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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省林业工作会议决定改变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
采取经济措施推动林业生产大上
新华社南京一月五日电 为了加速林业发展步伐，最近召开的江苏省林业工作会议决定，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以指导林业生产，从根本上改变林业生产的落后面貌。
江苏省有八百万亩宜林地，有五千四百多公里江河湖海滩堤，还有大量的“四旁”隙地，发展林业生产有着较好的气候条件和自然条件。解放以来，全省植树造林虽然也取得一定成绩，但有不少同志对林茂才能粮丰的意义认识不足，工作中不抓植树造林，使得一些地方至今还是荒山秃岭，个别地方甚至还在毁林开荒，丘陵山区水肥土流失的情况很严重，很不适应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形势。代表们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在领导、政策、计划、队伍、管理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只有大胆解放思想，努力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迎头赶上。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彻底改变以往只靠行政命令搞林业的办法，采取经济措施推动林业大上。
第一、改革林业管理体制，逐步建立竹木、果品、茶叶、蚕茧等专业公司，这些公司管到场圃，管到加工，管到批发，实行产供销统一经营。国营场圃和社队林特产基地还可试办林工联合企业，这样可以减少行政层次，减少经营环节和产品损失。
第二、维护林地所有权，坚持“谁栽谁有”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会议重申，社员在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地点栽种竹木，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和侵占；国有林地和集体林地的树木不得随便砍伐，尚未绿化的宜林地可因地制宜采取国社联营，社社联营，社队联营，队队联营等形式经营造林，地权不变，收益合理分成。
第三、坚持国家造林和集体造林相结合，以社队集体办场为主的原则，大力发展社队林场。会议认为，江苏省平原面积大，百分之七十五的宜林地属社队集体所有，大办社队林场，充分调动社队的积极性，投资少，发展快，潜力大，效果好，是加速发展江苏林业的一条有效途径。省里决定给予社队林场重点支持，在四年内给每亩成活树林补助八元，同时还给以必要的低息长期贷款。
第四、林业特产品实行适当的购留比例，给生产单位以应有的产品自主权。会议宣布，对木材、竹材、茶叶、果品、油料等确定合理的产品留成比例，让生产单位自行加工处理。林场以短养长搞间作收获的粮油归自己所有，不定征购任务。国营林场抚育间伐期的收益留作林场积累，不再上交。
第五、实行超产奖励，保证国家、企业和个人物质利益的统一。国家对国营林场试行利润分成，超产所得的利润百分之四十或五十上交，百分之二十用于扩大再生产，百分之四十或三十作为奖金或职工福利。社队林场的收益则按山权、积累、劳力实行比例分成。所有林场都要单独核算，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集体和个人实行“几定一奖”，超额完成任务者给予奖励，对长期上不去的场圃要追究领导责任，必要时予以经济制裁。
第六、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平原绿化上《纲要》的县以及蚕茧、茶叶、果品等多项林业丰产竞赛，达到规定指标的，由省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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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清徘徊不前的原因 真正按经济规律办事
贵州畜牧业大有发展前途
贵州的畜牧业徘徊了二十多年，最近两年又有下降。为什么？省委有关领导认为，根本问题是没有从贵州的自然条件出发，真正按经济规律办事。因而，贵州的牛羊业要大发展，首先要清除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
贵州素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这块十七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耕田面积只占百分之十，而山区面积却占百分之八十。贵州的山不是穷山，而是富山。山底下有丰富的矿藏，山上气候温和，草木茂盛。南部地区四季常青，可以大力发展林业、经济作物，还有九千万亩自然草原可以作为牧场。据初步统计，这些山上可以饲养一千万头牛和四千万只羊。牛羊身上都是宝，如果大搞农工联合企业，办起皮革厂、罐头厂、综合利用厂，收入将是很可观的。但是，目前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在贵州，看到荒山很多，牛羊较少，林木、经济作物也不多，感到非常可惜。
