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霜重色愈浓,斗争见英雄
——回忆陈毅同志
杜易 石国宝
陈毅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革命的战斗的一生,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同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地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崇高品德和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我们当时在陈毅同志身边工作,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他逝世七周年的今天回忆起来,犹历历在目。
刚正不阿 维护真理斥谬论
陈毅同志衷心拥护毛主席发动的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积极投入运动,利用一切机会,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向外国朋友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满腔热忱地希望这场运动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来进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总是曲折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四人帮”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以革命的面貌推行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路线。他们拚命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极“左”思潮,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破坏党的各级组织。许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多地方出现了冲机关、抢档案、打派仗的混乱局面。
在这股反动逆流面前,陈毅同志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和一九六七年春,陈毅同志在历次群众集会上大声疾呼,慷慨陈词,怒斥林彪、“四人帮”一伙所鼓吹的种种谬论。
林彪、“四人帮”一伙在运动一开始就否认党的领导,歪曲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系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胡说只要学语录,背警句,甚至鼓吹只要能背熟几句语录,就体现了毛泽东思想领导。陈毅同志在多次公开讲话中愤慨地驳斥这种谬论,坚定地强调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坚持党的领导,共产党员要在运动中发挥政治作用。他大声疾呼: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运动。他说:“我们一定要正确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容许歪曲,更不容许打起红旗反红旗。”“语录要学,但只学语录容易断章取义,要学整篇的毛主席著作。”
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全面否定十七年的谬论,陈毅同志向干部、群众反复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绝不允许否定。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他还批驳某些人攻击外交路线是“三降一灭”的谬论。他说:“我们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是正确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的。在具体工作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绝不能说是修正主义路线。我们的外交队伍基本上是好的,十七年来经过了考验。”
一九六六年九月,陈毅同志在外办全体人员大会上厉声责问:有人要“否定一切”,那么他们把毛主席的领导置于何地?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置于何地?有人说要“打倒一切”,这话我听了就恼火。如果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打倒,那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他并尖锐地指出:这是有人要搞垮我们的党,要警惕阴谋。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刷大字标语,恶毒攻击朱德、贺龙等同志。陈毅同志对此无比愤慨,他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老干部都是坏的,就无法解释我们的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老干部多保留一个是对革命有利的。老干部有错误应该揭发批判,但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
周总理和中央一大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采取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法,大肆宣扬“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首先把矛头对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进行无耻的陷害、攻击和揪斗。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么搞,决没有好下场。”
林彪、“四人帮”把矛头指向忠于毛主席的老干部,自封只有他们几个人才是“一贯革命”、“一贯正确”的代表。陈毅同志耻于同他们为伍。一九六七年二月,他在几次群众会上激昂地说:我们这么个大党,只有几个人是干净的,使人伤心。承蒙把我也算个干净的,我还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
无私无畏 勇顶妖风战恶浪
陈毅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较量过,他有着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当时林彪一伙“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唱高调,干坏事,气焰十分嚣张。周总理既要夜以继日地操劳党和国家大事,又要无休止地处理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具体问题。陈毅同志对这种状况非常愤慨。有一次他严肃地对我们说:“有人光会拆烂污。嘴里讲革命,叫得再响亮,不一定是真正革命的,真革命要做实际工作。”他虽然没有指明这个“有人”是谁,但是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告诉我们在复杂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
陈毅同志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在几次群众大会上公开讲:“有的人口号喊得很响,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按主席思想办事,别看他把主席语录本举得很高,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我怀疑,我还要看!”
陈毅同志这些讲话,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当时全国各地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纷纷来信,表示积极支持。林彪、“四人帮”一伙对陈毅同志敢于坚持原则,维护真理的讲话,恨之入骨。他们采取造谣诬陷、断章取义等卑劣手法,给陈毅同志扣上种种帽子,妄想强迫陈毅同志保持沉默。一些好心的同志也多次劝他:“老总呀,少讲点吧,免招是非。”可是陈毅同志铿锵有力地回答说:“要我不讲话办不到,我素来不是这个性格,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随风倒我不干!”“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了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出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看到问题不发言,装个和事佬,有愧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共产党员,我觉得可耻!”
