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中法人民友谊的纽带
——漫话中法文学之交
张英伦
中国和法国都是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是联系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我国不少青年，虽然他们并未到过法国，然而他们却对法国的过去和现在所知甚多，对法国人民怀着亲切的感情。他们这些知识和感情是哪里获得的呢？阅读法国文学作品，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同一些法国友人的交谈中，我也得到类似的解答：他们通过涉猎中国文学而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和友情。可见，中法文学的交往，在整个中法文化交流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中法两国的文学之交是源远流长的，例如：我国古典文学爱好者都知道，元曲有一个传统剧目叫《赵氏孤儿》，说的是晋国执政赵盾死后门客程婴舍子救其遗孤的故事。饶有兴味的是，早在二百年前这故事就传到了法国，并且深深感动了杰出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正是受这故事的启发，伏尔泰写成一部《中国孤儿》。到了二十世纪，一位中国翻译家又把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译成了中文。从《赵氏孤儿》“嫁”到法国和《中国孤儿》回“娘家”，可以说是中法文学交流久远、频繁的一个生动缩影。
在法国，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历来吸引着人们浓厚的兴趣，受到相当的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的宝贵遗产，从《诗经》、《论语》、《楚辞》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早已有了法文的全译本或节译本。其中如《红楼梦》，甚至有好几种译本。而在现代中国文学中，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也都通过各种形式为一些法国读者所熟知。特别是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中法建交以来，为了满足法国人民了解新中国的热望，一些优秀的中国文学新作的法译本也不断问世。
为了增进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法国的文学家们并不满足于改编中国的故事和翻译中国文学，而且有一些作家创作了不少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法国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三十年代，他曾写成长篇小说《战胜者》和《人类的命运》，以同情的态度分别反映了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和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国革命史上这两个重大的事件，引起了法国人民乃至欧洲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的关注。当然，中国人民更不会忘记，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不同历史阶段，罗曼·罗兰、巴比塞、瓦扬—古久里等法国进步作家给予我们的热情声援。
翻开中国的文学翻译史，人们不难发现，法国文学是在我国介绍最早也是最多的外国文学之一。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小仲马的《茶花女》，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等等就相继有了中译本。经过半个多世纪，中国读者今天已能够读到大量法国文学名著的中译本了。
法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的作品把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带到了中国，而以《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为代表的法国无产阶级作家们的作品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仅如此，以巴尔扎克为高峰的现实主义文学，以雨果为高峰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其高度的艺术借鉴价值，对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产生过并且继续产生着它的积极的影响。
