑点，杨铭三要蒋爱珍一个一个说清楚。几个月内，关于“三·一七”事件和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从医院各处到团部招待所等地方到处张贴。许多漫画污秽不堪。
对“三·一七”事件，医院很多人持否定或怀疑态度。工作组一来，这些人都成了保守派。全院因这个问题受到打击或歧视的共有三、四十人。
党支部根据最初掌握的材料，对“三·一七”事件倾向于否定。工作组把支委们看作“保张派”。运动中全体支委都靠边站。
文教干事苏天艳贴了一张《呼吁医院广大群众为受害知识青年蒋爱珍伸冤》的大标语，运动没有搞完，就被调离医院。医生牛素玲，仅仅听蒋爱珍诉说了一次冤情，安慰了她几句，被杨铭三一次一次追逼，不仅要她写书面检查，还叫她在全院大会上作检查。医院有个青年医生，同蒋爱珍谈过恋爱，一天，杨铭三走到他家，当着他爸爸的面警告他说：“我以领导的名义、长辈的身份告诉你：现在蒋爱珍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不能跟她谈了。”
蒋爱珍的行动受到监视，人们都不敢接近她。后来，她发觉自己的信也被李佩华等人拆看，感到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医院里再没有人敢出来为她说真话了。
绝望
工作组初进医院时，蒋爱珍满怀希望。她很早就去找杨铭三，想诉说三月十七日的事。不料，杨铭三冷冷地叫她回去，并说：“三月十七日的事，没有，要给你搞清楚；有的话，就改，改了就好。”
蒋爱珍虽然对杨铭三的话有气，但她坚信：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好问题。于是，她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工作组，等着杨铭三来找她谈话。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过去了，直到八月一日，杨铭三才找蒋爱珍。不过不是谈心，而是通知她第二天在群众代表会上“老实交代”三月十七日的事情。
八月五日，在全院群众大会上，工作组宣读了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其中对三月十七日的事情作了肯定性的介绍。蒋爱珍有气，找机会顶了杨铭三一句。杨铭三说：“你也要检查！就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光凭你同张国政的接触，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蒋爱珍对杨铭三和工作组失望了，八月六日晚上，去找团长诉说冤情。团长哼哼哈哈，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只是说：“你要相信组织。”蒋爱珍又找了石河子地区派往一四四团的工作团团长。工作团团长也是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来。蒋爱珍曾想到乌鲁木齐去告状，但是又想：自治区领导那么忙，不可能直接下来处理问题，最后还是要落到杨铭三他们的手里。她对
“相信组织”这一条，终于绝望了。
党支部整党进行了一个月，在要不要再开蒋爱珍的会的问题上，工作组内产生了分歧。有的同志主张不要开了，杨铭三和另一个工作组成员坚持要开。杨铭三还亲自通知本来不参加整党会的钟秋等三四个
“有关”的人出席会议。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支部书记徐进义同志劝告杨铭三：“蒋爱珍的会不要开了，更不能让钟秋等人参加。这样搞下去越搞越乱，工作组会上当的。”杨铭三不听劝告，照样布置开会。
二十六日下午开会。蒋爱珍根据杨铭三出的题目，对“三·一七”事件、“装疯卖傻”、同张国政等上山打猎等问题说了一遍。李佩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装疯卖傻！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不跳水库？”最后，拿出一份他和谢世平署名的报告宣读，要求团党委对蒋爱珍作妇科检查（过去已向团党委交过一份）。读完，将报告交给了杨铭三。粟副院长在发言中说：“你害怕检查？真金不怕火烧嘛！”会上，好几个人对蒋爱珍说了一些下流的、侮辱性的话。钟秋还指手画脚地嘲笑、挖苦她。
在上一次“说清楚”会上，李佩华等也曾这样侮辱过蒋爱珍。那个下午，蒋爱珍头也没有抬，眼泪滴滴往下掉。这一次，她一反常态，一下午直直地坐着记笔记。听到荒诞、下流之处，还微微地现出蔑视的一笑。好多人为她这种反常的表情吃惊。杨铭三在会上表扬李佩华等发言积极，批评了不发言的人。最后说明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还没有完。
拚命
二十六日晚上，蒋爱珍在宿舍里写了一夜申诉信。二十七、二十八日晚上，又给工作组、父母兄嫂和好友写了好几封遗书。这三天，她白天上班，晚上一个人在宿舍里，煤油灯通宵不灭。二十八日，民兵排长通知她参加第二天的打靶。晚上，她终于作出决定：“同他们拚了！拚一个算一个，拚两个赚一个……。”她从箱底里翻出过去打猎、打靶留下的八颗子弹，又仔细拟定了要拚杀的对象。二十九日晨，她领到一支步枪，悄悄压上子弹。走到内科门口，对准李佩华说：“李医生！你不是要我死吗？叫你造谣！”一扣扳机，李佩华倒下。欲打另一个医生时，门被推上，未打成。她直奔外科走廊，见钟秋正跟人讲话，举枪便说：“叫你造谣！”话落枪响，将钟秋击倒。李佩华的爱人戴淑芝闻声出来问：“咋啦？”蒋爱珍说：“咋啦，叫你造谣！”又把戴淑芝打倒。她走出外科大门，撞见一个参与“抓鬼”的医生走来，举枪就打。这个医生慌忙奔逃，一弹未中。蒋直奔宿舍，欲找别的打击对象，被群众包围在球场上。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被逮捕了。
