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秋瑾不朽
夏衍
今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是秋瑾烈士的一百岁冥诞。今天，在祖国现代化的新长征中缅怀和悼念这位伟大人物，我以为仍有其意义。作为一个秋瑾烈士的崇敬者，作为剧本《秋瑾传》的作者，使我想起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些往事，并借此机会讲一点我写《秋瑾传》的经过。
秋瑾烈士殉国的时候，我还在蒙馆念书，这一悲壮的消息传到杭州，也曾在我和同学们童稚的心灵中引起了震动。辛亥革命之后，我读过一本手抄本的秋瑾烈士的诗文集。一九一八年，我在中学念书，我的一位敬爱的国文老师谢乃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给我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秋瑾的死，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这一年，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句话特别使我不能忘却。《秋瑾传》第一次发表时原名《自由魂》，可能是受了这句话的影响。
我是杭州乡下人，所以我讲话时带有明显的绍兴乡音（可能外省人不了解，杭州城外三、五里的地方，一般人都是讲绍兴话的）。由于这种缘故，《秋瑾传》一九三七年首次在上海公演，有一位剧评家说我写这出戏是为了“表扬乡里英杰”。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我打算写《秋瑾传》，开始于一九三三年——也就是我翻译的德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是一本最早、也是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巨著。倍倍尔一再强调，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一切变革、革命，凡是得到广大妇女拥护的，就一定是进步的、正义的、革命的；凡是受到广大妇女反对的，就一定是反动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我的书籍在文革中已荡然无存，因此引用的话只能凭日益衰退的记忆了）。倍倍尔的话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了秋瑾，使我想起了秋瑾参加的民主主义革命。从那时起，我自己——并请阿英同志帮助我——搜集有关秋瑾的著作、文献、史料。而直接激励我拿起笔来写秋瑾的，则是当时我亲自看到的不少为了祖国独立和人类解放而甘心抛头颅流鲜血的革命新女性，举一个例，就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慷慨就义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要搜集一点真实的史料是困难的。我看到过秋瑾和孙中山、黄兴交往的资料，也读过她和陈天华唱和的诗词，但连她早期受过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都不知道。秋瑾是革命派而不是改良派，这一点我在剧本中是用她和吴芝瑛之间感情上的真挚和思想上的分歧来表达的。对吴芝瑛，我没有用过分的贬词，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在当时颇享盛名的士大夫阶层中，能有这样一位仗义从善的女诗人，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秋瑾和徐锡麟的关系，那是所有有关秋瑾的史料中，几乎没有例外地作为重点来叙述和描写的。谁也不能否认她和徐锡麟的革命友情，但是，我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出版的那些笔记、弹词、小说所描写的，大都是想当然的揣测和过分夸大的不实之词。我摒弃了这些资料，因为在当时，甚至现在，也看不到确凿可信的证据。
秋瑾的殉难，按常理看，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徐锡麟牺牲后，她还有五、六天时间可以离开绍兴或者转移到浙西的山区，可是她却为了布置各地义军的隐蔽或安全转移而巍然不动。对于这一行动，在剧本中我借用王金发之口对她作了一点微词。对于这一点，郭沫若、田汉同志都不同意我的这种处理。郭老说：明知可以不死而依然从容就义，这才是真实的“鉴湖女侠”。郭、田两位都是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作家，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比我更好地理解到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避免时代条件限制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秋瑾是为民主革命而第一个被杀头的革命女性，但是时代进入了二十世纪，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女革命家，早已经不止秋瑾一个了。浙江有秋竞雄，广东有何香凝，她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点，如她们都坚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她们都是诗人、画家，她们都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实干家。不同的是秋瑾嫁了一个无赖的纨袴子弟，而何香凝则得到廖仲恺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我禁不住凝思猜测，假如一九○七年秋瑾不死，那么，以她的那种钢铁一般的、对改良主义不妥协的精神，她也一定会走上同何香凝一样的道路的。