谈到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我的耳边不由得响起目前正在我国上演的歌剧《茶花女》中那动人的歌声。早在十九世纪末，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就曾激动过我国众多读者的心弦，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话剧《茶花女》搬上中国舞台，对中国新兴话剧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代，根据小仲马的话剧改编而成的歌剧《茶花女》在中国演出，又受到热烈的欢迎。尽管“四人帮”对《茶花女》横加否定，中国人民却一直深深喜爱着这株文艺百花园中的鲜花。我想，《赵氏孤儿》在法国的流传，《茶花女》在中国的经历，也许可以作为中法两国文学联系的久远的象征吧。
最近，我们几个研究法国文学的同志愉快地会见了一批法国出版家。法国朋友对我们说：不久前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给那里的文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刚翻译出版的巴金的《家》、《寒夜》、《憩园》，在法国颇受好评；法国出版界正以更大的雄心制订中国文学出版计划。我们也告诉法国朋友：中国不但在译介更多的法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正怀着浓厚的兴趣，加强对法国现代文学的介绍。
可以深信，随着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中法文学的交往也一定会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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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维克多·雨果塑像〔法国〕 罗丹作
十九世纪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曾经在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八十寿辰之际，制作了这座神采奕奕的塑像。《罗丹艺术论》的记述者葛赛尔，曾把这两位生当并世的伟大艺术家联系在一起颂赞，他说：罗丹“继雨果之后，在雕塑中表现了最幽深、最奥秘的心灵。”（吴甲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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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李大钊同志的诞生日期
李大钊同志的诞生日期，按照一九三三年所立的墓碑的记载，为“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这个日期，据李星华同志说，是根据她母亲（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的记忆。光绪十五年为公历一八八九年，所以过去一些书刊中将李大钊同志的诞生年月记载为“一八八九年十月六日”。我过去的文章里也是这样写的。这是因为只注意了光绪十五年应为公历一八八九年，而未查阴历十月初六应是公历的哪一天。李义彬同志经过考证，在《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九期上发表的题为《关于李大钊同志的生年月日》的文章中，指出阴历十月六日应为公历十月二十九日。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一书，已将李大钊同志的诞生日期订正为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阴历十月六日）。
贾芝
编者按：贾芝同志是李大钊同志女儿李星华同志的爱人。他对李大钊同志诞生日期的上述说明，是在十月七日《国际副刊》第一○五期发表了《李大钊与吉野作造》一文后，应我们的约请而写的。在那篇文章的提示中，编者责任心不强，工作粗疏，将李大钊同志“诞生九十周年”误为“逝世九十周年”，造成重大错误。除已在十月八日更正外，再在这里向读者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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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片涨风看黄金
乐山
从伦敦到香港，从苏黎世到芝加哥，在纽约、巴黎、法兰克福、贝鲁特、温尼伯、新加坡等国际黄金市场，历史上罕见的、歇斯底里般的黄金抢购浪潮，伴随着美元汇价的急剧下跌，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在国际黄金市场抢购黄金的买主，不仅有持有大量石油美元和其他美元游资的资本家，甚至还有在西方世界素以保守见称的金融机构，例如瑞士的三家最大的银行：瑞士联合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和瑞士银行，以及西德的德累斯顿银行。在巴黎，主要西方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它们的中央银行行长，未能就他们在银行利率问题方面的矛盾取得妥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西方经济的前景作出了暗淡的推测；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仍在定期标售黄金，但在数量方面有所减少；一些国家担心石油又会提价。与此同时，世界黄金供应方面也有变化。世界年产黄金约一千零四百吨，主要生产地是南非和苏联，这一千零四百吨仅够维持铸造金币、制造首饰、镶牙以及其他工业用途。近年来，苏联每年向西方市场出售的黄金约三百至四百吨，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苏联有大量的黄金出售。以上种种情况，增加了市场对黄金供应的紧张心理。当然，抢购黄金的狂潮主要是由于西方国家物价不断上涨，经济前景暗淡，美国不断出现对外贸易逆差，美国政府为抑制国内物价上涨的措施没有取得成效和政治形势的影响，但是这一次金价的狂涨与投机性的需求不无关系。芝加哥黄金市场黄金交易经纪人事务所的一个负责人，用这样的话描绘在黄金市场上兴风作浪的人：“每个人都想登上黄金船。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大家都上了黄金船，这条船就要沉没了！”