余事
蒋爱珍打死人以后，一四四团立即拘留张国政，说他是蒋爱珍杀人的指使者。关押九十二天后，又把他放了。一四四团领导认为，蒋爱珍杀人发生在运动中，应定为“反革命杀人”。对被杀的三个人，团党委决定追认为“烈士”。一个月以后，团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团领导亲自主持，命令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并送花圈。这些做法引起很多群众不满。至今，原一四四团团长仍然坚持：“三·一七”事件虽然可以否定，但蒋爱珍是“反革命杀人”，被杀者是“烈士”。
蒋爱珍原被判死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去复查，提出判蒋爱珍无期徒刑，同时建议党委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自治区党委根据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指示石河子地区党委慎重处理，同时做好下面的工作，统一认识。最近，石河子地区党委复议了这个案子，建议重定蒋爱珍为“死缓”，同意追究工作组长杨铭三的责任。但是，在办案人员一再提出要求处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把杨铭三调到河南去了。与此同时，谢世平等也得到重用。
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石河子地区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认为：
蒋爱珍杀人是在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下干出来的。对蒋爱珍必须依法制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仅此不能平民愤，必须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特别是杨铭三）和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者，追究法律责任。这件事牵涉面广，应由公检法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同处理，防止片面作决定。这一案件在石河子地区震动很大，议论很多，可以开庭审判，可以让群众公议，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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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县中药材积压严重
我县是中药材产区。目前中药材产销比例失调十分严重。有不少品种生产过剩，大量积压。例如：我县产的乌梅、茵陈、公英、南山楂等二十多个品种，年产量都在几万斤或几十万斤以上。由于上级没有分配收购、上调计划或计划很小，即使省外有销路，因三级站无权外销，也不敢收购。眼看着这些药材资源废弃，实在太可惜了。今年二月，县医药公司到信阳火车站给外省发运一千多斤桔梗种子，车站根据省里规定，不接收，我们只得把种子运到湖北随县火车站发运。
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间，丹皮供应紧张，当时安排的生产计划过大。近年来生产过剩，上级又不收购了。因此，我县现在有二百多亩已到出土年限的丹皮不能采挖，预计可产七万多斤，价值二十多万元。去年，我县按照地区计划种麦冬五百亩，预计可产十万斤。今年麦冬过剩，地区公司怕积压资金，限制收购。这样一来，苦了三级站。已收的三万多斤麦冬不能上调，社队药场现存麦冬四五万斤，三级站也不敢收，群众意见很大。
河南桐柏县医药公司
孙道海
河南桐柏县委通讯组
郭顺亭
第3版()
专栏：读者来信
编者按：根据孙道海等同志反映的问题，我们派记者到河南访问了省药材公司以及郑州、信阳、洛阳、栾川、卢氏等地区和县药材公司，并看了桐柏、伏牛山区的公社药场。下面是记者写的调查汇报。
中药材积压和短缺是怎样造成的
中药材积压，在河南省比较普遍。据省药材公司统计，全省仅白芍、泽泻、川芎、丹皮、党参、香附、茯苓等十七个品种的积压，就占用资金九千多万元，占总库存量百分之六十二。洛阳地区药材公司积压三十九种，除所有仓库都堆满外，还有二百多万公斤露天存放。有的品种已存放六七年。按正常销量，白芍和香附可销十几年，丹皮可销二十几年，二丑可销四十几年。目前丹皮还在继续进货，如果按照种植计划收购，到一九八一年底，单这一项库存将达到八十万公斤。目前，有一百万公斤易虫蛀药材无法进熏房，其中五十万公斤已遭虫蛀，即将报废。
由于积压，河南省十个地区药材公司，亏损的就有七个。他们大都靠贷款过日子，今年还被银行罚了滞纳金。洛阳地区药材公司从去年至今年八月被罚二十二万多元。信阳地区药材公司收购的中药材，由一百二十多种减少到八十多种。郑州市医药公司批发部，今年七月份撤销了三百份进货合同。收药季节即将到来，地方和药材公司领导人都在发愁。过去他们亲自布置种药，现在又要亲自砍掉，群众不满地说：“药材公司过去是羊，现在是狼。”