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我国的驻外使节怀着满腔热情,一批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回国就受到迫害。有一天晚上,一位大使在机场一下飞机就被粗暴地批斗。陈毅同志听到这一消息,怒不可遏,当即驱车直奔陈伯达、江青的驻地,要他们制止这种丑恶的行为。但是,陈伯达、江青拒不出来见面。最后,周总理进行干预,才煞住了这股歪风,挫败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党的外交路线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深秋,陈毅同志来到西山,写下了《题西山红叶》这首光辉的诗篇。“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红叶布山隅,中右色朦胧。左岸顶西风,欢呼彻底红。”这一诗篇,表达了陈毅同志决心顶妖风,战恶浪,接受这场严峻考验的大无畏精神。他坚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将战胜一切。
坚决斗争 奋战到最后一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两个阶级的大搏斗,陈毅同志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斗士和猛将,他要奋勇地迎上去,给敌人以痛击!面对面地交锋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次会议上,面对着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伙窃国大盗、民族败类,陈毅同志拍案而起,怒火喷涌,厉声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整老干部?他激愤地说:“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几十年以后,自己成了反革命。现在又有人这么整老干部,我怀疑他们今后是不是也会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这慷慨的言词象锋利的匕首,直刺陈伯达、张春桥之流的心脏。这伙反革命密谋对策,凭借他们窃取的那部分权力,把陈毅同志和其他几位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同他们的斗争定为所谓“二月逆流”。他们煽动一些人在外交部门口“静坐揪陈”,甚至冲击中央机关,阻挠陈毅同志参加外事活动。
到了夏天,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伙同他们在外事口的死党,抛出了所谓“七月动荡,八月大乱,九月夺权”的反革命行动计划,短时间篡夺了中央的外交大权。“打倒陈毅”的妖风越刮越凶。毛主席对此进行了直接干预,明确指示要保陈。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旗帜鲜明地保护陈毅同志。在八月初的一次大会上,某些紧跟林彪、“四人帮”的坏人,公然对抗周总理的指示,在会场上挂出“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周总理坚持不进会场,直到他们灰溜溜地把标语摘掉,才同意开会。
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继续施展阴谋诡计进行捣乱。在八月十一日的大会上,他们搞突然袭击,在会议开始后,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呼“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窜上主席台来揪陈毅同志。周总理指示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并愤然退场。八月下旬,疯狂已极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又指使一小撮人采取疲劳战术,妄想把周总理拖垮,丧心病狂地围攻周总理,致使周总理连续十八个小时不能吃饭、休息。他们还扬言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冲击人大会堂揪斗陈毅同志。周总理万分愤慨,严正警告他们: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周总理为了陈毅同志的安全,对陈毅同志的活动作了周密的安排,连出席会议何时出发,走哪条路线,都亲自过问,细致安排。由于周总理的坚决保护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林彪、“四人帮”一伙妄图对陈毅同志下毒手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并不甘休。他们继续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千方百计地打击诬陷陈毅同志。他们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和掌握的舆论工具,恶毒地造谣诽谤。“四人帮”一伙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他们却厚颜无耻地污蔑陈毅同志“不会打仗”、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等等。并唆使某些人编写所谓陈毅同志的“黑史”、“黑话”,甚至画漫画到处张贴,恣意进行人身攻击。
