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稻花香里说丰年
——略论鼓励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问题
赵红洲
中国有句古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说的是作物扬花时节，乃是勤水沃肥之时，欢快的蛙声预示着丰收的景象。
科学人才的管理，有点象作物的管理。“水”、“肥”适时，成果累累；管理不善，贻误人才。科学人才的“扬花季节”是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区”。鼓励“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相当于扬花季节水肥兼施，其结果必然是人才、成果双丰收。这个道理不仅为各国科学史所证明，也经受了现代科学管理实践的检验。
我国科学家队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目前出现后继乏人、年龄老化现象。此种状况对我国赶超世界水平很不利。因此，强调鼓励最佳年龄区科学家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科学人才的“扬花”季节，是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区”
科学学指出：人类的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复杂的劳动。这种劳动比起物质生产劳动来，更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一般来说，人的创造力往往与实践经验的多寡和知识面的宽窄有关，而实践经验和知识面又与人的年龄有关。按照生理学的观点，一个人的记忆力（在超过一定年龄之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一个人的理解力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因此，一个人创造力最高的年代是记忆力最好、理解力最强的年龄。这时候，他实践经验丰富，知识面广，精力充沛，富于想象，既有驾驭大量材料的能力，又有敢想敢干的创新精神，因此，最容易做出贡献。科学学上管它叫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区。最佳年龄区对于不同的个人、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专业来说，都是不相同的。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一定历史时期，最佳年龄区是相对稳定的。从一五○○年——一九六○年全世界一千二百四十九名杰出科学家和一千九百二十八项重大科学成果的统计，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区是二十五——四十五岁，其峰值年龄在三十七岁左右。从一九○一年——一九六○年全世界二百一十五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年龄统计发现，最佳年龄区是三十——四十五岁，峰值年龄在三十九岁。这就是说，一个科学家在二十五——四十五岁之间，做出贡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在二十岁以下或五十岁以上，可能性便大大地减少了。这就是科学发明最佳年龄规律。
历史上各国科学的崛起，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了最佳年龄规律
科学史表明，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这个国家科学兴旺发达，那个国家科学停滞不前，因而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科学活动中心。
近代科学的活动中心，有五次大的转移。一五四○年——一六一○年，科学中心在意大利；一六六○年——一七三○年，中心转移到英国；一七七○年——一八三○年，中心转移到法国；一八一○年——一九二○年，中心转移到德国，从一九二○年起到现在，美国占据科学中心的地位。科学中心每一次转移的原因都很复杂。但是，在复杂的因素中，可以发现最佳年龄规律所造成的影响。
第一，大凡一个国家处于科学发展的赶超阶段，杰出科学家队伍的平均年龄，相对来说都比较年轻，最高不会超过五十岁。比如意大利在赶超阶段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四十五岁之间；英国在科学兴隆的前半期，平均年龄在三十六——四十五岁之间；法国在四十三——五十岁之间；德国在四十一——四十五岁之间；就连平均年龄普遍增大的现代，美国杰出科学家的平均年龄也没有明显地超出五十岁大关。
第二，凡是处于科学中心、或者处于科学崛起的前夕的国家，杰出科学家的年龄在最佳年龄区的比例都是比较大的。比如，一九五○年，科学中心在美国。这一年，在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人数比例，显然以美国最高（百分之六十一），德国次之（百分之二十七），英国再次（百分之二十五），法国只有百分之十二。据统计，一九五○年，美国科学家的重大发明占全世界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
第三，各国科学兴隆时期，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鼓励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的政策。以美国为例。美国当时非常器重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一九五七年，三十五岁和三十一岁的杨振宁和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奖；一九五六年，四十六岁和四十八岁的肖克莱和巴登获诺贝尔物理奖；一九五一年，四十七岁和三十九岁的麦克米伦和西博格获诺贝尔化学奖。这些人（当然还有其他科学家）都处于最佳年龄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倍受重用。
鼓励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是我国科学事业中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
