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在彭总身边
景希珍口述 丁隆炎整理
《解放军报》编者按：《在彭总身边》，是跟随彭德怀同志多年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的革命回忆录。这部回忆录，真实地记述了彭总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一些生活片断；生动地表现出彭总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部属，生活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不搞特殊的崇高品质，使人读来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彭总是我军具有崇高威望的统帅之一，我们怀着深切思念的心情，选择了这部回忆录中的一部分，经作者稍作修改发表出来，请同志们认真阅读。我们要学习彭总的革命精神，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贡献全部力量。
指挥所里
雨季到来了。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里，彭总住的小板棚上头漏水，四壁淌水，地下流水。正在这时，来了祖国人民的慰问团，同来的还有一些朝鲜人民军的战友和老乡。
开头，我只顾忙着招待客人。后来，看到慰问团和朝鲜同志都往彭总的小板棚走去——那里出啥事了？我连忙跑去。祖国人民慰问团和朝鲜同志围在彭总的办公台前，象在瞻仰一个年代久远的古迹，静静地肃立着，只听从办公台上边那张遮漏的雨布上，发出均匀的嘀嗒嘀嗒的水滴声。
“小同志，我们彭总平时就坐在这儿？”一个戴眼镜的老同志问我。
我说：“是的。彭总忙得很，能安静地在这儿坐一会也难得咧！”
那个老同志推了推办公台，并在一起的木头箱子发出吱吱吱的响声。他转身又从彭总行军床上抱起了那床被漏下来的雨水浸湿了一大块的发潮的被子，让人们看了一阵，然后问我：“他在这儿安睡片刻的机会都难得，对吗？”
我“嗯”了一声。
这个老同志又去摸了摸湿漉漉的板墙，激动地拉着长声说：“这里呀，住着百万英雄大军的统帅，这里就是他的指挥台。就是从这里，发出了使敌人胆寒，人民欢欣的号令；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军队为什么无往而不胜！”我看到，他的眼眶内闪动着泪花。
不久，朝鲜人民军派来了一个工兵连，要给彭总把屋子修一修，但彭总只叫他们修理通信人员和我们警卫排住的房子。以后，不知是国内还是朝鲜，给彭总送来了一个大电炉。这个电炉象一面大镜子，可以平着、竖着烤。每到晚上，电动机响起来时，彭总屋子里立刻热烘烘的。半夜，连我们睡在隔壁屋子里也盖不住被子了。因为等我们睡下后，他就把电炉移来放在门口，并且把炉嘴对着我们的铺位。我们发现后，又把它调了过去。但第二天起来，我们发现电炉又转过脸来了。有时，夜里他要办公，电炉不便搬动，他就把自己的被子、军毯、大衣悄悄地盖在我们的身上。
那位赞扬彭总的老同志，不知是不是郭老？当时我不认识他，后来从电影上看，觉得有点象，但有的同志又说是作家巴金同志。不管是郭老还是巴金，他们的话说出了我们志愿军战士共同的体会：一个百万大军的统帅和他统帅的士兵过一样的生活，这个军队自然是临危不惧，一往无前的！
守好大门
朝鲜停战以后，彭总回到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从此，在他离开这个岗位前的六年多时间里，他除了在中央开会和出国访问，经常深入部队和亲临海防边防，检查战备、训练等情况。
为着中华民族不再受到外敌入侵，为着我们国家能安全地建设社会主义，他贡献了全部的心血。
有一次，他来到东海前哨的一个炮兵阵地。开初，负责守护这段地带的一个团长，对彭总提出的一些问题还能对答如流，后来，问到他们的大炮是哪年制造的，现在国外最新式的常规火炮的性能怎样，以及他们守护的海面前方有哪些国家的定期航船时，这位团长却回答不出来了。
彭总的脸色有些不好了。当他又看到这个阵地的弹药库竟然修在前沿，结构也不符合要求时，便电闪雷鸣般地发作了：
“你们谁到过这个地方？”他问跟着他来视察的几位部队首长。
回答说来过，对这个弹药库也看出了问题，但因为其它事耽误了，没有改建。
