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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等亲切接见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代表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九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出席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同大家一起照了像。
参加接见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有：王震、韦国清、乌兰夫、邓颖超、纪登奎、吴德、张廷发、陈锡联、胡耀邦、耿飚、倪志福、彭真、赛福鼎、谭震林、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朱蕴山、史良、谷牧、康世恩、薄一波、姚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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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为什么要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怎样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高涨？看起来，这都是一些不言而喻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我们不少同志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包括某些专家和领导同志在内。有的人甚至如堕烟海，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因此，弄清这个问题，对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不能为生产而生产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评了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的观点。重温一下斯大林对雅罗申柯的批评，对于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大有益处的。
斯大林曾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了阐发，并下了定义：“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雅罗申柯不同意斯大林的定义。他说：“在这个定义中主要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这里表明，生产是达到满足需要这个主要目的的手段。这个定义使人有根据认为，你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是从生产占首要地位出发，而是从消费占首要地位出发的。”雅罗申柯提出：“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点和要求，在我看来，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日益完善。”
斯大林认为，雅罗申柯的意见及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是完全错误的。斯大林说，雅罗申柯“完全没有了解问题的本质”，这里所谈的问题根本不是消费或生产谁占首要地位的问题，而是社会给社会生产定出什么目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服从于什么任务。斯大林指出：“雅罗申柯同志忘记了，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他忘记了，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斯大林问：究竟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呢？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作了具体的说明。他写道：“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斯大林还认为，雅罗申柯所表述的公式，连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在他的公式里，“生产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却被取消了。结果弄成生产增长是为了生产增长，生产是目的本身，而人及其需要就从雅罗申柯同志的视野里消失了。”
斯大林的批评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分析是对的吗？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生产总有一定的目的，都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社会生产的目的是客观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就是说，谁占有生产资料，生产也就为谁的利益服务。因此，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也就不可能有相同的生产目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生产的目的只能是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劳动者的消费，只有在能够给资本家保证劳动力和提供剩余价值的限度内，才被看成是需要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的目的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再也不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从而也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舍此不可能有第二个目的。列宁曾经强调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5页）
为生产而生产的种种表现
斯大林对雅罗申柯的批评已经发表二十多年。对于斯大林的这一正确思想，我们领会得怎样呢？今天，在我们国家里，象雅罗申柯那样公开主张为生产而生产的人，是不多了。可是从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来看，不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却是相当严重的。这种倾向表现在许多方面，下面列举几种：
（一）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不是从人民的消费需要出发，而是从若干种主要产品的增产指标出发。这些产品，最重要的大约有三、四十种，其中既包括重工业产品，也包括轻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由于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把“以钢为纲”作为发展工业生产的指导思想，事实上是以钢铁为中心，从重工业出发，来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的。这样，安排计划的程序不是按照农轻重而是按照重轻农的次序，从而在计划的出发点上就忽视了人民的消费需要。
（二）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重视积累，轻视消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处理得比较适当，积累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二，消费占百分之七十五点八，这种比例关系促进了生产较快的发展，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较大的提高。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就大大提高了，达到百分之三十点八，而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甚至高达百分之四十左右。一九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积累率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三，其中一九七八年达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在我们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这样的积累规模显然是过高的，它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三）在积累基金的分配上，重视生产性积累，轻视非生产性积累。就是说，用于生产性建设过多，用于非生产性建设过少，即“骨头”多，“肉”少。“一五”时期，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七，非生产性建设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其中住宅建设占百分之九点一。在当时来说，这个比例是适当的，既保证了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顺利进行，又较好地安排了住宅、公用设施等非生产性建设。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生产性建设比重大大提高了，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非生产性建设比重相应地降低了。由于生产性建设规模过大，造成了“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使非生产性建设欠账很多，特别是公共交通十分拥挤，职工住宅极度紧张，给职工生活带来许多困难。
（四）在生产性积累的分配上，重视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多年来，重工业投资过多，农业、轻工业投资过少。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投资占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农业只占百分之十多一点，轻工业更少，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从工业内部投资分配来看，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一五”时期为一比八，“二五”时期为一比十点八，三年调整时期为一比十二点八，“三五”时期为一比十四点一，“四五”时期为一比十点二，“五五”时期前三年为一比八点三。最近三年轻工业的投资比重虽有增长，但总的说来，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还是十分明显的。而在重工业内部，冶金工业的投资最多。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八年，国家对冶金工业一个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即为整个轻工业的投资一倍多。建国初期，针对我国基础工业薄弱的状况，加重重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的投资比重，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应当适当提高，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应当相应减少。实际上没有这样做，这是我国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在重工业内部结构的安排上，重视重工业自身的需要，轻视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这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自我服务的比重过大。以钢材、电力为例，一九七八年我国钢材生产消费量中，用于机械制造的占百分之二十九，用于农业和农机维修的仅占百分之十五点五，用于轻工市场的仅占百分之十一点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用电所占比重分别为百分之十一点五、百分之十二点八、百分之五十三点七。重工业为轻工业提供的机器也比较少，一九七二年占全部机器的百分之六点一；一九七六年又大大下降了，仅占全部机器的百分之二点一。从重工业为轻工业提供的原料来看，二十多年来虽有很大增加，在轻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解放初期的百分之十五左右提高到现在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但还不能满足轻工业发展的需要。许多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产品，供应紧张，经常脱销。由于工业原料不足，不少轻工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
