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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悦和希望
——淮北农村纪行
安徽去年遭到罕见的严重干旱，长江和淮河在省境内的各条支流几乎全部断水。历来大灾之后必然大减产，甚至出现大饥荒。去年，不少人估计可能减产五十亿斤粮食。但是，全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顽强地开展抗灾斗争，终于夺得接近正常年景的产量。抗旱播种的小麦，今年获得大丰收，总产八十亿斤，在去年突破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增长三成二，油菜、芝麻、花生也大幅度增产。九月中下旬，我们访问了主产小麦的淮北农村，目睹广大农民手中有粮。地头地边，马路两旁，满满堆放着正在翻晒的芝麻、花生、麦子和稻谷，大人小孩笑逐颜开，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先后到过十一个县。一路所见所闻，实在令人振奋。突出的特点是：
增产面积大，幅度大，而且比较均衡。从东到西，自北而南，没有一个县不增产，出现了社社增产、队队丰收的可喜局面。全县增产六成以上的有五河，五成以上的有固镇、蒙城，三、四成以上的有灵璧、怀远、阜南、涡阳、利辛、阜阳等县。阜阳地区油菜总产量，比过去十年的产量总和还多一千四百多万斤。
老典型有所前进，新典型大批涌现。不少后进的社队一季翻身，产量成倍甚至几倍地增长。太和县一百七十一个低产穷队，今年小麦亩产比去年增长四成，比全县平均单产增长幅度高一点四倍。
收得多，吃得多，贡献大。淮北地区的群众多年来很少吃白面，“红芋干，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去年开始改变，今年大大改变。在固镇县立新四队，我们同几个社员在场上座谈，算过三户的账，每人分的小麦口粮都在三百斤以上。社员王继先高兴地笑着说：“今年小麦翻一番，还要拐个弯。粮食分得多，干劲怎么能不大！”在增产增收的基础上，集体和社员踊跃向国家交售粮油。到八月底，县县超额完成了粮油征购任务。
广大社员关心集体，搞好当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有些社员为了抢收花生，把床搬到晒场过夜。这是多年来没有过的动人景象。颍上县今年购买和繁殖的耕牛达一万一千头，全县供销社历年积压的农业机械和大小农具，已被购买一空，别的县也有类似情况。
为什么大灾之后没有大减产，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呢？有人认为主要是气候好，雨水足。有人认为主要是茬口好。确实，去秋许多作物旱死无收，土地得到晒垡、休闲，增强了地力。更多的同志认为主要是政策好。去年夏粮登场时，省委强调“让社员多吃一点麦子”，把超购点由原来六十斤提高到七十五斤，口粮达不到七十五斤的不征购。并明确宣布，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多收的可以多吃。秋种时又规定了两条临时性措施，一是超过计划种的小麦不计征购；二是集体种不了的土地可以借少量给社员私人种麦种菜。今年以来，全省农村在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两个农业文件的过程中，又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看来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都起作用，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党的政策的威力。
淮北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大平原之一。它包括阜阳、宿县两个地区，二十三个县、市，共有农业人口一千六百多万，占全省百分之四十九，耕地三千三百多万亩，占全省近一半。无霜期二百到二百二十天，年降雨量八百毫米左右。这里可以说是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不利条件是土地瘠薄，而且大平小不平，易旱易涝，历史上是个老灾区。解放后，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下，经过多年治理，旱涝灾害有所减轻，农业生产逐步发展，扭转了过去粮食长期不能自给的局面。从一九七○年起开始对国家有一定贡献，每年提供商品粮十三亿斤（一半为红芋干）。但是，生产条件改变不快，产量低而不稳，三十年来每年平均只递增百分之二。前几年亩产不到四百斤，社员年均收入一般在五十元以下，不少社队不到三十元。
农业生产发展如此缓慢，教训很多，主要是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政策上有问题。其中突出的又有两条，一是不按自然规律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因地制宜，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搞瞎指挥，“一刀切”；二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关心社员的物质利益，搞平均主义，“一拉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以来，批判极左路线，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才出现了可喜的新面貌，在大灾之后，获得了大丰收。
国务院确定淮北为全国十二个商品粮基地之一，主要因为它潜力大。现在整个淮北地区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如果亩产提高到五百斤和八百斤，提供的商品粮就可以成倍成几倍地增长。淮北耕地每人平均二亩略多，大体可分三类地区：新汴河以北及沱河、涡河两岸为一类，南部沿淮地区为一类，这两类地区土质较好，产量较高，人多地少，一般每人平均只一亩左右。但是单产发展很不平衡，亩产高的已达一千五、六百斤，低的只有三、四百斤。这个差距可以说就是潜力。中部地区人口占淮北三分之一，耕地占一半以上，土质瘠薄，产量很低，一般每人平均三亩以上，有些地方达五亩到八亩。耕作粗放，还有一些荒地，增产潜力很大。如果中部地区能够及早改变低产面貌，就可以提供大量的商品粮，从当前看，这个地区是个薄弱环节。从长远看，却是最有希望的地方。
建立淮北商品粮基地，在作物布局上，重点应该是主攻小麦，适当增加黄豆、玉米、高粱等杂粮和油料作物，有充分水源的地方可以发展水稻，逐步缩小红芋面积。多年经验证明，小麦生长期间，涝的情况较少，旱的威胁也不太大，能避灾抗灾，适应淮北自然气候特点，比较稳产，可能高产。小麦的产量上去了，全年的生产就取得了主动权，群众的生活就可以得到改善，并为国家提供更多优质商品粮。