历史剧不同于历史，在不失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秋瑾传》中有一些虚构的细节。我想力所能及地写出真实可信的人物，我没有贬低吴芝瑛，甚至也没有贬低王廷钧，这个剧本发表之后不久，一位上海颇有名气的大律师告诉我，说秋瑾的女儿正在准备起诉，控告我“侮辱”她的父亲。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可能她不曾看到过她的母亲写给哥哥秋誉章的信件，其中说：“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好在我当时是地下党，行踪无定，即使法院受理了，要传讯我这个被告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秋瑾传》的最后，我是用句带有象征性的话来结束的：“天快要亮了。”现在想想，实在太天真了。辛亥革命成功，天没有亮；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被打倒了，天没有亮，直到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大地才东方发白，但依然雨雨风风，阴晴不定。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如何的深重呵！秋瑾诞生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了，可是，六十年前提出的口号“科学与民主”，今天才正式地“开步走”。这一百年的道路，是何等的崎岖艰险呵！但是，秋瑾的血不会白流，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从秋瑾到刘胡兰、江竹筠、张志新——的血不会白流，她们的血一定会治好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内伤和外伤，使祖国在秋瑾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真正达到她毕生向往的“一洗腥膻祖国尘”的目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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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奈良小记
缪俊杰
清晨，我们离开东京，乘国铁新干线开往关西地区的高速列车，取道京都和大阪，前往日本的古都奈良。
曙色象一片翠蓝的湖水，流动在原野的尽头。列车风驰电掣般地越过一座座城镇和山峦，我一直眺望着窗外。陪同的日本朋友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山巅告诉我：“那就是富士山！”我凝视着那被作为日本象征的瑞雪灵峰，没有看清它的真面目，它就被远远地抛在视野的尽头……
我和日本朋友在交谈着。我向他们询问即将访问的奈良的过去和现在。从奈良文化谈到中日建交，话题慢慢转到了郭沫若同志为中日恢复邦交写的一首《沁园春》：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
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
浮桴东海；晁衡负笈，
埋骨盛唐；情比肺肝，
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
耿光。堪回想，两千年
友谊，不等寻常……郭老的这首词，大家都很熟悉。提到鉴真和晁衡的名字，大家的话就多起来了。这两位是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晁衡生在奈良而死在中国的长安；鉴真为传播唐代文化死在日本的奈良。这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增添了我访问这座城市的兴致。
奈良，群山环抱的美丽的古城！离开大阪几十公里，沿着蜿蜒的登山公路，跃上原始森林般美丽的春日山，就进入了风光绮丽的奈良。春日山的前面，是坡度平缓长满芝草的若草山，有两山环抱，奈良市被掩映在葱茏的树木之中，一片绿荫，隐隐显出奈良金碧辉煌的寺塔楼顶。春日山和若草山，好象是历史的见证，一直静静地注视着将近两千年历史的奈良城！
奈良过去叫平城京，建成于公元八世纪初，是古代日本的首都。平城京是模仿我国唐朝的首都长安城，缩小四分之一而修建的。古都平城京东西约四点三公里，南北约四点八公里，从平城京往南的朱雀大路为中心，由大路、小路整齐地划分街巷，极似我国古都长安。当然古代的街衢现在已不多见了，但有许多文化遗址却完好地保存着。它不仅使我们看到日本的传统文化，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到达奈良，我们在市政厅参观了被发掘出来的平城京的旧址模型。奈良市长在市政厅的西安室会见之后，我们便驱车游览作为日本“国宝”的东大寺、药师寺、唐招提寺等文化遗迹。一座座闪烁着金光的寺庙，金碧辉煌的古老艺术，使我们想起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和碑林、乾陵，仿佛看到了我国古老的文化。是的，它确实受到唐朝文化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也说：平城京是“富有国际性的小长安”。
