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铭记不忘
——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亲切嘱咐
罗青长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三年来，中国人民日夜怀念自己的好总理。随着时光的流逝，实践的磨砺，情更深，意更切。我曾经几次想动笔把周总理生前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写出来，但每一拿起笔，就思绪万千，不能自已。周总理生前一再嘱咐我们这些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要把一切成绩归功于党，不要宣传他个人。话剧《八一风暴》上演时，有关同志一再请他去看，他执意不去。这充分表现了他老人家谦虚、正直的崇高品格。邓大姐对我们也是这样要求和教育的。因此，我几次欲写又罢。然而，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率领着全国人民向着四个现代化迅猛前进的今天；在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昭雪，人民扬眉吐气的时刻，举国上下越发深切地怀念我们的好总理。我也再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决心把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一些教诲写出来。
疾风知劲草。我永远不会忘怀恩来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力挽狂澜，如擎天巨柱般的光辉形象。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从夜里七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七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象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干部，都没有逃脱关押、批斗、游街的厄运。一小撮坏人甚至把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和朱委员长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那种极端复杂困难的环境里，周总理一方面要保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很难啊！但是，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为广大干部说话，为广大干部伸张正义。他曾经对我讲过：“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林彪、“四人帮”窃踞高位的情况下，要进行这一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顶着林彪、“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同林彪、“四人帮”作了多少次斗争，想尽办法从林彪、“四人帮”的魔爪下，保护了大量干部，把受迫害的干部一个个地拉出来。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为干部们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处于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正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保护和干预下，才使许多干部、劳动模范、群众免遭林彪、“四人帮”的毒手。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动地跟我谈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投入冤狱前，周总理一再叮咛他，要经受住考验，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将来工作总是有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一九七四年，傅崇碧等同志的冤案平反后，周总理又抱病接见他和另外几位受迫害的同志。周总理为了保护我党长期培育的干部，呕尽心血，耗尽精力。可以说，没有毛主席生前的安排，没有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果断，要迅速取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若没有周总理为我党保护了最宝贵的物质力量——大批革命干部和亿万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要取得今天的胜利也是不可思议的。
周总理这种诚恳真挚的无产阶级感情，不仅在党内有口皆碑，在爱国民主人士中，大家一提起，也无不交口称赞。周总理生前十分关心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李宗仁、章士钊等爱国人士的学习、进步和健康，嘱咐我们要多方照顾。一九七四年，周总理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当他得知傅作义先生病重时，仍要我陪同前往医院探望。总理向傅作义先生亲切问候后，拉着他的手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当时已在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先生，听了这诚挚而温暖的评价，心情十分激动。他虽然已经不能讲话，但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表示深切的欣慰。
就我个人而言，周总理的关怀与教诲更是一言难尽。他不仅在革命道路上引导我前进，而且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严格要求，并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阶级之情、师长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一小撮坏人对我实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时，周总理多次出面干预。特别是一九六九年，有人纠合一伙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和当时已故的李克农同志以及我们一些同志为“反革命阴谋集团”，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私设专案审查，使我积愤成疾，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这时，周总理将出外巡视，临上飞机前，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派随从医生赶到医院，代表他老人家看望我，并向医院传达了他的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我积极治疗。