在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陈毅同志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工厂蹲点,去外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还同一些老同志座谈,研究国际形势,始终关心着国家大事。豪放坦荡、幽默风趣的陈毅同志,这时却变得沉默寡言,态度严峻了,有时陷入长时间的深思之中。我们深知,他对个人的安危是毫无顾虑的,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帽子、棍子,只是嗤之以鼻、一笑置之。他早就说过:帽子天天戴,无非高一点罢了,这有什么了不起!每当出现什么新的谣言,他总是坦然地说,是好人不怕别人说坏话;好人说不坏,坏人说不好。而现在,陈毅同志确实感到忧虑不安,心情沉重了。我们知道,他是在考虑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前途,党的前途。中国革命极端艰难困苦的长期斗争,早已锤炼了他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他始终坚信“物到极时终必变,天翻地覆五洲红”。
历史是无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革命者锻炼得更加坚强,使一切牛鬼蛇神原形毕露。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叛国投敌,自我爆炸。陈毅同志为我党清除了这一祸害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积极参加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抱病参加座谈会,作了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长篇发言。为了及早把揭发林贼罪行的材料送给党中央、毛主席,在国庆节前夕,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开夜车写出简单明了的十几条揭发材料。也就在这天晚上,有位老战友来探望他,他提议为庆祝我党清除一大祸害干一杯。陈毅同志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干杯了,作手术后医生更禁止他喝酒,但此时此刻他怎能不干杯呢?身边同志只好替他斟上小小的半杯,陈毅同志豪爽地一饮而尽。
林彪自我爆炸后,陈毅同志说,运动初期他的预言没有错。他笑笑说:“专门搞阴谋整人的人,最后总会整到自己的头上,这是毛主席的思想。”陈毅同志在病中时刻关心着批林整风运动,坚持亲手修改那份发言记录稿,直到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病情恶化,卧床不起为止。陈毅同志为党为国为人民奋不顾身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矢志不移 无限热爱毛主席
陈毅同志一贯忠于党,热爱毛泽东同志。他曾多次同我们讲述过,他自从上井冈山认识毛主席,在斗争实践中证明毛主席英明伟大,就决心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他不论在赣粤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艰苦年代,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后,在华东和调中央工作期间,都是坚定不移地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兼任外交部长后,他作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出色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陈毅同志一贯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注重领会、应用。毛主席的批示、修改的文件,他总是反复阅读,认真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总是及时传达落实。毛主席推荐的书,他一定要找来认真阅读,然后再推荐给同志们。有一次,毛主席讲到黄琼、李固传,陈毅同志觉得很有启发,回来后要我们立即找出原文,并要外交部翻印,发给司长以上的干部阅读。文中有这么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陈毅同志用这段话教育干部说:“有成绩不要翘尾巴,搞革命要实干,不要图虚名。”
陈毅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有着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战争年代远离毛主席的时候,时刻惦记秦陇消息,想念延安。“秦陇消息倩谁问”,“八载睽离望关陕”等诗句,充分表达了陈毅同志对毛主席的深切思念和衷心爱戴。调中央后,陈毅同志以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感到无比高兴。他总是把同毛主席见面作为接受教育的好机会。有时他还把自己写的诗词送给毛主席,切望得到毛主席的批改和指示。毛主席写给他的亲笔信札,他都是亲自整理好,放在办公桌上经常翻阅、学习。毛主席给他修改的《西行》那首诗和写给他的信,他放在手边不知读了多少遍,过了好多天才亲自珍藏起来。
周总理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陈毅同志非常尊敬周总理。他多次对我们说:“周总理对毛主席思想理解最深,对毛主席的指示执行最坚决。”在工作中,凡属重大问题,陈毅同志总是及时请示毛主席,报告周总理。他在半夜三更找周总理请示问题,商谈工作是习以为常的事。每次出国访问前,他总要找周总理当面请示;访问归来,往往顾不得回家,先去向周总理报到,或作简要汇报。对周总理的指示,他坚决执行。如果工作上有一点不足之处,一经总理指出,他总是虚心接受。他常说:向总理学习!