解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也很重视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一九五五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就把大批处于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吸收到我国学术权威机构。据初步的推算，一九五五年我国学部委员一百九十人，平均年龄在四十八岁左右，其中有相当大的数量（百分之三十六）处于最佳年龄区，如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三十六岁，物理学家黄昆三十六岁，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四十二岁，数学家华罗庚四十五岁，技术科学家吴仲华三十八岁，水利科学家张光斗四十二岁，等等。这同当时苏联科学院的院士相比，的确是一支生气勃勃的队伍。我国老一代的科学家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们正在发挥可贵的“人梯”精神，让中青年科学家“踩着肩膀”，攀登世界科学的高峰。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我国科学家队伍严重老化的现实。这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造成的。据一九七八年统计，我国物理学和化学助研以上的人，平均年龄在四十八岁左右，比美国同级科学家队伍平均年龄（四十一岁）大七岁；我国全部科学家正副研究员这一层的人，平均年龄在五十八岁左右，比全世界杰出科学家队伍的平均年龄（五十三岁）还大五岁。我国科学家队伍的年龄谱峰值超过六十岁。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将不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重点鼓励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是在科技界贯彻八字方针的有效措施
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给科学家造成的灾情是，老一代身心倍受摧残，眼下纵有千里之志，亦觉力不从心。年轻一代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毒害下，不少人知识贫乏。虽然“欲上九天”，但痛感翅膀不硬。唯有中年一代，虽受早霜之苦，荒废数载青春，但是毕竟认真读过几年书，基础比较好，眼下三十六——五十五岁不等，正是最佳或次佳年龄时候。他们是我国科学家队伍的中坚力量。
显然，我国科学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中年科学家的身上，着重资助中年一代科学家。
事情很清楚，我国目前经济力量还不强大，还不能给科学技术事业提供充裕的资金，因此，有限的科学投资就有一个相对集中使用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实行“成果奖励制度”，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鼓励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而不能将有限经费平均分配。
打倒“四人帮”后，我国老一代的科学家得以落实政策，有才华的少年也得到破格选拔，接受高等教育。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对我国仅有的几万名“最佳年龄区”的科学家至今没有明确的鼓励政策。这些人负担最重，贡献最多，生活却比较苦。据北京和天津几个研究机构的抽查，中年科学家（即助研和副研两级科技人员）住房面积每人平均不到四平方米，有的夫妻分住在集体宿舍。他们的工资比同时进厂的工人收入低。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所谓“五子登科”（即整天忙于提篮子、抱孩子、生炉子、争房子、调妻子等等琐碎事务），就是许多中年科学家生活的写照。如此生活环境，如此工作条件，怎么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呢？可见，我们现在是既缺乏人才，又不能充分利用人才。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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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为啥比城市难搞？编辑同志：
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农村比城市更难。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养儿防老的想法至今未消除。在广大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社员，绝大多数依靠儿孙养老。大队对某些无儿无女的“五保户”虽然有所照顾，但这些老人仍然感到生活孤独，常为无儿无女伤心。一些人单势薄的户，常被一些人多户大者欺侮。不少人耳闻目睹上述状况，宁愿年轻时多受点劳累，也要多生几个子女。如果我们国家和集体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例如实行一种劳保工分政策或其它福利补助，使老年人能够幸福地度过晚年，各级干部又能伸张正义，刹住无端以强凌弱的歪风，就能促进计划生育工作。
二是农村防病治病工作较差。特别是偏远山区，缺医少药，不能保证每一个幼儿都健康成长。有些人就担心一个孩子夭折，绝了后代。如果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能够迅速赶上去，保证生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计划生育这一大好事，人们何乐而不为呢？
三是前几年某些政策和规定，不利于计划生育。例如，遇到招工时，常常优先照顾多子女户；在批划房屋院基时，对多子女户批划得又快又多。这种做法，实质上间接地鼓励了多生子女。这些弊病如能认真革除，必将有力地推动计划生育工作。
山西省平陆县工业供销站 邓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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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徒有虚名的研究所不如不办编辑同志：
我是一九六八年从北京农机学院毕业的，在一个县农机研究所工作。这个所一九七三年成立，至今还只有一枚公章加一个人（最兴旺时也只有三个人），处于无房、缺人、又没有研究条件的状态。绘图、办公都在宿舍或旅馆里进行。
县一级的农机科研单位应该怎么办呢？我想提一点看法：
一、县一级农机研究所不宜搞遍地开花。过去办一些事情，往往以“群众运动”为名，搞什么“遍地开花”，白白消耗人力。不要每个县都设农机研究所。需要而且有条件的就设，不是非常需要、目前又无条件的就不设。