这样，我的疾病及时得到治疗。在那种十分恶劣的环境下，总理这样作，对我们这些受迫害的同志在政治上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对那些“迫害狂”们是迎头的痛击，使得他们陷害我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二年，我因病要动手术。周总理不仅请邓大姐前来看望，而且派他的保健医生和医院主治大夫共同研究了医疗方案。动手术时，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商量，委派了一位领导同志临场观察。在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手术顺利成功。每一个曾经在周总理身旁工作过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生活、战斗在周总理的身旁，犹如置身于一个革命大家庭里，都会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情，都会从他的身上体会到我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周总理对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友人关怀如此细致周到，无微不至；而在他老人家病重时，他想到的却只是革命，是工作，是人民，唯独没有自己。我永远忘不了周总理最后一次对我的言传身教。
那是一九七五年底，周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我们日夜悬念着他老人家的病况，希望能再聆听他的教诲。十二月二十日早上七时半，总理的秘书同志来电话，说总理希望见见我。他清晨醒来后，已经多次催问我来了没有。当时我激动万分，立即赶往医院。进入病房时，一眼看到周总理那消瘦的病体、憔悴的面容，我的心象刀绞一样难受，赶紧走上前去向他问候。总理正发高烧，体温是三十八度七，体质十分虚弱，但为了安慰我，他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久久不放，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病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听到这里，我泪眼模糊，声音哽咽，但想起邓大姐事前要我坚强的叮咛，我强忍着悲痛，抑制着感情，连声对总理说：党政军的同志们都问候您，全国人民都关心您，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周总理会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就抓紧时间跟我谈起他在病中仍然关心着台湾的情况，关心着台湾的同胞和朋友。谈着谈着，他的声音低落下去了，眼睛逐渐合上了。我急忙劝他休息一会，可是他却顽强地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和我谈下去，直到可恶的病魔再次把他折磨得说不出话来，他才疲倦地闭上了双眼。然而，只是稍歇了片刻，他老人家又强打精神对我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继续谈。”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背过头去，泪如雨下。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病成这个样子，还一心想着工作，一心想着同志，谁能不肃然起敬！我们的党培育出了这样杰出的领导人，我们中华民族涌现出了这样伟大的人物，怎能不使我们感到自豪！我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敬爱的好总理为人民耗尽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样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怎能不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林彪、“四人帮”对于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生前死后都竭力攻击、诽谤和迫害，怎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这就是人心的向背啊！这就是天安门革命群众运动所以必然爆发的政治背景和“四人帮”所以必然垮台的原因。
现在，每当我捧起周总理最后一次为我们的工作留下的批示，我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周总理在病重期间，坚持批阅重要文电，在一个和我们工作有关的材料上，认真地做了批示，最后用颤抖的手，连写了“托托托托”四个字，并一笔不苟地署名“周恩来”和年月日。当总理的墨迹传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可以看出，当时他老人家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但他的意志却是钢打铁铸的，他是在向死神挑战，争分夺秒地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革命事业之中去。同志们看到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还这样关心党的事业，这样忘我地为党工作，无不激动万分，深受教育。周总理为我们书写的几个“托”字，寄寓着极其深刻的含义，它不只是对我们某个人、某项工作的嘱托，而是对我们所有后来人的最后托付，它凝聚着周总理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饱含着周总理对我们的无限信赖和期望。周总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最后把党的事业托付给我们这些后来人，他在注视着我们、期待着我们。我们怎样来回答他老人家的殷切期望呢？我们必须常常以此扪心自问，常常以此激励自己。我们一定要向敬爱的周总理学习，铭记他老人家的教诲，为完成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之业，贡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
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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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和科技工作者心连心