“其它事？什么其它事！还有比守住你们的阵地，防止敌人的炮弹把你们的阵地掀翻更重要的事吗？你们呵！你们是坐在敌人只需要一发炮弹就能送你们升天的地方，还在忙其它事。乱弹琴！”
几个部队首长都站着不动。彭总压住火，声音轻了，但批评的分量更重了：“你们几个都留在这儿，现在就着手，把这个库房拆了重修。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就地研究解决。我一个月后再来检查！你这个团长，撤职！送军法处！”
当天，在这个团部吃晚饭。当人们都坐好之后，彭总发现团长没有来，就对我喊：“小景，去，把团长请来！”
我走到门外，团长就站在那里，我拉他，他一动不动。还是一位部队首长把团长批评了一通，他才来到屋里。
彭总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说：“我今天又说了错话，向你道个歉吧！但只错了一句，不该说把你撤掉，送军法处。其余的都对！当然，你认为不对的，可以批评我，不能赌气不吃饭呵！”
团长的眼圈红了：“首长，是我错了，你批评得对！”
彭总又说：“都对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对就可以了。年青人呵，想想吧，人民把一扇大门交给你来看，你就得千方百计把它看好呵！噢，你已经承认错了，我就不说了，吃饭吃饭！”
那个团长拿筷子的手激动得发着抖，彭总把一大夹菜送到了他碗里。我看见，团长转过脸去，悄悄擦去了眼里的泪水。
要多为战士们想想
在一年冬天，彭总到祖国南海岸视察，住在部队营房里。营房后面的连队他经常去。有一次，一个班正在讨论时事，彭总进门后自己作了介绍：“我是彭德怀，来参加你们的学习，好吗？”
这个班忙乎开了，又端水又倒茶。一个干部端来一把椅子，战士们又垫上一床被子请他坐。他却坐到了战士们的矮凳上，问：“你们讨论什么问题？”
一个战士递给他一张报纸。彭总看了看，和大家讨论起报上的消息：为什么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老是闹政变？
战士们热烈地发表意见。大家说，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颠覆，新兴的独立国家没有马列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不彻底，等等，这就造成了这些国家长期的不稳定。
最后，彭总举起手来：“报告班长，我发个言。”接着他就讲开了：“这些国家不安宁，同志们分析的原因都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领导不愿意和大家一样坐矮板凳、硬板凳，可能原先他们也是坐矮板凳的，后来他们就只能坐高板凳了，比你们叫我坐的那板凳还高，高得多！……”
战士们高声大笑起来。彭总却站起来了，严肃地看了看随后跟来的这个部队的几个领导干部，接着刚才的话头说：“那些坐在很高很高的板凳上的人，看不到士兵了，不知道士兵们在说什么想什么了。士兵们在学习，干部们在跳舞！……”
原来，彭总从和战士的交谈中了解到，这个部队常常在战士们学习的时候举办舞会，所以他就指了出来。几个领导干部脸红了。彭总接着问：“你们一个礼拜跳几次舞？”然后说：“我不跳舞，我也不反对别人跳。但你们在娱乐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和士兵在一起。唱歌、演戏、打乒乓、下棋，怎么不可以？大家同乐同乐怎么不好？为什么光搞那个东西？”
彭总最后又说：“不要因为你们自己不爱好打球，不爱唱歌，只爱跳舞，你们就不去提倡，不去组织适合战士特点的文娱体育活动。你们要多为战士们想想！”
高山兵站
到西北的格尔木地区时，内地正是比较热的时候。但在那里，人人都穿着棉衣。大风来时，黄沙满天，早晚还使人感到手脚都有些僵。
彭总在一个负责物资转运的兵站，看了战士们的劳动工地，又看了他们的住房、食堂。他摸着战士盖的棉被，伸手接着板棚上不断撒落下的尘土，问干部们：“战士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不冷吗？”
干部说：“是冷呵，这样的房子既不挡风又不挡沙，早起时，被面上起一层霜。不过大家没意见，因为都知道，当前任务紧急，腾不出手来整这些，干部也和大家一样的吃住，所以劳动情绪还是很高。”
彭总点了点头：“很好很好！一条，大家明白了道理；二条，干部和大家共甘苦。我们靠这两条，就能把天大的困难战胜一大半！还要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入冬前一定要作好防寒准备。”