（六）不顾市场需要，盲目生产。许多企业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用户和消费者负责。为了完成产量、产值指标或片面追求利润，往往置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花色等等于不顾。有些企业为了片面追求产值、利润，挤掉了产值低、利润小而人民生活需要的商品。上级压产值、企业抓产值的结果，使市场的短线产品长期拉不长，长线产品也长期缩不短。有些企业生产的产品，由于质量差，品种规格少，货不对路，造成大量积压和浪费（当然积压和浪费还有别的原因）。目前全国钢材积压很多，另一方面，又到处出现钢材紧张。一般机床也是一面大量积压，一面继续生产。可是，这些积压的产品，其产值却作为总产值的一部分上报了，实际上这些东西既不是现实的使用价值，也不是现实的价值，而只具有“统计价值”。
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倾向，是我们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我国经济结构很不合理，畸形发展，与人民生活需要脱节，就是为生产而生产所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目前，农业技术基础薄弱，轻纺工业上不去，基本建设战线缩减不下来，消费品供不应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大大超过商品可供量，等等，都与忽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几条经验教训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需要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需要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倾向？情况很复杂，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从认识上说，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总结：
首先，是没有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重生产，轻消费。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先生产，后生活”。如果把它理解为生产决定消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无疑是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这个口号也是必要的。可是，这个口号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机械地割裂开了，容易产生种种误解。按照这个口号，似乎有一段时间可以只抓生产，不抓生活，或者误解是“先”为重，“后”为轻，即“重生产，轻生活”。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只重视积累、不重视消费，只重视“骨头”、不重视“肉”的做法，与套用这个口号是有关系的。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但这不是说不要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了。必须生产、生活一齐抓，不然又怎么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
没有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作了片面的理解。生产和消费是对立统一。有些同志把消费看成纯粹消极的东西，因此错误地认为生产尽可能多一点，消费尽可能少一点，国家就会很快富裕起来。他们没有看到，消费同时也是生产，即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者的消费，即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者的消费“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97页）只有关心并安排好劳动者的消费，他们才会积极地搞好生产；不安排好劳动者的消费，生产是搞不上去的。这一点，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尤为重要。因为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所要求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有些同志也没有看到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生产固然起支配作用，它决定消费。但另一方面，消费才使生产得以最后的完成，从而才能使新的生产过程得以重新开始；消费还为生产提供市场，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是生产发展的强有力的促进者。因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消费对生产的这种积极作用，用提高消费的办法促进生产，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一个良性循环。
第二，是把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作了片面化的理解，错误地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可以脱离消费资料生产而独立发展。
有些同志认为，要发展农业、轻工业，就要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来装备农业和轻工业，要解决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发展机器制造业，而造机器需要钢铁，又要突出发展钢铁工业。所以，他们只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实际上，这就是重轻农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结果造成生产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这条腿过长。这就关系到如何理解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在技术进步引起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生产要优先增长，即比消费资料生产发展得快些。这个规律，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我们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但是，对这个规律不能作片面化的理解。一是，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不能离开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去孤立地进行。就是说，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消费资料部门能够相应地提供追加的消费品，保持两大部类的协调发展。如果把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致违背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就会造成比例失调。二是，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一样，不是孤立发生作用的。在实践中运用这个规律，必须充分考虑其他规律，首先是基本经济规律。根据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在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上，消费资料生产的比重应该相对地更大些，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三是，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并不排除个别时期优先发展消费资料生产。如消费资料生产严重落后于生产资料生产时，必须使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超过生产资料生产，以便尽快地改变消费资料生产的落后状况。在当前的调整时期，就应当把发展农业、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这样做，从眼前看，是要放慢一些重工业的速度，但从长远看，还是划得来的。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样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所以，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理论，并结合我国情况正确地运用这个理论。
片面地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错误地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可以脱离消费资料生产而独立发展，必然会割断两大部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模糊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多年来，我们的重工业服务方向不明确，有很大的盲目性。重工业自我服务过多，为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服务不够，与这种片面理解是有关系的。列宁早就说过：“生产资料的制造不是为了生产资料本身，而是由于制造消费品的工业部门对生产资料的需要日益增加”。（《列宁全集》第4卷第143页）因此，重工业一定要面向农业、轻工业，这个观点必须牢固地树立起来。应当逐步改变我们的重工业内部结构。在重工业的建设方面，要增加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这部分投资；在重工业的生产方面，要增加生产农业、轻工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增加生产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重工业本身也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生产为群众服务的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特别是军工企业，一定要走军用民用结合，“轻”、“重”结合的道路，不然，跟满足社会需要长期脱节，“任务吃不饱，花钱向上要”，这样的生产势必象斯大林所说，“是会衰退和灭亡的”。
总之，我们在处理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关系时，一定要以农轻重为序，每一个经济部门都要按这个次序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建设。特别是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时，一定要以农轻重为序，从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出发。但这决不是说，投资的分配农业要占第一位，轻工业也要高于重工业。如果那样，也会犯错误。
第三，盲目追求高指标。
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大家都想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经济的发展速度是受客观经济条件制约的。有些人认为有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能够按照主观愿望去安排，因而不去考虑实际可能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了追求发展速度，就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规划生产建设特别是重工业生产建设的高指标。这种高指标，又以钢铁为中心，以大上基本建设、扩大新的生产能力为着眼点。结果是忽视了非生产性建设，挤了农业和轻工市场，挤了群众的消费，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此外，在高指标思想的影响下，主管部门往往首先确定生产的增长幅度和总的产值指标，然后再来考虑生产什么品种、规格、花色的产品，以实现增长幅度和产量产值指标。在企业中，当产量产值的增长和使用价值发生矛盾时，为了完成产量产值指标，就不惜牺牲使用价值来适应产量产值增长的要求。这就造成了质量低劣、货不对路、产品大量积压等现象，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高指标虽然出于良好的愿望，想把国民经济早点搞上去，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