在国际黄金市场上抢购黄金的买主，并不限于以黄金为牟利手段的资本家、投机商人。由于纸币不断贬值，许多国家的普通市民，也不得不以他们有限的收入来购买黄金，以作为保存币值的手段。
美国《新闻周刊》举了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肯尼·麦克斯为例。肯尼·麦克斯在得悉黄金价格急剧上升的消息以后，立即从他的积蓄里拿出一笔钱买了一枚价值黄金一盎司的南非金币。他说，“我当然希望这是一笔很好的投资。除了我的金牙齿以外，我根本没有什么金的东西”。在美国的黄金市场上，金币的交易是在午餐时进行的。在这次抢购黄金的狂潮中，“午餐交易”十分兴旺，最受欢迎的金币就是这种南非金币和以国徽枫叶为标志的加拿大金币。
人们还注意到，购买金银稀币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收藏金、银稀币，主要作为保值手段。有些有余资的人，在通货膨胀的威胁下，顾虑重重，对存款生息担心货币贬值，但是金、银稀币愈购愈稀、价格看涨，而且收藏金、银稀币既无需记名又易于转移，可以逃避遗产税，故购者日众。
国际黄金市场的风波，是美元地位软弱的结果，它成为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衰落的一个标志。但是从另一方面，它也扩大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因为从黄金储备的数量上来看，工业发达国家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大部分，黄金价格的上升，对他们有利。发展中的国家拥有的黄金储备为数不多，金价的上升，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难怪英国海外发展部的一位官员说，“我们对穷国和富国有了新的看法。发展落后的国家，照例是最受损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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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黎揽胜
孙琪璋 韩树站
我们在风和日丽、景色宜人的美好季节访问了巴黎。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参观了古建筑的奇迹，鉴赏了美不胜收的艺术珍品。这一切，都是法兰西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
卢浮宫
卢浮宫以其丰富、瑰丽的美术珍品闻名于世，每日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在这里，欣赏着数不清的历代名画和雕刻——举世惊叹的无价之宝，真仿佛置身于艺术珍品的海洋中，叫人留连忘返。
卢浮宫建筑气势雄壮，结构严谨。其建筑之始可上溯到一二○四年，但最初它只是靠塞纳河畔一座存放王室档案和珍宝的碉堡。经过几个世纪不断改建和扩建，特别是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拿破仑委托建筑师拜尔西耶和枫丹两人修建其西翼，至拿破仑三世才全部建成卢浮宫。一八七一年五月，与卢浮宫结成一体的杜伊勒里宫失火焚毁，废墟拓为公园，即今杜伊勒里公园，卢浮宫始形成今日的样子。
从十六世纪初，弗朗索瓦一世开始在卢浮宫收藏美术珍品。在路易十三，特别是路易十四逝世之后，卢浮宫经常举办绘画和雕塑展览。一七九三年，画廊向公众开放，成为博物馆。其后，藏品不断增加，特别在拿破仑一世远征时，许多国家的名贵艺术品，包括土耳其、埃及的许多珍贵艺术古物，以及罗马教皇极其名贵的绘画雕刻，都被搜集到卢浮宫，使卢浮宫的收藏品骤增。现有收藏品多达四十万件。其中如米开朗基罗的《胜利女神》、《恋爱之神》、《奴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岩间圣母》等名耀世界的绘画，更是经常吸引着众多的欣赏者。
协和广场
出卢浮宫，我们穿过杜伊勒里公园，便来到协和广场。它始建于一七五七年。一七六三年取名“路易十五广场”，广场中心曾塑有路易十五骑像。大革命时期被称为“革命广场”，一七九五年改称“协和广场”。后经建筑师希托弗主持整修了四年，于一八四○年最后定型。
广场中央矗立着二十三米高的埃及方碑。这是路易—菲利浦于一八三一年自卢格索尔移来的。碑身的楔形文字记载的是拉姆塞二世法老的事迹。方碑两侧各一喷泉水池，池中精致的雕刻是希托弗的作品。广场四角的八个雕像，是法国八大城市的象征。
协和广场是巴黎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见证。我们站在广场上，仿佛看到这里燃烧着革命的熊熊大火：一七九三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愤怒的巴黎人民捣毁了路易十五的铜像，在广场上搭起了断头台，废除了死刑的等级。胜利的巴黎人民把封建专制国家的元首、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许多显要人物送上了断头台。