彭总在这里，和大家吃一样的饭，睡在大屋子里的通铺上。后来还是一个同志说：“你睡在这儿，大家担心把你冻病了，都睡不着。”彭总才同意单另住在一个地方。半夜，他又起来检查这个兵站的哨位。
“你怎么不穿皮大衣？”他问哨兵。
“报告首长，我们没有皮大衣。”
“为什么你们没有皮大衣？”
“因为上级有规定，以一条什么河为界，河西才算高寒地带，发皮大衣、毛皮鞋。我们河东，没过线，所以不发。”
第二天，彭总对这个规定专门作了调查，发现这个兵站地势高，比河西有的地方还冷些。他当即给有关部门作了指示：“按实际情况发给御寒物品。”
说来也凑巧，十几年后，我偶尔碰到了当年在这个地区兵站工作的同志。他告诉我，那次彭总检查工作以后，这一带的高山兵站不但领到了皮大衣等御寒物资，上级还发来了一些烤火的铁炉，又给每个连队发了一架当时很稀罕的铁壳收音机。
我父亲来了
一九五四年，我们住在中南海。我父亲来北京看我，我把他安顿在招待所住。
彭总知道了这件事，问我：“你父亲来了？”
我“嗯”了一声。
“怎么不接他进来？”
我说：“接他进来干啥？”
他接连问道：“干啥？他不是来看儿子吗？他儿子不是在这儿工作吗？他儿子能在这儿工作，他就不能来这儿？谁规定的？”
我说：“没谁规定。我想，他是农村来的……”
这句话可把彭总惹火了。他厉声问我：“你是哪里来的？你知道我是哪里来的？我们不都是农村来的？过去不都是种田人？我们是农民养大的，没有农民，我们怎能来到这从前皇帝老倌住的地方！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儿见见农民？何况他是你老子！”
彭总不由分说，要我坐上他的车马上把我父亲接来。当天晚上，彭总，他的夫人浦安修同志和他的侄女，一道陪我父亲吃饭。彭总还连连给我父亲敬酒。
这顿饭吃了一两个小时。彭总把农村的情况问得可仔细了。我父亲几杯酒下肚以后，话也就多了，讲起旧社会我们一家遭的难，土改分了些啥东西，扳起指头给彭总算起收成账来，两个人乐得哈哈大笑。我在一旁拉扯我的父亲，意思是叫他少说几句。我父亲却朝我摆手：“不怕的！我看得出，这位同志过去也是庄户人，摸得透我们的心思。”他把身子凑近彭总，继续讲起家中栏里的猪，屋后的柿子树……彭总确实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的纠正我父亲不精确的计算。
我送父亲回招待所的时候，他问我：“你的首长叫什么？”
那时候，上级有规定，我们对外不说自己跟哪个首长，所以我在家信中从没提过自己干什么。这次我还是不回答父亲，只说：“知道是首长就得了，你管他叫什么？”
父亲住了几天，终于知道了我的首长是谁。一天晚上，他兴奋的对我说：“嗨！我只看出他是个大官，没想到他就是我们的彭老总！小子，你放心，我不得到处乱说的！”父亲临走的时候，还去告别过彭总，说：“我可不敢再打扰你啦！”彭总一直把我父亲送出门。到了车站，父亲附在我耳边说：“小子，尽心尽意保护着他，千万出不得差错呵！”
不要脱离群众
彭总没有游览名山大川的习惯，也很少去看戏或看球赛，跳舞更是不去。只有看电影他还比较喜欢，特别喜欢看中国影片。看的时候，要是专门为他或者少数几个人放映一场，他就叫等着，要我们到处去喊人。有一次，没叫来人，他拍屁股就走，说：“以后再看吧！”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跟彭总说，北海公园很不错，游人很多，湖心亭子里演戏，岸上可以看，划着小船也可以看。他听了很高兴：“唔，今天我们也看看去。”
我按警卫部门的规定，把首长下午几点到北海公园的事报告给有关部门。傍晚，彭总穿着便衣，叫汽车在离公园很远的地方停下。到门口一看，一块大牌子上写着“休息”，几个干部和公安人员早在那儿等着，把彭总迎了进去。
彭总进门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问我：“你搞的什么鬼？”
我也纳闷：怎么公园里看不到几个人？因为我这是第一次跟彭总逛公园，没想到是我给警卫部门的那个报告引起的后果。他动怒了，我才隐约有了察觉，但还想辩解：“牌子上写的不是休息吗？”
“休息？休息为什么叫我们进来？”彭总不但冲着我，也冲着跟在身后的公安人员说：“你们就是叫我们脱离群众！你们说，是不是你们把群众赶跑了？”
几个公安人员回答，他们是奉了上级指示，闭园接待首长的。
“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么大一个公园，我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决不能有！”他返身走出了公园。
