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思想工作必须适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关于“兴无灭资”讨论的一些看法
石健
《江西日报》从六月二十七日起，就“兴无灭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兴无灭资”这个提法过去、现在都是正确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个提法过去、现在都是错误的。还有一种意见，主张“一分为二”：文化大革命前这个提法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后它被林彪、“四人帮”搞得带有极左色彩。这种意见实质上还是第一种意见。究竟哪种意见是，哪种意见非，我想谈一些看法，以供深入讨论时参考。
“兴无灭资”是一个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提法
讨论中，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说：“兴无灭资”这一提法“含义模糊，概念不明确”。从同意“兴无灭资”这一提法的同志的文章来看，有些同志对“资”的概念的确是比较模糊、不够明确。有的同志说：“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里的“资”，指的是资产阶级。在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在这之后，提出“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有何意义？也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里的“资”，指的又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家里，经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稳定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还提“兴无（指社会主义制度）灭资（指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是没有必要。
但是，“兴无灭资”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在那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奇怪吗？不奇怪。这种模糊的概念，来源于当时的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阶级斗争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要始终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的阶级状况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剥削阶级不存在了，这些阶级中间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经过改造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是社会的主人翁，在他们中间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成了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而“兴无灭资”这个提法，则是把阶级斗争始终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否认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否认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要人们始终把精力集中在阶级斗争上，集中在“灭资”上。
同意“兴无灭资”这一提法的同志反驳说：“所谓‘兴无灭资’，它的含义指的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在他们看来，在政治上提“兴无灭资”站不住脚，在经济上提“兴无灭资”也站不住脚，在思想上提“兴无灭资”总站得住脚吧，好象在思想领域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无可非议的。真是这样吗？
思想领域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反对在思想领域提“兴无灭资”的同志有这样一个理由：“在思想领域内，无产阶级所要批判的错误思想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有封建主义思想，它们都是剥削阶级思想，都在批判对象之列，不能只抓一个，放掉另一个。”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经历了一直延续三千年左右的封建社会，近代又处于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占优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传统可谓根深蒂固。在我国社会中，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残余，比起资本主义的影响和残余，要多得多，深得多，雄厚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加上我们过去对民主的正确宣传和正确实行不够，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很不健全，政治制度上存在着严重漏洞，后来被林彪、“四人帮”钻了空子，被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但是，这个道理还是不充足、缺乏说服力的。人家可以说，就算你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我把“兴无灭资”改成“兴无灭资封”或“兴无灭封资”就是了，反正都是在思想领域内抓阶级斗争。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前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思想领域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了一场大变动，资产阶级的旧生活条件基本瓦解。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引起了上层建筑、人们思想的相应变化。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失去了它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在思想领域中，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大量的表现为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人民内部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在人民内部，思想问题主要是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问题，有的还是实际问题。决不能把这些问题都看成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人民内部，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针对这些影响进行长期的斗争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既不能轻视和放松这种斗争，也不能夸大这种斗争。
在思想领域，如果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兴无灭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这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大家都已看得很清楚了。那时有这么一些流行的口号，什么“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什么“革命工作千万件，件件连着纲和线”。这样一来，一般认识问题当作阶级斗争问题来抓，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来处理，甚至鸡毛蒜皮的事也上纲上线，学术上、工作上的不同意见都被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被践踏，许多人的思想被搞得僵化或半僵化。有的单位过去连伙食办得差也不敢提意见，唯恐被说成是忘了本。林彪、“四人帮”更是把“兴无灭资”当作大棒来整人，在全国大兴文字狱，大抓思想犯，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解决思想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不能用压服的方法
