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4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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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工人在龙羊峡进行坝肩削坡,为主体工程建设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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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羊峡水电站的导流隧洞,正在开挖。
虞和兴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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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本报特约评论员
随着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迫了。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对这个问题还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说,现在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说成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估计太高了?还有的同志提出:既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现在还适用不适用?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政策,按照变化了的情况实事求是地修订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的原则。为了回答一些同志提出的问题,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很有必要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一)
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提出来的。在这之前,我们党对已经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也提出了教育和改造的任务,但是因为当时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还很少,所以我们党对广大知识分子,还是着重强调“大量吸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错误路线的影响,我们许多地方和军队的同志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革命队伍内部知识分子很少很少。抗日战争初期,一批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但是,当时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疑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不注意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个决定在各个根据地的实施,吸引和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发展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推进了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通过在革命队伍中的锻炼和改造,很多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融合一起,发展壮大了我们党的干部队伍,这是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宣传、教育机构、各类学校和各种文化、文艺团体,以及各种经济企业事业单位。这里面大约有二、三百万知识分子,包括教员、教授、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医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对这些知识分子应当采取什么政策?是赶走、抛弃他们,还是争取、团结他们?党中央认为,不应该赶走、抛弃他们,而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使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服务。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是出于好意,是为了防止发生抛弃他们的错误倾向,是为了使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根据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而制定的,是建立在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感觉到痛苦,具有革命性。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服务的反动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也是脑力劳动者,其中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可以接受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中国的建立,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为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转到为社会主义服务,创造了根本的条件。
但是,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还没有和共产党相处过,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人民政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方法,都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在他们的头脑里,主要还是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接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地把世界观改造过来。
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它的主要对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这些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定阶段的一个特定的历史任务。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这些知识分子的变化以及我国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变化,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应该作相应的改变。
(二)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全国解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国现有二千五百万左右知识分子,大体上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已经知识化了的工农干部;绝大部分(这一部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党在新社会培养的中年青年知识分子。在后两部分人中,绝大多数本来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至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已经逐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先看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发生的变化。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些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为旧社会、为私有制服务,转到为新社会、为公有制服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不少人已经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存在决定意识。他们在解放初期为新社会服务还不自觉或不太自觉,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已经使他们逐渐变得自觉起来。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同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已经不是解放初期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甚了了的知识分子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从事科技、经济、教育、文化、文艺、卫生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和严重摧残下,也没有动摇对党的信任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心。他们的这种变化和进步,正是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加奋发努力地工作。这样的知识分子,难道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吗?
在团结、教育、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同时,我们党用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包括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其基本特点是:他们中间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的家庭;他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他们一开始参加工作,就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通过学习,通过社会斗争的实践和业务实践,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包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上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年富力强,已经成为科技、文教、卫生、文艺等战线的骨干力量。他们当然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我们的工农干部,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其中不少人读了工农速成中学,有些人还读了大学或到外国学习过。他们已经从缺少知识变为有知识了,或者是知识比较丰富了,相当一部分人已成了各行各业的专家。这些知识化了的工农干部,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观念形态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理,我们党在解放初期提出来的,以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已经不适用了。他们已经不是解放初期那种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而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是党的依靠力量。正确对待他们,在今天实质上是一个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关系的问题,而不再是处理工人阶级和同盟者关系的问题了。在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内部,巩固地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之一。
(三)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同志还看不到、不承认或者不敢承认这些变化呢?
首先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同时,用心险恶地炮制了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把杰出的各方面的专家和作家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诬蔑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势力。他们把有没有知识和知识的多少,作为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的依据,把有了知识的人,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进而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能转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而且工农干部和工人、农民及其子女有了知识,也就成了资产阶级。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他们散布的这些反动谬论,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一些同志,使这些同志不仅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进步,而且对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偏见和厌恶心理。他们对知识分子唯恐避而不远,深怕沾了知识分子的边被说成阶级路线不清。他们总是把知识分子同所谓“政治不可靠”、“思想落后”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似乎不应该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在旧社会,工人阶级早就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难道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不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吗?十九世纪末,恩格斯就指出,正在出现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希望他们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希望,在我国已经成为现实。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实行法西斯专政,也把人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条条框框很多,书上、文件上没有写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他们既不考察“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怎样提出来的,又不研究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变化,还是用老眼光看问题,按老框框办事。他们不懂得,如果从实际出发,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早就应该变了。陈毅同志在一九六二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得好:“如果说一个科学队伍十二年还不能改变,说明共产党没有本领,社会主义不能代表真理,对工作作了过低的估计。人是可以变的,也是能服从真理的。”从一九六二年到现在,十六年过去了,又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难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变吗?难道我们还没有培养出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吗?难道我们还应该按照解放初期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来对待他们吗?