路上，彭总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以后再不逛公园了，免得老百姓背后骂我的娘！”
一分试验地
庐山会议之后，彭总从中南海搬到北京郊外的吴家花园居住。
彭总真是个勤勤恳恳的农民，他在院子里开了许多块“荒”，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还组织警卫人员把原有的小水塘挖深挖宽了，种上了藕，养上了鱼；并且买了小猪、小鸡和小鸭，分给大家饲养。这一应农事上的开支，都是他自己掏钱，但所有的收获却又归大家所有。
水塘旁边的那一分地，彭总付出的劳动最多。这块地整得很平整，土质也好，准备种小麦，这是他的一块“试验田”。他亲自丈量过土地的面积。我问他：“干吗刚好开一分地？”他说：“既然是试验，就得讲个科学，一分地好算帐。”
彭总把这块地翻了一遍，每个土疙瘩都敲得粉碎，又用手捏过。我说：“种庄稼的都象你这样深挖碎捏，一个人怕就只能种两三分地罗！”他说：“这一分地神啦，少说能产千把斤、几千斤，我和你够吃几年咧。”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问：“你笑什么？”我说：“你在说梦话哩。”他指着我的鼻子：“不相信？好！你也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劳动中坐在地边休息时，彭总告诉了我真话：“人家说深翻我就深翻，说多下肥我就多下肥，说密植、说水浇，我都照着做。我把力气都用在这块地里，看一亩地到底产多少斤。”我明白了，他种试验田是冲着当时的“浮夸风”来的；他对报纸、电台说的这里那里粮食亩产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根本就不相信。他要用自己的实践来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右倾了，保守了，给群众头上泼了冷水？
为了积肥，彭总不再在有抽水设备的厕所里解溲，自己买了一个痰盂，每天早晨都见他端着这个痰盂走向后院的粪池。后来还买了个桶，要大家“支援”他。
一天早晨，警卫班的一个同志跑来告诉我：彭老头（那时我们常这样称呼他）下水塘捞鱼去了。我赶忙跑出去，见彭总两脚糊满了漆黑的污泥，身上也弄脏了好几大块，正踩着池边的浓霜，提起一筐塘泥走上岸坎来。我跺着脚大喊：“嗨！这么冷，小心脚……”彭总的脚是在西北战场上冻伤过的。听人家说，那是一场大战过后，一个战士困倦已极，倒在雪地就睡着了。他把大衣脱下盖在战士身上，没想到自己也睡过去了，直到被雪花盖住冻醒过来。这些年来，凡是气候突然变化的时候，彭总的脚就酸涩胀痛。前不久，我还见浦安修同志拿艾条给彭总灸烤。现在，这么冷的天，他却脱了鞋下水去挖塘泥。我赶上去夺过那个满是污泥的筐，甩向一边，说：“搞啥名堂！快穿上鞋子吧！”
彭总朝我一个劲挥手：“你不懂！你不懂！干活的不会冻脚，停了才要冻坏哩。”他跑去捡工具时，我看见他的一双脚在地面上打颤。
我没法，只好脱了鞋下水。接着，秘书老綦和司机老赵带着警卫战士来了。大家“强迫”彭总洗了脚在岸上接泥。一会儿，他真的累出汗了。太阳出来，霜冻消融时，彭总望着一大堆塘泥说：“池塘挖深了，肥料也有了。今天一天就能晒个半干，把它上到我们的麦地里，肥得很哩。”
这一分地，到春后庄稼长得密密蓬蓬的。快收获的时候，彭总成天在地边守护着，不让麻雀儿去偷嘴。最后真正做到了颗粒归“筐”。一过秤，九十来斤。彭总说：“一亩地，八、九百斤。算我们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顶天了！”
他爱孩子
彭总喜爱孩子，有很多有趣而感人的故事。
在吴家花园，虽说彭总并不灰心丧气，但心情终究比不得从前。读书、劳动、散步的时候常常发一阵呆，黄昏时，莫名其妙地站在大门口。但是，只要见到孩子，他顿时眉开眼笑，好象一切烦恼都立刻飞到九天云外去了。秘书綦魁英同志，司机赵凤池同志，还有我，那时都有一个刚会学话的孩子。三个小东西成天绕在彭总膝前，给他消愁，也“消”了他不少的糖果、饼干。
老綦的小女孩芳芳，两岁时得了肺炎。经过一段治疗，肺炎好了，却留下了后遗症：耳聋了，口哑了。彭总焦急起来，他请来了名医。每次都是他抱着芳芳给医生看，还自己拿钱给她买药。这样持续了好些年，芳芳的聋哑症状并未消除，但在她心里，却深深地印上了彭总的影子。后来，芳芳大了，识字了，只要在什么地方见到彭德怀三个字，她就难过的低下头去，眼泪珠子直滚。