一方面库房里药材堆积如山，另一方面门市部不少品种却严重短缺。据省药材公司统计，短缺的品种已达一百二十种。郑州市药材公司批发部缺一百五十多种。病人抓一张方子往往跑几个药店也抓不全。医生开方子不仅要看病情，还要看药情。药材公司如不及时注意调整，市场短缺将会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
一是上级主管部门对计划管得过死。中药材将近千种，常用药材四五百种，其中有七十种由部管，八十种由省管。两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部管和省管的，地区和县公司无权自由购销。但是部和省所管的这些药材，却不按计划调出，也不增加收购的钱，结果造成积压。如丹皮，一九七一年开始规划洛阳地区为生产外调单位，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五年收购了六十五万公斤，但只调出十二万五千公斤，其余压在仓库里。
二是药材价格管理和奖售政策权限过于集中。药材价格过去都是由部、省、地三级管理，现在改为部、省两级管理。产销情况发生变化，价格需要调整时，得由地区业务部门写出调价报告，报部、省审批。层次多，审批慢，往往不能及时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一九七六年洛阳地区药材公司发
现有些品种生产过剩，向部和省写了四
十七个品种、五十三个规格的调价报
告，过了两年才批下来七个品种、十二
个规格。洛阳是枣核的主要产区，一九
七七年省里主管部门不征求地区意见，
就把收购价由每斤四角三分调到七角五
分。这一来，群众不等成熟就抢青采摘，造成药材质量下降。地区药材公司发现问题，曾多次向省里反映，都无济于事。一九七八年，洛阳地区收购枣核一百四十二万斤，有一半以上是次品和废品。
药材奖售政策规定过死。如丹皮已经积压，仍然每百斤奖粮一百斤、布票六尺。洛阳地区药材公司多次向省计委和中央主管部写报告，建议取消丹皮等八种药材的奖励，事过半年，还没有回音。
三是不按自然条件，片面强调“就地生产，就地供应”，“扩大自给部分，缩小交流部分”，助长一些地方盲目扩大家种药材面积。由于摸不清供求情况，计划不周，有些好种的药材大量积压，不好种的品种奇缺。
基层药材部门经营管理不善，盲目采购和下达种植计划也是造成积压的原因之一。
省地县各级药材部门迫切希望上级药材领导部门认真把中药材管起来，合理规划药材基地，恢复地道药材生产；按计划生产、收购、调拨；合理调整中药材价格，该降的降，该提的提。因政策性调价造成的损失不应该加给企业，应该规定一定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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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为什么有些中药不那么灵验了？
这是信阳市人民医院中医董昌富、市中医院医生张自信、市中药批发部主任杨东方的谈话记录：
人们形容中草药对症与否，常喜欢说：“对症一口汤，不对症一水缸”。过去“一口汤”可以治好的病，现在有时“一水缸”也治不好。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有些中药材质量下降。药材公司收购中药材，大部分是靠基层供销社代营。过去没有严格的质量要求，收药的不懂药，有的地方把没有成熟的籽类药材如酸枣仁和五味子等当作成熟的收进来了；有的地方把瞿麦根当柴胡，把白藓皮当黄芪也收了进来。有些中药材很讲究地方性，自从“南药北种，北药南移”以后，有些引种的药材质量下降。新乡地区出产“怀药”，现在遍布全国十多个省市。由于气候土质不同，种子退化。温县生产的生地切开来是菊花心，质地比较肥实；而外省引种的生地，两年就开始退化，毛毛须须，象个空心干胡萝卜。
再一个原因是不按规范炮制。中药材炮制很重要。有一次，农科所一个干部患失眠症，市人民医院给他开了柏子养心汤。他抓了三付，吃第一付就觉得恶心，吃第二付，又吐又拉，旧病没治好，反而添了新病。他拿着药去找大夫，经核对，原来柏子仁是没有经过炮制的。中药炮制是为了减轻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增强疗效。有的要用水、酒、醋等浸渍；有的要用蜜、酒、醋、盐等辅料拌炒。炮制还可以改变药的性能。如熟枣仁起镇静作用，生枣仁起兴奋作用；生地黄凉血，熟地黄补血。醋炒的破气，酒炒的活血，姜炒的止吐，蜜炒的润肺。过去，没有炮制的药材不准出门，现在老药工有的退休，有的改行，新来的青年人很多都不会炮制中药材。有的药店组织街道老太太加工中药材，又不交代怎样加工，结果，该切薄片的切成厚片，该加辅料的不加辅料，该用水浸湿的，一泡就是一天，药的成份大部分跑到了水里。
煎药也很有讲究。草类花类体轻，应该轻煎，根类和矿类药物应该久煎。大黄久煎能健胃，轻煎可以缓泄。有的药店和医院使用电炉煎药，五分钟出药，有的用高压锅蒸药，一蒸一个钟头，远不如家里煎的药好。
上面讲的看来都是技术性问题，其实都离不开人的问题。长期以来，河南省没有一所专门培养中药材人员的学校。中医学院原来附设一所中药材学校，文化大革命中被砍掉了，至今没有恢复。河南的老中药人员退休、改行，所剩无几。信阳地区懂中药材炮制技术的有六七个人，全都改了行。桐柏医药公司只有一个会炮制中药材的老药工，今年已六十八岁，还在平氏公社医药门市部坚持工作。这是唯一没有丢掉炮制技术的一个门市部。古老的中药材炮制技术没有人继承，新的炮制方法又没有专人研究。这个问题应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