解放以来，淮北的治水工作是有成效的。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在同我们交谈时，普遍认为提高小麦产量，水的问题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但从目前看，缺肥是最突出的矛盾。我们就这个问题作了调查研究，感到他们的意见很中肯，提出了淮北小麦增产的一个关键问题。淮北地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耕地为低产土壤，肥力低。即使采用优良品种，小麦一般亩产也只有一二百斤，但是社员自留地上的小麦，一水不浇，亩产也可达到六百到八百斤。原因在哪里？一句话，施的肥多。为什么今年有些社队小麦亩产翻了番？也是一句话，施的肥多。但是长期以来，不少同志对肥料问题重视不够。许多地方搞农田基本建设，往往只抓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忽视肥料的基本建设，忽视改善土质结构，忽视用地养地结合，增加有机质。至今淮北地区，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卫生田”，多年不施任何肥料。有的同志说，如果化肥用得过多，会使土壤板结，结构变坏。这个道理是对的，但在淮北，化肥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一般每亩不过二、三十斤，有些地块甚至连化肥的味道还没有尝过。为了建设商品粮基地，国家应该多给淮北一些化肥。过去淮北很少种油菜，近两年发展起来了。最突出的是阜南县，今年全县种油菜九万一千亩，亩产一百零三斤，总产九百四十四万斤，比去年增长三点四倍，出售油菜籽得款四百六十一万元，许多生产队的资金问题、肥料问题都解决了。固镇县除了油菜，还因地制宜地抓了芝麻和花生，他们的口号是：“要想粮食多，集体富，必须‘三油’迈大步”。生产队有了自主权，群众调动起来了，办法多得很，真是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还遇到一个对商品粮基地建设颇有影响的问题。过去许多地方一直单一强调亩产，把亩产水平作为衡量生产水平的唯一标准。但是人多地少和人少地多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单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利于调动人少地多地区群众的积极性。人多地少，劳力充足，亩产容易提高，但是因为人多地少，提供商品粮的数量却有限。淮北有的地方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些亩产高的社队，“开会受表扬，征购没有粮，总吃返销粮。”相反，有些人少地多的社队，总产多，提供的商品粮也多，仅仅因为亩产比较低，表扬奖励都没有份，成不了先进单位。这种状况应当改变，应该把每人平均产量作为衡量生产水平的标准之一。在淮北地区，尤其该强调多提供商品粮。我们在亳县沙土公社访问了王窑、五汗桥、肖庄三个生产队。他们每人平均耕地都在三亩以上，过去家底很薄，产量很低，后来抓小麦试验田，提高施肥量，亩产达到四百斤以上。从此，一年一大步，亩产五百斤、六百斤、七百斤，两三年就上来了。今年每人平均生产小麦二千斤，每人平均贡献一千斤以上。商品粮率达到这样的水平，可以说是全淮北的尖子，展示了淮北的光辉前景，代表了淮北的发展方向。
利辛县谷圩公社郁湖大队有个小王庄生产队，是个只有十一户、五十四口人、一百零二亩地的小庄子，大队想把它并入别的队，因为它穷，没有人要。一九七四年，二十岁的王春林高中毕业了，大队安排他当教师，他坚持要回村生产，被选为队长。当时他父亲唉声叹气，母亲埋怨他是自找罪受，将来连个媳妇也寻不下。他不顾这些，坚定地带领社员攻小麦，夺高产，并在这个没有种过水稻的公社试种水稻，终于闯出了一麦一稻的路子，亩产由一百多斤增到一千五百多斤，总产由一万三千多斤增到二十万斤以上。今年每人平均贡献一千斤，队里还买了手扶拖拉机、柴油机、抽水机等七部机械。五年前栽的树也长大了。他们还盖了个科研室，桌子上有许多玻璃管和罐子，墙上有远景规划和各种图表。王春林的同学徐德乔也是二十多岁的知识青年，他离开父母从阚町镇搬到这里来落户。两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住在这间小屋里，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进行各种试验，孜孜不倦，兴趣盎然。这两个平凡的默默无闻的先进人物，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一意搞科学种田，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用勤劳战胜贫困，用智慧创造幸福，具有令人钦敬的革命理想、革命情操和革命精神。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淮北的希望，淮北的未来。一批既有雄心壮志、肯钻科学技术，又能埋头苦干的新型农民正在斗争中成长，党组织的任务是去发现他们，培养他们，选拔他们，使他们在建设淮北商品粮基地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淮北古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英雄辈出之地。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领导了封建时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泽乡就在宿县的西寺坡公社；陈胜死后葬在砀山县东南的保安山。萧县西南的李石林一带，是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的战场之一。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多少英雄战士曾在这里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今天，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已经开始。把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地搞上去，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作为商品粮基地，淮北具有基本条件，又有一定基础，有巨大的潜力，有各种典型，还有一批人材。形势的发展，中央的决策，人民的期望，使战斗在淮北平原的各级干部加深了光荣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愿这里的同志们不要迟疑，不要观望，不要等待，并肩携手，紧密团结，振作精神，奋勇前进！
本报特约记者 吴象
本报通讯员 刘家瑞
本报记者 许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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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对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的意见