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刚会走路的时候，就跟着彭总到地里去识别麦子和杂草，“哇哇”地吆喝偷嘴的麻雀，懂得爱惜粮食。有一年，彭总手把手教他们一人种了一窝南瓜，告诉他们说：“给瓜藤浇水、上肥，就象人吃饭一样，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彭总亲手给他们的瓜藤搭了架，不久真结出了好些大南瓜。于是，每天去看瓜，就成了这一老数小最开心的事。
彭总对不认识的孩子，也是异常钟爱的。我们住地附近的居民潘金荣的小女儿，用一块布包着书本上学。彭总看到了，便问孩子：“你的书包呢？”孩子说：“妈妈说，过了年才给我买。”彭总知道潘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很想送给孩子一个书包。但孩子很懂事，总是说：“妈妈说，好孩子不要别人的东西。”彭总听了，十分尊敬这位妈妈，也更喜欢这个孩子。后来，接触的日子长了，小姑娘信任他了，更加亲近他了，彭总这才高高兴兴地带着孩子上商店，给她买了书包、钢笔，还给她买了一条鲜艳的头巾。
陈家的孩子来挑水，人比水桶高不了多少，走起来，桶底挨着地。彭总问明了陈家的大人病了，便和孩子相约，你每天按时来，彭伯伯给你挑。可是，说什么孩子也不让。彭总就在孩子挑水的时候，悄悄站在他身后，用两手托着扁担。这样一来，比挑水还吃力。孩子不得已，只好把扁担交给了彭伯伯。从此，彭总多次把水挑进陈家。
彭总自己没有儿女。他在中南海住时，有几个侄儿侄女和黄公略同志的女儿，左权同志的女儿跟在身边。他对他们，视同己出，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在彭总的严格要求和耐心教育下，几个孩子都接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好作风，学习努力，衣着朴素，很讲礼貌。彭总从来没有用汽车接送过他们，也从不叫工作人员去为他们办什么事，从小让他们学会自己料理生活。但他又是个真正的慈父。孩子们游泳后，他都要求用冷水冲洗，但又觉得水温过低，担心着凉，便接上一盆盆冷水晒在太阳下，等着孩子们回来。在吴家花园，他的一个侄女从部队复员回来，安排的工作地点远了些，但是，他要求她必须按时上班。这样，吃早饭就等不及了，而他又不让炊事员受累，于是每天提前起床，为她生火做饭。
彭总曾对他抚养的孩子们说：“你们长大成人了，各自为人民干一点事去吧！我这里不要来了，有困难的话，写封信来！”但孩子们还是常来，有时还带了自己的爱人和孩子来。每次来，彭总都是说：“你们又来干什么？要努力工作，要替我为党为人民工作！”
自然，彭总的心里是非常惦念他们的。有时，孩子们被什么事绊住了，没来或者来晚了，彭总就久久地站在门外，忧郁地望着暮色中的汽车站。
坐公共汽车
国内经济生活开始好转时，彭总的情绪也开始好转了。有一天，我陪他散步，走到一个公共汽车的中途站，彭总突然提出：“我们坐一会公共汽车，好不好？”我问：“你要到哪？”他说：“不到哪，随便走走。”我请彭总戴上口罩，还把帽檐给他往下拉了拉。彭总象孩子似地高兴起来，挤进了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行列。
上了公共汽车，来到农村的一个集市贸易地点。彭总这里看看，那里问问，不外乎鸡蛋怎么卖，红薯多少钱一斤。有个卖东西的要彭总出个价钱，彭总说：“我不买，只问问。”那个人白了彭总一眼，他忙扭头问我：“带钱了吗？”我摆了摆手。他说：“可惜！可惜！”
后来，彭总找到一个卖鸡蛋的老太婆，和她攀谈起来：“卖了蛋买什么？”老太太说：“买头小猪。”彭总又问她：“拿什么喂猪，村里多少户，养多少猪？……”老太太笑眯眯地向他夸赞起“新”政策来了：“他大哥，只要我们喂猪，肉管吃。”彭总连连点头说：“对，大养其猪对！大养其猪对！”
当彭总逛了集市，搭乘公共汽车往回返的时候，正赶上散集，等车的人排了更长的队伍。彭总说：“好多的人啦！这要等到什么时候？”他又同排队的人聊起来。人家告诉他，到了星期六下午，队排得更长。彭总点了点头，又转身对我说：“难怪梅魁她们星期六回来得晚，等上一趟车不容易呵！”
这天，彭总回到家的时候，十分高兴，说：“今天坐了趟公共汽车，增加见识不少哇！”