思想不解放,还由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停滞状态,也在人们头脑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目光短浅,不求进步,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就是这种习惯势力的表现。受这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我们有些同志不注意学习,长期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有知识为光荣,对有知识的人瞧不起。有的人私心作怪,深怕依靠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使自己失去高人一头的优越感,自己的“长官意志”遭到损害,因而轻视甚至排斥知识分子。这种错误思想和错误态度如不纠正,就会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阻力。要懂得,搞革命,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行;搞建设,特别是搞现代化建设,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更不行。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我们需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就不仅要充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而且要大力培养和造就更多的知识分子。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理论、学科学、学技术、学管理,努力成为精通本行的专家。
我们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不等于说,知识分子今后就不要教育和改造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明确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人都需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周恩来同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基本上完成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改造任务以后,“知识分子同所有的人一样,仍然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并且要在新的水平上,向更高的进步的标准前进。但是,那是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了”。这就是说,这种教育和改造的性质,已不是基本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的转变,而是同对工人、农民、干部一样性质的教育和改造。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尤其是在向四个现代化加速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将有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如果我们不注意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就会落后,就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已经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只有改造别人而没有改造自己的任务了。至于说现在两千多万知识分子中,是不是还有仇视、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呢?会不会出现现行反革命分子呢?当然会有。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工农出身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农民中,也会有这种极个别的情况。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保持警惕,但不应当因此否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进步,不承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四)
既然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切切实实地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的成员来对待。为了充分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当前,要着重抓紧解决几个问题。
首先要抓紧对过去审查处理的案件,包括错划为右派的案件,进行认真的复查,作出正确的结论。不能因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了就放松或不抓这项工作。恰恰相反,应当抓得很紧很紧,解决得干净利落。凡是过去处理错了的,都要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平反、改正,做好善后工作,绝不应当有任何疑虑,绝不应当以各种借口留尾巴。当前,这方面的工作量仍然很大,各地进展也很不平衡,有的地方还有死角。这些问题不抓紧解决,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是一句空话。
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各种专门人才,不要怕什么“专家路线”之类的莫须有的政治帽子。革命事业需要德才兼备的革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各种专家。我们就是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不准拔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要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努力创造条件使人才辈出,决不允许浪费人才,压制人才,埋没人才。要把那些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工作干劲大、群众关系好的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提拔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来,使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在企业事业领导班子中逐步达到百分之三十、五十以至七十。要建立健全责任制,真正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不能只交责任,不交权力。
放手使用知识分子,特别要注意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要多看他们的主导方面,多看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在一些小事情上求全责备,苛求于人,是不公道的,也是脱离实际的。至于有些知识分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本人政治历史上有些一般性的问题,这是社会历史所造成的。只要政治上划清了界限,本人历史清楚,经过考验,表现好的,就没有理由不信任他们,不使用他们。在提干、授予技术职称、出国考察、接触机密等方面,应当一视同仁。其中具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条件的,应按照党章规定,吸收他们入党。无论是出身好的还是出身不好的,都要坚持重在政治表现。那种凡是出身好,不管表现如何一概加以重用,凡是出身不好,表现再好也不重用的倾向,是唯成份论和反动血统论的流毒和影响。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现在,有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上平反了,却被摆在一边长期不用;有的受到各种不合理的限制,不能充分发挥才能;有的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至今还没有尽可能的归队;有的虽然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却进不了领导班子;有的虽然挂了个领导职务,但有名无实,不能行使职权。知识分子入党更是困难重重。这些现象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