贵州为什么长期不重视牧业和开发山区？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同志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作了形而上学的理解。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耕田上，只抓粮食，不抓其他，一条腿走路。粮食要不要抓？当然要抓。但是，从贵州的自然条件看，应该把重点放到山区建设上，牧区以牧为主，林区以林为主。贵州是很好的牧业、林业基地。
有些同志把农牧业对立起来，担心抓了畜牧业，会影响粮食产量。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在贵阳市郊区青岩公社摆早第二生产队，作了一次调查。这个生产队有二十三户，养了十九头母水牛，十五头小牛。这些牛由集体交给各户饲养，规定卖出一头水牛由集体和饲养员七三分成。每头按市价五百元计算，饲养员可分到一百五十元。因此，社员都精心饲养，母牛养得肥壮。这样做，不但不影响农业，而且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第一，牛多畜力强，每年都比牛少的队提前半个月完成春耕。第二，每年集体可提取牛圈肥一百万斤，全部施入九十亩耕地里，庄稼长得好，亩产八百斤以上。第三，十二年来，生产队每年靠卖牛收入三千元，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四。队里用这笔钱，建造了提水站，解决了农田用水问题，还修了三个仓库、两个晒场，买了一台小麦脱粒机。此外，每户每年平均从牛身上多收入一百五十元，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贵州畜牧业徘徊不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不对头。在这方面，贵州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牛羊增长率最高，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九，一九六二年增产百分之十一。我们同农民谈心，他们都乐于回顾这段历史。那时候，牛交给各户专人饲养，养用合一，养好养坏，繁殖幼畜，都有奖罚制度，多劳多得。前些年，这一套正确政策被作为“物质刺激”批了，另立了许多“土政策”。如，把牛交给社员户轮流喂养，名谓大家负责，实际是无人负责，牛越养越瘦，有的地方干脆不养了。另外，还限制或禁止群众养羊。商业部门收购菜牛、肉羊价格偏低，也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最近，贵州省委提出，一切不利于畜牧业发展的政策要立即纠正，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要立即恢复，并且根据新的形势和贵州特点，制定新的奖励政策。他们准备有计划地建设一批畜牧业基地。商业部门将增设收购网点，正确执行价格政策。全省将恢复牲畜交易市场，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农民说：“如果真能把这些政策落实下去，贵州的牛羊业一定能很快上去。”
本报记者 章世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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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这是火烧“资本主义”吗？
文质大队干部胡作非为竟放火烧掉几万斤社员割的茅草编辑同志：
去年十二月初，我们在海南岛东方县了解到一桩所谓火烧“资本主义”的咄咄怪事：这个县的板桥公社文质大队干部胡作非为，放火把一些社员个人割的茅草烧了。
东方县可耕地面积约一百二十万亩，现在已耕种面积约五十万亩，其余荒地多有茂密的茅草。板桥公社一些生产大队是茅草商品的传统产地，割茅草历来是生产队的一项集体副业，也是社员家庭的一项副业。附近莺歌海盐场等工业企业，每年都要用这些地方的茅草来搭盖工棚、仓库。在“四人帮”那套假左真右谬论的影响下，文质大队一些干部往年就把一些社员个人割茅草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去年“小秋收”中更大肆烧起社员个人割的茅草来了。
去年十月十九日那天晚上，文质大队的干部们开会决定，火烧“资本主义”。当晚，大队干部们就到野地烧一些社员的茅草去了。他们烧了一垛又一垛，茅草从夜晚烧到天明，一直烧到第二天下午。我们到火烧现场，还看到成片的茅草灰烬。
到底烧毁多少茅草？供销社干部对我们说，烧了五万斤左右，大约损失一千五百元。大队有的干部说，烧了两万来斤，损失没有那么多。有的社员原来向供销社报了自己茅草被烧的数量，在我们访问时却又矢口否认被烧的事，还说“烧得正确”。这可能是怕队干部的缘故。
大队干部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被烧了茅草的人员的名单，并且说明其中确实有个别社员最近三个月在队里仅出工二十四天半，而个人割草的劲头却很足。但是，大多数被烧了茅草的人不是这种情况。有三个高中学生和一个初中生对我们说，他们利用星期六下午课余时间和星期日割的五千多斤茅草也被烧了，再也不敢去割茅草了。这哪里是火烧“资本主义”呢？
东方县县委书记对我们说：在任何情况下，文质大队干部烧毁社会财富都是很错误的。对于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一定要支持，被烧了的茅草队干部要赔偿。对干部要多做教育工作。文质大队发生的这件事有典型意义，要在全县通报批评，以教育广大干部。
新华社记者 陈谈强 张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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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赶快兴办快餐馆