现在我国国营企业的财政管理采取统收统支的办法，所得利润全部上缴，支出由财政部门拨给。这种吃大锅饭的做法，弊病很多。去年以来，不少理论工作者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提出了积极的改革建议。他们中多数人主张，上缴利润的办法应改为征收所得税。这样国营企业交纳所得税后，不再上交利润。利润留给企业，供发展生产和改善职工生活。上缴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后，企业需要设备更新改造资金、流动资金和新产品试制费用等，国家不再拨给。
许多同志认为，现在国营企业利润全部上缴，得不到上级批准和拨款，要搞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十分困难。如江苏省无锡市橡胶厂现在每年可为国家提供税收和利润一千四百万元。他们计划在现有基础上发展轮胎生产，需要投资三百万元，预计一年就能将全部投资赚回来。但他们经过三、四年的努力，东拉西扯，只凑了二百万元，扩建工程停停干干，至今仍未形成生产能力。如果把上缴利润改为所得税，企业有了一定的资金支配权，就能加速革新、改造，促进生产的发展。一些企业设备不断更新，十年、八年面貌依旧的状况就可以改变。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代替上缴利润，可以促进生产发展，国家收入就会迅速增加。这就象养鸡收蛋一样，一只鸡生四个蛋，只拿走两个，留下两个孵小鸡，当年筐子里是少得了两个蛋，但是，到了第二年，生蛋的鸡多了，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蛋。只有这样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一些同志认为，用征收所得税代替上缴利润，由于有明确的税目和税率，有具体的征收办法和原则，税法定下来一定期限内不变，一个企业每年要纳什么税、纳多少税，自己能够留多少，事先就知道了。企业上缴所得税越多、利润也越多，企业基金和职工的福利也相应增加，从而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调动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性，纠正那种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干多干少一个样的不正常局面。我国集体所有制企业只缴纳税款，利润基本上归自己支配，发生亏损国家不给补贴，这种状况与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大体相似。实践证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这种财政管理体制，是有生命力的。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许多国营企业停工停产，但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停工停产的却很少，有时因为停电无法生产，等到夜里有了电，也要组织生产。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九七八年国营工业上缴的利润总额只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三点四五倍，同期集体企业缴纳的工商所得税却增加了二十七倍。
从财政收入来看，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比上缴利润及时、可靠。据有关部门反映，现在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欠交、挤占挪用的不少。江苏省有的国营企业挤占利润占全部应上缴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九。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后，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就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一方面能确保企业正当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家提取企业的纯收入具有法律保证。企业拖欠税款，要缴滞纳金；偷税漏税的，轻则罚款，重则依法处理。这些都是现行上缴利润的办法所不能做到的。
各地许多税务工作者对实行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的办法兴趣很大，呼声很高，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企业向自负盈亏方向发展，使企业拥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从而可以加速生产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不少地区的税务部门要求试行。湖北省税务部门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已决定从今年元月开始在光化县试行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是财政制度的重大变革，税收、利润、价格有着密切关系，要综合设计，统盘测算，不能轻率从事。只有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试点，取得经验，经过正式立法后，才能逐步推开。
鲍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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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扩大生产能力 提高产品质量
浙江轻纺工业品出口量增加
新华社杭州电 我国主要轻纺工业产品出口基地之一的浙江省今年一至八月，全省供出口的轻纺工业品的外贸收购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五分之一。
浙江省可供外贸出口的轻纺产品有一百六十多种，产品远销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扩大国际市场畅销产品的生产，今年浙江轻纺部门立足现有基础，挖掘生产潜力，千方百计积极扩大生产能力。杭州市轻工行业，采用国营工厂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挂钩的办法，集中力量发展闹钟、自行车转铃等适销产品。在没有增加投资和设备的情况下，闹钟和自行车转铃的产量有了显著增加，并试制了许多新品种，供应出口的需要。杭州市棉纺行业有计划地调整各厂生产任务，挖掘行业内部生产潜力，也扩大了适销产品的生产能力。