中日文化交流从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前汉书·地理志》即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的记载，倭人即日本。两汉以来，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逐渐加强。我们漫步在奈良的古老寺院，观看奈良的传统名产——墨、毛笔、漆器、土陶，品尝着古色古香的日本“茶道”，不由得想起了“埋骨盛唐”的晁衡。奈良，正是这个日本友人的故乡啊！晁衡的日本名字叫阿倍仲麻吕。大约一千二百多年前，即公元八世纪初唐玄宗开元年间，日本都城奈良派出了一个由五百五十多人组成的遣唐使团，他们从难波（大阪）乘船出发，渡过滔滔东海，经过长途跋涉，在“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时节，到达了中国的古都长安城。阿倍仲麻吕是随团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当时只有十九岁，他以优异的成绩，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留在长安任职，改中国名为晁衡。他在长安度过的岁月里，同唐代诗人王维、赵骅、储光羲、包佶、李白等人都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李白在诗歌中吟唱过的“身著日本裘”，就可证明李白和晁衡曾互赠礼物，友谊笃深。公元七五三年，晃衡随日本遣唐使渡海东归，不久，传说晁衡等人所乘的船队遇到大风浪在东海沉没，晁衡遇难了。听到这个传说之后，李白怀着真挚深沉的感情，写下了悼亡友的七绝：“日本晃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晃卿衡》）其实，晁衡这次并没有死，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度来到长安，以七十岁高龄卒于唐。阿倍仲麻吕以及当时来长安留学的日本人，对于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文化的友谊使者中，晁衡是杰出的代表。
当我们来到唐招提寺的时候，在寺院门口迎接代表团的寺院长老，首先把我们领到寺内的鉴真像前。长老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明年他要护送鉴真坐像到中国“探亲”。鉴真是我国唐代的高僧，扬州人，十四岁出家，在开元天宝盛世，远游长安、洛阳，就学于名僧知识之士，后来回到扬州大明寺讲经传律，济施贫病，闻名江左。鉴真五十一岁那年，受聘东渡日本，五次启行，均未成功，特别是第五次，船队在海上遇到飓风，漂到了海南岛，辗转回到扬州，终因奔波劳顿，双目失明。但他面对
“淼淼沧海，百无一渡”的险境，毫不气馁，立誓要到日本传播唐朝文化，终于第六次渡海成功，于公元七五四年春，率领远行僧队到达奈良。他带着大量的佛教经典和雕刻、绘画、医药、书法等文化艺术品前往日本，他的随行人员除有专长的子弟外，还有玉匠、画家、建筑师等能工巧匠。他在日本传播戒律、兴建佛寺、行医治病，十年如一日。富丽堂皇而有着高度艺术价值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指导兴建的。公元七六三年，鉴真病死于奈良，葬在唐招提寺内。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过巨大作用，直到今天，日本人民还对他怀有敬意。唐招提寺内有鉴真的墓地，墓地前有个水池，传说鉴真生前最爱听潺潺流水，因此弟子们在墓前开塘引水，寄托缅怀之情。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参观时，仍看见那里池水涣涣，莲荷盈盈。寺内还展出鉴真使用过的法牒、袈裟、法灯等物。寺内供奉的鉴真漆雕塑像，被定为日本的“国宝”，每年开放三天供人们瞻仰。日本作家井上靖写的《天平之甍》、画家东山魁夷画的《山云》和《涛声》，都是对这位文化友好使者的纪念。
“文化交流有耿光”。我们游览了日本的历史名城奈良，更感到郭老这话说得多么好啊！访问奈良之后回到东京，大平首相在会见我们的时候说：“中日两国是有悠久文化交往的国家，今天，在不同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会有更大的好处。”
“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愿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树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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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万古长青
〔宣传画〕 侯烽民 寥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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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珠小珠落玉盘
——听冰岛合唱团演唱
胡国辉
初冬季节，远隔重洋的冰岛合唱团，在我国首都举行了两场使人耳目一新的演出。从声乐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到我国访问演出的团体中水平较高的合唱团体。节目大部分是民族生活气息极浓厚、曲调健康优美的冰岛民歌，民族特色十分鲜明。
合唱队员一半以上是上了年纪却又神采奕奕的老歌唱家。他们的台风端庄大方；随着乐曲情绪的变化，他们不断显示出自己对艺术的敏锐感觉和专心致志。看得出来，这是些很有艺术修养的歌唱家。
合唱队音响色彩新颖，各声部配合谐调平衡，织体清澈明晰。他们的歌声圆润而富于弹性，声部变化层出不穷，象那夏日的晚霞千变万化，神秘莫测——时而现出晶莹透明、富于光泽似天鹅绒般令人恍惚神往的色彩，时而又发出多声部交错象大珠小珠落玉盘而又闪闪发光的色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合唱团娴熟自如地运用弱声的技巧，甚至连哼鸣的弱声也纯净透明。这使人心醉的弱声，有时好象来自远方的回声，有时又象在梦境中听到来自天堂的仙乐。