有什么新的路子可以快一点解决“吃饭难”的问题呢？从国外访问回来的一些同志说：有。就是改变经营方式，大力兴办快餐馆。
快餐馆在经营方式上同传统的饭馆迥然不同。快餐馆的各种主食、菜、汤都是现成的，顾客现买现吃，节省了点菜和等待炒菜、上菜的时间。国外不少快餐馆安装了自动售货机，顾客投进硬币或事先换好的金属牌子，就可以取到啤酒、咖啡、牛排、“热狗”（一种夹红肠的面包）以及其他菜、饭或饮料。有的顾客实在没有时间坐下来进餐，快餐馆里还有袋装或盒装的饭菜，可以买了就走。
快餐馆的最大特点就是“快”。有人算了一笔账：一个顾客到普通饭馆吃饭，从坐下来点菜到吃完离开，大约在一小时左右，而快餐馆只需一刻钟到二十分钟。这就是说，同样营业面积的饭馆，快餐馆每天接待的顾客要比普通饭馆至少多三倍。
兴办快餐馆，还可以促使我国的饮食行业从手工业或半手工业的小生产方式过渡到现代化的大生产方式，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人民提供更多更便宜的现成饭菜。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国家出现了一种连锁快餐馆。这种快餐馆设有一个中心大厨房，专门大规模地对快餐饭菜进行初加工，加上各种配料和调味品，或者制成半成品，然后把这些配好的饭菜或半成品送到几十家快餐馆去。在这些门市快餐馆里，厨师们只要稍加烘、烤、烧，就可以供应顾客。这种连锁快餐馆由于大批采购肉类蔬菜等原料，集中加工，成本低，售价便宜。在日本，节假日许多人全家去就餐，因而也被称为“家庭餐馆”。
也许有人会觉得，快餐馆是洋玩意儿，外国人的西餐以冷食居多，吃快餐比较习惯，中国人喜欢吃炒菜、吃热饭，能发展快餐吗？其实，快餐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也早已有之。北京市现在就有几十家饭馆附设“快餐部”，备有几个现成的炒菜或炖菜，主食也有三四种，顾客随到随买，非常方便。此外，还有不少包子铺、饺子铺、面馆等快餐性质的饮食店。问题是我国的饮食业还不大重视快餐，所以称之为“附设快餐部”，或叫做“小吃店”，似乎快餐馆不是正业。于是一提到增加饭馆，就是传统的炒菜饭馆，快餐馆还没有排到日程上来。这种观念现在应该扭转过来。
我国的饮食行业目前不重视快餐，还有一种想法：总觉得快餐不过是大众化的东西，不能体现出本地区、本店的风味和特色，办快餐会降低世界驰名的中国菜的水平。其实，正因为我国烹饪技术高，各地都有自己的风味特色，所以完全可以创造出具有中国风味的高质量的快餐馆来。许多价廉物美的地方名菜，如四川的坛子肉、浙江的东坡肉、东北的白肉酸菜粉、广东的凤爪汤和牛尾汤，完全可以事先做好，列入快餐此外，上海的盖浇饭、猪油菜饭，广东的腊味饭、鱼生粥，新疆的抓饭，西安的羊肉泡馍，湖北的豆皮等等，也都可以端上快餐餐桌，发展成为中国风味的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快餐馆。国外的快餐就往往以出售某一种饭菜出名，成为大规模的企业。美国就有烧鸡快餐馆、牛排快餐馆、汉堡包（面包夹煎牛肉饼）快餐馆。其中汉堡包快餐馆规模最大，一九七七年营业额达到六十多亿美元。
快餐是我国饮食行业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是我国人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希望有关部门，特别是饮食行业领导同志要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勇于实践，尽快兴办起具有中国风味的世界第一流的快餐事业。
新华社记者
邱永生 周建英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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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处处体贴群众的好干部
——记五届人大代表、山东省即墨县岙角石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爱昌
到山东省即墨县岙角石大队，看劳动管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有条不紊；看生产情况，粮油菜果，年年高产，全面发展；看社员生活，住的新瓦房，喝的自来水，口粮五百多斤，日工分值超一元，库有余粮，户有存款，吃穿住用都不愁，大干社会主义无后顾之忧。社员们说：“这和咱们的好当家人李爱昌分不开，他心窝里全装着群众的事。”
“第一等”的产量和“第一等”的工作
岙角石原是一个山秃沟深石头多，水缺土薄粮食少的穷山岙，十年九灾，年年缺粮。合作化时当上干部的李爱昌常这样想：过去受穷，根子在旧社会。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拔掉了穷根，群众还受穷，责任就在干部身上了。
后来，李爱昌带领群众劈山造田，改河筑堤，挖塘建库，凿石垒堰，整地改土，自然面貌一改旧观。到一九七五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八百五十斤，一年向国家贡献粮油七十多万斤。
粮食产量高了，队里却出现了新问题：
社员们平日舍不得误工，但为了买锅盖、笤帚等生活必需品，不得不耽误劳动跑县城。
队里蔬菜缺，社员们为买三斤韭菜两斤葱，也要翻山越岭赶大集，误了生产不说，吃不上新鲜菜是经常的事。
坐月子的产妇习惯吃黄米汤，队里却一粒黍谷不种，只得喝面糊糊。
社员家里粮食满瓮满囤，但现金分配不兑现，零星花销挺紧巴。