二、可以按地区把几个条件差的县农机研究所合在一处，由地区来管，集中使用有限的资金和设备。这比那种撒胡椒面的办法好得多。
三、把类似我这种情况的科技人员，以及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组织起来，统一安排使用，使我们为四化多作贡献。
湖北省秭归县农机研究所 侯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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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结经验教训，改变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瞎指挥
渭南县依靠科技人员领导农业生产
本报讯 记者王友恭报道：位于关中平原的渭南县，由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坚持科学种田，今年小麦总产达到二亿八千多万斤，比去年增长六成以上。这样的好收成，在渭南县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渭南县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就开始注意科学种田。但是，比较自觉地依靠农业科技人员领导农业生产，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在这以前，他们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教训最深的是一九七一年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那一年，一位不懂农业的县委书记硬要在全县当“生产队长”，他听说刚从国外引进的一种玉米新品种产量高，不经引种试验，就调进了五十多万斤种籽，强迫推广，由于不适应当地条件，造成严重减产。以后，他们虽然认识到采用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但没有想到发挥本县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他们宁可从山东、河南等省请农民技术员来帮助种地，而让本县农业科技人员干别的工作。结果，外地的经验在本县难以推开。后来，县委“一班人”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农业生产区域性强，指导农业生产，要有当地的第一手试验资料，否则，就容易犯主观主义；要把农业生产抓上去，必须有一支得力的农业科技队伍。于是，他们重新恢复了被拆散的农业科技单位，陆续调回了农业科技人员。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们还是不敢大胆使用科技人员。去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给了县委以强大的思想武器。他们认为，既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应该充分信任，真心依靠。
为了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参谋作用，县委常委研究农业生产时，经常邀请农业科技人员参加，鼓励他们大胆发表意见，并积极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如去年下半年，县委常委在研究麦田备耕时，不少领导同志主张以多施氮肥为主要增产措施，而农技人员提出，要对全县所有准备种麦的田块进行养分测定，然后根据土壤养分含量进行科学施肥。常委采纳了这个意见，组织土壤普查队伍，对全县五十八万多亩麦田的土壤进行了测定，发现其中四十多万亩氮磷失调，严重缺磷，及时补施了近两万吨磷肥，从而保证了今年小麦大面积增产。
为了使农技人员有职有权，更好地发挥指挥农业生产的作用，县委提拔了六名农技人员担任县农业局和县农科所的领导职务，还选派一批农技人员到一些公社负责指导农业生产。县委还经常采取“我搭台你唱戏”的办法，让农技人员在县委领导主持的电话会议和现场会议上直接指挥农业生产。这样，既调动了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又避免了对农业生产的瞎指挥和一般化的领导。
渭南县委认为，在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之后，过去那套行政命令、催种催收的领导方式不灵了，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就要靠掌握政策和推广科学技术。因此，各级领导在依靠农业科技人员指挥生产的同时，必须刻苦学习农业科技知识，使自己尽快变成科学种田的内行，取得领导农业生产的主动权。县委经常请农技人员给各级领导讲课，并结合推广先进农业科技成果，对干部进行考试。如去年在全县大力开展绿肥种植的过程中，县委对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包括负责供应绿肥种子的供销部门领导干部，进行了有关技术知识的测验。最近县委又提出有关科学种田的五十道思考题。县委负责同志带头学带头用，县委书记沈树森对农技人员“礼贤下士”，主动向他们请教。为了解决缺肥问题，县革委会主任王帮民亲自蹲点抓绿肥样板田，并亲自当技术推广员，到处宣传种绿肥的好处，被人称为“绿肥迷”。这两年绿肥种植在全县迅速铺开，到去年秋季，全县种植绿肥加上玉米秆压青已达四十二万多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仅这一项技术措施，至少使今年小麦增产三千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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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林学院开展教学大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提高教学质量创造条件
本报讯 东北林学院党委不久前用三个月的时间，在全院开展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教学大检查，着重解决领导思想、领导作风、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问题，有力地推进了教学工作。
通过大检查，院党委和各系党总支，都把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用在领导教学上。院、系两级领导干部听课近三百人次，还分别召开了各种座谈会。林工系对全系二十六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材使用情况、实验课的质量、批改作业的情况，都做了认真的调查分析。基础部对本学期开课的七十七名主讲教师的教学质量情况，逐个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了措施。