在发展轻纺工业产品时，浙江各地特别注意提高产品质量。这个省的白厂丝、绸缎等产品质量，原来不太适合国际市场需要。今年在外贸部门的帮助下，丝绸工业部门进行了七十多项技术改造，并建立起生产出口丝绸的专业厂，使丝绸产品质量有了显著提高，花色品种不断增加。目前，全省的白厂丝正品率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真丝绸和真丝交织绸的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一档水平。有七种丝绸产品被命名为全国名牌产品，其中嵊县丝厂的“梅花牌”Z／27桑蚕丝和杭州织锦厂的“飞童牌”53103人丝织锦缎获得了金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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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边民族用品大幅度增产
本报讯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用品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州生产民族用品的企业已由八个发展到六十五个，民族产品由十九种增加到一百一十五种，一九七八年的民族用品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四倍多。
朝鲜族人民有着自己的传统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的服装、鞋子、帽子以及锅、碗、瓢、勺、罐、盆、缸、家具、乐器等都有独特的样式和要求。为了满足朝鲜族人民的需要，多年来，国家有计划地在延边建设了一批以生产民族用品为主的企业。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不仅供应本地朝鲜族群众的需要，而且销售到毗邻的黑龙江省和辽宁省朝鲜族聚居的地方。
这个州发展少数民族特需用品，既注意保持朝鲜族的传统习惯，又不断进行产品的改造、换代、升级和创新，使民族用品更加丰富多彩。例如，过去朝鲜族妇女穿的上衣短，延吉市民族服装厂把上衣适当加长，既保持了传统格式，穿起来又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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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民族商店又恢复了”
本报讯 昆明市在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民族贸易商店，经营的商品花色品种逐年增长，现在已增加到七百多种，少数民族同胞高兴地说：“我们的民族商店又恢复了！”
昆明市及周围四个县居住着十九个少数民族。为了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需要，一九五九年，人民政府在昆明市建立了民族贸易商店，热情为兄弟民族服务。但是，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下，生产民族用品的厂、社改产转向，民族贸易商店变为一般的百货商店，给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粉碎了林彪、“四人帮”，民族用品工业才得到恢复和发展，昆明民族贸易商店也获得了新生。
民族贸易商店积极主动组织货源，从多方面满足兄弟民族群众的需要。近几年来，他们坚持走出店门，到昆明市郊区的晋宁、寻甸、安宁、官渡、大小板桥、龙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送货、赶集、摆摊设点。他们还办理邮递业务，为兄弟民族群众邮寄民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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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发展快
本报讯 近几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新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发展很快，自给水平不断提高。现在，全自治区生产民族用品的厂、社和车间有一百九十多个，能够生产六十多个品种，三百多个花色。一九七八年与一九七四年相比，民族马靴增长了一点二倍，胶套鞋增长了二倍，大红棉毯增长了二点七倍，长统袜增长了二十九倍。
轻工部二轻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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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六家电视机厂转亏为盈
本报讯 上海市仪表局所属六家电视机整机工厂，努力减少元器件、材料消耗，不断降低成本，实现了转亏为盈。去年这六家电视机厂亏损五百九十五万元，今年一至八月份变为盈利八百八十九万元。目前，除九英寸电视机每台尚亏六十多元外，十二、十四、十六、十九英寸电视机都已摘掉亏损帽子。
电视机产品在开始试制、批量生产阶段，生产成本较高，国家给予政策性亏损补贴是必要的。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生产不讲成本，甚至把国家补贴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之无愧，心安理得，因而使电视机产品一直处于亏损局面。上海仪表局所属电视机整机工厂职工学习了国务院关于扭亏增盈工作的文件，澄清了一些模糊思想，认识到社会主义企业不能靠国家补贴过日子，应当为四化建设积累资金，并且找出了造成亏损的原因，主要是元器件、材料消耗过高（占电视机产品成本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他们针对这个问题，采取以下措施：
一、改革工艺设计，合理使用元器件、材料。原来设计的产品结构，保险系数过大，造成元器件用量过多。各厂技术人员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改进了工艺设计，使产品结构科学实用。
二、寻找代用品，合理选用元器件、材料。
三、严格各项制度，降低材料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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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阿里狮泉河镇皮革厂工人利用当地盛产的皮毛资源，生产地毯等产品。
新华社记者 才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