而今，协和广场是巴黎市民休息、游览的地方。在繁忙、喧嚣的市区，人们爱在休息日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到广场散步，或到对面的杜伊勒里公园的水池旁和草地上作日光浴。
埃菲尔铁塔
在协和广场西南方，远远就可望见高耸云天的埃菲尔铁塔。多少年月，它被看作巴黎的标志。铁塔座落在塞纳河左岸。我们穿过路易十四时用拆毁了巴士底狱的砖头修建成的皇家桥，沿着河畔的林荫道朝铁塔走去。
是日天气晴朗，昂首仰望，可以清晰地看到那高达三百米的巍峨塔尖。塔分三层，分别在离地面五十七米、一百一十五米和二百七十六米处建有平台。塔上设有酒巴间和餐馆，供游人用膳、休息、观赏，上下有电梯可乘。登上最高处，整个巴黎，尽收眼底。
埃菲尔铁塔是为庆祝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而兴建的。铁塔重达七千吨，是由一万二千个金属构件焊接而成，据说共用二百五十万个铆钉，花了两年多时间建成。埃菲尔铁塔以其高耸入云的塔尖，巨大的塔身，牢固的底座告诉人们，九十年前，法国的建筑业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发展。铁塔以设计和建造者古斯塔夫·埃菲尔工程师而得名，每年游人达二百五十万人次。
看完铁塔，便想找个地方稍事休息，从稍远处仔细端详铁塔的雄姿。巴黎市的规划者仿佛摸到人们的心情，在铁塔附近辟一公园——“三月园”。这里繁花满枝，绿草如茵，流水潺潺，轻风送爽，灌木丛和人行道的树木象一堵绿色的墙，把马路上来往奔驰的汽车声挡在“墙”外，因而显得特别幽静，使游览者在这里能够尽情地休息和观赏。
凯旋门
从埃菲尔铁塔越过塞纳河，奔向爱丽舍田园大街尽头，是圆形的“查理·戴高乐广场”，亦叫“星形广场”。在广场中心，矗立着威严雄壮的凯旋门。最早建造凯旋门的是罗马人，每当一个重大战役胜利后建凯旋门以示纪念。在巴黎，凯旋门也不止一座，但一般参观的，是现在戴高乐广场上的这一座，也是凯旋门中最大的一座。从戴高乐广场向四面八方均匀地辐射出十二条大街，再由一条环形大街把它们串通起来。这布局，就使凯旋门显得气势愈加壮丽。
凯旋门是拿破仑一世于一八○六年二月十二日颁布修建令，由查勒各兰设计，于一八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落成的。它是一个单一的拱形门，高四十九点四一米，宽四十四点八四米，厚二十一点九六米。其规模超过罗马的君士坦丁门。墙壁上有大幅浮雕，其中造型最美、最负盛名的是面向爱丽舍田园大街的一幅，描绘威武雄壮的义勇军于一七九二年高唱《莱茵区军歌》（即《马赛曲》）出征的光辉场面。顶楼盾牌上雕有重大战役名称。一九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凯旋门下设无名战士墓。直至今天，墓碑前经常有人献上表现法兰西国旗色标的红、白、蓝色鲜花。
巴黎圣母院
提起巴黎圣母院，不禁联想起根据雨果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中圣母院的实景镜头。所以，当我们第一次来到她的身旁时，并不感到陌生。
圣母院座落在塞纳河中的斯德岛（即“城岛”）上，在旁边还有一个圣路易岛。据说，巴黎最初就是在这几个小小的船形岛的周围逐渐向外发展起来的。
还在莫洛温王朝时代，岛上曾有一个基督教堂。莫里斯·德·苏里主教决定建巴黎圣母院。一一六三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路易七世共同主持奠基，破土动工。但整个教堂，直到一三四五年才建成。几个世纪以来，圣母院几经战火破坏，面目已非。后由维奥来·勒·杜克加以重修。
圣母院正面，从下而上可分三层。底层是三个大门，门上是“国王长廊”，二十八座雕像一字儿排开。中层两边各有一对窗户，中间是一个玫瑰形圆窗，直径约十米。窗下，是圣母怀抱圣婴像。上层有一柱廊把两侧的塔楼连成一体。在底层的三个大门中，左门为“圣母门”，其雕刻之精美，格调之雄浑，居三门之冠，中柱上雕有圣母圣婴像，拱肩画面是表现圣母的经历；右门“圣安娜门”，中柱上有五世纪巴黎主教圣马塞尔的雕像，拱肩上是圣母和两位天使。两旁是莫里斯·德·苏里主教和路易七世国王；中门表现“最后的审判”，中柱上是天主耶稣在“世界末日”宣判每个人的命运，一边是“灵魂得救”升入天堂，一边是被推入地狱的罪人。教堂内部大厅，长一百三十米，宽五十米，高三十五米。祭坛、回廊、墙壁、窗户均有绘画或彩色玻璃装饰，画的内容均取材于旧约全书。
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在巴黎西南十八公里的凡尔赛。这里原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一六二四年，路易十三建一城堡，作为狩猎场。路易十四予以扩建，由名建筑师勒·沃·哈尔都安和勒·诺特尔花费多年心血，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才基本形成现在的样子。一六八二年，路易十四把政府迁至凡尔赛。从此，凡尔赛宫又经百年经营，到一七八九年，路易十六当权时，其富丽堂皇、奢侈豪华，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那时，凡尔赛宫经常有一万七、八千名廷臣，每日祝宴、舞会、狩猎、郊游，从不间断，挥霍无度。凡尔赛宫又是全欧宫廷和贵族时装习尚的倡导者。这个穷极奢华的宫廷，开支之庞大，骇人听闻。它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个沉重负担。人民为了反抗剥削压榨，纷纷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在滚滚的革命洪流冲击下，路易十六慑于群众压力，于一七八九年十月六日匆匆逃回巴黎，凡尔赛宫便冷落下来，并几度遭劫，丢失了大量艺术品。