茅以升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值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之际，我们更加思念这位与毛主席一起，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中美建交奠基的历史上的巨人。
总理在世时，我有幸当面聆听总理的谆谆教导，深受教育和鼓舞。今天回忆起他和我的每一次晤面、谈话，以及讨论问题的情景，他的光辉形象栩栩如生，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那天正是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夕，我应邀参加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入场后，总理迎面走来和我握手。我很激动，赶忙自报姓名。总理慈祥和蔼地说：“是科学家”，“非常欢迎。”使我感到总理平易近人，一见面就好象是遇到了阔别多年的知己，亲切而又温暖。入席后，总理和我谈话，从上海的解放一直谈到旧社会反动统治下的教育和交通。总理思想敏锐，知识渊博，论断精辟。我是一个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言谈中有些用语流于习俗，比如我说国立大学，国有铁路时，总理用人民大学，人民铁路的字眼来纠正我的用词，使我立即受到教育。
敬爱的周总理对于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效力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地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一九五一年秋的一次政务院会议，讨论铁道部提出的武汉长江大桥筹建方案，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并邀请我列席参加。对于大桥的设计施工，总理问得非常详细。会后对我说：“你有造钱塘江大桥的经验，希望你对这座大桥多多出力。”我听了以后，感到十分激动，极受鼓舞。
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兴建了“十大建筑”，其中人民大会堂工程最为艰巨。当时为了集思广益，约请全国建筑结构专家五十八人，组成结构与建筑两组，分别审查人民大会堂的结构与建筑设计。我担任结构组组长。总理对人民大会堂工程非常重视，一再指示要保证安全。结构组审查修改设计完毕后，向总理作了报告。总理指示说：“要茅以升亲自签名保证。”我将签名报告送上后，更体会到总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和他对我的高度信任。
总理生前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亲切地关怀在国外的我国科学技术人员，真是呕心沥血。记得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成立“北京市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我被推选为会长。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联谊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晚会，约请当时留美学生家属和在京的历年留美返国的同学及其家属参加。晚会是总理指示举行的，到会的有各位副总理及各部部长。周总理也亲临参加，在晚会上对一千多听众讲话，号召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专家回祖国服务，并说“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而且来去自由。”这个号召，后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讲话后，总理又和到会群众一起观看节目，和我长时间的亲切谈话，我至今铭记心怀。以后总理又根据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的光辉思想，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为了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科技事业，总理从大计方针到具体措施，无不亲自过问，关怀备至。二十几年来，我对此印象极深。一九六○年苏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妄图从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卡我们的脖子。针对这一情况，我向周总理建议：动员在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华裔专家返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从而粉碎苏修的破坏阴谋，深得总理的嘉许，他当即责成我提出动员专家返国服务的具体方案。一九六四年秋，有一次周总理和我同在机场迎候外宾，他过来与我握手、谈话，告我他昨晚与一位美国科学家讨论科学理论问题的情况，并征询我的意见。我把那时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试论专门科学与专业科学》一文的内容，向他作了简要汇报，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赏。一九六二年春，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在广州召开会议，商讨制订科学规划的问题。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特地从北京赶来，先后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发展科学事业的极其重要的报告，参加大会的科学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周总理由于有事要赶回北京，临行前委托陈毅同志将他讲话中未尽之意再向大会转达，当时我适在旁听到，深感总理对科学家的关心、爱护，无微不至。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开幕前。那时总理亲切地对我说：“你比我大一点吧，好象是大一岁半。”我说：“总理的记忆力实在惊人。”他笑了笑。万万没有想到这短短的几句话，竟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了。
敬爱的周总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为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这种高贵品质是我永远难忘的。我所忆及的几件小事，在他革命的一生中，只是沧海一粟，但从这几件事中，便足见总理为人的伟大。我决心学习总理的光辉榜样，牢记总理的谆谆教诲，把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