领导同志以及做党务工作、政治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民主作风,认真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积极支持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创造,鼓励他们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问题,敢于解决问题。在学术上,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争辩,来不得半点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决不允许扣帽子,打棍子。要根据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的特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尊重他们,亲近他们,关心他们,为他们说公道话,做他们的贴心人,积极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要学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知识分子那种推心置腹,平等相待,循循善诱,亲切感人的态度。有问题要坦率交谈,以诚相见,沟通思想,妥善解决。对有缺点、错误的知识分子,要满腔热情地进行帮助。
这些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吃尽了苦头,党和人民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粉碎“四人帮”以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在逐步落实。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看到自己身上肩负着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历史重任,胸怀全局,把注意力放到解决当前和今后最迫切的问题上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艰苦攻关,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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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主席会见哈菲兹主席时说
中孟两国关系发展很好
新华社北京一月三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同孟加拉国朋友谈话时,对近几年来中孟两国关系的发展表示非常满意。
华国锋主席在会见孟中友协主席米尔扎·吴拉姆·哈菲兹先生率领的孟中友协代表团时说,中孟两国的关系发展的很好。孟中友协对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华国锋主席赞扬孟加拉国人民在齐亚·拉赫曼总统领导下,在国内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说:我们很希望孟加拉国繁荣昌盛起来。我相信,孟加拉国人民也同样希望我们繁荣昌盛起来。
哈菲兹先生指出,孟中之间有很悠久的友谊,我们的友谊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会见时,哈菲兹先生向华国锋主席转交了齐亚·拉赫曼总统的信。华国锋主席请哈菲兹先生回国后,转达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他本人向齐亚·拉赫曼总统以及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的良好祝愿。华国锋主席说,他衷心祝愿孟加拉国人民在新的一年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莫明参加了会见。会见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在座。(附图片)
华主席同米尔扎·吴拉姆·哈菲兹先生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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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副总理离京赴非洲四国访问
邓副总理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一月三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路经乌鲁木齐前往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扎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耿飚、方毅、王震、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外交部部长黄华,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贸部副部长贾石,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等。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扎伊尔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李先念副总理的随行人员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程飞等。(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等到机场为李副总理送行。新华社记者 张桂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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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畅谈学习三中全会公报的体会 回顾西沟建设的经验教训
李顺达提出加快山区农业现代化的建议
太行山区都是土石山区,把山头全部削平,也造不出多少地来。还是要靠山吃山,在山上打主意,大力发展林牧副业
新华社太原一月三日电 本社记者田培植报道:著名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公社西沟大队党总支书记李顺达,在向记者畅谈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体会时说:“三中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并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经济措施,说出了亿万农民的心里话,我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决心紧跟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李顺达回顾了西沟大队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加快农业特别是山区农业现代化的几点建议。
李顺达今年六十三岁,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三年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组织六户农民成立互助组,并任组长。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六年,他先后出席太行区的劳动英雄大会,都被评为全区一等劳动英雄。一九五○年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一九五一年西沟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农林牧初级生产合作社,他被选为社长。一九五二年,他荣获爱国丰产金星奖章。他先后被选为党的八、九、十届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介绍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一篇题为《勤俭办社,建设山区》的文章加了按语,高度赞扬西沟农民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和所取得的成就。
在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第二天,记者去访问李顺达的时候,他正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句地阅读三中全会公报。