一八三七年，路易·菲利浦把凡尔赛宫加以修复，改为法国历史博物馆。一八七○年，德军占领凡尔赛。次年，德皇威廉在这里举行加冕礼。一八七五年，法国在凡尔赛宣布共和。一九一九年在凡尔赛签订对德和约。
当你站在半月形的“兵器广场”上时，凡尔赛宫便呈现在眼前。那色彩鲜明的庭院，金碧辉煌的大厅，精美绝伦的雕像，典雅素静的花园……这一切，使你禁不住要赞叹：凡尔赛宫真可谓法国建筑物中的一枝奇葩。
我们观赏了巴黎的这些名胜之后，不由得想起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写的《从巴黎到伯尔尼》一文中的几句话：“只有法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巴黎”；“的确，法国人有一个美丽的国家，他们有权以此自豪”。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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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外交流史话
船头图象话交流
房仲甫
浩渺无际的海洋，把世界五大洲分隔开。两千多年前，是“海上桥梁”——船，作为联系的纽带，开始把“天涯”变为“比邻”。要问最初那些相逢于海上的船舶名字，恐怕谁也回答不出；但是它们的形象，却以彼此识别的标志——“船头像”，记录了下来。
还在海洋通航之前，各国海船船头上就出现了各自的船头图象。中国的龙舟就是一例。古代航海国家埃及、腓尼基及罗马、希腊的船只，也用鸟兽形象、神像、人像置于船头，叫做“船头像”。
“船头像”，是人类古代社会向海洋进军的可贵记录。它是人类冲破大自然束缚的一种战斗历程的图象。美国海洋史学者埃道尔·A·斯赖克普，认为“船头像”的绘制，“旨在安抚海神”。它反映了古代航海国家文化的共同特点。我国古代有的楼船船头上，“作二石人，东西相对，象牵牛织女”。织女星，西欧叫天琴座，牵牛星，西欧叫天鹰座。中国和西欧的航海家，都曾利用这类星辰确定航向，作天文航海。通过渊源久长的交流互润，“船头像”的图象在中国更为丰富多采。
欧洲的“船头像”，又叫做“破浪神”。在中国也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词语，用来形容人们与狂风怒涛搏斗的英雄气概。中国海舶的图象，曾被雕刻在著名的印度阿旃陀壁画上。中国人在造船学上创造的隔水舱、板舵等传到西欧；而中国的长方形风帆，有人说是从埃及的方帆演变来的。当然，用帆行船，各国早就有了。近年从长沙出土的西汉楼船模型上，我们发现船头上有爵室的设置。它起源于“雀室”，象鸟雀“于（室）中候望”，如“鸟雀之警视”，人在室内观测，形成一种船上的“斥堠”设施。为了战胜骇浪，在公元七世纪的唐代，人们造成一种叫做“海鹘”的巨舶。舶形如海鸥，头低尾高，前大后小。舶两侧各置四至六具浮板，形状如展翅欲飞的双翼，这就是有名的披水板。它可使船“虽风涛怒张，而无侧倾”的危险，从而增强了船的稳性。这种既富于想象力，又重于求实精神的设计思想，在船型上竟如此逼真地表现了出来。至于鸟船，整条船造得象只水鸟，或在船头上画了些水鸟的头，或放一只水鸟在船头。欧阳修的“此鸟何年随海舶”诗句，就是对这类鸟船形象的描述。鸟像，是作为“厌水神”的目的而置于船头，这在西欧也曾盛极一时。我国这类船舶的“船头像”，也可以说是西欧鸟兽“船头像”的再现。
人们所说“海舟以福建为上”的福船，首尾高昂，以行驶南洋、远海著称。高昂坚固的福船船头，常被妆扮得十分壮丽。大鸟图案之下，常有“八仙过海”之类的图象。早年广东的海船，船头、船尾都造得象条大鲸鱼。这是由“船头像”进一步演变而来的造型。其目的是让海鳅—露脊鲸，老远看到误认为是“同类”，就不来把船弄翻。同时，船头两侧还画有双眼：乌船画白眼睛；白色船画上黑眼睛。
海洋史学家荷纳尔，曾以半生精力从事此项“船眼文化”的研究。他认为“船眼”的含义在东方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如印度的“船眼”，被当作“引路之神”。英国专门研究中国古代造船学者唐尼里，把我国的船首眼，单独称为“中国船眼”。说它“很象希腊死神之眼”。中西海洋文化交流，结合各自的历史条件，都有所发展，中国则趋向于实用方面。例如，我国宋代的“神舟”，据《高丽图经》所载，从船的长宽尺度来看，即使作最保守的估算，载重量已达一千一百吨以上，成为当时“超冠古今”的庞然大物，
“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大鸟）首，屈服蛟螭”。它那壮丽的“船头像”吸引着朝鲜人民，使他们聚集海岸，“倾国耸观”，“欢呼嘉叹”，争看我国这种远航的友好使船。
从中国龙舟造型，到西欧的“船头像”，以动物状船形这一不约而同的观念，构成了人类造船史上一段佳话。而“船头像”本身就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产物。
西方的“船头像”和“中国船眼”，都被作为中外海员征服自然过程中的一种纪念品保留了下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人类正向征服海洋胜利进军。昔日对海洋的神秘感和畏惧感，也将随之全部消失。
（附图片）
古代福州帆船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