“兴无灭资”这一提法之所以错误，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思想问题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去“灭”，只能用说服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同志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8页）毛泽东同志还这样明确地提出过：“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而“兴无灭资”的提法，却容易使人觉得，对资产阶级思想要用“灭”的方法，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用压服的方法能不能解决思想问题？不能。因为不让错误思想反映出来，错误思想还是存在的，一有条件还是要反映要表现的。企图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思想问题，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它必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压而不服，就上纲上线，把认识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问题，说成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斗争，把非对抗性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矛盾，甚至径直把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消灭”。林彪、“四人帮”就是这样，在他们手中，“资”字变成了一个橡皮袋，凡是他们认为不合意的，统统都往袋子里装。知识分子努力钻研科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工人要求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被说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解放军干部战士苦练杀敌本领，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单纯军事观点”。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老干部，更是他们打击的重点，于是编造了一个“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党内资产阶级”。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林彪、“四人帮”所要“灭”的，根本不是什么“资”，而是地地道道的“无”。他们的所谓的“灭”，就是政治上百般迫害，摧残致死，直到象张志新同志那样被判处死刑，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种“灭资”，实质上是法西斯专政的同义语。
同意“兴无灭资”的同志辩解说：“我们所说的‘灭资’是目的，手段是批判，不能把手段和目的混同起来。”这种辩解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其它各种错误思想是要批判的，但批判不等于消灭，单纯地靠批判也不能达到消灭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3页）这就是说，单纯用精神的批判是不能消灭一种错误思想的；要消灭一种错误思想，必须用物质的批判，即要消灭产生这种错误思想的社会关系，而要消灭这种社会关系，最根本的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因此，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抛弃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真正逐步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抛弃资产阶级思想。如果认为，在存在着产生某种思想的社会关系的条件下，在生产力低落的条件下，能用批判的办法去消灭某种思想，那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有些同志在反对“兴无灭资”的提法时，指出了在目前条件下“灭资”不现实，但这还不够，必须透过这个现象看到它的唯心主义本质。
思想工作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为中心上来
我们反对“兴无灭资”这个提法，并不是如同有些同志所说的，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其它错误思想不要批判了。
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是思想战线一项长期的任务。但这不是中心工作，也不是纲。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其它各种错误思想，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党的思想工作只能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目前我们党的中心工作就是，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现代化水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现阶段我们党的思想工作，就是要围绕着实现四化并为实现四化服务。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工作，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宣传到群众中去，让实现四化这一宏伟目标深入人心，并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实现四化这个方向。同时，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工作，克服一切不利于实现四化的旧习惯势力，包括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加强同官僚主义、派性、特权思想、因循守旧、无政府主义和各种歪风邪气的斗争。当前特别重要的，是要认真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脱离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任务，把“兴无灭资”当做当前思想工作的根本方针，显然是不适当的，对我们的事业无疑是极其有害的。它容易使人们的精力集中在“无”与“资”的阶级斗争上，而忘记实现四化是我国人民现阶段的中心工作。它容易使所谓“突出政治”死灰复燃，而忘记实现四化就是我国当前的最大政治。它也容易导致一个又一个的人为的政治运动，而脱离四化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总之，“兴无灭资”这一提法，是与实现四化这个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这个口号当年曾经被林彪、“四人帮”利用来推行极左路线，现在不注意，它还可能成为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的后盾。因此，应当明辨是非，以便从思想上肃清它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后，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进一步体现了三中全会的精神。并以此为转折点，抓经济工作、抓四化建设已代替抓阶级斗争而成为我国现阶段的中心工作。由于习惯势力作祟，有些同志仍沉迷于过去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那一套，因而总是固守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观念。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的思想认识正在一步步提高：在政治领域内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行了（如所谓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的提法不用了）；在经济领域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行了（如“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提法不用了）；最后一个阵地是思想领域，总还感到转不过弯来。“兴无灭资”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就是思想领域还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思想工作的着重点要不要转移的问题。我们看到，在思想领域内，也必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上来，这一观点，正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经过日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它也一定会被更多的同志所理解、所接受，一定会促进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原载《江西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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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
张书林
最近听到这样一件事：某市为了解决“做衣难”的问题，召开了现场会。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亲自到会讲了一通话，大意是说：“做衣难”的问题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关系群众切身生活的问题，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传统的问题，而且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方针的问题……如此等等。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准备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这位领导却一句也不曾提起。