光明磊落 坚持三要三不要
陈毅同志是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典范。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艰苦奋斗数十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把一切成绩都归功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归功于党和人民,仅仅自喻为“一个跟队人”。我们在他身边工作十几年,从来没有听到他夸耀过自己的光荣历史,而只讲他自己以往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工作就顺利,否则就遭受到挫折的历史经验。他勇于解剖自己,敢于公开讲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凡是听过他的报告的同志,都还可以记得,他经常讲自己在参加革命初期因缺乏经验而走过的一段弯路。“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虚败由奢。”这是他在一九五四年写的诗句,常用以劝人并自勉。他还特意将“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镌刻在自己的墨盒上,作为座右铭。
陈毅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某县多报白薯产量,他信以为真,写诗颂之。事后发现是浮夸,他多次进行自我批评,检讨自己调查研究不够,教育大家要实事求是。在具体工作中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有错就改,从不文过饰非,或诿过于人。他善于团结同志,反对拒人于千里之外,听不得不同意见。他多次同我们讲他的切身体会:在某个时期周围有几个人提不同意见,敢讲真话,不是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我的工作就做得比较好;在某个时期周围哑口无言,只说奉承的话,常常对我没有好处。他还说,同志有话讲,敢讲话,是好现象,是兴旺之象;不讲话,沉闷,不是好兆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他总是从关心爱护出发,严肃批评,帮助改正。偶尔批评过火,他事后当面道歉,使受批评的人心悦诚服。我们在他身边工作时,他总是平等相待,经常鼓励我们讲话,听取我们的意见。他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从不推荐和任用私人。无论他分管哪个单位,他总是充分相信原单位的干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按组织原则大胆使用干部。
陈毅同志喜欢以松柏自喻。他爱青松傲霜雪,耐岁寒,曾写过不少歌颂青松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同志的一生,正好比傲霜斗雪、巍然屹立的青松。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同志不幸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追悼会。追悼会前,毛主席同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同志和他们的子女谈话中说,陈毅是好同志,并高度评价陈毅同志一生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贡献;肯定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够团结同志的。毛主席还向在场的一位外宾说,陈毅是支持我的;林彪是反对我的,跑了,摔死了。他也是反对陈毅同志的。周总理在悼词中颂扬陈毅同志一生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朱德同志写诗哀悼陈毅同志:
“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董必武同志在挽陈毅同志诗中写道:“栋折吾忧压,伊谁继直声?”陈毅同志不愧为党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高大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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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惊心动魄的政治大阴谋
——揭露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出笼经过
新华社上海一月五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有关部门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由姚文元于一九六五年出面抛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为结帮篡党夺权而玩弄的一场反革命政治大阴谋。这篇黑文的抛出,使我国文化学术界遭到空前浩劫,成千上万名知识分子、干部和群众受到株连,冤狱遍于国内各地。
记者在上海市有关部门亲眼看到了张春桥原来在上海的办公室密藏的有关炮制这篇黑文的种种罪证,其中有张春桥的亲笔“指示”、“批示”、“作战计划”,有经过张春桥反复修改的历次黑文原稿,有张春桥有关谈话的原始笔录,有姚文元给张春桥的亲笔信函,还有黑文发表后搜罗的知识界和社会上的所谓“动向”,等等。这些反动材料共达百万言以上,真是字字刀光剑影。
这个大阴谋究竟是怎样搞起来的呢?早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江青就插手全国京剧会演,扬言什么“京剧会演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同年下半年,江青就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她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就到上海找了张春桥、姚文元,共同策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曾毫不掩饰地自供了她同张春桥、姚文元合谋策划这篇黑文的内情。她说,张春桥每来北京一次,都“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张春桥、姚文元“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她还说:“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江青的这些话,同张春桥当年保存下来的材料完全一致。在张春桥办公室密藏的一些笔录中,记者看到就有多处写着张春桥对下属人员说:“这是上面的意思。”江青的自供和张春桥的谈话笔录,是他们一伙勾结反党的有力证明。
江青一伙炮制这篇黑文的矛头,直接地是指向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我国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同志,但其真正的罪恶用心是以文化学术界为突破口,把黑手伸向全国,妄图把党、政、军大权统统夺到手,来一个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