会见老船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后，彭总到了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不久，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批“三家村”的文章，都东拉西扯地联系到这个那个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问题，并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林彪、江青等人挥舞的毒剑，日益逼近彭总的头顶；他的工作恐怕难以继续下去了。
可是，这时的彭总却更镇静了。有一天，他把我喊到跟前说：“走！还是干我们的正经事去吧。”他照旧出发到建设工地去了。在纵横几千里的大三线，他跑得更迅急了。我看得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想要争取时间，尽可能多地为人民干些事情。他还有一点个人心愿：看看长征路，看看旧战场。他在北京就说过：“到西南，一定去看看那些老地方。”
彭总去视察石棉矿时，去看了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渡口——安顺场。
正是春潮泛滥的时候，从高山雪岭奔腾而来的大渡河，水流湍急，吼声动地。彭总站在河岸上，挥舞着手，大声对我们说：“就是这里，这条河，当年差点要了我们的命。可到后来，它又帮了我们的大忙，国民党军队追上来了，我们已经到河那边，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去了。船工帮助红军，就是不帮国民党。从此我们算彻底摆脱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他大声喊着，好象要压过面前如雷的涛声。
当我们向河滩走去时，彭总在后边嚷：“不要下水去。河里是雪水，冷得很呀！那一年，我们军团几个鲁莽汉想游过去找船，头一个跳下去的就没有上来。”
我走到河边试了试，确实水凉如冰，砭肌浸骨。彭总来到水边，捧起大捧水闻着、吮着，洗了洗脸。洗了一阵，便坐在河岸上。我走上前去，只见他两眼含泪，凝视着波涛翻滚的河面。
我们找来了当地的领导同志，彭总向他打听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船工。正好，还有一个人健在。和这位老人见面时，彭总高兴极了，竟然还记得当年和他一道摆渡的是三个人，另外还有一老一少。老船工听着，仔细打量起彭总来，问他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彭总说：“我是当年的红军战士。今天是代表那些乘你们的渡船过河去的所有红军战士来看望你，感谢你！”他捧着老船工的手，向他行了个鞠躬礼。
老船工连声问他尊姓大名，彭总说：“我叫彭德怀！”老船工激动地搂住他：“呵哟！你就是彭德怀呵，好些年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了，你还好吧？”
彭总说：“好呵！好得很罗！毛主席领导我们，当年这样的地方都走过来了，现在胜利了，还有什么不好的？你怎么样，吃穿不愁吧？”
老船工说：“托福，托福。比起当年，自然好多了。那年你们从这儿过，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险呀！对岸山上白狗子的枪子儿泼水似的。几条烂板船就在人家的枪子儿底下晃荡，不是你们，谁敢过呀？你们前脚走，后面国民党的中央军十好几万就追拢来！那时，我就想，来日的天下一定是你们的。国民党军队后来还到处抓摆渡人哩，我们都跑掉了。”
彭总点头说：“让你们吃苦了。”
临走时，彭总给了老船工一点钱，数目我记不得了。他再次捧着老船工的手说：“我代表当年的红军战士，表示一点心意吧。”
这就是后来构成彭德怀在四川收买人心的突出事例。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人揭发了这件事。彭总看到这个揭发材料时，勃然大怒：“混账话！收买人心！我们给了人家什么？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了？当年人家把我们多少人送过河去？人家是拚着一条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也酬谢不了人家呵！……”
（原载十七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