合唱队几个独唱演员的唱法也很科学，声音通畅饱满。男高音西伍杜尔·比约松的演唱热情、奔放、感情真挚，富于浪漫色彩，加上卓越的表演才能，给人印象深刻。女高音西格琳达·卡曼的演唱，优美内在，纯朴、真挚，充满人情味，对乐句的刻划相当细腻精心。男低音希姚马尔·基亚尔坦松是合唱队中年纪较大的老歌唱家，当他从合唱台的最高处走下来到台前，发出他那与年龄不相符的圆润宏亮的歌声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男中音赫莱达尔·鲍马松的从容不迫、轻松自如的演唱，也博得听众的热烈赞扬。在所有独唱节目中，合唱队和独唱者之间的配合都谐调平衡，没有任何喧宾夺主的迹象。
冰岛合唱团的声乐艺术水平是比较完美的。目前，瑞典、英国的声乐水平已进入世界较高水平，看来冰岛合唱团较科学的发声方法是直接受到它的邻国影响的。他们的演出将会对我国的声乐、合唱水平起到推动和促进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声乐、合唱水平还比较落后，例如合唱的声音不够圆润，缺乏弹性，强、弱变化运用得不够自如等等。这些不足，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十年破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对正确的发声方法掌握得不够和艺术造诣不深，所以演唱的一些作品往往显得平淡。我希望我国的合唱艺术水平从此以后蒸蒸日上，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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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路平安
雷霆
海洋上有无数的航线，
每次航行都会遇到姐妹船，
我们用海的言语交谈，
彼此给予了祖国的温暖。
望断远去的船影，
祝愿她一路平安。
世界上有无数的港湾，
每个港口都会遇到中国海员，
我们都有多少话要说啊，
彼此倾吐着对祖国的思念。
挥手又作暂别离，
祝愿他一路平安。
远洋船队日益发展，
海上相逢接连不断。
让祖国也破浪前进吧，
象一只启航的大船！
我愿把一切风浪留给自己，
祝愿祖国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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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挤车以后
朱洸
乘长途汽车回农场。上车的时候，有几个青年，你推我搡，互不相让。其中一彪形大汉，靠在门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结果，误点十几分钟才发车。停车场上，同时还有开到另一地方的车，尽管人更多一些，但因人们顺序上车，正点发车了。
随着汽车的行驶，我思潮不断起伏，联想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从中不也可以得到些有益的启示吗？
在工作上争先恐后，这种向前赶的精神原是无可非议的，但各种工作总有轻重缓急，如果关系处理不好，也会事与愿违，欲速不达。
要打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认清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可谓当务之急。各个部门有的前进，有的就要暂时放慢步伐甚至后退，但这是为了国民经济全局能够纳入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轨道。
如果各个部门，都强调自己重要，或者口头上强调要给短线产品让路，实际上加紧搞计划外的埋伏，争原料，争劳力……那末，就难免会出现人都挤在车门上不去反而误点的局面。
一辆长途汽车误点十几分钟是小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列车“误点”可就是大事，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前途。
愿那些爱搞本位主义的同志，不要作挤车时的“彪形大汉”，而要按照中央关于国家计划的统一安排，自觉作调整工作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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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杜绝这种浪费
李文瑞
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克服浪费，尤其是时间的浪费。可惜有些干部对这个问题还缺乏认识。开会多，说话长，办事拖拉，“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大量浪费时间，并不以为然。造成这种社会病态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大家手捧铁饭碗，吃大锅饭很有关系。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凡发工资照数领，好赖有饭吃。于是乎有些人就混时间，熬年头，出工不出力。
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着比别的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绝不允许有人抱着铁饭碗消磨时间，混饭吃，不劳而获，少劳多获。为了加速四化建设，特别对于干部，除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努力改进作风外，还必须尽快建立考核制度，勤惰有别，奖罚分明，不能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只做和尚不撞钟的现象继续下去了。每一个人都应振奋精神，兢兢业业，为四化多做贡献才是。