（原载《北京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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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亲切的教诲
刘佳 王一之
三十多年前，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在河北省平山县夹峪村，接见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的全体同志，作了非常亲切的讲话。我们有幸参加这次接见的同志，至今对周副主席的指示记忆犹新。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我军转入了战略进攻。在华北战场上，继取得清风店、解放石家庄战役胜利之后，又先后胜利进行了察南、绥东和临汾等战役。我们抗敌剧社在华北随军转战，进行创作、演出、做宣传工作和战勤工作。
随着战局的发展，党中央和总部于五月迁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不久，剧社接到上级给予的光荣任务：给党中央和总部去作汇报演出。听到这个消息，剧社全体同志莫不欢欣鼓舞，兴奋异常，立即连夜准备。第二天，大家带上演出所需的简便器材，从石家庄郊区驻地出发了。
六月二日晚上，我们在中央机关所在地夹峪村支起“篷帐舞台”，向党中央和总部同志，以及当地的乡亲们演出了歌剧《不要杀他》、话剧《喜相逢》和秧歌剧《大庆功》。敬爱的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群众坐在一起看了我们的演出。
翌日早晨，我们接到通知：周副主席要在当晚八点钟接见剧社全体同志。这是多么大的喜讯啊！大家急切地期待着这个幸福的时刻快些到来。傍晚，我们匆匆吃罢饭，列队走到夹峪村。接见的地方是在一家老乡的院子里，院里已点上汽灯，摆好了一排排小凳。我们还没有坐好，周副主席已在总政治部傅钟副主任和李伯钊等同志陪同下来到我们中间。热烈欢快的掌声立即爆响起来。剧社中到过延安的同志为又见到周副主席无比欣喜；一直战斗在敌后的同志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高兴的心情更是难以形容。周副主席微笑着说：“昨天晚上看了你们演的戏，今天谈一谈，也是来看望同志们。十年来你们坚持在晋察冀，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辛苦了！”顿时，掌声又响起来。周副主席安详地坐在一张老乡家普通的圈椅里，明澈的目光亲切地环顾着大家，象是要把每个人都记在心底。周副主席问了不少问题，剧社有没有红军时代的同志？抗战时期参加的同志有多少？《不要杀他》是谁写的？谁作曲？谁导演？戏里演父亲、母亲的演员是谁？我们站起来一一作了回答。望着周副主席慈祥的面容，听着他亲切的话语，大家走进院时的紧张拘束心情完全消失了，连骑在院墙上的老乡的孩子们，也跟着我们鼓起掌来。
周副主席接着说：“我着重谈谈《不要杀他》这个戏。”本来，大家都以为周副主席很忙，能来接见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现在他要具体地讲一个戏，谁心里能不激动、高兴呢！《不要杀他》这出歌剧，写的是部队要处决一名枪杀向导的战士，受到群众的拦阻和宽恕，要求他带罪立功，这出戏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和子弟兵的血肉关系。周副主席朗声地说：“戏里死者的父亲说‘十年了，八路军给我挣了这个家’，这句话非常有力量。十年的考验，十年英勇的战斗，八路军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人民把八路军当成亲儿女，这是十年间军民血肉相连的深刻反映。”
周副主席扫视一下在场的人，又说：“戏里反对的倾向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当然，象这样杀人的现象是极个别的。不过，现象虽是个别的，但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来揭示它。艺术要集中概括。生活中许多事件本身可能并不完整，艺术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个别的现象集中起来。你们这个戏的主题是：为什么人民会宽恕这样犯严重错误的八路军战士。这个问题完满解决了，也就完成了这一主题。这个剧本提倡的是群众中萌芽的新思想，描写了值得人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很有预见性。有预见的艺术是创造性的。否则，人云亦云，就不是创造，只是跟随。”
谈过总的看法以后，周副主席站起来走了几步，又谈对戏的具体意见。他说：“在第三场里，老妈妈（戏里的董母）的行动和整个戏不够协调。戏表现人民宽恕了战士的错误，而老妈妈却总是哭哭啼啼，这就对整个戏起了破坏作用。张主任（指戏里的团政治处主任）应是遵循毛泽东思想并执行人民军队纪律的干部典型。但写得还不够，没表现出他为什么要执行纪律，并且要有说服力。有说服力就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否则这个人不会受欢迎。这一点刻画得不够。”
《不要杀他》的音乐，有的场吸取河北梆子的形式，有的场则吸取河北民歌的形式。周副主席说：“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感到整个戏的音乐不统一，最好把许多只是自己喜爱、但不协调的东西割掉。”
接着，周副主席又强调指出：“文艺要有中国的传统、情调和气派。成功的文艺要能激动人的思想、情感，引起共鸣。你们要深入群众，用文艺把部队活跃起来。部队需要战斗的文化，在艰苦的斗争生活中，特别需要。”
周副主席讲到这里，微笑着停顿了一下，看我们有的在本子上记录，有的在静静地听，语重心长地又讲：“二十年来的部队文化工作，经过了革命的四个时期，从萌芽到发展，到现在，该是收获的时候了。总政要总结这一工作。今天请傅钟同志来，也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周副主席站起来，轻轻挥动一下左臂：“给你们三个任务：一、努力创造部队便于演唱、喜闻乐见的各种艺术形式；二、推荐十个上下的好剧本，流传、推广开去；三、写出些经验，互相交流。”
周副主席的话音未落，大家再次热烈、经久地鼓掌。如果开始时的掌声，是表达同志们对周副主席的衷心敬爱，那么这时的掌声则体现着大家对周副主席关怀的深深感激。接见结束了，参加接见的全体同志却久久不能平静，大家长时间沉浸在巨大的鼓舞和感奋之中。
周副主席这次讲话，至今，整整三十年了。周副主席去世，也已三个年头了。三十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周副主席对文艺工作历来是那样关心，对部队文艺工作更是寄予莫大的期望。今天重温他的谆谆教导，仍然是那样亲切，他向我们提出的三项任务，仍然是我们继续努力的奋斗目标。
让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作品，来纪念和告慰我们深深敬爱的周副主席吧。
（原载《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