李爱昌从这些事中看到了自己工作上的差距。他深深感到，这是种植计划上的“单打一”造成的，说到底，是头脑里群众观念淡薄的反映，是对群众不负责任的表现。
于是，他提出合理安排种植计划的设想。多数人都说好，个别人说不行：“少吃点菜没关系，产量掉下来了不得。抓副种杂，危险很大，可别犯‘自由种植’的错误，闹出资本主义倾向来。”李爱昌说：“干部当得好不好，不仅要看粮食产量高不高，还要看社员生活安排得周到不周到。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盯着光荣榜上‘第一等’的产量，忽视关心群众生活这个‘第一等’的工作。单纯抓粮食，粮‘满’食不‘美’，干部的责任也没尽到。”
一场争论一团火，干部们心里亮堂了。李爱昌带领大伙改河造地，开辟菜园，栽上葱、蒜、茄子、黄瓜等；在沟头崖岭、地角地脑、果园树下，安排种上绿豆，点上芝麻，播上黍子，耩上高粱；其他象扫炕用的笤帚草，刷锅用的炊帚苗，编锅盖的高粱“挺杆”，社员抽的黄烟，他也一一打点到了。他还组织社员造山林、植果树、打石头、搞编织、办工厂、搞修配，再加上养猪养鸡，一年副业纯收入四十多万元。这一来，农业资金厚实了，社员手头也活便了。
干部的麻烦和群众的方便
李爱昌常说：“要当两袖清风的干部，不当一身清闲的干部。要敢于给自己找麻烦，乐于为群众送方便。”
前些年，岙角石分粮在田，分草在山，粮草全靠各家自己去搬。男女老少都得往坡里跑。社员们白天又收又种，晚上搬粮搬草，搞得很疲劳。
李爱昌在干部会上提出改变这个旧规定。有人不同意：“分在地里，各人拿各人的，干部省心，队里省事，何必苍蝇往牛眼里飞，自讨麻烦。”李爱昌说：“这也怕麻烦，那也怕麻烦，怕来怕去，就丢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提出用队上的拖拉机把粮和草送到社员家。从这起，岙角石大队另立了“分配粮草，送物到家”的新章，全村皆大欢喜。
李爱昌看到社员们经常推着粮食到磨坊去加工，心想：“这是六指挠痒，多了一道。何不把粮食加工好，让群众直接打成品粮吃？”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群众的支持，大家动手自烧砖瓦，建起了一座容粮二百万斤的大仓库，办起了日加工七千斤的面粉厂。社员们随时可以领到各色面粉。
过去，这里没有一口象样的水井，平日喝脏水，涝天喝浑水，大旱喝不上水。李爱昌带领群众挖井铺管建水塔，把甘甜清澈的水送到了社员家。
群众热情越高，越要保护群众积极性
在岙角石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社员谁也不肯示弱。有人为了超定额，晚上睡觉连衣服都不脱，打个盹，凌晨三点半，就偷偷地跑到工地上干起来。
看到这种情况，李爱昌又感动，又心疼。他在表扬这些“硬汉子”、“治山迷”、“铁姑娘”、“老积极”的同时，一再要大家注意劳逸结合。
一提到劳逸结合，有人就担心说：“现在只能火上加油，不能炭上泼水。人家都在轰轰烈烈地大干，弄不好，我们会落个冷冷清清没气魄的名声。”李爱昌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群众的热情越高，干部的头脑越要冷静，做到劳逸结合，才能长期保持群众大干的革命热情。他带头做过细的工作。一天，社员李云山正要上山，李爱昌在“私访”中发觉这位老积极病了，便劝阻说：“今天不准你上山，你的老毛病这两天犯了，需要吃药休息。”云山感动得流下眼泪。
在劳力安排上，李爱昌做到“量体裁衣，因人派活”。队上成立了一个二十多人的老头队，管菜园，种药材，修村路，出力不多，贡献不小。
在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影响下，前几年有些人认为“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动手”，大年初一还搞义务劳动，才算是过“革命化”春节。李爱昌硬是破了这个规矩。这几年春节，岙角石又是演戏，又是放电影，搞得热热闹闹。
于成珉 邵立教 李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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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谁给了这些干部放火的权力
这封来信报道了一件怪事：海南岛东方县文质大队的社员辛辛苦苦割了几万斤茅草，大队干部决定火烧“资本主义”，竟放火烧了。
割茅草，是文质大队社员的一项家庭副业。只要不影响集体生产劳动，就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极个别的社员因割草误工，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可以进行教育，帮助他们处理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发展家庭副业的关系。“火烧”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谁给了这些干部放火的权力呢？
文质大队火烧茅草这件事告诉我们，对林彪、“四人帮”那套假左真右谬论的影响绝不可低估。现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已经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但是，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入系统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还要继续抓紧抓好，千万不能有丝毫的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