盲目地追求高指标是经济领域中“左”比右好的表现。长期以来，我们只反右倾，不反“左”倾；只反保守，不反冒进；只要上马，不要下马；只从政治上强调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不从经济上分析高速度发展的现实可能。这些，就是在较长时期内出现高指标的重要思想根源。
毫无疑问，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尽可能地争取高速度。我们要的是扎扎实实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稳定的持续的高速度，全面实现多快好省的高速度。实践证明：只有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我们的有利条件和长处，我国国民经济才能够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从而才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多年来，我们没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首先是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这是我们经济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教训。这条付出了很大代价的经验教训是很宝贵的。当前，我们正在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大家都在思考我们经济工作当中的问题。我们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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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亲切会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九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三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向九个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向全体代表表示亲切问候，并同大家一起照了像。
参加会见的还有：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王震、韦国清、乌兰夫、邓颖超、纪登奎、吴德、张廷发、陈锡联、胡耀邦、耿飚、倪志福、彭真、赛福鼎、谭震林、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朱蕴山、史良、谷牧、康世恩、薄一波、姚依林，中央军委常委粟裕，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季方、王首道、庄希泉、胡子昂、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附图片）
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会见了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摄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等亲切接见出席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的代表。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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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政协、统战部宴请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的招待会上
邓小平同志强调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为实现四化和统一祖国大业共同奋斗
新华社北京十月十九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招待会上讲了话。他说，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是一次历史性的盛会。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各个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向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全体成员，致以亲切的问候。他说，当前形势很好。国际上，在越来越动荡、越来越不安宁的形势下，我国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进一步打开了新的局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际的反霸斗争正在逐步发展。华国锋同志对法国、西德、英国和意大利进行的国事访问，对于促进中国人民和西欧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谊，扩大彼此间的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必将大有裨益。在国内，全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胜利。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这种政治局面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所绝对必需的。
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是好的。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全国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通过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今年农业形势很好。科学实验，今年来又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就。最近，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所作的国庆讲话，总结了三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指明了我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总结过去，是为着今后。我们要统一思想，整齐步伐，把精力集中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任务上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奋斗。
邓小平同志说，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推动和帮助各自的成员以及所联系的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也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相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说，你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们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不少同志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同志是学有专长的专门家，他们都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原工商业者中不少人有比较丰富的管理和经营企业和做经济工作的经验，在调整国民经济、搞好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也能够利用自己的专长和社会关系，在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中作出自己的有益的贡献。目前，在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积极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还有一些困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各民主党派协同党和政府，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作好。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事情办好。
邓小平同志说，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骨肉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所面临的一项光荣的神圣任务。我国政府公布的对台湾归回祖国的大政方针，充分考虑了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处境、利益和前途，是完全公平合理的。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现在，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我们希望同台湾当局共同为祖国的统一携手迈进。台湾同胞富有爱国传统，一定能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宝贵贡献。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中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希望你们在促进台湾归回祖国事业中，积极贡献力量。
邓小平同志最后说，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任何困难都挡不住我们的前进，任何阻力都将被我们打破。我们的事业一定要胜利，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努力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实现四化的促进派，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促进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共同奋斗！
他祝各个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招待会上祝酒，他祝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他提议，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壮大；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位代表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为同志们，朋友们的身体健康，干杯。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李先念、王震、韦国清、邓颖超、胡耀邦、彭真、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朱蕴山、史良、谷牧、姚依林，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季方、王首道、庄希泉、胡子昂、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前，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亲切会见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