通过大检查，他们发动群众，克服困难，逐步解决了教学和科研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电工实验室依靠群众改装设备，把原来的十组实验增加到十五组。自动化教研室结合教学制做了十七台稳压电源，供实习使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基本技能，还节约了几千元的设备费。在检查期间，全院共制造、修复了三百一十九台（件）仪器和教具，增加了一百四十九个实验项目。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很多教师还自己动手画教学挂图，制做直观教具。机械系就画了五百一十七张挂图，林学系气象组画了六十多张挂图，还自制了挂图架，电动示教板等等。
大检查中，院党委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不搞形式主义，不搞一阵风。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凡是能够解决的，就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大检查开始，群众提出要整顿庭院及楼内秩序。第二天党委就组成了庭院秩序整顿小组，发出整顿秩序通告，组织民兵护校队，修补院墙等，使庭院、楼内秩序面貌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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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用和推广科研成果关键在哪里？
有人说推广科研成果，要设立专门机构，我以为专门机构是需要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机部原有个“新技术推广联合办公室”，但二十年来推广科研成果的成效甚微。这责任并不在于这个办公室，而在于现行科研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有缺陷。
现行经济政策和质量检验标准，不利于科研成果推广。生产部门生产老产品容易完成产值、产量计划，而且产品质量差也有人抢着要，工厂不受什么经济损失；生产新产品质量好，也只是用户受益，工厂却得不到好处。另外，工厂不采用新科研成果，也能达到现行质量检验标准，因此，没有采用新科研成果的迫切感。例如，早在一九六六年鉴定通过的作为机床导轨材质的高磷铸铁和磷铜钛铸铁，已达到或超过了国外先进水平，一机部曾大力推广，但迄今采用者甚少，就是这个原因。国家应制定新的有利于科研成果推广的质量检验标准，采用优质优价政策，使生产部门也能获得好处。
官僚主义作风是推广科研成果的严重障碍。任何一个应用科学的新成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需要在推广中不断完善。我们与某厂协作研制成功了一种高性能活塞环新材质，原料立足于国内富有的资源，使用寿命长，成本低，获得用户好评。但在磨削加工工序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大批量生产时需要有适应这种材质特点的砂轮。为此，我们特邀了某砂轮厂的同志参加鉴定会，该厂厂长和总工程师都同意安排生产这种砂轮。但生产计划科负责人不同意，说联系渠道不对，没有通过一机部。于是，我们通过省局介绍到一机部某局。该局以没有通过地区公司、省公司“逐级办手续”为由，又象踢皮球一样给踢回来了。
科研成果的推广不能搞“一刀切”。我们的国家这么大，若不本着因地制宜、因厂制宜的原则推广科研成果，则往往事与愿违。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全国普遍推广煤粉化铁炉。当时从一机部到省、地、市，层层下达文件，限期推广。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立即遭到批评。因此，有的厂在建立煤粉化铁炉时，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压根儿就不想用它。结果，除了个别省以外，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煤粉化铁炉都垮台了。
总之，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关键在于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
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 邱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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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果到手不撒手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对科研成果负责到底
本报讯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两年里研究成功的三十三项应用性科研项目，已推广了三十项。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领导重视，把推广科研成果列入所、室科研计划。这个研究所过去是“成果到手，就此撒手”，没有抓紧推广、应用。现在，他们把成果推广工作列入所和研究室的科研计划之内。在已经推广的三十项成果中，由本所进行扩大性试验，或帮助生产单位进行扩大性试验和试生产的有三分之二以上。
力求科研成果过硬，便于推广、应用。这个所确定，凡是应用性强的科研成果，必须尽可能具备下列要求：一、原材料来源容易，立足国内；二、技术先进，对设备要求简单，操作方便；三、产品性能好，水平高；四、产品成本便宜，具有经济效益；五、生产过程中无三废或很少三废。
已经推广的科研项目出了问题，研究所负责到底。如这个所研究成功的抗菌剂四○二，已在上海农药厂推广应用。由于它在生产过程中，放出氧化氮废气，造成环境污染，工厂要求帮助解决废气回收利用问题。这个所就专门组织科技人员和工厂的同志一起，花了四个多月时间，搞成一项处理污染的新工艺，成效显著。
充分发挥所属实验工厂的作用。有些科研项目，在实验室取得成功后，还要在实验厂进行中间扩大试验，使之进一步完善。含酚废水对人体危害很大。他们用了三年多时间，研制出高效脱酚萃取剂N—503，经扩大试验，证明这种萃取剂具有脱酚效率高、操作性能好、不易老化等特点。现在已在上海几个化工厂成批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