海瑞是我国明代一个敢讲真话,敢于反对贪官污吏,客观上为农民做了一些好事的历史人物。吴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提倡学习“刚直不阿”的海瑞精神,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就开始发表论海瑞的文章。他一九六一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用艺术手段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宣传了海瑞精神。戏演出后,曾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抛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出发,大肆玩弄诡辩术。这篇黑文以莫须有的罪名,硬说吴晗同志写海瑞逼大豪绅徐阶退田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写海瑞“平冤狱”是要代表地富反坏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这篇黑文极其阴险地把吴晗写《海瑞罢官》同我国一九六一年遭受自然灾害遇到经济困难的境况无端地联系起来,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就这样,他们专横地把《海瑞罢官》定为“毒草”,从政治上宣判了这一历史剧的“死刑”。
姚文元的这篇黑文一出笼,立即遭到学术界的激烈反对,历史学家翁独健教授说:“姚文元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也愤怒地指出: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学术界当时这些公正的评论,立即遭到了江青一伙的反革命围攻。张春桥亲自指使当时的《文汇报》,策划组织所谓座谈会,他不加掩饰地把这名之谓“引蛇出洞”。在这同时,张春桥还强令当时即将付印的一九六六年第一期《学术月刊》拆掉版子,换上在他指挥下搞出的所谓“清官问题”笔谈会材料。刊物出来后,他立即叫《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转载,并且凶相毕露地说:“这一下好了,有了靶子了。”就这样,上海学术界、文艺界一些著名人士和领导干部就成了他们第一批迫害打击的对象。
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选择历史上平冤狱闻名的清官海瑞开刀,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制造现代的文字狱。在他们的淫威下,剧作者吴晗惨遭迫害致死。史学界、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理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普遍受到株连和残酷打击。在上海,第一批被当作靶子打的就有贺绿汀、周信芳、李俊民、瞿白音、李平心、周予同、周谷城、王西彦等八位同志。其中如李俊民只是讲了一句“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影响很大,当然也有欺骗性”,就成了莫大的罪名。周予同也只是说了一句姚文元的文章是“乱箭射人”,也就成了他们必欲置之死地的对象。李平心因为反对姚文元的所谓“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历史科学,竟被他们打成所谓“三家村式的学者”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吹鼓手”。他们硬把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三人打成所谓“上海的三家村”,叫嚷“要从文化上、政治上专他们的政”。在残酷的迫害下,李平心含冤去世,周谷城也受到残酷斗争。周予同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致成瘫痪,至今卧床不起。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以姚文元的黑文划线,凡是不同意这篇黑文的人,都被诬陷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冤狱遍于全国。当时《文汇报》收到有关《海瑞罢官》的来信来稿中,反对这篇黑文的约有三千多件,作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这些同志后来几乎都被扣上各种罪名遭到批斗。历史京剧《海瑞上疏》也遭到他们的反革命扫荡。这出京剧本来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节目,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就上演了,比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早两年。可是,就因《海瑞上疏》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品质,也被江青、张春桥视为“大毒草”,胡说什么这两出戏是一“骂”、一“罢”,相互配合,向党猖狂进攻。在张春桥的直接授意下,“四人帮”的一个余党化名丁学雷,写了《〈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又化名方泽生,写了《〈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把周信芳和剧作者一棍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共产党员周信芳从此遭受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坐牢,一直到被折磨逼死为止。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黑文,摧残了无产阶级法制,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代之而起的是林彪、“四人帮”的棍棒和法西斯高压,是一小撮野心家乘机而起。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曾洋洋得意地叫喊:“要高举批判《海瑞罢官》的旗帜!”现在,历史已经给这句反动口号作了最好的注解,那是一杆篡党夺权的黑旗,是一杆对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全面专政”的黑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必须把这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连根拔掉,让广大受害的人们气得以消,愤得以平,冤得以伸。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不主义”和“双百”方针在文化领域中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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