他激动地说:“公报说得太好了,太鼓舞人了。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很适时的,很正确的决策,这对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顺达在谈到实现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山区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时说:“一九五○年,我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时就听毛主席说过,我国山区很多,要好好建设山区,山区要想富,发展农林牧。第二年,我们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起了农林牧结合的合作社。二十多年来,西沟河滩里,沟岔里,凡是能造地的地方,都造了地,一万五千多亩能种树的山头山坡,已经有一万二千亩种了苹果树、核桃树、花椒树,还有松树、槐树,每年别说木材的收入,只是干、鲜果,就收入八、九万元,植树造林,还改良了气候,保持了水土,好处真多啊!在牧业方面也有了很大发展,大牲畜由合作社初期的几十头,发展到二百多头,羊由三百多只发展到一千多只。林牧两项的收入,就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生产一年年发展,社员生活一年年提高,对国家,西沟人民也做了应有的一点点贡献。西沟这个有名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穷地方,变成了初步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李顺达根据建设西沟的实践经验和体会,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山区农业现代化的建议。他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农村经济政策得不到贯彻,挫伤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有思想上分不清是非,以为搞农业就是搞粮食,只抓粮食,丢了林牧副渔,不搞多种经营,结果,粮食也抓不上去,集体经济得不到发展,社员生活也富裕不了。拿我们西沟来说,每人才有八分地,光靠这能有多大收入,能给国家多大贡献?太行山区都是土石山区,把山头全部削平,也造不出多少地来,因为没土呀!还是要靠山吃山,在山上打主意,大力发展林牧副业。他说,三中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经济措施,条条都重要,真正落实了就会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把农业搞上去。
李顺达说,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要认识和掌握山区农业生产的规律,认识和掌握农林牧副渔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加强科学管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从实际出发,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做到地尽其力,人尽其才。这一点,当地群众最有发言权,要倾听群众的意见,绝不能搞“长官意志”,“一刀切”。他说:“我们还是要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前几年‘四人帮’横行时,说假话吹牛的人最吃得开,往往是老实人吃亏,老实人啥也难办成。今天,我们要响应党中央号召,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因为没有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就搞不了科学,实现不了农业现代化。”
李顺达还说,实现农业现代化,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我们绝不能保守自满,要虚心学习和采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加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现在,我国的对外政策取得了胜利,为我们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李顺达同志最后说:“我虽然年纪大了,又有病,但是,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我有决心,有信心,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精神,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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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干流上一座大型水电工程将对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龙羊峡水电站加紧建设
拦河大坝筑成后,这里将出现我国目前最大的人工湖
据新华社西宁一月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黄昌禄报道:黄河干流上目前最大的一座水电工程——设计发电能力为一百六十万千瓦的龙羊峡水电站正在加紧建设。
龙羊峡水电站是我国计划在一九八五年前建设的二十个大型水电站之一。它座落在青海省共和县境海拔二千六百米的龙羊峡。滔滔黄河在流经青海大草原后,从这里进入一条四十公里长的峡谷,两岸是高达一百五十米以上的花岗岩峭壁。这段河道只有三十来米宽,年平均流量却有六百四十秒立方,水力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河水含砂量少。这座水电站建成投产后,强大的廉价动力将输往西宁和兰州两个工业城市,输往正在开发的柴达木盆地,输往我国商品粮基地之一的甘肃河西走廊,输往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农牧区,并将与陕甘宁电网相联,这对促进我国西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两年多以前,龙羊峡还是荒无人烟的高山深谷,如今,这里一片沸腾。一条六百多米长、约有四层楼房高的导流隧洞,正在开挖。凿岩机钻进的欢声,爆破岩石的隆隆声,震撼山谷。工地上,巨型的电铲、灵巧的装载机和大型自卸卡车,昼夜不停地忙碌工作。在拦河大坝的两侧,山坡已被部分削平,高大的缆索起重机雄峙两岸。为浇筑大坝和发电厂房基础做准备的砂石料筛分系统,混凝土拌合系统,正在加紧建设。在北岸的山坡上,一座新的城镇已经初具规模。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国家作出了综合利用黄河的规划,陆续在这条干流上建成了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三门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和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近二百三十万千瓦,超过了一九四九年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总和。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黄河上游从龙羊峡至青铜峡一段,将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之一。这段河道长八百九十四公里,两岸高山陡峭,人烟稀少,河水的天然落差达一千四百米,其中可以利用的落差能发电一千一百万千瓦以上,而且河水流量比较稳定,泥沙较少,是理想的建设水电站的地方。在黄河“龙头”的龙羊峡修建水电站,是开发这里的水力资源的关键性工程,以后还将继续兴建多处梯级电站。
据工地负责人告诉记者,龙羊峡水电站将要浇筑的拦河大坝,高达一百七十二米,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大坝。大坝筑成以后,这里将出现一个我国目前最大的人工湖,总库容达二百四十七亿立方米。由于这座大型综合利用水利枢纽工程的调节作用,黄河下游已经建成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四座水电站的保证出力可以提高约五十万千瓦,每年增加发电量五亿多度。这座电站建成后,也将为建设龙羊峡至青铜峡之间的其它各梯级电站创造有利的施工条件。龙羊峡水电站除了发电以外,还具有灌溉、防洪、防凌等综合利用效能。
修建龙羊峡水电站,尽管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工地海拔高,寒冷期长,风沙大,远离城市和铁路线,给施工和职工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担负水电站建设任务的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是个大庆式企业。两年多来,这个局的职工在青海省有关部门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发扬大庆人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年年都提前超额完成国家投资计划和建筑安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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