听到这件事，令人啼笑皆非。这位领导同志是为解决“做衣难”的问题而讲话的。然而，这篇讲话，又是发扬党的传统，又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又是执行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听起来热闹得很，问题提得很高，实际上，不过是一套“顺口溜”，是一套顺口溜出来的空话。
象“做衣难”这类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群众不断反映，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也表示要解决，可是直到现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很好解决。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没有人去认真加以解决。通常的做法是：群众的意见反映得多了，就开个会，领导同志讲一通话。过了一段时间，再开个会，再讲上一通话。如此循环反复，年复一年，而问题呢？却原封未动，或动得很少。“做衣难”的问题如此，其它一些问题，也常常如此。
当然，上面所说的那位领导同志的讲话，算是比较“典型”的。很多同志讲话不会那样“空”，有实际的内容，有解决问题的意见。可惜，他们的这些意见，往往也是说说而已，既不组织落实，也不督促检查，时过境迁，讲过去也就完了。归根到底，也还是几句空话。
这些年来，有一些领导干部养成了一种很坏的习惯，就是用空话代替领导。每做一件工作，很少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很少亲自具体组织实施，总结经验，具体指导；很少亲自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只是习惯于讲讲话，似乎讲了一通话，就是尽了领导的责任。假如你问他：既然“做衣难”的问题关系如此重大，为什么你不真正管一管呢？他会觉得挺冤枉：“怎么没有管呢？”按照他的习惯，管的办法就是说一通话。至于问题解决了没有，那就与他这个领导没有什么关系了。
说空话是最容易不过的。对领导干部来说，说空话至少有两条好处：一是不要动脑筋；二是不要负责任。然而，对于人民，对于我们的事业，却一条好处也没有。空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光说空话不能算领导。只会说空话的干部是不配做领导工作的。如果不改变这种作风，迟早要被群众赶下台去。因为，人民群众决不能长期容忍他们用空话贻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很多同志都说要学习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担负着极其繁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但是，许多工作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了解情况，亲自接见干部和群众，亲自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交给下面同志办的事，他总要亲自检查督促，直到问题得到解决。如果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能够学习周恩来同志这种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少说些空话，多干些实事，每个人都亲自动手，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许多问题就不会长期得不到解决，我们的四化事业也就可以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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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简介
本报讯 《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书，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学说和实践，汇编了列宁在这方面的主要论述，给学习提供了方便。
当前，我国人民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学习列宁的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搞清楚一些被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从苏维埃俄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初尝试中，得到启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探讨我们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部分主要从理论上论证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先进的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上；贫穷、落后的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还要建立起强大的经济，使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才会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只有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最终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经济建设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这部分内容占本书的主要篇幅，主要论述苏维埃俄国当时是怎样进行经济建设的。在这些方针、政策当中，如怎样使工农业采用先进技术，怎样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吸取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怎样通过租让和借款吸收外国资本，怎样充分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科学技术专家，怎样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和造就大批经济管理人才，怎样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以适应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需要，怎样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和奖励制度，怎样实行经济核算，怎样通过生产宣传对群众进行经济教育，怎样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等等，同我们当前开展的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论述读起来使人觉得亲切而又新颖。
全书共二百九十四页，所包含的材料比较丰富。有一部分论述是第一次译出同中国读者见面的，它采自《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等原文版本。选录时注意了列宁思想的完整性。此外，小节内有提要，某些小节后面还有一些配合正文的附录。这些都体现了编辑工作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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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册出版
田昌五同志编著的《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册，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写的是古代农民阶级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系统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已有的只是一些散篇文章、不连贯的小册子或断代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试图弥补这个空白。
《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共分四册，写到太平天国为止。现在出版的第一册，叙述战国秦汉农民斗争史，其中包括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即陈胜吴广起义、赤眉绿林起义和黄巾起义。一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民族斗争，也尽可能地予以叙述。
这本书在叙述农民起义和民族斗争时，不是简单地罗列其经过，孤立地对其前因和后果进行穿靴戴帽，而是把农民起义和民族斗争放在当时整个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的变动中进行考察，弄清楚每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性质、特点和作用。作者认为，只有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叙述，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在编写方法上吸取了现代革命史的体例，有其独到之处。作者认为，由于封建社会的研究缺乏农民战争这个基本环节，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因此，从这方面作了努力，多少破除了一些传统史学观点。（白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